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布鲁克斯：美国保守主义的毁灭与重生

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本文《美国的保守主义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American conservatism? )于2021年12月8日发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戴维·布鲁克斯 (David Brooks)是一位常以保守派政治评论员和商业记者的身份出现的美国记者，他从当代美国社会的保守主义现象出发，回首自己年轻时的阅读体验，探讨了保守主义的流变，比较了美国与欧洲的保守主义传统与特征，表达其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态度，试图对现代保守主义的发展道路给出自己的展望。

我与保守主义

我在二十岁上爱上了保守主义。作为一名芝加哥的政治与犯罪记者，我常常发现自己周边有着类似布里尼-格林(Cabrini-Green)和罗伯特-泰勒家园(Cabrini-Green)的公共住房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总是怀着最好的愿景出发，但最终却成为了城市的噩梦。设计了这些项目的城市规划者们原以为他们能够通过置换房屋，即用干净有序的高楼替代破旧不堪的街区，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指出的那样，他小时候曾住在卡布里尼-格林建筑群中，他发现规划者从未咨询过居民的意见。规划者们忽视居民，仅仅将他们当作社会变迁的被动的接受者和旁观者，未对他们展现出丝毫的尊重。当我遇见这些项目时，他们已经成了城市衰败的国家象征。

那时，我将自己视为一名社会学家。但看着这些糟糕的后果，我猛然意识到，这正是我在大学时读到过那位学者的预言。“人类社会从来都是复杂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写道，“如果你试图以自己简单的逻辑去想象、去重构社会，你将在无意识中造成巨大的损害。”尽管伯克只是一位两百年前的保守派英国政客，但他思想中的智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芝加哥依然耀眼。

我开始阅读我手头能拿到的所有保守主义的书籍——威尔摩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 彼得·维雷克(Peter Viereck)，雪莉·罗宾·莱特温(Shirley Robin Letwin)。我只能说我经历了一场爱情。我被保守主义看待世界的方式深深吸引了——他不仅是一系列的政治议题，而且包含了一种对人类天性更深入、更理性的考量，一种对智慧更广泛的理解，一种对最高德性生活和社区形成的精神描述。

然而，现今对“保守主义”的理解已近乎是我那时所着迷的伯克式保守主义的反面了。今天，对“右派”世界观的理解更多是仇恨，是对特朗普或塔克·卡森(Tucker Carlson)的党派依附，是一场精神暴虐。那时令我沉迷晕眩的丰富的哲学视角已经沦为了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选民压制(voter suppression)。

近来，我重读了手头上已经泛黄的保守主义书籍。我想知道，当我意识到保守主义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我是否会为它感到尴尬或羞愧。事实上并没有。我又一次为之着迷，我意识到，保守主义在今天显得更加真实和深远——若想成为今天的一名保守主义者，你必须反对共和党所代表的大多数观点。

保守主义的形成

这篇论文是一篇开拓之作。它是一次回溯现代保守主义缘起、探索核心智慧内容的尝试，讨论了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这种智慧的原因。[1]

我们的政治类别起源于发生在十六、十七及十八世纪早期的宗教战争。那是一个痛苦、分裂和充斥着文化战争的时代——正如今日，但更为糟糕。宗教改革将欧洲分裂为了敌对的天主教(Catholic)和新教(Protestant)两派阵营。这场战争是一系列的屠杀和反向屠杀、是残酷的报复和更为残酷的反向报复。布莱斯·德·蒙吕克(Blaise de Monluc)，一名法国指挥官，是其中的典型人物。正如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在她的书——《如何生活》(How to Live)中记述的那样：1562年，当波尔多市(Bordeaux)市政厅在一场暴动中遭受一群新教暴徒的袭击后，蒙吕克被派往当地施行镇压。他的镇压方法是大规模屠杀。不经审判，蒙吕克便在街头吊死新教教徒。他的镇压是如此嗜血，军队耗尽了绞架，便只能在树上将人们吊死。新教徒们被杀死、被扔进井中，他们的尸体填平了那口深井。1571年，蒙吕克脸部遭受射击，他的余生都在面具之后度过——一个来自丑陋时代的丑陋的人。

最终，欧洲人筋疲力竭、胆战心惊。那时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建设一个不会演变成充斥了痛苦的割裂和部族屠杀的社会?一个阵营，即法国启蒙运动(the French Enlightenment)思想家们，相信理性的力量。他们认为，当人们的原始激情(primitive passions)，如宗教热忱，被排斥和驯服时，当个人被教育着用他们的最高才能和理性去追求他们被唤醒的个体利益时，当政府运用科学工具组织社会时，精巧的社会秩序就有实现的可能。

另一阵营，也就是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苏格兰或英国启蒙运动，却并不认为人类理性足够强大到能够让人类控制自己的自私。他们认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理性只是在合理化我们的自私行为。他们并不相信，个人理性强大到足以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更不用说让领袖做出高屋建瓴的规划控制社会运转。“我们并不放心让人们生活在他们的理性中，让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理性对待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的理性都是很有限的。”伯克在他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写道。

这是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之一：在认识论上保持谦逊的姿态，或者说，当我们面对着我们不了解的复杂的世界时，保持谦逊，坚信社会变迁是必然发生的，但他的进程是小心翼翼，曲折上升的。几个世纪以来，保守主义总是站在那些傲慢地相信自己能够规划历史者的反面：那些认为自己能够摧毁旧社会，在伤痕累累的社区之上重建它的法国革命者们，以登上断头台告终;那些认为自己能够高屋建瓴地规划社会经济秩序的西方的政客幕僚们，交出了经济滞胀和僵化的答卷;那些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行政命令和非民选权力实现欧洲统一的欧洲精英们，制造了货币危机和民粹主义的反弹。

如果保守主义者们认为理性不足以实现文明秩序，那么他们相信什么呢?至此我们将借助十八世纪的经典概念——“情感”(the “sentiments”)。伯克有一本探讨美学的早期著作。当你观赏一幅画时，你不必通过理性计算它的美丽或力量，它带给你的悲伤或快乐。情感是自动地对事物的审美和感情判断。情感赋予事物价值。他告诉你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你想要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要去哪儿，要以什么为目标。

理性主义者非常相信“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自治性的个体通过逻辑一步步地解决问题。保守主义者非常相信在代际文化家庭和机构中传承的潜在智慧，这智慧是人们在任意场景中脑中闪现出的直觉。英国人无需思考，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站他们该做什么，他们依循他们继承的共同文化习俗排成队列。

其中，最重要的情感是道德情感。保守主义当然对人性的罪恶有着敏锐的认知——自私、贪婪和情欲。但保守主义者也相信，在恰当的环境中人们会受到积极的道德情感的激励——特别是同情和仁慈，以及赞赏他人、爱国主义、慈善和忠诚。这些道德情感促使你对残忍的行为感到愤怒，促使你关心你的邻居，对你不完美的国家产生适当的感情。他们激励你去做正确的事。

保守派同样认为，当你的情感被正确的培养时，它可以被信任，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中写道，“人们赖以行事的情感往往胜于他们所采用的论据。”(The feelings on which people act are often superior to the arguments they employ)，新保守主义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在《道德感》(The Moral Sense)一书中写道：

当然，关键点在于“正确地培养”。一个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将是一个无法被辨认的生物，几乎无法适应社会生活，他将封锁自己，成为自己未受约束的欲望的奴隶。管理这样一个未成型的生物的唯一方法是建立一个监狱式的国家。如果一个人未能通过社会的训练，从内部驯服他的激情，那么国家就必须从外部持续监控他。

保守主义的真谛在于他教导人们对我们所知的东西保持谦逊，他使人们拥有正确的天性。

幸运的是，人们并不在孤立状态下长大。约翰·洛克(John Locke)或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想象的自然状态从来没有存在过。人们在家庭和社区，传统文化和国家体制中长大——在连贯的社会秩序编织成的文明网络中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展出了约定、传统和习俗，这些规则不仅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也将人们形塑成文明的个体。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方法和习俗，其背后往往有着强大的运作机理。“这个世界比任何哲学家都睿智得多。”一位十九世纪中期的记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这样写道。

一些历代流传下来的智慧，通过书籍和布道流传开来。然而，大部分的学习是通过形成习惯。我们在家庭教会，社区，学校和专业团队中形成自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故事、杰出的标准和做事的方式。当你加入海军陆战队(The Marines)时，你不仅仅在学习步枪射击，你还吸收了团体的精神，这些品质将帮助你完成你未来的任务，并将你塑造成这样的人：对敌人凶狠，对朋友信义，对组织忠诚。

如果有人询问你如何对待一个新寡的女人，你的本能反应可能不会是“诱使她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举办聚会。”然而犹太教有一套别致的守灵习俗，他们通过给予每个人琐碎而具体的任务，帮助人们度过悲伤。遗体告别仪式成为了某种人们相互关心的仪式，体现了某种家庭生活。这些习俗有助于将众多独立的个体集合成一个民族。团体输出习惯，习惯成为美德，美德成为性格。

伯克的保守主义启发了我，因为他的社会愿景不仅仅是关于法律、政府预算和技术性的执政计划。他的愿景是关于灵魂的，告诉我们如何建立能够培养好公民的机构——那些热心温和的人，同情少数群体的人，可靠勤勉的人，舍己为公的人。保守主义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它承认在推动历史方面，文化比国家更重要。“你比法律更重要，”伯克写道。

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法律随时随地对我们产生影响，而礼(Manners)则通过另一种机制影响人们的情绪，它能够使我们感到烦闷或舒心、堕落或升华、赞赏或贬斥、野蛮或高雅，它的运行持续、稳定、统一而不可察觉，如空气一般。它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完整的形式和内容，根据其品质不同，它有时辅助道德规范，给予其支持，但有时它彻底毁坏道德。[2]

因此，保守主义者花了很多时间来捍卫伯克所说的“小排”(the “little platoon(s)”)。也就是人们的定居形塑了他们道德感和情感的社区与村庄。如果正如伯克所想的那样，单凭理性无法找到任何社会问题的症结，那么每个社区都必须因时因地制宜解决自身复杂的问题。保守派试图保护这种美妙的异质性，使其免受集权式的强权和傲慢的理性主义的影响——当政府试图取代本应由家庭扮演的角色时，当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手中夺权时，当大公司从地方经济吸取营养时，保护这些小团体。

真正保守主义的真谛在于，它教导我们对自以为知道的东西保持谦逊，它正确地把握了人性，它明白，人类首先是作为无意识的思维、潜藏着的情感和冲突的欲望的集合体而存在的。保守主义的深刻见解在于，一个严格依照自利原则建立的社会是不可能健康的。正如艾略特(T.S.Eliot)所言，若认为一个社会不需要人们做好事便能够蓬勃发展，那终将会是一场幻觉。生活在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事业，而你所在社会的健康水平，取决于它在道德培养方面做得如何——如何培养有序的内心生活，如何帮助个体平衡情感、欲望和动机。最后，保守主义欢迎你进入时代的进程。社会——“是所有科学的伙伴，”伯克写道。

“所有艺术的伙伴;所有美德的伙伴，所有表现形式的伙伴。这样的伙伴关系不会在代际间结束，而是在生者、往生者和新生者之间延续。”[3]

美国式保守主义的特征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我住在布鲁克林，为《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新闻，并继续完成保守主义的自我教育。我被一个名为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英国政客迷住了。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完美的保守派人士形象，鲍威尔似乎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古典学者，退伍军人诗人和有信仰的人，他是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保守党教育环境的产物。然而在1968年，鲍威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血河演讲”(Rivers of Blood)，其中公然昭显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思想令人震惊。我想知道，滥觞于反宗教战争的保守主义怎么会培养出一个试图发动战争的政治家呢?

我意识到每一种世界观都有其阴暗面。保守派在认识论上应该是谦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谦逊会成为一种粗暴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种对学习和专业的蔑视。保守主义者应该珍视地方社区，但这种倾向有时会变成褊狭的狭隘主义(parochialism)，他们会对移民生出恐惧和种族主义的敌意，对外来者生出部落式的敌意，以及在面对哪怕是一丝多样性(diversity)和多元化(pluralism)时持偏执态度。保守派应该珍惜形成的集体道德——但这种强调有时会变成一种僵化和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moralism)，一种将所有社会变化视为道德衰退和社会威胁的表现的倾向。最后，保守派应该敬畏过去——但这种对过去的敬畏有时会变成对上位者卑微的敬畏。当我观察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时，我通常不喜欢我之所见。而当我看到像鲍威尔这样的人时，我大受震撼。

幸运的是，我不必生活在幽闭于血与土的欧洲式保守主义之中;我有美国式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深深地扎根于各国的当地的习俗之中，尤其是各个社区，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国际保守主义(international conservatism)，因此，每个社会都有他们各自特色的保守主义。

美国的保守主义继承了伯克式的传统，但却被灌注了内固醇(steroids)和肾上腺素(adrenaline)。其中的三个特点使我们的保守主义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区别开来。首先，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那场战争的一部分是为抽象的自由主义理想和普遍原则而战，因此美国的保守主义所要维护的传统是自由主义。其次，伯克式的保守主义非常强调稳定的社区，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和先驱者的国家，一直强调自由社会流动和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神话(the Horatio Alger myth)——通过努力工作，人们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最后，美国的保守派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保守派都更毫不掩饰地致力于资本主义、创业精神和商业。永恒的活力和创造性的破坏是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美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诸君细察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我想它始于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和杰斐逊的地方主义，通过辉格党和林肯延伸到西奥多·罗斯福，延续到艾森豪威尔、哥德沃特和里根，并以发生在2012年的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总统竞选结束——你不会看到人们试图恢复过去的某种荣光。相反的，从汉密尔顿鼓励增长的工业政策(pro-growth industrial policy )，到林肯的铁路法案(railroad legislation)，再到里根的星球大战国防系统(Star Wars defense system)，都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的保守主义一直陷于自相矛盾。在其鼎盛时期——从1964年到2012年的半个世纪里——它分裂为自由主义者、宗教保守派、小镇农业主义者、城市新保守主义者、外交政策鹰派等。在一段时期里，这种分裂似乎奏效了。

在这个时代，美国的保守派因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计划和不道德的技术官僚而团结起来。在那些日子里，我认为这种充满活力、具有前瞻性的保守主义就是未来，而世界上的伊诺克·鲍威尔是病态的过时的狂吠。我错了。我承认，我已经开始怀疑“美国”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否过于紧张。也许不可能令一场前瞻后顾，同时沉迷稳定和变化，漫不经心而又扎根道德律令的行动成功。也许我们所知的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活动家、政治家、记者和其他与共和党结盟的人的集合——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括号，这个括号现在正在关闭。

从保守主义到特朗普当选

特朗普近乎是我再次描述的伯克式保守主义的反面。一场建立在同情和智慧之上的运动怎么会筛选出这么个缺乏同情与智慧的人?一场如此重视个人道德形成的运动怎么会让选民选出这么个不折不扣的道德堕落者?一场建立在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形象上的运动怎么会产生操纵性的民粹主义(manipulative populism)的简单化二分法?一场建立在对过往智慧的敬意之上的运动怎么会产生特朗普独裁式“只有我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竞选口号?也许这是最不保守主义的话语了。

保守主义成为特朗普主义的原因有很多。首先，种族。保守主义只有在试图维护总体健康的社会环境时才有意义。美国的族群布置从根本上说是不正义的。在种族问题上持保守态度是一种道德上的犯罪。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敬爱的导师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rkley Jr.)在那场1965年发生在剑桥大学的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辩论中出尽洋相。二十年后，当我在《国家评论》工作时，台面上的种族主义并不露骨，然而，种族主义的议题常常被忽视，美国共和党与种族主义者的狼狈为奸被随意容忍。当你忽视一个癌症时，它往往会转移。

第二，经济学。本质而言，保守主义是对社区如何产生智慧和美德的一种解释。在二十世纪末，左右两派都重视被解放的个人而不是被束缚的社区。对于右派而言，这意味着更少的埃德蒙·伯克和更多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式保守主义。右派将他们的注意力由智慧和美德转移到了个人利益和经济增长之上。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提到的，一种不协调出现在了“政治秩序对于物质财富的过分关切和对人们内心生活和公民道德感的过分疏忽”之上。右派将其执政目的放在了个体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的最大化上，而忽略了这份自由的目的和将社会团结起来的凝合物。

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滥觞于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和杰斐逊的地方主义，终在2012年以米特·罗姆尼告终。[4]

但也许保守主义倒退为特朗普主义的最大原因是精神性的。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流派建立在民族自信之上。如果说英格兰曾是骑跨世界的小岛国，那么正如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格(Henry Steele Commager)在1950年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成功，每个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几个世纪以来，美国和英国的保守派对继承这些光荣的遗产心存感激，他们知道每个国家的传统中都有神圣的东西需要被保留，他们明白，社会变革必须在现有的秩序内展开。

2016年，这份自信被撕碎了。社区分崩离析，家庭被打破，美国变得支离破碎。整个地区都被抛在了后面，许多精英机构急剧左移，把保守派赶出他们的队伍。社交媒体鼓动起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社会信赖急剧收缩，领导阶层正在越来越孤立、专横和傲慢。“美国的明天”(“Morning in America”)已经让位给了“美国的屠杀”( “American carnage”)和不断的威胁感。

我希望我可以说特朗普所代表的一切与正确理解的保守主义毫无相关。然而，正如我们在伊诺克·鲍尔身上看到的那样，一片悲观的保守主义阴影总是埋藏在更加自信、积极的保守主义身边。这片阴影包含的信息正是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接受的观念：邪恶的外来者是来抓我们的。但至少在一个方面，特朗普主义是真正反保守的。伯克和洛克式的自由主义都试图找出这样一条路：去帮助社会在不诉诸专制主义和暴力的情况下解决个体间的不同。特朗普主义(Trumpism)是前启蒙主义(Pre- Enlightenment)的。特朗普式的专制主义并不放弃圣战;相反的，它拥抱圣战，假定它是永远的，事实上也在寻求它的实现。在特朗普的世界中，争论被纯粹的权力和恐吓压制。特朗普式的认识论是如此反认识论，它对真理的整个概念提出质疑，它编织任何能帮助自己获得关注和权力的谎言。特朗普主义把同情的温柔情感视为弱点。强权即正义。

在右派，尤其是年轻人之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正在崛起。所有的生命都被视为寡头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历史是一场文化战争的死亡竞赛。今天的大众市场，前启蒙时代的专制主义并不感恩他们所继承的秩序，而是看到起其中的威胁：你被欺骗了。这个系统被幕后黑手操纵了。善良的人们被欺骗。阴谋家们试图蒙骗你。专业知识是虚假的。末日就在眼前。只有我可以拯救我们。

伯克式保守主义当如何自处?

伯克式的保守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我的许多朋友试图纠正美国共和党，使之重新成为一个保守政党。我为他们欢呼。美国需要两个负责的政党。但是我很怀疑，美国共和党是否能够很快成为我那时所欣赏的保守主义的家园。

特朗普式的共和主义为了寻求个人的强大掠夺组织资源、贬低其价值，一步步地侵蚀它。特朗普主义者是由对他人的憎恨团结起来的。特朗普主义者们生活在永恒的战争中，因此他们需要不断地发明敌人——批评性的种族理论，无性别的浴室，不受控制的移民潮。他们需要将过去半个世纪来的大都会美国视为一种道德癌症，将这五十年来的文化和民主变化视为一场外国入侵。的确，多元主义是美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为了延续美国精神，你必须热爱多元主义。只要战争气质主导着共和党，暴虐将胜于仁慈，宣传将盖过讲述，对抗将多于保守，非人化将毁弃个人尊严。一场比起对纽约中央公园，反而对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怀有更强烈情感的运动既不属于保守主义，也不属于美国。这样的环境对所有试图播种伯克式保守主义之种的人而言都是贫瘠的土壤。

正如我的英雄以赛亚·伯林所说，我很满意将自己安置于左倾趋势的右倾边缘——在民主党温和派的那片更有希望的土地中。如果它的进步派人士有时似乎没有从政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站在了分裂美国人的文化立场之上，至少该党作为一个整体知道现在是什么年头。1980年，那个时代的核心议题是国家主义，其表现形式是国外的共产主义和国内已然僵化的、丧失动力的官僚体制。2021年，此时的核心议题是社会衰退。我们最应关切的危险是家庭和社区的分崩离析，它使青少年感到孤苦无依和抑郁，使成年人成瘾并各自孤立。此外，它存在于社会不信任的危险程度之中，存在于不断加深的经济差异和持续存在的种族差异之中，这些异质性破坏了美国的善——政治部落主义(political tribalism)使得政府的存续不复可能。[5]

从本质而言，在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中不存在任何反政府的因素。“那些宣扬对政府的鄙视的人们能够认为自己是伯克的知识性的后裔，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伯克是一名国家颂扬的作家，” 乔治·F·威尔曾经写道。为了减少那些分裂阶级的经济性撕裂，为了消除那些使许多人生活不安定的财政焦虑，为了支持父母，让孩子们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这些才是一个致力于改善社会，而非利用人们日益增长的不安感、疏离感和无机会感去剥削社会的政党的目标。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有一句箴言——这句话建立在一个充满敌意和腐蚀性的世界中形成的伯克式智慧之上——从未像现在这样值得注意：保守派的核心真理是文化最重要;自由派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

注释：

[1] 来自2004年4月号。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谈埃德蒙•伯克，反动的先知(reactionary prophet)。

[2] 摘自2008年5月刊：乔纳森·劳奇(Jonathan Rauch)谈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保守主义的背叛。

[3] 阅读：“血河演讲”及一场分裂了英国的演讲(“Rivers of Blood” and the legacy of a speech that divided Britain)

[4]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信任体系的崩溃正在毁灭美国。

[5] 来自2001年12月号的文章。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谈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

文章来源：

David Brooks, What happened to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Atlantic, 12/8,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2/01/brooks-true-conservatism-dead-fox-news-voter-suppression/620853/

译者介绍：

陈欣，慕尼黑大学国际与欧洲经济法20级硕士研究生(LL.M)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3/6   发布时间：20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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