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认知生变，西方在四个方面渐行渐远
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西方关键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正式访问一推再推，终于在9日启程。本次访问包含了七国集团的五个成员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之所以德国不在其列，很可能是因为去年4月下旬，该国总理朔尔茨已经访问了日本。
岸田文雄对西方五国的访问的直接目的，是筹备将于5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年度峰会，但由于正值世界格局面临巨变和重构的关键时刻，而日本位于全球秩序的新中心——印度-太平洋地区，因此其访问客观上被赋予了更具战略色彩的意义。
此访将推动西方核心俱乐部在事关大国关系、关键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重塑的重大事务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加强日本与所访国的双边关系，围绕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中所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和协调。从个人角度来说，在国内政局中渐入颓势、民调趋低的岸田文雄有意借对外访问为本届政权加分的的意味亦颇为浓厚。
日本第101任首相富有雄心的访问从欧洲的法国开始，结束于北美，但其压轴戏显然位于华盛顿。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第二次欢迎外国首脑。
为了保证此访成功，日本经济产业相西村康稔已在华府访问，日美外交国防2+2会议也将在元月11日举行。
在岸田文雄的访问进行之际，中方在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后首次全面开放国门，而美国、日本、欧盟和英国则相反，以防止疫情再次流行为由，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它们是西方整体对华不信任情绪加深的一个重要现象。
如果说对中方疫情信息不透明方面的疑虑尚是个案和事务层面的话，那么岸田文雄此行在涉华议题上将要开展的双边和多边磋商并致力于推进的动作，则是具有长期、战略性质的根本之策。事实上，以日本安保同盟、澳英美同盟(AUKUS)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核心架构，跨大西洋和跨印度-太平洋针对中国的新联盟近些年来在四个重大方面走得越来越远。
第一个方面是战略上结盟。
日美安保同盟随着日本朝着结束战后安排的方向不断前奔正在发生质变——变成以俄朝特别是中国为假想敌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主要联盟和机制之一。
日本结束战后安排的终极方向是修订和平宪法、实现国家正常化和自卫队军队化，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其超长任期内做了大量奠基工作，而岸田文雄则在实际步骤方面做得比安倍晋三更实，突出表现在日本内阁时隔近10年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行实质性的修订，首度将中方定义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并接连出台了《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和2023财政年度预算草案，针对其新战略定位，采取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继续大幅推高防卫预算，使日本今后五年的防卫预算比上个五年增长近60%，从而变成世界第四、印太第三军事大国。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跃进”、军事和安全态势的变化，显然是为了因应并配合美国对外战略转型为大国竞争、大力推动印度-太平洋战略并将国家战略力量往东亚-西太平洋前置部署需要、主动提升日美安保同盟内涵和层级之举，是为了预应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军事对抗而生，因此这一同盟的性质正在质变，并使其成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实施新战略的主要机制之一。
与日美安保同盟类似水平的机制是拜登入主白宫后推动形成的澳英美同盟(AUKUS)。中国有句古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英语国家、“五眼联盟”的成员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和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地位又有所不同。这一联盟填补了美国在地区核心联盟组织的“空白”，也是对“四方安全对话”(QUAD)缺陷的弥补，是华盛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信任和依赖的力量。
澳英美联盟(AUKUS)是一个开放的机制，日本及其他五眼联盟成员国可能是潜在的发展对象，它们事实上正在或者准备以某种方式参与同澳英美三国的合作，比如日本元月8日开始在东京以东的船桥市习志野演习场与澳英美三国军队一起举行联合演习。
战略上结盟的第三个机制就是“四方安全对话”，但其四个成员国由于印度奉行不结盟主义政策，与美、日、澳的关系还没达到条约盟友水平，“四方安全对话”的军事色彩和对抗性质还不浓厚，印度与其他各方的目标和政策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它是一个很有前景、但在一段时期里还不能成为美国可以绝对依赖的可靠机制。
在这三个机制之外，另一个鲜明态势是美国有意以北约战略任务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转移为纽带，促进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印度-太平洋联盟围绕新的战略“挑战”进行新的整合。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为西方在二战及冷战后面对共同的目标再度团结起来，并更紧迫地将其战略视野延伸到印度-太平洋，升级对中国“威胁”的定位，提供了契机。
作为一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和外交政策的变化格外敏感，也更为重视，因此，日本势将利用主持本届七国集团会议的机会，大力聚焦中国，推动盟友及伙伴在“中国威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及台海局势等方面凝聚共识，协调立场和行动。
而这次会议恰逢美国对华战略成型、俄乌战争进入如何收尾、台海局势风高浪急的敏感时刻，超级大国亦有与日本联手开好本次会议以应对中国的强大动机，其走向引人关注。
第二个方面是军事上备战。
日美及其盟友与伙伴已经并正在继续为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新的战争局面预应布局。
比起前首相安倍晋三，岸田文雄内阁更大胆地利用地区形势，采取实际步骤，在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方面迈开大步前进。
依照计划，一旦日本在今后五年将军费提高60%，将一举使其成为世界第四、印太第三军事大国。这是直接为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发生战争事态提前进行部署。
日本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战略方面的四个文件，力推自卫队实现三项突破——使其具备“反击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和“防区外防御能力”，大幅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将使日本自卫队获得实施先发制人策略、打击对手军事基地和持续作战的能力。日本新增部署改进型12式地对舰导弹和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美制JASSM隐形巡航导弹以及着重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建设，特别是扩充部署130座导弹和弹药库(其中70座在五年内建成)，都是明显针对东海、台海“有事”而做的安排。
为了应对战争态势，日本在与美国历史悠久的“安保同盟”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拓展与关键伙伴——比如澳大利亚、英国——的准盟友关系，缔结《相互准入协定》。岸田文雄访英期间，推进《日英相互准入协定》(RAA)谈判，将是重要内容。
日方开展一系列战备重点在加强自身能力及提升与盟友及伙伴的协同能力两个方面努力，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印度-太平洋国家比它更踊跃、充分和全面地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准备。
华盛顿也在加紧做好台海战争的准备。
从战略层面说，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分别以不同方式宣示美国介入台海局势的决心，包括总统拜登屡次“说漏嘴”声称要“保卫台湾”，而美国从议长及以下的国会参众议员访台也成了家常便饭。
从战术层面说，美国近来明显加大了对台军售的力度，尤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增强了华盛顿的紧迫感，美方更加注重与台方一起加强对安全形势的评估，并提供更具针对性、战术性和实战性的军事装备。
美国不久前宣布对台出售1.8亿美元的M136“火山”布雷系统、美方并同意台增购便携式“毒刺”导弹及“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它们在乌克兰抗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场战争对台海局势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美方近来一系列对台军售项目都显示出其对台海局势紧张加剧的忧虑加深，并凸显出明确的实战化倾向。
第三个方面是高科技遏制。
科技事关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科技竞争和高科技遏制走在前头，并具备了冷战的特征。
美国当局对战略竞争的重视，从刚刚难产诞生的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甫一上任就推出“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可见一斑，麦卡锡在投票前称，对于未来，美国最大的担忧就是落后于中国，“事实是，我们对中国的依赖所构成的危险是可怕的”。
沸沸扬扬的华为、中兴事件是美国对华采取高科技遏制手段的标志性事态。拜登当局正在努力推动盟友与华盛顿协调，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芯片联盟”，阻止国际社会对华芯片供应，以遏制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和相关军事建设。
去年12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最新一批被列入贸易黑名单的21家中国高科技企业。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中，高科技遏制走得最远，最根本的在于，科技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韧性和可持续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能力。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为参与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做好了打算。
第四个方面是人权上对抗。
人权对抗白热化。西村康稔在美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一起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围绕“供应链中的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问题”进行协调和磋商，并在会后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确定联手成立一个“促进供应链中的人权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工作组”。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则声明，美方将有多个政府部门参与这个工作组，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务院、商务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劳工部、国土安全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美国国际发展署及其他政府机构。
从这份备忘录及声明看，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与中方的人权对抗已经不再停留于意识形态竞争而是将其渗透到国际贸易和供应链建设中，更具影响力，并且涵盖的范围极为宽泛，另一方面，随着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与美国签署这份备忘录，日方将会将其提交至七国集团峰会共同讨论，为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一起共同发起人权合作铺平道路，将其变成西方的集体意志。
由于岸田文雄访问主要西方大国及本届七国集团峰会的时机极为微妙——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入实战化、西方纷纷在国家安全战略及联盟战略中对华进行新的战略定位、东亚-西太平洋地区暗流汹涌，因此西方对华在四个方面渐行渐远的态势，恐将在新一届西方核心俱乐部年度峰会中朝着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期化方向发展。
来源时间：2023/1/13 发布时间：20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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