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战略中的不可预测性：尼克松、特朗普与疯子理论

作者：James D. Boys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James D. Boys，目前在美国波士顿独立进行研究，CNN、CNBC、BBC和天空新闻的定期撰稿人，曾担任伦敦里士满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教授(2006-2019)，主要研究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的关系。

编译：戎秦婴(国政学人编译员)

来源：James D. Boys (2020): The unpredictability factor: Nixon, Trump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dman Theory in US grand strateg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OI: 10.1080/09557571.2020.1847042

导读

由于尼克松和特朗普行为和政策的相似性，学界常将两人比较研究。首先在竞选时，尼克松称民主党候选人为战争支持者，同样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时也称希拉里为“战争贩子”。其次在任期内，尼克松最初以强硬方式对待越南战争，宣称美国存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以及基辛格秘密访华等秘密外交行为对盟友和敌人都产生巨大冲击。特朗普也同样表现得不可预测，如对朝鲜问题的反复无常，推特上时常发布惊人的语言以及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的高流动性。

“疯子理论”可以解释尼克松和特朗普所表现出的相似的不可预测性。他们通过采取非正统和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故意让对手(甚至盟友)处于不安的状况中，使对手相信美国的任何选择都是可能的，并感到充满危险的不可预测性，进而使对手让步以实现美国利益。

两位总统的行为和政策看似都是疯子理论的具体应用。通过分析相关演讲、声明、文本和推文(特朗普的推特文章)，本文发现尼克松确实试图将该理论应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以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对特朗普而言，他的“疯子”行为则与他的人格特性和长期坚持的理念更为相关，而非刻意运用疯子理论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后，疯子理论的实践并未带来预期效果(关于疯子理论失败的原因可参见：外交政策中的疯子行为缘何失效)，既未能解决国际问题，还使得美国的信誉受损，甚至成为两位总统遭到国会弹劾的原因之一。

摘要

特朗普在任期内试图采用不可预测的方式制定美国外交政策，而五十年前尼克松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也曾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即所谓“疯子理论(The Madman Theory)”，同时两位领导人都试图使这种不可预测的做法合理化。通过分析两人相关的演讲、声明、文本和推文，本研究可以看出两位总统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采用了不可预测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们作为美国总统的利益。

编译

早在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媒体与学术界就已经注意到他所表现出的不可预测性和独特的人格特征。考虑到他先前缺乏政治及军事经验，而且他和助手们也乐于树立起这种形象并开创不同于奥巴马的新政治时代，所以人们也易于接受他的局外人身份。尽管上述观点被广泛接受，但本文认为它具有很大的缺陷。

具体而言，本文将探究特朗普和尼克松在多大程度上会采取非正统和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以故意让敌人和盟友处于不安的状况中。本文对比了他们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疯子理论的信奉程度、他们的核心顾问们对该理论的接受程度以及两人分别在越南和朝鲜实施该策略的尝试。本文发现了两人以及他们应对敌人方法的相似之处，揭示了美国战略中疯子理论的严重局限性 。

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将他对不可预测性的偏好描绘为国家战略利益的一部分。他提出要让美国远离“无休止的战争”，承诺将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并批评希拉里是个战争贩子。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他们都宣称民主党候选人支持持续的武装冲突且缺乏和平谈判的技巧。然而在当选后，两人却都以极端军事力量来威胁美国的对手。这种策略被称为“疯子理论”。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他们真的实施了疯子理论吗?他们的行为是真的失控了，还是出于个人和政治原因而采取了不必要的极端政策?

两人分别在1968年和2016年竞选活动时发表的声明，为本文所采用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式提供了一个分析语气、内容和意图的语境。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尼克松和特朗普执政前如何使用不可预测的话语，以及如何利用疯子理论实现全球战略。话语分析“生动的呈现了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方式”(Weldes, 1998)，有助于解释尼克松和特朗普对疯子理论的信奉程度，即他们到底是实践了该理论，还是仅用该理论解释他们那些看似缺乏判断力的提议。同时，为了避免选择性偏差的问题，本文直接采用了两人信奉疯子理论的声明、文件和谈话记录。

01 疯子理论的理论构思

疯子理论并不是假设某一领导者真的疯了，而是要创造出一种不可预测的印象，使对手相信任何选择都是可能的的，包括过度的武力威胁。假装表现出不可预测并不是新的概念，马基雅维利早在16世纪就表示“有时候假装疯狂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对于该理论最大的争议在于对称性问题，即认为过度的武力与所面对的争议问题不成比例。

疯子理论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研究。谢林认为谈判者在有限的程度上表现出非理性是有利的(Schelling 1960)。艾尔斯伯格曾针对核讹诈提出“讹诈者可以通过各种花招，使受害者对其行为感到不确定”。讹诈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出“令人信服的疯狂”，这时承诺的风险就可能会很小(Ellsberg 1959)。基辛格也认为在有限战争中存在使用美国核力量的可能性，以“影响对手的意志，使施加的条件看起来比持续抵抗更有吸引力，争取实现特定目标而不是完全消灭它”(Kissinger 1957)。三人对疯子理论的研究无意为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02 尼克松和特朗普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疯子理论的信奉情况

本段主要说明两位总统对于疯子理论的理解和信奉情况。对于尼克松来说，这一概念来自于他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的经历。尼克松回忆说，“艾森豪威尔曾秘密地威胁中国人，除非立即签订停战协议，否则将向朝鲜投掷核弹。几周后，中国便要求停战”(Haldeman and DiMiona 1978)。尼克松也曾承认他是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可以对全世界说，我们可以用核力量来回应或阻止他国进攻”(Oval Office Conversation 1971)。由此可见，疯子理论的前提是使对手担心美国的非理性行为会带来充满危险的不可预测性。

特朗普将自己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视作美国的潜在优势，认为这能够使美国的对手感到不安，然后恐吓他们做出本来不会做出的让步(Hohmann 2016)。特朗普与尼克松类似，试图将他与上届政府区分开，他的言语和政策要与奥巴马政府的冷静和理性印象形成对比，如他曾表示“我喜欢不可预测的感觉，从而出其不意的赢得战斗”(Trump 2015)。此外，特朗普长期秉持着“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即提高美国国防能力，保障对外贸易，限制移民和进口，减少海外援助，增加国内基础设施开支。

03 疯子理论与总统顾问

总统顾问有可能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制定或加强现有政策倾向。当然，他们最终还是要遵从总统的意愿。分析这些与总统最亲近的人对疯子理论的接受程度可以进一步揭示两位总统试图塑造世界的方式。

尼克松的疯子理论重要来源是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学术研究。基辛格信奉现实主义政治传统，认为外交必须得到武力威胁的支持。他乐于在外交事务中利用不可预测性，认同运用疯子理论。尼克松和基辛格“像孩子一样乐于制造惊喜，像阴谋家一样喜欢保密，鄙视官僚机构的常规力量，享受操纵权力政治。(Aitken 1993)”两人独特的伙伴关系使得基辛格能绕过国防部长直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打交道。这种不可预测的方式不仅可能加剧国家间冲突，也会导致内部分裂。

特朗普实施疯子理论所面临最大挑战是他在政府内部处于明显的孤立地位。他不信任精英政治，解雇了一系列最初任命的专家和顾问。他的竞选团队只有五位几乎没有政治或外交政策经验的外交政策顾问。此外，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的快速更替也使得美国大战略难以形成连贯的战略基础。同时他也直接通过推特向世界宣布他的不可预测的政策，而他的助手们则负责解释，并防止冲突升级。总之，尼克松的疯子理论似乎是个诡计，旨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特朗普的疯子理论似乎是旨在衔接一系列行政政策。

04 实施疯子理论

两位总统实践疯子理论的方式存在不同。尼克松政府将疯子理论应用在越南、柬埔寨和美苏关系中。最明显的体现是1969年对印度支那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如派遣B-52执行轰炸任务和对柬埔寨的陆上入侵。其目的是让敌人相信美国的决策是不可预测的，合理性与谨慎性无法再得到保证。尼克松政府对老挝问题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1974年众议院弹劾尼克松时，柬埔寨行动被认为是总统的严重罪行和不端行为之一)。

作为强烈的反共分子，尼克松也希望操纵苏联对他的恐惧，以提升美国在美苏谈判中的地位。上述的军事行动也是美国对苏联传达的不可预测性信息。但事实证明疯子理论并未使共产主义力量信服，这最终导致尼克松在1971年对越南问题做出关键让步。“即使对于没有报复能力的国家，美国的摧毁能力也难以转变为合理的威胁(Kissinger 1979)”

特朗普疯子理论的实践在其与朝鲜及其领导人金正恩的交往中表现的最为明显。2016年，他在与奥巴马的交接会议上表现出对朝鲜威胁的“坐立不安”，2017年国防情报局(DIA)的报告引发特朗普对朝鲜的严厉警告，联大时他又补充称“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同时也不同意与朝鲜谈判。然而，特朗普与金正恩却于2018年举行了会晤。尽管会晤未取得任何进展，但特朗普却声称“朝鲜不再有核威胁(Jackson 2019，2)”。显然，他认为自己的疯子理论实践是有效的。

05 总结

由于特朗普和尼克松都厌恶媒体、使用煽动性的语言来诋毁竞选者以及都有遭到弹劾的经历，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对两人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他们信奉疯子理论的程度并将该理论提升为国家战略行为的一部分。但正如本文所论证的，这种比较方式是有缺陷的，因为它错误估计了特朗普及其外交政策顾问对疯子理论的理解程度。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能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目标及自身行为可能对国际环境带来的影响。但特朗普的所谓“疯子理论”则缺乏现实政治和理论基础，如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成员的高流动率和对朝鲜问题的明显随机性，可以看出他并未制定连贯的战略。

总之，特朗普显然是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的支持者，即确保他国对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但这种做法并非尼克松式的疯子理论，两人对于不可预测性因素的使用出自不同原因。疯子理论的实践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与一国在国际中的可信度联系密切，而特朗普蓄意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削弱了重要多边机构，侵蚀了美国国家信誉。本文通过分析特朗普对疯子理论的信奉情况，虽然发现他的不可预测性的言论和行为缺乏尼克松时期的理论基础，但本文有助于读者理解特朗普的“疯子理论”对世界的影响。

来源时间：2022/4/29   发布时间：2022/4/29

旧文章ID：27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