王飞凌：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

在中文世界里聊美国，难免会提到其对华政策。在近两个世纪里，美国深刻甚至关键性地影响了中国的生计福祉。当然美国的各种干涉与“指手画脚”也不断，功过是非见仁见智。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矛盾迭起，更是令人瞩目。

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利害冲突：美国对华无领土索求，无殖民企图，也无历史冤仇。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极为互补互利的：美国是中国获取科技、资本与外汇收入的最大最重要来源；美国也从中国得到了无数的人才、巨大利润与海量低价产品。华人和中国文化早已遍布美国，连农历新年也正在逐渐成为法定假日。美国引领的现代化、西化或美式文化，在中国随处可见：汽车与快餐文化以及各种仿美建筑和影视作品就不说了，就连美国那饱受诟病的传统家庭之不稳定，也成为中国新特色。中国离婚率从30年前的世界最低，赶超美国，已成为世界最高之一。

美国曾经施行过排华法案（China Exclusion Act 1882-1943），严格限制华人新移民定居美国。这个种族主义政策基本上是由当时也颇受歧视的爱尔兰和意大利新移民推动的，成为美国历史上丑恶的一页；美国政府后来还专门为此正式道歉。不过，当时的美国——尤其是学校——却一直对华人开放；无数华人学子留学后，因为基本无法定居美国而不得不回去报效祖国，客观上还大大成全了中国。法案在1943年废止后，美国直到1954年才开始授予华人留学生毕业就业后的永久定居权，即所谓工作绿卡。于是，从1949年到1954年，尽管有朝鲜战争的全面敌对，还是有多达1200名难以定居美国的留学生回归中国，对中国的科技经济贡献极大；此后25年里，直到1980年代，美国“海龟”几乎绝迹。

1970年代以后，美国开展对华接触（engagement），利用当时正在“反帝先反修（即苏联）”的中国来摆脱越南战争泥潭，打赢冷战。随后，美国继续了这一政策，希望在赚钱得利的同时，能通过经贸和交流来影响中国的内政与外交。

布什“战略竞争”被九一一袭击打乱

但很快，华盛顿觉得这一算盘似乎是过于如意了。在2001年春，布什总统就宣称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并要武力“保卫台湾”。但随之而来的九一一袭击打乱了这一调整：美国像是患上严重过敏，不惜代价地四处反恐。尽管如此，布什政府后期还是开始重新布子，不顾反核扩散“国策”，亲近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印度。不受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牵制，奥巴马政府延续并扩展了对中国的防备（hedging）政策，向亚太地区军事倾斜（pivot），试图重组国际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更进一步，抛开世贸组织，直接发动关税战，在冠病疫情等一系列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还加码扩大，尤其是组织起明确排斥中国的各个朋友圈。拜登多次公开重复当年布什要武力保卫台湾的保证。美国两党互斗无休无止，几乎是你死我活，但近十多年来在对华政策上却是罕见的高度一致，经常全票通过对华法律。

于是，中美关系明显而持续地走低：从中国的进口大幅下跌，对华投资更是消减；虽然仍有30多万中国人留学美国，留学中国的美国人却只剩下区区几百人；到中国工作旅游的美国人几乎完全蒸发；军备竞赛和各条战线上的明暗较量也如火如荼。华盛顿拉着七大工业国和北约等各路盟友，一起宣言要与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威胁的中国展开一场长期、全面的战略竞争。北京也不示弱，不断号召海内外华人与朋友都团结起来，与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势力展开一场长期、全面的伟大斗争。

既然本无根本性的利害冲突，这场战云涌动的竞争或斗争到底是在争些什么呢？

对此，各种议论目不暇接，黄钟大吕与瓦釜雷鸣，都震耳欲聋。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穿凿附会，认为中美是彼此的老大与老二之间那命中注定的夺嫡争锋。有所谓“落后就要挨打”，有力就要当头的丛林法则式的宿命论解释，只有独大主宰才能安全富足。

有人认为，中美之争是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化或文明之争，是3000年之久的中西之争的结局篇章。有人认为，中美竞争是同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争，是没有彻底完结的冷战之延续。还有人认为，大国竞争乃国际关系下的常态；中美博弈因其体量超大、互不同质、事关人类政治制度与世界秩序的关键性选择而尤为特别，成为重中之重。

中美竞争常被断言为一场零和博弈：我失你得，你死我活。主张与反对大竞争的双方，都用这个论断来支持自己观点：主张者认为，为了生存和权力的你失我得，必须尽早尽力战而胜之；反对者认为，为了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大利益，必须尽量退让以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拼死互杀。

在笔者看来，中美竞争确有接近零和的属性，也有很多非零和之处，甚至完全可以成为互利互惠、造福世界的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

北京大学教授王缉思曾精炼总结道：只要美国不公开破坏中国的内部政治秩序，中国也不会故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连续三代首席外交官戴秉国、杨洁篪和王毅都一再宣示过对美的这条红线。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之间，为何有关联？两者可否以及如何共存？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蕴含着中美博弈之管理与转型，从接近零和变为正和的秘密。笔者会在后续文章中一一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也不妨翻翻笔者今年刚出齐的《中国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