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一项量化研究
作者：王雪莹 来源：PoIiticaI理论志
为何明月照沟渠——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一项量化研究
摘要: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变迁是学术界和政策界 广泛关注的议题。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 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在中美博弈中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当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其北约盟友尤甚。即便是在强调美国 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 ，“ 看齐效应 ”依然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在国别层面，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格外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而意大利、德国和埃及等国的对华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较小。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看齐效应”的 强度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部分盟友高度追随美国，但也有不少国家与美国背道而 驰。国内政治因素也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这一点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 的延续性以及面对外界冲击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调整的滞后性中可见一斑。此外，基于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从美国获取的安全保护越可靠、 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而盟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美国安全保护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
作者简介:
王雪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编译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3期
一、引言
在加强与美国盟友双边合作的道路上，中国的期待多有波折，出现了“我本将心 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情况。以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欧盟为例，解除对华军售 禁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可谓中欧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三块“试金石”。中国每一次都对欧盟寄予厚望，积极主动地释放善意，在欧洲面临 债务危机时及时伸出援手，且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就一些重要议题做出让步。然 而，最终结果却并不总能如中国所愿: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仍悬而未决; 22016 年，欧盟 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021年3月，欧洲议会冻结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至今未有重启安排。无独有偶，中国期待与近邻日本加强合作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世纪之交，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都提出应该大幅改善中日关系，尝试“中日接近”，强调中日双方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并认为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将减弱美日同盟的凝聚力。 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对日新思维”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反馈，中日关系仍然保持“政冷经热”的总体基调，钓鱼岛争端等历史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中国与美国盟友双边往来中的这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现象也 进一步引发了“为何明月照沟渠”的疑惑，即为何中国与美国盟友改善双边关系的多 次努力都未见起色?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是什么? 美国因素是中国的努力 频繁落空的主要原因吗?
本文在考察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后发现，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演变深 受美国对华关系、自身国内政治、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以及对美国贸易依赖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PVAR) 模型和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发现美国盟 友尤其是北约盟友的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的对华关系，而且出于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美国盟友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本文还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 ( OLS) 和广义矩估计方法( GMM) 发现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深受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的影响: 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越可靠，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但二者之间的相 关性随着美国盟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对美贸易依赖程度越深，美国盟友的 对华关系就越强硬。本文的研究结果勾勒了一幅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的整体 图景，这既有助于完善联盟管理理论，又可以服务于中国对外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联盟的维持与管理贯穿于联盟形成到瓦解的整个过程。冷战后，既有联盟延 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联盟的维持与管理日益成为决策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联盟研究的关键题，相关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美国对华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既有研究广泛关注联盟维持与管理的效果，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共同的战略利益、盟友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联盟制度化水平以及盟友与美国的国内秩序相似性等。现实主义强调共同利益与威胁以及体系内部的实力对比对联盟维持与管理的关键意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关注安全威胁，约翰 • 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将“威胁’邻国安全，这些国家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共同遏制中国发展，这有助于美国维持与管理其联盟体系。周建仁指出，当国家自助能力不足且同盟实力达到制衡门槛时，盟国更加依赖联盟，而当国家自助能力足够强大，或者国家自助能力较弱但组成同盟也无法达到制衡门槛时，国家对联盟体系的依赖度便较低。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化水平的重要性。西莉斯特 • 洪兰德(Celeste A. Wallander)和罗伯特• 基欧汉(Robert 0. Keohane) 认为，制度化水平高的联盟会形成与其命运密切关联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维持同盟的凝聚力。许海云和田甜指出，北约松散的联盟体制等因素使得士耳其将北约内部矛盾公开化，不遵从北约的安全指向，对联盟形成了沖击。田建构主义认为联盟是一种共同知识，一定国际规范和观念结构下各国互动中对共同利益的认知促进了联盟的形成。一旦联盟形成，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将进一步在互动中彼此影响，有助于联盟的维持和环固。此外，还有研究强调国内政治对于维持联盟体系的重要性，认为盟友国内秩序的兼容性越强，联盟越容易维持、联盟内部的凝聚力越强。
也有研究将上述联盟理论观点综合起来分析联盟体系的维持与管理。斯蒂芬 •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指出，存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联盟的维持，包括霸权国的领导、承诺的可信度、国内政治的需要、精英对政治的控制、高制度化水平、意识形态一致性和相似的心理认同等。宋伟和宋卓如指出，共同的战路利益、平衡的实力关系和相互兼容的国内秩序有利于联盟的维持，田苏若林和唐世平指出，相互制约是联盟管理的核心，权力对比和意图匹配程度通过相互制约机制影响联盟的管理，权力对称且意图一致的联盟更便于被管理。周建仁结合特朗普政府时期北约弱化程度大于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事实指出，战略信誉下降的方式和领域以及联盟结构都会影响联盟弱化的程度，霸权国在安全领域的信誉下降和多边联盟结构更容易导致联盟弱化。
美国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快速发展是既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林赛 •福特(Lindsey W. Ford)和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Coldgeier)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核心挑战，美国应加强联盟体系的凝聚力，拓展军事领域之外的其他合作，汇集技术创新优势，遏制中国的科技影响力。史文( Michael D. Swaine) 认为,美国企图打造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事实上是美国联合印太盟友对抗中国的工具，将会让亚太地区更加不自由、不开放。部分中国学者认为，牵制中国是美国联盟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美国对华强硬是诸多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强硬的重要原因。朱海燕认为，在美国压力下，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指向性”更加强烈。。孙茹和王付东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韩同盟涉华合作进一步扩展至安全、经济、科技和国际秩序等中美博弈的关键议题。冯怡然认为，欧盟 2019年出台的《欧盟一中国：战路展望》政策文件标志着欧盟对华关系较以往更加强调中欧之问的竞争性，欧盟对华关系的调整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赵光税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对华关系协调进一步升级，涉及市场规则、高端技术、产业升级和人权等领域，甚至出现了“机制化”趋势。曹鹏鹏和石斌认为，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支点,均在不同程度上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成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北锚”和“南锚”。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关注了联盟的维持与管理以及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
其一，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个别案例，缺乏对美国联盟体系对华关系影响因素的整体评估。本文认为，既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刻画一幅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影响因素的宏观图景。一般而言，定性研究仅能覆盖有限案例，而定量研究普遍使用 VAR 模型考察中美和特定第三方互动的相互影响，研究者往往只挑选了个别第三方进行考察。聚焦少数几个美国盟友的研究能够精确把握这些盟友对华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但却无法回答美国在其联盟体系中的号召力究竟如何、其盟友的对华关系普遍受哪些因素影响等重要问题。
其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美国总统任期内联盟体系对华关系凝聚力的变迁，而是较多地关注特定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风格。然而，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在不同总统任期内有何变化这一现实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探究。
其三，既有文献未能深入研究不同联盟管理因素之间的互动，没有考虑到联盟管理底层因素的调节效应。如前文所述,既有研究认为共同的安全威胁和相似的国内秩序有助于联盟管理，但鲜有考察当民主程度发生变化时外部安全威胁程度对联盟管理的影响力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本文主要使用量化研究方法勾勒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的整体图景。一方面，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不同总统任期内在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盟友关系的冲击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响应状况;另一方面，考虑到联盟管理的底层因素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且难以获取高频数据，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武器进口、贸易依赖程度和西式民主水平等因素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并考察西式民主制度对武器进口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相关性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美国盟友对话关系的决定机制
为探究白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合作与冲突程度的决定机制，本文着重考察美国因素和美国盟友自身因素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其中，美国因素是指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盟友关系，美国盟友自身因素则是指盟友的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等。
其一，美国对华关系可能影响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是其盟友与中国双边互动中重要的第三方，美国盟友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2021年3月，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围绕涉疆问题制裁或谴责中国，体现了美国盟友在对华议题上对美国的追随。既有研究尚未就美国盟友对美国对华关系的追随程度达成一致意见。以欧盟为例，曹玮认为，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决定着其他双边关系，印度和俄罗斯更可能追随美国，但欧盟非但不会追随，甚至还会反其道而行。赵光锐和冯怡然则认为，欧盟对华关系走向强硬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影响，拜登上台以来，欧美对华关系协调不断强化甚至出现机制化趋势。
其二，美国对盟友关系也可能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当美国在较大程度上包容盟友的诉求时，盟友更倾向于支持和追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当美国难以回应盟友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将倾向于排斥和疏远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现实中，美国频繁拉拢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等无不体现了其联合盟友( 以及准盟友) 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
其三，美国盟友自身的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等也是其对华关系的潜在影响因素。
在国内政治方面，一国的对华关系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如果一国政府内部存在强烈的对华合作意愿，那么该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在一段时期内较为友好，反之则较为强硬。冷战结束后，理性主义受到来自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与挑战。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开放经济政治学( OEP) 的出现体现了理性主义的自我修正与完善。开放经济政治学认为，国内政治因素可以改变一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利益通过国内政治制度“汇集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并在国际谈判中努力确保本国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由于国内政治结构、政党结构、领导人认知和利益分配等政治因素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理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对外部冲击的响应也会相对滞后。
在安全方面，美国对盟友的安全保护越可靠，其盟友越可能对华强硬。美国的联盟体系主要是安全联盟，寻求安全保护是一些国家加入美国联盟体系的主要诉求之一,这间接说明美国盟友主观上存在“不安全感’。吴心伯认为,安全利益是美国盟友制定对华经贸政策时最重要的考量，安全考虑不一定是受到现实中客观的安全威胁，而是一种主观认知。王栋认为，威胁认知是影响亚太国家对华采取对冲策略的重要因素，一国对华威胁认知的升高可能使其对华关系由软对冲转向硬对冲。田本文认可他们的观点，认为安全考虑是可以被建构的主观认知，与一国的历史经验、意识形态以及所处的国际奥论环境息息相关。例如，澳大利亚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但有国际與论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将会很不稳定，新加坡作为美国的准盟友很可能封锁中国的航路，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加强对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和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控制”以维持能源供应，因此澳大利亚将受到严重的“安全威胁’。这一国际奥论营造出的“不安全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澳大利亚近年来强硬的对华态度。
在经济利益方面，美国盟友在经济上对美国依赖性越强，越可能追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对华强硬，反之则越友好;在经济上对中国低赖性越强，越可能对华友好，反之则越强硬。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政治之问的关联性长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提高了冲突成本，因此国家之间会强化合作，这传达了成本高昂的信号、展现了合作的决心。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关系是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重要原因。其中，泰国被认为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盟友。姬蒂 •普拉思塔斯克( Kitti Prasirtsuk)认为，美国和泰国之间存在的共同威胁较少且泰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此泰国对泰美同盟关系并不十分坚定。吴心伯指出，可观的预期经济利益在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菲律宾开通以华为公司为核心供应商的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C)商用网络等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政治制度方面，共同的认知、一致的意识形态以及相互兼容的国内秩序或许有助于联盟的维持。西式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在对华关系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在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频频制造危机，攻击抹黑中国。事实上，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屬见不鲜。维杰•戈卡莱( Vijay Gokhale)指出，中国认为自身的经验和国际局势的变迁证明，20 世纪流行的对西式民主的追捧是错误的，西式民主并不是最好的或最有利于国家繁荣与发展的治理模式。冷战后，在全球推广西式民主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人权理念是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民主国家联盟”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显著提升，拜登政府通过举办“全球民主峰会”，试因在中美竞争中占据意识形态高地。不仅如此，拜登政府还企图以“民主”为依托，在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等领域联合盟友打压中国。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 6 个待检验假设( 如图 1) 。
假设 1: 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 反之，美国对华友好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友善，即“看齐效应”。
假设 2: 美国对盟友关系更加友好时，美国盟友更愿意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并对华强硬; 反之，美国对盟友关系趋于强硬或者降低对盟友的拉拢力度时，美国盟友会主动与中国加强合作，即“拉拢效应”。
假设 3: 考虑到国内政治因素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理应具有较强的政策惯性，若一国对华关系好转，那么该国后续一段时间的对华关系也将向好，反之则恶化，即“延续效应”。
假设 4: 美国增强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时，盟友对华关系恶化，反之则更加友好。
假设 5: 美国盟友在经济上越依赖美国，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友好。
假设 6: 美国盟友国内政治的西式民主程度越高，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友好。
综上，如图1所示，本文假设，美国盟友的自身考虑是对华关系决策过程中的自变量，它们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因素决定对中国的态度，而美国的行为是重要的冲击变量，二者共同决定美国盟友的选择。事实上，美国对盟友的拉找和盟友的自身考虑并非泾渭分明。例如，美国对盟友的拉拢可以表现为增加对盟友的武器售卖，而盟友可能因对自身安全因素的重视，在接受来自美国可靠的安全保护后转而对华强硬。
本文末将中国对美国盟友的关系纳入理论框架，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既有研究和现实观察表明，中国的主动作为似乎并不能有效改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反而存在着“明月照渠沟”现象，即中国主动释放的善意难以换取美国盟友的对等善意; 二是笔者在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中纳入中国对美国盟友的关系，以考察其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其影响力十分微弱。
四、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拉拢效应和延续效应(一)研究方法、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本文引入 PVAR 模型检验假设1至假设3。选用该模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美国对华关系、美国对盟友关系以及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之间具有高度内生性， PVAR 模型可以较好地刻画内生变量之间的动态相互依赖关系; 二是使用面板数据能够将不同盟友纳入考察范围; 三是本文将美国对华关系和美国对盟友关系看作冲击变量，脉冲响应分析可以较好地评估美国盟友对冲击的响应。
在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中，本文主要关注美→中、美→盟以及盟→中自身对盟→中的影响力。若盟→中对美→中正向冲击的响应为正，负向冲击的响应为负，则假设 1 成立; 若盟→中对美→盟的正向冲击响应为负，负向冲击响应为正，则假设 2 成立; 若盟→中对前期盟→中正向冲击的响应为正，负向冲击的响应为负，则假设 3 成立。为检验本文假设 1 至假设 3 是否成立，本文将 2009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周度数据分为 4 个阶段并构建了 12 个 PVAR 模型( 见表 1) ，除对代表性盟友整体进行实证检验外，本文还分别对美国的北约盟友和非北约主要盟友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将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分开检验的理由是: 总体而言，相较于非北约盟友，美国的北约盟友受到的约束性更强.《北大西洋公约》没有免责条款，即没有成员在特定条件下可放弃履行条约义务的条款，而包含了其他联盟条约所没有的忠诚条款，即成员不得参加有悖于该公约的其他条约。本文认为，因条约的约束力不同，在受到同等美国对外关系变化的冲击时，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的响应可能不同，因此在实证检验中对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主要盟友进行了区分。
本文数据来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事件开放数据库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 ( GDELT) 。GDELT 由谷歌支持，收集了 1979 年以来全球各个国家 100 余种语言的新闻报道，能够实现及时的每日更新甚至每 15 分钟更新。GDELT 将国与国之间( A 国→B 国) 的有向互动事件由机器自动编码为各类口头或者实质性行动( 包括发表公开声明、上诉、表达合作意愿、实质性合作、威胁、抗议和战争等) ，并报告戈德斯坦得分( Goldstein score) 等其他指标。与 GDELT 报告的其他指标相比，戈德斯坦得分仅反映事件本身的性质，不受媒体主观因素的影响。该得分反映的是国家间冲突或合作的程度，取值范围为-10 到 10，得分越高，表示施动者与被动者的合作程度越高、冲突程度越低，反之则合作程度越低、冲突程度越高。
本文使用戈德斯坦得分衡量一定时间段内 A 国对 B 国关系倾向于合作还是冲突，计算了 2009 年1月至 2022 年3月盟→中、中→盟、美→盟、盟→美、美→中、中→美这 6 组双边互动事件所反映的对外关系总基调的周度数据，覆盖超 2 亿个互动事件。具体而言，笔者使用了 3 种计算方式: 一是戈德斯坦得分的算术平均值; 二是使用每个互动事件被报道提及的次数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 三是使用提及每个事件的新闻来源数目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由于第一种计算方式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媒体主观因素的干扰，后文的实证检验主要使用第一种计算方式得到的数据，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另外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尽可能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此外，庞珣和刘子夜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反应难以在当日或次日做出，但迁延至一个月的可能性也较低，戈德斯坦得分的周度均值能够较好地刻画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反应。本文认可这一观点，因而也使用周度数据考察国与国之间的互动。
(二)PVAR模型实证检验
1.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期选择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保证模型I至模型XII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而保证估计的有效性，本文对盟→中、中→盟、美→盟和盟→美进行了 IPS 检验，对美→中和中→美进行了时间序列平稳性 ( ADF)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在相应的时段都是平稳的。
在模型滞后期选择方面，PVAR 模型滞后阶数越多，解释力越强，但会对模型的自由度形成影响。本文主要参考贝叶斯信息准则( BIC) ，为模型I至模型XII选定的滞后阶数都为1 阶。
此外，本文对12组模型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模型I至模型 VIII中，95%置信度下，美→中、美→盟都是盟→中的格兰杰原因。本文 PVAR 模型的变量顺序主要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确定。
2.P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PVAR 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冲击变量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响应变量的影响。图 2 至图 5 分别展示了四个时期盟→中对美→中以及美→盟和盟→中自身的响应。
结合图 2 至图 5 可知，自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以来，盟→中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但是政策惯性持续的时间有限，一般都在一个月左右，针对美国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的脉冲响应结果都支持假设3。此外，美→中和美→盟对盟→中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当期盟→中不受美→中和美→盟的影响。面对外界冲击，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响应的滞后性也进一步说明了假设3是成立的。以下具体介绍各个时期美→中和美→盟对盟→中的影响。
如图 2 所示，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看齐效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美国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 盟→中对美→中正向响应的峰值) 显著大于非北约盟友。此外，北约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的预期，但强度有限且持续性较差，联盟体系整体对华关系和非北约盟友对华关系则不符合拉拢效应。
如图 3 所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看齐效应的预期，即符合假设1。看齐效应在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中强度相当，但是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持续时间更长。此外，北约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但强度较弱且持续性较差，联盟体系整体和非北约盟友则不符合拉拢效应。
如图4所示，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变迁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其中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此外，联盟体系整体和非北约盟友对华关系的变化符合拉拢效应，但强度甚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北约盟友则不符合拉拢效应。
如图5所示，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联盟体系对华关系的演变表现出较强的看齐效应，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尤为强烈，给定美→中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盟→中正向响应的峰值高达 1.5，而非北约盟友的对华关系没有明显的看齐效应。此外，联盟体系整体和北约盟友对华关系演变不符合拉拢效应的预期，非北约盟友虽然符合，但是强度十分微弱，可以忽略不计。
综合分析图 2 至图 5，可以得出三点研究发现: 其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普遍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北约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由此可见，就对华议题而言，美国在其北约盟友间的号召力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其二，拉拢效应仅在部分时期对部分盟友成立，且往往强度较弱、持续性较差。其三，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体现出较强的延续效应，但延续时间较短。
3.PVAR模型方差分解结果
P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刻画各内生变量彼此之间的动态影响，方差分解则能够体现冲击变量对响应变量的重要程度。本文使用 PVAR 方差分解方法，通过蒙特卡洛模拟 200 次得出方差分解结果( 见表 2) 。不同时期方差分解结果趋于稳定的期数不同，所以在不同时期本文汇报的方差分解期数存在一定差异。
由表 2 可知，在本文所检验的四个时期中，盟→中自身一直是解释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重要因素，且面对美→中和美→盟的冲击，盟→中的响应具有较强的滞后性。由此可见，延续效应是存在的。对于北约盟友而言，看齐效应也表现出可观的解释力。其中，对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北约盟友，美国对华关系的波动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解释力高达 60%以上。而对于非北约盟友，看齐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波动的解释力普遍较低。此外，对于存在拉拢效应的模型，即前文脉冲响应分析中，盟→中对美→盟正向冲击的响应为负的情形，拉拢效应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解释力极其微弱。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三种途径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一，使用不同计算方式评估双边互动所表示的关系友好程度。在使用戈德斯坦得分算术平均值表征双边互动关系外，本文还分别以事件被提及次数和报道来源数作为权重计算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并重新进行前文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到与前文基本一致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二，本文对样本进行微调，如删去、添加或变换样本国家，调整后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其三，本文调整 PVAR 模型的滞后期，以评估 PVAR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检验结果基本吻合。囿于篇幅，本文不在正文中详述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P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结合前文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本文得出四点研究发现( 见表 3) 。
第一，假设1成立。看齐效应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也趋向于同中国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在对华议题方面，北约盟友较非北约盟友更加缺乏战略自主性。
第二，假设2不成立。美国对盟友关系这一冲击几乎无法改变盟友对华关系走向。考虑到戈德斯坦得分平均值计算得到的数据反映的是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而非某个特定领域，本文认为，拉拢效应不存在说明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的变化不会外溢为盟友对华关系的转变。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在某段时间就气候和关税等议题产生嫌隙，也很难传导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好转。但是假设2不成立并不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互动完全不会影响盟友的对华关系。后文实证检验将进一步表明，美国对盟友的安全保护以及盟友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会显著影响盟友的对华关系。
第三，假设3成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具有较强的“延续效应”，且对外界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此说明，国内政治是决定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然而，延续效应持续的时间较短，明显短于看齐效应。
第四，分不同政府时期来看，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是本文所覆盖的四个时期中美国盟友看齐效应最弱的一个阶段。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大幅跃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进一步强化，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都表现出较强的看齐效应。拜登执政以来，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继续增强，但是非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消失。
纵向比较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情况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破坏甚至强化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特朗普政府时期是本文检验的四个时期中唯一一个非北约盟友表现出强烈的看齐效应的时段。本文认为，这一研究发现看似在情理之外，但事实上是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说在情理之外，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时期严重破坏了美国的联盟体系。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令不少美国盟友感到失望并予以公开谴责; 1而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常常施压盟友与其一同对抗中国，如呼吁欧洲盟友打压华为等。此外，在特朗普任期内，尽管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在气候问题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上保持了高度一致，不论是涉港问题中对有关人员的制裁，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抹黑，都彰显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高度一致性。
(五)看齐效应的国别差异
前文实证检验发现，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存在较强的看齐效应，深受美国对华关系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了美国不同盟友在不同时期的看齐效应的强弱。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引入 VAR 模型考察国别层面的看齐效应强度。一般而言，VAR 模型的构建如式 2 所示:
本文构建了 106 个 VAR 模型以评估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第二任期以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四个时期当中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根据不同时期各国数据的完整程度，本文对样本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针对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数据，本文构建了 25 个 VAR 模型，评估 24 个国家及欧盟的看齐效应强度; 针对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时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的数据，本文各构建了 27 个 VAR 模型，每个时期所选择的样本国参见表 4。ADF 检验表明，以上 106 个 VAR 模型的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此外，综合考虑最小化信息量准则( AIC) 、贝叶斯信息准则和准似然独立准则 ( QIC) ，以上 106 个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为 1 阶、2 阶或 3 阶。每个 VAR 模型都包含 5 个变量，分别为美→中、中→美、美→盟、盟→美和盟→中，以评估盟→中对美→中冲击的响应程度，即式 2 中，Y i是一个 5 维列向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进行国别层面的 VAR 模型检验时使用了美→中、中→美、美→盟、盟→美和盟→中这 5 个变量，未将中→盟纳入模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前文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已表明，中→盟对盟→中的影响力极其微弱; 二是中→盟的缺失程度非常严重。本文试图在国别层面的实证检验中考察更多前文 PVAR 模型没有考虑到的盟友，但是这些国家 2009 年以来中→盟的缺失程度普遍达到 90%以上，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数据插补方法，依然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进行国别层面的 VAR 模型检验时使用了美→中、中→美、美→盟、盟→美和盟→中这 5 个变量，未将中→盟纳入模型，主要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前文基于 P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已表明，中→盟对盟→中的影响力极其微弱; 二是中→盟的缺失程度非常严重。本文试图在国别层面的实证检验中考察更多前文 PVAR 模型没有考虑到的盟友，但是这些国家 2009 年以来中→盟的缺失程度普遍达到 90%以上，本文尝试使用不同的数据插补方法，依然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
在表 4 中，数字越大表示盟友越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看齐效应越强。本文为表 4 中看齐效应强度大于 0.10 的单元格加了阴影，表明该国在该阶段看齐效应相对较强; 小于-0.10 的单元格加了下划线，说明该国看齐效应相对较弱，甚至与美国对华关系背道而驰。根据表 4 所呈现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得出四点研究发现: 第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一直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盟的看齐效应强度高于其他三个时期。第二，综合四个时期的分析结果可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格外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而意大利、德国和埃及等国的对华关系相对平衡，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追随美国的迹象。第三，与前文 PVAR 实证检验结果相吻合的是，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破坏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联盟体系在对华问题上的凝聚力。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时期有 13 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超过 0.1，仅有 1 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小于-0.1。第四，拜登任期，美国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出现了明显的极化倾向，部分国家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看齐效应强度高于以往三个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有多个国家与美国背道而驰。
五、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因素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美国对盟友安全利益的保护、盟友对美国密切的经济依赖程度以及盟友国内的政治制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本部分通过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何种因素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底层驱动因素。
(一)研究设计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见表5
在检验假设 4 时，本文将自美国进口武器金额( 对数)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对美贸易依赖度、西式民主水平、军事支出占比、对华贸易依赖度、人均 GDP( 对数) 和人口总数( 对数) 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引入自美国进口武器金额( 对数) 与西式民主水平的交互项，用以估计西式民主水平的调节效应。本文认为，对武器进口所产生效应的因果识别受到三方面挑战。
第一，来自共同的混淆因素的挑战，即可能存在既影响武器进口金额又影响对华关系的因素。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涉及美国对华关系的演变和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等。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可能既强化美国笼络盟友的力度，将更多武器出售给盟友，又促使美国强势介入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双边关系，甚至迫使美国盟友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导致美国盟友主动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实力的变化。当中国实力增强时，一方面，美国可能通过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来巩固其联盟体系; 另一方面，美国盟友也会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挑战”而主动改变对华关系，如欧盟自2019 年起将中国定位为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便体现了这样的顾虑。三是军费投入的多寡。一方面，一国军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越小，该国军事实力越弱，越可能渴望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自美国进口更多的武器; 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十分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也更希望维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施行了强硬的对华关系。
本文通过引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解决上述共同混淆因素的影响。上述三类混淆因素中与中美博弈和中国实力有关的因素仅随时间变化，不随国家变化，因而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可以较好地消除这些共同混淆因素的影响。此外，为消除第三类混淆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军事支出占比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 3 和式 4。
第二，或许武器进口反映的是贸易依赖的密切程度或西式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是经贸关系或政治制度而非武器进口本身决定了国家的对外关系。3 对此，本文引入美国盟友对华贸易依赖度( trade_chnit ) 、对美贸易依赖度( trade_usait) 以及西式民主水( democracyit) 作为控制变量。
第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和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武器进口可能反映了其他不可观测变量，即存在遗漏变量偏误。此外，对华关系可能反向影响一国自美国进口的武器金额。本文尚未发现能够很好地表征武器进口的工具变量，但已引入若干控制变量，可以较好地消除遗漏变量偏误。不仅如此，本文除使用 OLS方法对式 3 和式 4 进行估计外，还使用 GMM 方法进行估计以尽可能回应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担忧。
在检验假设5和假设6时，同样面临对因果识别的挑战，本文依然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和使用 GMM 方法的方式进行回应。囿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赘述实证检验中面临的对因果识别的挑战。
在检验假设5时，对美贸易依赖度是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对美贸易依赖度可能影响对华贸易依赖度，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加强( 减弱) 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可能下降( 增强) 。引入对华贸易依赖度可能会产生“坏控制变量”问题，1所以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而将盟友自美进口武器金额( 对数) 、西式民主水平、军事支出占比、人均 GDP( 对数) 和人口总数( 对数) 作为控制变量。
在检验假设6时，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是核心解释变量，自美进口武器金额( 对数) 、对美贸易依赖度、对华贸易依赖度、军事支出占比、人均 GDP( 对数) 和人口总数 ( 对数) 是控制变量。
实证检验覆盖 38 个美国盟友 2008—2021 年的年度数据。与前文基于 PVAR 模型和 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相比，本部分多元线性回归实证检验覆盖的样本国家更多，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数据都是年度数据，需要将更多国家纳入考量以获取更大的样本量。其二，在前文基于 PVAR 模型和 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中，有不少国家因为对华关系周度数据缺失严重而未被纳入实证检验,但这些国家对华关系年度数据是相对完整的，因此纳入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三)多元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结果
如表7所示，假设4成立。美国盟友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越多，对华关系越强硬。检验结果符合本文的猜想，美国的联盟体系主要是安全联盟，盟友的安全利益越是能得到保障，就越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华关系越强硬。但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的强度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一国的西式民主水平。表7和图6显示，当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较低时，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随着其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影响的强度逐渐下降，对于西式民主水平较高的样本，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甚至转为正向影响。假设5成立，美国盟友对美贸易依赖度越强，对华关系越恶劣。然而，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与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6不成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恶化盟友对华关系。
本文认为，一国国内的政治竞争性是西式民主程度影响武器进口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相关性的重要因素。西式民主程度越高，一国内部的政治竞争越激烈，行政部门受到的制约越多。在和平时代，国家安全这一高政治领域的议题与民众的距离相对较远，若一国的行政部门因得到美国更强大的安全保护而恶化对华关系，可能会遭到国内民众和其他制衡力量的反对。不仅如此，部分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武器出口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受类似国际舆论的影响，因武器进口而调整对华关系可能更加难以在西式民主政体中赢得人心。因此，西式民主程度越高，武器进口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弱。
综上所述，与前文假设相符的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考量。但与前文假设不符的是，政治制度的西式民主化程度非但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友好程度，反而弱化了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影响的强度。经过实证检验，本文修正了前文研究假设，并提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框架。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检验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变换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式，使用以互动事件被提及的次数和提到该事件的信息源数量为权重的戈德斯坦得分的加权平均值度量各国的对华关系，检验结果与表7中的实证检验结果相近。第二，同时使用 OLS 方法和 GMM 方法对式3和式4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第三，考虑更多国际层次变量的影响。美国联盟体系内亲疏有别，《北大西洋公约》具有特有的忠诚条款，是否为北约成员可能会影响盟友的行为。此外，作为中国邻国的美国盟友，其对“安全威胁”的认知或许更加急迫。因此，本文在现有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是否为北约盟友以及是否为中国邻国进行分类检验，检验结果与表 7 中的实证检验结果相近。
六、结论
中国多次努力与美国盟友加强合作，却无功而返，一片真心空照沟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考察了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普遍因素，在理论层面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联盟管理理论的既有研究，在现实层面服务于中美博弈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
本文以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 GDELT 作为主要数据源，基于超 2 亿个事件计算出中国与美国、美国盟友与美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双边关系，并综合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向量自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五点结论。
第一，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北约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一直是稳固的，即便是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明显破坏甚至还强化了这一效应。在国别层面，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更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意大利、德国和埃及则相对平衡。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出现了明显极化现象，国与国之间看齐效应强度的差异性较以往显著增大。
第二，美国对盟友关系几乎不能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这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间的靠近与疏远基本不能改变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盟友缺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左右逢源的战略自主性，即便是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某些议题上出现分歧，也难以外溢为美国盟友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
第三，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所以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且在外界冲击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第四，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显著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的安全承诺越可靠，其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虽然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随着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美国盟友自美武器进口与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减弱。换言之，并非越符合西式民主标准的美国盟友对中国越敌视，而且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会减弱美国通过安全保护笼络盟友的效果。
第五，在经济相互依赖方面，美国盟友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深，其对华关系越强硬。而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似乎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
来源时间：2023/4/23 发布时间：20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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