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大聂：中国经济放缓会给世界带来危害

作者：daniel-h-rosen-sophie-lu-文-徐宇深-译

2023-04-20

【编者按】作为发展增速最快的巨型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持续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正面临包括政府政策、人口变化、产业调整、气候变化在内各种难题的挑战。中国经济放缓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政府应当如何就此作出综合调整？中国会如何实现控碳减排、经济增长和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之间的平衡？“中国焦点”现将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 Inc）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H. Rosen）与中国项目负责人吕天菲（Sophie Lu）发表于《外交事务》上的文章（How 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Could Hurt the World）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敬请点击超链接查询团队为您精选的重要术语或浏览相关新闻。

迄今为止，有两个引擎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变革：从低基线开始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采用的市场导向型的政策。 中国人均收入从 1978 年的每年仅几百美元增加到今天的 12,000 美元。 这种转变依赖于经济改革与自由化。尽管在2012年之后几年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放弃这一政策，对政府对改革带来的阵痛的容忍度已经减弱：北京选择了更容易上马的改革措施，努力应对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工资上涨和富裕社会的需求导致可持续增长面临风险），并开始面临政治动荡加剧的令人不安的前景。

随着中国的增长率明显放缓，其领导人在管理经济方面采取了更为集权的措施。 只要北京进一步推迟自由化改革，它将难以应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长放缓。 这种固有的宏观经济转变对许多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并可能对北京为经济脱碳（decarbonization）所做的努力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深化经济改革并继续依靠旧式的能源和排放密集型投资推动增长，那么中国将无法与其他国家一起提高其气候目标。 在巨型经济体中，并非只有中国面临困境。 正在进行的宏观经济变化不仅会影响中国的脱碳努力，还会影响许多其他国家的努力。 北京必须改弦易辙，实施改革，否则，它的经济放缓不仅会巅峰自己的繁荣，还会贻害全球。

老龄化和低出生率致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政府承认它在 2022 年没有实现其增长目标：

中国报告的年增长率仅为 3%，远低于其 5.5% 的目标。 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官方统计数据的可信度每况愈下；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是负增长。 除了 2020 年–当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世界各地的经济陷入瘫痪–2022 年是中国自 1970 年代以来对外报告的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年，也是中国首次明确承认它未能实现其增长目标。 北京领导人将这一结果归咎于疫情，认为经济萎缩只是暂时的挫折，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以及政府对基础设施和投资的进一步支持将重新振兴自己的经济发展。 在 2023 年 3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领导人再次为今年的 GDP 增长设定了“5%左右”的目标。

乐观主义者断言，既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新冠清零”方针带来的封锁和限制，它的经济将恢复到之前的快节奏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节奏因为早于疫情之前的结构性变化就已经放慢。十年来，其增长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观察家们认识到，中国经济无法再保持过去几十年令人瞩目和全球激动不已的增长率。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预计中国经济将在 2023 年复苏，但预计 2024 年后增长将放缓至不到 4%。这一数字大大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的预测，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为支持到 2035 年人均 GDP 翻一番的目标而特意进行校准的预测。

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跌至1970年代以来最低水平。

潜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取决于三个因素：人口结构、资本投资和生产率。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来自人口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0 年至 2040 年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中国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 经济中的资本投资增长必须放缓：大量企业和银行违约、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出现财政缺口以及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就是这一放缓趋势的明证。 简而言之，多年的无限制贷款并没有产生足够的效果：以投资为主导的增长在未来根本无法像过去那样发挥重要作用。 生产率的增长已降至较低水平——即产出的提高超出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这一低水平仅是过去数值的一小部分。 提高生产率是可能的，但前提是经济发展必须比政治考量更为重要，并受到中国领导人在 2013 年承诺推进的改革政策的鼓励。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因政治因素的挑战而被推迟。 例如，为了向地方提供促进碳密集型房地产建设的替代方案，政府推出了财政改革措施，但由于对税收的抵制，这一改革胎死腹中。

新冠大流行时期本可以刺激必要的改革，但到 2022 年底却适得其反。 由于没有辩论的余地，中国官员批准了对资本分配的更多国家控制和更多行政干预。 例如，对众多曾经繁荣的互联网行业的打击导致许多新兴和成长中的企业的衰落。 “动态清零”的随意结束并不是系统转型的证据，而只是无可奈何的举措。

中国经济可以选择两条前行道路中的一条。然而，这两条道路都无法使人均 GDP在2035年翻一番。如果领导人继续坚持国家主义，增长率可能会在一两年内有所上升，但在这个十年周期的下半段，它可能会下降到百分之二或更低。这种国家主义（译者注：由高度集权的政府统领一切经济活动）方法可能需要在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努力维持房地产泡沫和其他行业，并以牺牲家庭和其他储户的利益为代价重组堆积如山的地方政府债务，从而将长期资本锁定在低回报行业，并且限制对未来增长、创新和价值的投资。 相比之下，如果中国对改革重整旗鼓，它的中期增长将下降得更低，但随着 2030 年的临近，增长可能会回升至 4%——对于像中国这样规模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稳健的增长速度。 但改革需要强硬的结构调整，伴随着重工业等产能过剩领域的阵痛； 还要放弃对财产和商业的极大的国家控制；与此同时还需要在调整进行期间接受较弱的增长。 不管北京改革与否，超高速增长的日子已经结束，但这是衡量中国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没有理由失望。

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与绿色能源转型相冲突

然而，国家主义的做法将危及中国的经济脱碳计划。 最近退休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向 2023 年 3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强调了近年来中国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表现。 李克强指出，尽管2018年至2022年GDP年均增长5.2%，但GDP能源强度下降了8.1%，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14.1%。 GDP 的能源强度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能源效率，即产生经济产出需要多少单位的能源。 GDP 的碳强度同样是衡量每单位 GDP 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指标。 这两项指标共同帮助追踪中国气候转型的进展。

然而，增长放缓和对能源密集型经济活动的持续依赖正在导致中国偏离预期轨迹。 中国2022年公布的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据官方统计，去年中国的能源强度和碳强度仅分别降低了 0.1% 和 0.8%。 自 2020 年以来，能源强度下降停滞不前。过去 20 年，中国的能源强度年均下降 2.2%，过去 40 年年均下降 3.0%：今天的小幅下降提醒我们，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 中国官员意识到了这种下降，北京一直在降低能源强度目标的重要性。 自 2021 年以来，它已完全停止为这些减排设定年度目标。

好消息是，无论未来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如何，其二氧化碳排放量都可能在 2030 年之前达到峰值。中国继续致力于建设新的零碳基础设施，例如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发电厂，这无疑有助于到 2022 年，中国的总能源消耗量比 2021 年增加了近 3%，但其中超过 17% 的能源来自非化石燃料，高于 2020 年的 16%。根据Carbon Monitor（译者注: 一项控碳国际倡议，旨在提供定期更新的、基于科学量化的单日二氧化碳排放量估测值。该项目在全球各地皆有监测站) 跟踪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每日排放量似乎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尽管据报道煤炭消耗量有所增加。 一些模型，包括国际能源署使用的模型，表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已经达到峰值。）

如果不改革，中国将难以实现其气候目标。

坏消息是，如果延迟改革并将对旧模式的依赖再拖五年， 中国将难以实现到 2030 年更广泛的排放强度目标。尽管中国在能源生产中更多地依赖非化石燃料，其 GDP 的能源强度不再呈下降趋势。 中国必须超越历史能源强度趋势，提高非化石能源在能源中的整体份额，才能实现到 2030 年将碳强度降低 65% 以上的目标，只有拥抱改革和市场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改革将使中国能够规划出一条更快、更受消费者驱动的增长轨迹，从而更好地实现向更高能源效率和更低排放强度的过渡。 但目前的国家主义的治理将使该国陷入能源效率较低且对减少排放几乎没有作用的低效增长轨迹，而这一切都由重工业和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过度依赖支撑。

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加倍推行国家主义经济模式，那么到 2030 年，他们将主导一个排放量更高、规模更小的经济体。 这就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政策选择的危险：今天用国家主义买来的稳定意味着在未来呈现出更弱的表现——这会阻止北京对更绿色的增长进行必要的投资。 中国实现绿色转型并成功实现 2030 年和 2060 年气候目标的能力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鼓励经济效率更高、排放更低的增长。

现在必须为这一必要过渡奠定基础。 重要的不仅是中国做得好的地方（开发更多的可再生能源），还有它做得不好的地方。 为确保到 2060 年有序、低成本地过渡到净零排放，中国需要停止建设依赖煤炭的工业产能，这将在未来几十年锁定排放密集型活动。 距离 2060 年还有不到 40 年的时间，比许多发电厂、工厂和其他工业资产的技术寿命还短。 今天花在促进碳密集型资产增长的资金明天将造成浪费的金融负债，这将使绿色转型的成本更难管控。

中国经济放缓或对全球造成负面影响

由美国主导的甲烷减排行动计划，在甲烷和其他非碳温室气体排放的测量和随着中国过渡到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国际社会必须考虑若干与气候相关的挑战。 首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支撑美中气候行动的合作动力不复存在。 未来合作的轮廓尚不明朗。 随着华盛顿对贸易和创新的部分脱钩和竞争的关注的增加，气候正在从议程中消失； 两国应建立护栏，以确保各自的全球气候目标不偏离正轨。 例如，中国可以通过加管理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 此外，尽管两国将在生产绿色技术的供应链上展开激烈竞争，但它们在扩大制造此类技术的能力和扩大规模方面的投资对所有人都有利。

其次，中国决策者在面临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和紧缩措施的艰难抉择时，可能会选择牺牲对绿色举措的支出。 更成熟的绿色技术行业——包括风能和太阳能，以及越来越多的电动汽车——已经开始摆脱政府补贴，但新兴行业，包括绿色氢能和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依赖国家支持。 中国需要花费昂贵的基础设施投资来适应气候变化，比如修建海堤。 这些投资对于实现中国脱碳的下一阶段是必要的，但由于增长放缓，它们将更难负担。 如果北京不认识到其放缓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长期趋势，就无法为这一财政挑战做好计划。

最后，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将对全球气候行动议程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降低气候技术供应链成本的假设需要重新审视。 一些西方分析师忙于讨论低成本中国产品的好处是否可以证明安全风险（真实的和想象的）是合理的，他们忽略了中国产品持续廉价的时代可能会结束。 中国制造业可能无法降低全球气候转型成本的真实可能性是认真思考华盛顿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的一个理由。 加强国内制造能力和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是有价值的目标，但任何不分青红皂白地寻求脱离接脱钩的国家——就像华盛顿的一些人想做的那样——都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除了对涉及气候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还将以其他重要方式影响全球南方。 北京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揽子发展援助和绿色转型融资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 许多国家——包括已与北京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协议的 140 多个国家中的许多国家——都指望中国提供支持，为其向更清洁的发电厂和更好的电网基础设施的转型提供资金。 一个增长缓慢的中国也会从希望向巨大的中国市场销售的国家进口更少的矿物（译者注：特别是稀土）和其他原材料。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不仅会影响其国内的当务之急，还会给世界带来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