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赏型威慑和威胁型威慑：比较视角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政策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Hyun Ji Rim，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国际环境与资源政策中心(CIERP)博士后，华盛顿特区Edwin O. Reischauer东亚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战略竞争、印太战略、美国联盟政治、东亚安全和美国外交。

来源：Hyun Ji Rim, “Reward-based or Threat-based Deterrence: US Policy toward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cific Review, Vol. 35, No. 4, 2022, pp. 705-735.

导读

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战略环境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对这两个盟友的威慑在实施措施方面有所不同：基于奖励的威慑和基于威胁的威慑。本文认为：(1)两个盟国的国内结构环境，即理想主义偏见的分裂或现实主义偏见的统一，导致了当地对美国政策的不同反应;(2)中介因素在促进盟友信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影响了联盟内部层面的信任度和信心;(3)这种信任塑造了美国威慑战略的方向，即对日本采取奖赏型威慑，对韩国采取威胁型威慑。

引言

传统上，威慑是指“以报复的威胁来阻止军事攻击”。从局限于军事行动和消极激励的狭隘威慑定义扩展，本文转向了斯奈德的威慑思维模式，即威慑是一种使用消极激励以及“不限于军事因素”的奖励的“劝阻力量”。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和延伸威慑具有共同的目标，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文章的重点是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来进行威慑。

基于威慑的概念，文章考察了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对其东亚盟友的威慑，美国通过延伸威慑为其提供了安全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盟友面临类似的地缘政治环境，但美国对东亚盟友的政策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下有所不同。

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美韩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核国家;与此同时，两个国家都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从而为“延伸威慑”和“威慑变种”问题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机会。此外，两国都是美国在同一地区的盟友，拥有共同的战略环境;都是发达经济体，与美国有很强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都在战后通过政府层面的统一运筹达到了目前的经济水平。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两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因变量是美国对两国的不扩散威慑政策，控制变量是同盟关系、核能力、能源独立程度。本文研究了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是如何在过去的危机中形成和得到检验的，以及这种核不扩散政策如何通过巩固同盟关系信心来遏制其盟友的核野心。

关键节点和美国通过不扩散政策的威慑

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是指事物变迁中存在着某一关键时刻，这一关键时刻对于事物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节点框架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个人的决策和决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如何给现有制度带来变化，同时考虑到它们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结构背景的重要性。因此，这一观点“抓住了重大转折点上谈判和互动中的个人层面的动态”。通过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考察了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政治对结构的影响放松，使得强大行动者的决策的后果更加激烈和重大的情况，以及在历史上某些时刻具有一定时间敏感性或紧迫性的威胁评估和感知。

有两个相关的关键节点对美国的防扩散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在1964年进行了核试验;70年代中期，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核试验。这两起事件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防扩散思维。具体来说，中国核试验成功引发了对整个第三世界扩散的担忧，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开始更加注重将其努力和资源转向加强对裂变材料的控制;印度核试验成功使美国的防扩散政策的重点从对获取核武器的限制转向对浓缩和再处理(Enrichment and Reprocessing，ENR)的限制、对核材料的控制。

本文研究了这两个关键节点之后的美国政策变化，以及这一政策应用于日韩核不扩散背景下的变化。对日本来说，更重要的关键时刻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中国进行了核试验，此外还有美中和解、美国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以及石油禁运等因素。对韩国来说，1974年印度核试验、70年代初的尼克松主义以及越南战争带来的影响更大。

比较：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政策

对于日韩来说，美国核不扩散政策扮演的角色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一方面阻止日韩盟友独立发展出核武器，另一方面提供应用于和平途径的核技术、并保护它们不受到侵略。然而，这两国的不同点在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实施方式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美国在关键时刻通过外部冲击来检验威慑政策，采用消极的诱因或惩罚和积极的诱因或奖励。日本得到了美国延伸威慑承诺的保证，而韩国则得到了美国撤回军事援助和停止经济援助的威胁等负面诱因。

首先，本文研究了危机前不同地区的结构环境，以及美国威慑政策的形成基础。不同的地方结构性环境，无论是国内分裂还是国内团结，都有可能引发对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不同反应。其次，通过考察危机，发现这些危机对日本理想主义偏见的分裂和韩国现实主义偏见的团结起到了冲击作用。此外，它们不仅对于全球层面的政治因素施加影响，也对于国内层面利益各方的安全思维施加了影响。最后，考察美国政策的转变和制度化以及当地情况。

预先存在的结构

在核问题上，日本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1)日本行政体制中存在强势的反对党;(2)日本是强社会、弱国家;(3)日本弥漫着一股和平理想主义和反军事文化。这种支离破碎的体制使日本更难制定新政策。日本领导人有时都看到了获得核武器的价值，但在政治上公开宣传这一想法或突破政治障碍是不可能的，日本也认为失去或削弱美日联盟的代价将超过用自己的核武器威慑中国的好处。因此，美国的防扩散目标——威慑其盟友并抑制任何核追求——通过奖励日本的这种行为实现了。

韩国政府拥有更强大的行政权力，其国内政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反映了其国内结构性环境，这种环境可以被描述为带有现实主义偏见的统一。韩国国内的结构性环境，以及对核道路有个人信念的强势总统，以及总统单方面制定政策目标的能力，导致美国采取了更严厉的基于威胁的政策措施。此外，美国阻止韩国获得自己的核武器往往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美国的施压力度越大，韩国的抵抗力度就越大，这更激励美国采取基于威胁的措施，比如威胁韩国削减经济援助，并从朝鲜半岛撤走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等。

1.日本的关键节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

本文主要讨论的四个因素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中国核试验、美中和解以及美国向中国出售反应堆。

首先，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和石油禁运严重限制了日本能源市场，迫使日本考虑进口石油的替代品，即核能。这一事件改变了日本的能源安全政策，并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目标。这导致日本积极追求核能和先进技术，引发了关于核技术转让以及选择核道路来让日本翻身的讨论。美国在核技术转让方面给予日本更有利的条件，即“事先同意”。

其次，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地区安全动态和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因素。尽管有中国的核威胁，但正如1968年和1970年的内部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在是否获得独立核能力这一问题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更加依赖美国的核扩大威慑。日本的逻辑围绕着日本的核武装可能不会对中国的看法产生必要的影响，这是威慑发挥作用的最重要因素，日本可能会因为惹恼美国而失去更多，这肯定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

再次，美国与中国的和解和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这是日本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延伸威慑和不扩散政策。尽管美国一直告诉这个盟友，遏制中国并不意味着切断所有关系，但日本仍然对尼克松的访问感到震惊。在安抚震惊的盟友的同时，越战后的尼克松政府寻求从亚洲撤军，并考虑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美国考虑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的角色，这似乎符合日本的目标。美国作为霸权保护者(hegemon-protector)，既不希望日本的国家实力过于强大以致于威胁到自己，也不希望其过于弱小以至于无法抗衡中国。

最后，美国于1984年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这有利于日本。里根政府的100亿美元交易表明了政府的防扩散政策逻辑：遏制中国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其主要供应国。由于相对中国来说，日本是与美国关系更为亲近的盟友，因此，美国向中国出售核反应堆使得日本在日美核能合作条款的谈判时取得了有利优势。里根政府最终在1986年的123协议中给予了日本浓缩和再处理的独特“事先同意”。

2.韩国的关键节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

韩国的关键节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标志性事件是印度1974年的核试验、美国从越南撤军以及尼克松主义。

建国以来，韩国政府就投资开发核武器。在上世纪50年代，美韩签署了核合作协议后，韩国投入大量财力用于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原子能研究所必须的行政和立法组织。随后于70年代，韩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开发核技术了，然而对于朴正熙这样拥有秘密的核野心的政治家来说，韩国依然没有办法获取浓缩与再处理的设施。

韩国开发核电的最初计划是进口加拿大的重水铀反应堆(CANDU)。但同样从加拿大进口核反应堆的印度，让美国对核技术出口感到担忧。在印度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监视所有计划发展或进口重水反应堆的国家。由于担心从重水铀反应堆的乏燃料中提取的钚被用于军事用途，美国开始与韩国就核反应堆问题进行谈判，同时，加拿大对韩国意图把核技术用于双重用途的评估也证实了美国的担忧。

越南战争结束时西贡沦陷和美国根据尼克松主义从亚洲撤军的政策对韩国造成了冲击。韩国军队于1964年应约翰逊总统的要求加入了亲南越军队，并获得了2.36亿美元的报酬。越南战争的过程以及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过程都使得美国延伸核威慑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最终，韩国，尤其是其领导人，变得更加痴迷于自给自足的国防和获得核武器。

美国对日韩的不同威慑战略

日本自愿依附于美国，这导致美对日采取了奖励性的核不扩散政策。首先，20世纪60年代达成的一项秘密协议，允许美国核武器通过日本主权，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密切和相互理解的加深。其次，1972年冲绳回归是促进两国相互了解的又一事件。美国和日本都非常清楚该岛及其军事设施对地区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日本表达了收回行政控制权的愿望，在1962年赖肖尔提出建立双边协商委员会讨论冲绳问题以满足日本的愿望后，两国花了两年时间才在1964年签署了建立双边委员会和美、日、琉球技术委员会的协议，最终于1972解决争议。最后，美国在联合公报、个人讨论和声明中一再重申的延伸威慑承诺和政治决心，都拉近了美日关系。

韩国不情愿依附于美国，这导致美对韩采取了惩罚性的核不扩散政策。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发现韩国可能对核武器感兴趣或秘密发展核武器时，美国采取了胁迫手段来遏制韩国的核野心。1976年，美国威胁要停止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出驻韩美军，拆除核运载系统 “中士导弹”(Sergeant Missiles)，此外还可能拆除所有美国许可的核设施和技术，希望韩国政府停止正在进行的秘密核计划。

结论

文章运用关键节点框架对日本和韩国进行历史比较，考察了美国核不扩散威慑政策的变化。在提供安全保障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美国还阻止盟国发展核武器，阻止它们将民用核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

日本的案例表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日益加深，日本自愿依赖美国，而美国对日本的信心也日益增强。美国承诺的高可信度和美国对日本的强大信心结合在一起，导致美国对日政策以奖励为基础。而韩国的情况则显示出美国在很多方面对韩国缺乏信心，美韩同盟的可信度也很低。

美国联盟的可信度和美国对盟友的信心是由前几节所述的结构环境和个人网络所决定的。是国内的结构性环境决定了盟国的反应，而这种结构性环境以及个人及其网络有助于提高可信度和信心。现在，盟国对美国政策的反应反映或标志着美国承诺的可信度水平，并决定了信心水平。

文章的不足在于：聚焦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威慑政策，而忽视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的变化情况。在目前的印太安全挑战下，在两极体系下形成的联盟需要重新考虑、更新和重新配置自己的角色。从重新定义每个盟国面临的威胁因素和外部威胁，到与这些威胁相互作用的可能的国内结构演变，联盟政策需要紧急评估和更新未来愿景。根据从这项研究中吸取的历史教训，未来的研究将调查受各国国内结构性环境影响的联盟动态和政策、非中和的外部威胁以及通过不扩散实现的核武器和威慑在未来应该是什么情况，这将有助于加强联盟管理的政策工具。

译者：李航，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

来源时间：2023/2/23   发布时间：20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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