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权：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场“文化战争”
作者：田蔚熙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美国主要是指不同意识形态派别之间的价值冲突，包括传统派与自由派、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矛盾。该词最早由James Davison Hunter于1991年在《文化战争：界定美国的斗争》(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一书中提出，他将美国人直接划分为文化上的“正统”和“进步”两派，并强调两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92年时任白宫联络主任的共和党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oseph Buchanan)通过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正式将“文化战争”这一概念引入到美国政治问题，并强调“文化战争”将成为两党政治立场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文化战争”包含很多具体的议题，如性别平等、堕胎、LGBT权益、枪支管制、移民、政教分离、毒品管控等。引发“文化战争”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价值存在非常牢固的“传统”与“进步”的区分，而这又与美国自创国以来的新教主义传统和其社会多元主义的现状是分不开的。传统宗教权威对诸多问题的限制构成了绝大部分“正统”价值的立场，但随着族群多样化、外来文明的引入、跨性别和性少数意识的觉醒、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等原因，以民主、开放、平等为政治基石的美国社会为多元文化主义和相对文化主义的不断发酵提供了土壤。
随着涵盖范围越来越广泛、价值观念的政治化倾向不断增加，其价值观点也越来越极端。价值少数群体和进步派认为传统价值观下的政策正逐渐侵蚀他们的生存空间，价值共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双方从价值分歧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对立。不管是在大学校园、两党的竞选舞台、媒体舆论还是好莱坞的影片里，美国社会“文化战争”引发的差异与冲突几乎随处可见。自五月初最高法院意图推翻“罗伊案”裁决的草案泄露后，关于“堕胎权”的争议迅速席卷了美国社会各界。从游行街道、各州法案到参众两院，支持与反对废除“堕胎权”的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争辩，掀起了2022年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场“文化战争”。
宗教道德权威之争为“文化战争”拉开序幕
美国“文化战争”最初起源于宗教多元主义的扩张与重新结盟导致的价值冲突。美国本身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尽管新教、天主教与犹太教彼此之间存在部分矛盾和纷争，但其都能在《圣经》的框架下，对美国社会主要的道德价值形成共识。但随着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多元主义的发展，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等不断冲击着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传统“犹太-基督教”共识受到质疑，各教派内部针对道德权威和道德真理根源的不同认知进行了分化和再结盟，形成了“传统派”(保守派)与“进步派”(自由派)的立场差异。
其中传统派保留了传统的宗教观念，笃信道德与精神真理具有超自然的根源与权威来源，而进步派则认为，宗教的道德权威是历史信仰与哲学传统的再符号化，其具体内涵必须符合具体的社会变迁，并能够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的新问题，是动态变化的。包括在堕胎问题上，部分进步派新教甚至修改了反对使用避孕工具的章程。根据1968年盖洛普的调查显示，美国有76%的天主教徒认为，任何人只要自己想要就可以节育。
在立场分化的基础上，传统派出于维护就有社会秩序的危机意识、进步派出于重塑美国社会道德观念的目的，两大阵营分别与持有近似道德文化理念的世俗力量联合，以期形成更广泛的价值联盟进行对抗。1979年保守领袖、浸礼会牧师杰瑞·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创建宗教右翼政治团体“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通过对堕胎权、同性恋者平权等社会议题的共同看法，将保守派团结在一起，并广泛参与州和联邦各个层级的政治活动。1989年电视福音布道家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成立了宗教右翼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在罗伯逊等人的努力下，宗教右翼在共和党内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奠定了共和党在堕胎权、同性恋和性少数婚姻等主要问题上的基本价值立场。至此，两党基于宗教道德权威差异的分歧基本形成，支持女性堕胎、同性恋平权的进步派和寻求两派结合的温和派都逐步转向为民主党的支持者。
此外，随着青年一代无宗教信仰的趋势逐渐增加，他们相较于有宗教信仰者会更关注个体价值和个体自由，也更容易接纳堕胎自由、同性恋平权等价值观点，这也是近年来进步派支持者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宪法与民权价值为“文化战争”提供动力
如果基于宗教的道德分歧是价值差异的来源，那么美国社会中一贯强调的宪政与民权价值则成为了不断推动双方争取利益、拓展价值覆盖范围、将分歧变为“战争”的内生性动力。自由主义是美国社会最本质的特征，为追求个体幸福和权利最大化的积极的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的理念并推动了公民对个体权利的争取。
但美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一直是高度异质性的，“多元”一直是美国社会的显著特点，即便是对于自由、平等等基本原则的理解，也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在托克维尔的描述中，美国的自由主义便是一种由民主“调和”而来的自由主义。但近年来对“调和”程度的批评越来越多，批评者认为对自由民主的强调掩盖了美国历史上各类由没有充分享受自由社会利益的群体的挑战。
因此不断随着社会发展和现实问题变化的美国宪法寄予了美国公众维护自身权益的希望。同样自《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以来便不断强调的“天赋人权”理念，赋予了个人可保障的、用以抗衡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是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少数或弱势群体发动民权运动、争取个人权益的依据。
当前美国社会关于“堕胎权”的争论也是女性民权运动在新时期针对特定议题的发展，“罗伊案”判决的出发点并不在于女性的权利，而是个人隐私权和医生的医疗权这类具有共同认知的价值权力。基于其判决形成了分怀孕阶段判定堕胎权的政策尝试对保守派和进步派关于堕胎自由的分期进行调和，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堕胎自由和生育自由背后隐含的“女性平权”问题，由此带来了判决后源源不绝的纷争历史和本次草案泄露后全国性的针对堕胎权的社会抗争。“罗伊案”的判决并未解决关于堕胎自由的价值分歧，不管是其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正在通过民权运动希望能够将真正的解放方案通过更实际的政策或有效的法律解释进行落实。
两党极化将“文化战争”嵌入政治价值
通过社会组织的发展，个体价值可以逐渐“群体化”和“网格化”为集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并成为本组织政治思想的基本构成原则。在宗教向世俗组织扩散、社会价值分歧集体化的过程中，两党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有差异的价值原则，并通过政党认同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原则，成为吸引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政党成员和选民的价值武器。而由共同价值集合而成的社会群体，为了通过政策落实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会通过选择与其理念相符的政党支持，二者实现了双向选择，从而导致价值差异上升到意识形态正确与否的层次、社会群体对立问题变为党派分化问题，涵盖宗教、社会、政治的“文化战争”在两党竞选中打响。
可见“文化战争”上升到社会政策层面依赖于两党价值差异，但两党分歧的根本目的还是服务于争取选民支持率。以2016年大选为例，被视为美国文明和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宗教保守派的代言人的特朗普当选便离不开宗教保守派的支持。美国人口中的71%都是基督教徒, 而其中1/3是福音派基督徒，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福音派白种人有81%都选择了特朗普。特朗普在当选后同样也公开反对了“罗伊案”、同性恋者就业权和大麻合法化，并向联邦最高法院输送了两名保守派大法官。
因此随着社会群体利益的划分，两党为了增加选民基础、固化已有支持群体，会将以另一党派的价值政策为蓝本不断调整其政策，最后可能调整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维度。而两党的分歧又会导致政治精英意识形态的极化，最终迫使原本的“温和派”不得不在两党中进行选择，进一步扩大政治极化的范围。
各州对“堕胎权”的具体政策(上)与2020大选红蓝分布(下)的相似性
来源：What would happen if Roe v. Wade were
overturne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6/11/abortion-rights-roe-v-wade/、
US
Election 2020: Results and exit poll in maps and charts,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us-2020-54783016
在本次堕胎权的争论中，“罗伊案”是否需要被推翻已经变成了一个非0即1的极端问题。共和党的多个支持州已经将禁止堕胎写进法案，甚至宣称“堕胎”等于谋杀。一旦若罗伊案被推翻，密苏里州制定的触发法将禁止除紧急医疗情况外的所有堕胎行为，任何人进行非法堕胎都将构成重罪，可判处5至15年监禁，德克萨斯州甚至提出了“堕胎赏金法案”。而民主党的法案则禁止对胎儿存活前堕胎的任何限制，包括允许存活后堕胎。拜登在5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也敦促选民在中期选举中选出更多支持维护堕胎权利的议员，进而在联邦层面将对“罗伊案”的保护写入美国法律。且由于两党在两院投票时的票数差距，任何与党内整体主张不和的支持者都将受到批评，参议院两位堕胎权共和党支持者苏珊·柯林斯 (Susan Collins) 和丽莎·穆尔科夫斯基(Lisa Ann Murkowski)所提出的“中间路径”也未被考虑。
针对“堕胎权”问题各州的态度变化
来源：What would happen if Roe v. Wade were overturne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6/11/abortion-rights-roe-v-wade/
总结
草案泄露之后，是否废除“堕胎权”成为美国当前最热门的政治、司法问题。但堕胎权本身作为一种价值伦理问题，近年来正与LGBT群体认知、青少年性教育法案等问题一起不断冲击着美国旧有的社会共识，并迫使两党通过选边站的极端方式争夺不同的选民基础，加剧了美国社会群体的割裂和政治极化。
迫于公众舆论压力和选民基础，民主党往往需要在已有进步立场上做出更多的承诺和更实际的措施才能吸引进步派选民，而共和党只需要在立场上稍微让步便可吸引温和派的注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短效的胜利带来的是长期的失败，它显示出进步价值的不可避免，并没有实际维护文化保守主义的利益。综合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和《华盛顿邮报》4月的民调发现，54%的美国人认为“罗伊案”应该得到维持，只有28%的人认为这一决定应该被推翻。堕胎权的支持者数量正和其他支持同性恋、青年性教育等群体作为“进步派”数量不断增加，未来文化保守派和共和党的价值处境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正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暗示的那样，堕胎问题作为2022中期选举前最后一场“文化战争”，很有可能给予民主党利用进步派愤怒大幅度提升选票的政治机会。但同时还是需要注意到，随着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现实问题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冲突的影响，作为个人生存被满足后的后物质问题，“文化战争”能否战胜现实经济问题成为大选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还有待商榷，这也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仍保留期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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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6/1 发布时间：202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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