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为何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

作者：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对于中国当前的外交紧张形势和国内不断变化的政局，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难免会受到影响。但其程度如何呢?我们请两位在中国和东南亚有营商经验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见解。

Keith Williamson是安迈企业咨询公司(Alvarez & Marsal)伦敦争议和调查团队的董事总经理，他曾在香港和中国担任该公司亚洲争议和调查业务负责人长达九年。Kyle Freeman是亚洲外商直接投资咨询公司协力管理咨询(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合伙人，他为客户提供市场进入战略、公司架构规划和建立、以及有关在中国、香港和东南亚投资的相关税收和法律问题的咨询。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Richard Vanderford和Nicholas Elliott在最近的《华尔街日报》风险与合规论坛(WSJ Risk & Compliance Forum)上采访了Williamson和Freeman。讨论内容的编辑摘录如下：

紧张的关系与复杂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美中关系显然十分冷淡。但去年中美商品贸易额创下了新高。两国对抗的程度是否被夸大了?

WILLIAMSON：显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有大量的业务往来，这一点不会改变。对于商界来说，中国在为跨国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举足轻重，而且很明显，中国也是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的销售市场。

不过话虽如此，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显然关系紧张。这使得生意更难做，而合规与治理挑战、以及法律障碍也更加难以应对。

《华尔街日报》：Kyle，这种紧张关系是否正蔓延到你的日常业务中?

FREEMAN：我认为这种紧张关系正在给我们和我们的客户造成更复杂的局面。这涉及几个不同的领域，但中国监管方面的变化有些被忽略了。

中国已在建立一套工具组合，来应对一些由美国方面引发的争端和采取的行动。这个工具组合包括一项主要旨在反对遵守外国制裁的法律。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企业将需要在遵守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之间作出选择。

WILLIAMSON：过去12个月有一个积极进展，那就是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简称PCAOB)获准在香港查阅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工作和底稿，这是一种改善，显然对中国企业有利。

但就跨国企业而言，随着《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中国新法律的出台，我预计情况只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FREEMAN：就这套工具组合而言，有一个不可靠实体清单。还有一部《反外国制裁法》，中国可以根据该法对遵守外国法律或法规的外国公司采取行动。这真的让企业左右为难，不得不选择一边。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真的对任何公司动用这个工具，但这个工具就在那里，而且是一种可能越来越大的风险。

《华尔街日报》：Keith，中国的数据保护法规对你的工作和你的客户有什么影响?

WILLIAMSON：我们收集和审查的所有数据首先需要在中国审查，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访问。然后，这些数据通常需要经过我们所说的国家机密审查，由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负责，以确定文件中是否含有任何中国机密，才能向中国境外传输。现在，自从2021年下半年实施《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来，将信息传输到境外需要经过的程序更加复杂。

任何外国司法机构、外国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希望从中国企业获得信息进行调查或诉讼，都必须经过中国监管机构的审查和批准，才能跨境共享信息。这也导致需要将数据带出中国的相关调查和诉讼的难度加大，造成拖延。

《华尔街日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新冠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的事情。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否还重要?有没有挥之不去的影响?

FREEMAN：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在慢慢恢复正常。你现在也可以去中国旅行了。所以我认为这对管理层来说是件好事，能够接通他们在当地的业务。这也有利于派员工去中国。

离开中国

《华尔街日报》：外资企业是否正从中国撤离?亚洲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低工资的司法辖区。

FREEMAN：甚至在最近的紧张局势之前，这就已经是一种趋势了，外资企业当时的撤离主要是受成本因素驱动。现在，我认为，除了成本和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的对冲风险之外，外资企业还在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增强抗压性。

显而易见，墨西哥是外资企业正在关注的国家之一，而亚洲方面，我们看到外资企业对越南和印度感兴趣。在热烈欢迎外国投资者这一点上，越南确实做得很好。越南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免税期，还有一个真正发达的工业网络。印度也有外资激励政策，有一套与生产挂钩的激励计划。此外，在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的领导下，印度投入了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因此，在这一领域印度也在改善。

《华尔街日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否正在逐渐影响中美商业关系?

WILLIAMSON：中国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数据隐私法规就是这方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中国政府有机会对在华外资企业实施更多控制。这就带来了挑战，把数据转移出中国正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对一项交易做尽职调查，可能需要将一些信息转移出中国、交到业务的外国所有者手中，但此类工作正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外资公司确实有一些这样的挑战要面对。这更像是关系恶化带来的一种长期影响。在日常运营中，我认为影响没有那么大。

你确实需要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你要对潜在的商业伙伴或收购目标进行深入审查，应该与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以及能够帮助进行尽职调查的第三方公司合作，以确保你不会触犯任何新的法律法规。

《华尔街日报》：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任何文化敏感话题?例如，美国和中国对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WILLIAMSON：像你提到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在中国政府心目中会被归类为潜在的国家秘密。所以对于这些问题法律确实有规定。像强迫劳动，或与台湾的关系，或任何其他对中国来说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的问题，都可能以这种方式予以解释。因此，如果你想做尽职调查，深入了解其中的一些问题，你确实需要寻求中国相关的法律援助，他们就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提供建议，以免违反可能措辞宽泛、执行模糊的法律法规。

《华尔街日报》：俄乌冲突让很多外资企业意识到它们的员工和业务可能面临的真实有形的危险。你是否发现在对待员工的方式上有任何不情愿或任何变化?例如，是否有家人被要求待在家里?

FREEMAN：鉴于目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那里的一个主要问题实际上是让人们接受在中国的工作。他们现在可以到中国去了。然而，人们不愿意让海外的中层或高层人员到中国去。这也可能会造成中国当地业务和管理层之间的脱节。

对合规应对不当

《华尔街日报》：刚到中国的外资公司在处理合规问题时，有没有哪些地方特别容易出错?

FREEMAN：有一种老观念，认为中国的合规可能要宽松一些。然而，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变得更加严格，特别是在某些优先事项上，比如网络安全。因此，外资企业在刚进入中国时，可能会忽略建立一个健全的合规计划，而建立此类计划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华尔街日报》：关于调查和数据，获得中国实体的可靠数据难度有多大?

WILLIAMSON：如果你想获得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公司的数据，可以查阅公开的公司公告和税务申报文件。但就反映现实情况而言，这些文件是否可靠是另一个问题。近年来发布的许多与中国企业有关的卖空报告都指出，税务申报文件与IPO招股说明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情形，例如，财务招股说明书上公布的收入与税务申报文件中提交的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就实际提交的内容而言，这就是不可靠的地方，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华尔街日报》：有关方面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大型非中资企业的供应链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让这些供应商提供数据会面临什么情况?

FREEMAN：在中国，获取更多的公司运营数据相当困难，尤其是亲临现场这么做。尽职调查有时会很难做，甚至就做不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某些法规时，比如从美国方面来说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等。这将使企业愈发难以遵守这些类型的法规。

《华尔街日报》： 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允许这样做，还是因为这不是可接受的中国商业惯例?

FREEMAN：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兼有。

来源时间：2023/5/28   发布时间：202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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