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慕：厘清基辛格为自己创立的六个神话

亨利·基辛格去世后的讣告大致分为两类。首先是伟人论调的版本，多数出自报刊专栏作家，其中一些还回顾了作者与基辛格的个人关系。其次是批评版本的讣告，通常准确地重述了基辛格的罪行，从柬埔寨到智利再到印度次大陆（译者注：有批评者认为，基辛格帮助扩大了越南战争，让战火烧到了柬埔寨和老挝；基辛格也被批评者认定是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上台的幕后推手之一）。

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许多讣告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基辛格自己创造的模因和叙事——他在职业生涯中构建的一系列非常宽泛的、误导性的故事和谎言。在中国问题上尤其如此。即便在承认基辛格在越南、柬埔寨所制定政策误国误民的同时，许多对基辛格的美化描述仍倾向于将他视为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中美开放大门的构建者。

在写作几本书的过程中，我通过阅读档案、《信息公开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诉讼和与他共事者的回忆录，发现这些来源讲述的故事有时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描绘的、或与专栏作家们的谄媚之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所以，让我们澄清事实。

第一，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想法并非来自基辛格。

与北京改善外交关系的想法来自尼克松，与基辛格毫无干系。实际上，基辛格最初对这个想法感到惊讶，甚至表示轻蔑。1969年时任基辛格副手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说，在尼克松上任几周后，基辛格从与尼克松的会议中出来告诉他： “我们的领导人想入非非。他认为现在是与共产主义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刻。他刚刚命令我让这个幻想变为现实。” 黑格描述说，基辛格随后用手抱住头，惊讶地说：“中国！”

后来，基辛格成为了尼克松这一倡议的执行者，他的所作所为常常极富技巧，却也常全无诚意。但无论如何，改善对华关系并非他的想法，而且他花了一些时间才得以接受它。

第二，基辛格捏造了他秘密访华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细节。

这一谎言与台湾有关。几十年来，关于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在其中，他写道，在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首次、开创性会面中，“仅简要提及”台湾。

2002年，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面纪要被解密并公布。它显示，与“几乎未提及”相反，台湾问题约占会谈的前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基辛格在那次讨论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让步，这些让步从那时起一直影响和限制着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在基辛格访问前，美国的官方立场是台湾主权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基辛格向周恩来承诺，美国将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也不同意“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最后，不支持台湾独立。

这些让步是为了中国开放而必须做出的吗？这并不清楚，有些人认为不是。记住，美国对中国的开放也是中国对美国的开放——当时，中国极度贫困，与苏联的军事化冲突日益加剧，急切希望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不清楚基辛格是否需要在（美中）相互接触的早期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已故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备受尊敬的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评估了对中国的开放，并得出结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如此强烈地希望实现他们的目标，以至于他们放弃了实现目标所必需的更多东西，而这个代价并不是由尼克松白宫在短期内支付，而是由台湾人民和美国外交整体在长期内支付。” 唐耐心随后得出结论：“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即基辛格）视台湾为可有可无。”

第三，基辛格省略了他的中国外交中失败的部分。

解密记录显示，基辛格的中国外交中有些方面要么不成功，要么非常尴尬，因此没有公开。1995年，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后，《洛杉矶时报》（笔者注：当时我在那里工作）赢得了一项《信息公开法》诉讼，获得了一项以美国情报界对早期与中国谈判的秘密为主题的保密研究的成果。研究显示，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中国帮助解决越南战争，但他们从未得到帮助。1972年初，他们要求北京将北越和谈代表黎德寿带到中国，以便在尼克松历史性访问期间在中国境内与他进行谈判。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

美国情报研究还引用了基辛格在1972年尼克松访问期间所说的一句话，“吃了北京烤鸭晚餐后，我什么都同意。”基辛格以一种今天看来严重错误的方式迷恋上了中国。在1973年写给尼克松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看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情况，除了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其全球观念上最接近我们。没有其他世界领导人拥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视野和想象力。”

第四，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间的联络人角色大多是自封的。

一些关于基辛格去世的讣告和其他报道将基辛格描述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之间的联络人，这是在他离开政府之后的事。这种说法似乎暗示美国官员请基辛格担任中间人——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即使未被邀请，基辛格也倾向于自行插入作为联络人，甚至是以一种不受欢迎的方式。

基辛格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他会独自前往中国，通常是出于商业目的。当他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会自说自话地告诉他们华盛顿的美国官员们正在说些什么、想些什么。回到美国后，他会出现在白宫或国务院，自告奋勇地告诉美国官员北京方面的想法。他有时也在莫斯科做同样的事情，未经邀请就插入到美苏（美俄）外交中。

在1976年失势后（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基辛格一直试图重新回到政策核心圈。在1980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一项建议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该建议提出让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副总统候选人。根据这项建议，福特将成为共同总统——而且，许多人已经忘记的一条建议是，基辛格将再度出任国务卿，并被赋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完全控制权。里根团队表示不感兴趣。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里根当选总统后，基辛格秘密地向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建议，“里根政府没有与苏联打交道的连贯计划，因为里根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老布什1988年当选美国总统，在他就职之前，基辛格向当选总统及其团队毛遂自荐，希望他能作为新政府对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特使，接管美国对苏外交。这对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来说难以接受，于是他阻止了基辛格的想法。

简而言之，与其说是美国总统或国务卿希望基辛格扮演联络人角色，不如说是他自己在此方面更为积极。

第五，对基辛格的推崇从始至终夸大了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角色。

最近关于基辛格去世的一些报道暗示他在拜登政府与中国之间最近的高层接触中发挥了作用。据说这是基辛格去年夏天访问北京的成果。

但同之前一些案例一样，事实并非如此。基辛格在今年七月中旬访问中国。那时，拜登政府已经派遣了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前往北京，并且已经在讨论中国国家主席11月的访美事宜。基辛格在这一外交中没有任何作用。如果有的话，他的角色是，像过去一样，中国利用对基辛格的款待敲打美国，提醒美国已偏离过去相对令中国满意的对华外交政策路线。

第六，在中国问题上，基辛格并不像他所声称的那样现实主义。

当然，一些讣告将亨利·基辛格描述为一位外交政策领域的现实主义者。从哲学上讲，他算是——事实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正如他的批评者在讣告中准确指出的那样，基辛格的确是一个冷酷无情、甚至残酷的现实主义者。

但当涉及到中国时，基辛格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非现实主义者。在对中国的开放期间，他对中国政权的依恋变得深刻而情感化（后来，这也变得非常商业化）。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远比基辛格更是一个超然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这位前总统警告说中国可能崛起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直到去世，基辛格都抵制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这一想法。

在基辛格1973年访问北京并会见毛泽东后给尼克松的一份关于中国的秘密备忘录中，他写道，毛泽东“散发着权威和深邃的智慧……这次我对主席的伟大比上次更为印象深刻。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个人在他的巅峰时期的力量和智慧。”

这显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冷静判断。

基辛格无疑是美国外交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重大且持久的。但在对华问题上，他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我形象美化的结果。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实际表现远不那么值得恭维。不幸的是，这样的表述在他的讣告中很少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