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墙不如建桥：如何应对经济转型的阵痛

作者：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转型期的阵痛。许多制造业工人被迫下岗，形成美国社会的动荡因子。民粹主义抬头，以“筑墙”为口号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但是除了筑墙，是否有另外的选择呢?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金融和经济学教授，曾任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著有新书《墙和桥》(The Wall and the Bridge)，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展示了他书中的主要观点，提出“筑墙不如建桥”的方案，让经济转型时期遭受巨大冲击的群体得到更多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以提振经济，让美国社会实现普遍的繁荣和稳定。

过去的几十年里, 从创新思想、开放程度到贸易以及技术发展等方面，人们都持续见证着美国经济的进步。和工业革命时期相同，这些进步反映了颠覆性变革的好处, 但也有缺点。近年来，这些不利因素改变了政治局势，疫情引起的经济危机更加放大了这些缺陷。然而，经济学家和市场的捍卫者往往试图忽视这些负面影响，或者未能认识到它们的范围和特征。

在现今的政治辩论中，有两种对待此类负面影响的方法。有些人把对于颠覆性变革好处的宣扬和庆祝，作为对于其坏处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呼吁“筑墙”来反对经济变化，因为它会带来负面后果。这种壁垒以保护主义和监管的形式出现，试图阻止改变现代世界的经济力量。

这两种方法本质都是否认。有人否认变革会带来痛苦的代价;另一些人则否认抵制变革也会如此。如果筑墙不能保护那些在现代经济转型中受到伤害的人，那么其实桥梁可以让他们与经济变革的正向影响产生联系，完成本来不可能实现的转型。决策者应该努力搭建这些桥梁。

强调这种联系对我们的好处远远大于忽视经济转型的成本或否认其好处。当今时代美国和其他工业经济体民粹主义的惊人崛起可以佐证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之后，民粹主义更加突显。但还存在更深层的挑战：如何帮助社会在本世纪繁荣发展，并充分利用经济活力带来的好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险的根本。

漫长的民粹主义抬头之路

许多评论员将2016年视为给我们带来民粹主义动乱的可怕年份，他们忽视了酝酿已久的趋势。事实上，英国的脱欧、法国的 “黄马甲”和美国的特朗普民粹主义都是在这样一个可以抓住机遇、也可以错过机遇的时代出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十分瞩目。这些好处一直非常可观，而且这一趋势并不会改变。但这个乐观的故事并不完整。全球贸易加剧了竞争，挑战了美国的工业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对由此造成的失业和产业转移反应乏力，导致群众对中心地带的国内和全球精英的不信任愈演愈烈。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初，加深了对这些力量的怨恨之情：尽管服务业的工作岗位有所增加，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还是减少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锐减——用大卫·奥特、大卫·多恩和戈登·汉森的话说，这叫“中国冲击”。

这些经济学家发现，中国在美国本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了其影响。本土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是痛苦而缓慢的，十年后人均工资和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很低，工人终身都会受到收入下降的影响。在这些劳动力市场上，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并未抵消这些负面影响。

“中国冲击”说明，中国和印度进入现代世界经济影响了全球劳动力供应和中低技术工人的工资。而且这样的经济冲击似乎尤其与政治后果直接相关。奥特、多恩、汉森和卡维·马列西证明了2016年特朗普在各社区的投票份额与不利的中国贸易冲击的程度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简言之，他们发现，一个社区因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而失去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越大，就越支持特朗普。从结果上看，中国贸易冲击对特朗普的选举团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在2002-2014年期间，进口渗透率只有实际水平的一半，那么希拉里·克林顿将赢得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并成为总统。

但这种冲击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结果。随着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缓慢复苏，由于缺乏对贸易和加速技术变革的政策回应，社会混乱进一步加剧。在这一时期，公众对政府财政政策越来越不信任，这促使“金融化”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一起，被列入失意者的攻击目标清单。到2016年大选时，经济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一触即发。在右翼，主导对话的是强调税收改革以支持投资和生产率，以及继续支持扩大贸易协定。在左翼，社会保险的确占据了讨论的主导地位，但它与那些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过程中失利的人的就业和工资斗争关系不大，而是强调《平价医疗法案》中更优惠的医疗补贴和更高的非工作相关福利金。

为什么商界、公共政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们对这些强有力的挑战几乎不作回应?为什么社会动乱在2020年经济低迷得到显著缓解的期间出现?对此浮现了两种不同的答案，它们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也不尽相同。

一种解释是，经济精英——“富人”或“大公司”——导致许多美国工薪阶层的前景和收入下降。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过度依赖市场开放的力量来适应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限制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此外，这种通过市场力量或政治进程滥用经济杠杆的行为，剥夺了工人本应获得的工资收益和生产率收益。

薪酬与生产率脱钩的说法尤其需要重视，因为这会让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假设受到质疑。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平均薪酬与生产率一起变化，但薪酬中值却没有变化。翻译成政治术语——这意味着中产被抛在后面。约翰·范·雷宁等经济学家认为，潜在的经济力量正在将高生产率和高技能的工人集中在成功的“超级明星”企业中。因此，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和收入差异)正在扩大。这样的解释表明，重要的问题不是富人或大公司是否没有公平地补偿普通工人，而是公共政策能做些什么来提高更多工人的技能，使他们现在和未来更具生产力。

指责精英，就像指责潜在的经济力量一样，是另一种筑墙保护个人的方式，而不能让他们准备好重新找到工作，接轨未来。建造桥梁的替代性方案旨在完成这样的准备工作并实现这些人与社会的重连。

经济是问题还是问题解决方案?

如果经济困境是塑造当今政治局势的反对力量的核心，那么经济学课本能否指明政策出路?鉴于目前经济学家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许多观察者现在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想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进行严肃的经济分析，可以用一种新的“稳定状态”来描述平均收益。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适应更开放的市场，并具有更高产出和消费水平的创新。这种变化是结构性的，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的。但是在从一个稳态到另一个稳态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呢?谁赢了?谁输了?中间的差距是多少?

我们需要对社会保险有一个更丰富的愿景——应当对个人承受超出控制范围的颠覆性革命的巨大风险作出经济上的回应。大学教授们曾过分乐观地相信，颠覆性发展让我们整体变得更好，赢家可以补偿输家。

那么，“补偿”意味着什么呢?要让大多数人富裕，需要广泛的公众支持，以获得支撑这种繁荣的活力和变革。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提供机会非常重要。这种路径是通过准备(发展技能)和重新连接(重新构想社会保险，以在准备过程中做好缓冲)实现的。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需要我们考虑集体行动补偿应该在何种程度进行。

几十年来，继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工作之后，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使经济体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再转向服务业。因此，所有发达经济体都主要是服务业经济体。鉴于这一现实，另一种选择是搭建桥梁，让工人为传统制造业以外的职业做好准备，这为经济参与提供了更好的长期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重新强调让个人为今天和未来的经济做好准备，而不是筑起保护之墙，应当为落后者提供社会保险。应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颠覆性后果需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让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颠覆性革命带来的更多可能性。

我们能做什么?

在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强调搭建通向更多机会的桥梁、强调商业参与和共同繁荣的前景的历史由来已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两个重点领域应该主导有关准备工作的政策讨论：利用社区大学进行技能开发和再开发，以及加强企业内部的培训和技能开发。

虽然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听到了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的呼声，但在当前危机之前的几年里，社区大学的州一级公共支持率有所下降。与需求侧关于免学费的政治讨论不同，许多研究表明，供给侧缺乏机构资金会损害学生的学业表现和毕业率，尤其是那些为经济弱势学生提供服务的机构。

过渡的准备工作还需要一种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中，新的可能性不断产生。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研发应当支持基础科学和技术，通过基础科学和技术实现制造业、服务业、消费者和商业应用的创新。考虑到在职培训在劳动力市场进步和工资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企业也可以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重新连接”关注的是那些就业前景和收入显著下降或落后的个人——用非人性化的经济术语来说就是“过渡成本”。从广义上讲，这种重新连接涉及社会保险。目前的政策支持侧重于通过贸易调整援助(TAA)来支持因贸易调整带来的失业。尽管TAA的实践很少，但经济学家发现，TAA支持对受影响工人的就业前景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后疫情时代，几个关键的政策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从经济中获益。第一个是优先考虑刺激经济增长本身。尽管其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但提升经济水平仍然是提高收入的关键和首要步骤。

其次，经济增长虽然必要，但不足以实现共同繁荣。另外五种对策可能会有助于“重新连接”，为开放市场和技术进步提供更多的政治支持。

第一个办法是增加个体对那些可能长期失业的人的支持。虽然美国为老年人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险计划，但针对个人工作期间失业的社会保险非常稀缺，而且这种社会保险是在之前换工作非常容易的经济形势下设计的。

第二个办法，针对老年工人，可以考虑部分工资保险，以补足旧工作的工资和新的最佳就业机会的工资之间的差距。这一变化可以解决再就业后收入减少的问题(与传统失业保险一样，在失业期间弥补部分收入损失)。

第三个办法是加强对低工资工作的普遍支持，让个人参与工作，并接受其雇主提供的在职技能培训。

第四种可能的干预措施是“基于地方的援助”，对个人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地区的补贴就业提供援助。

第五，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经济混乱加剧了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作为对策，改变对医疗的税收补贴可以让重疾健康保险得到广泛支持，同时可以利用储蓄安排(针对中等收入个人)或现有公共计划(针对低收入个人)动员资金用于免赔额和共同支付。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筑墙?

提出一个能够完美回应上述问题的合理问题，并不意味着要愤世嫉俗：如果搭建桥梁这个想法及其要素如上文所述这么明智，为什么在政治辩论中面对筑墙的观点会黯然失色?

第一个原因在于，“筑墙”这个说法是一个吸引人的口号，可以被当作灵丹妙药。这堵墙的效果无法验证，却能被包装成感觉良好的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桥梁建设者必须为他们的事业提出更复杂甚至是技术性的理由。因此，他们在口水战中被击败。这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经济学家在谴责高墙时可能会尖刻而居高临下，但这样做反而让那些筑墙的人更容易被接受。美国社会的很多人都认为，变革的代价不成比例地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很容易受到墙的诱惑。

如何最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是无视他们合理的担忧和批评，而是强调另一种解决方案。筑墙的替代方案，是搭建桥梁。这座桥为思考当代美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框架。几十年来，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让许多人的生计和社区遭到破坏。用以筑墙为中心的政策来应对这样的挑战，会让经济蛋糕越做越小，并加剧关于分配蛋糕的政治争论。建桥的政策则坚持认为，经济体系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即便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也应当同舟共济。

填补领导真空

以这种方式应对我们的经济挑战，需要在两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第一个来自领导人——总统和国会现任者和候选人。建桥将涉及预算问题，领导人需要在认识到有效社会保险的必要性的同时，就预算优先事项进行辩论。

第二个对领导力的要求是组织性的：这涉及将政府的不同部门整合在一起。这种协调至关重要，因为桥梁政策涉及税收、预算程序、监管、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当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企业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公私伙伴关系对于支持教育和培训以及其他政策改革仍然至关重要，这些改革将与生产性经济建立联系并实现“重新连接”。

最后，经济学家必须站出来解释变革力量的优点。该学科数百年来争出的理论仍然正确，但经济学家也需要重新思考过渡准备和重新连接的政策选择，而不是简单地宣扬自由放任的优点。桥梁政策不仅仅只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做好准备，重新融入现代经济——它代表着经济政策思维的转变。

桥梁政策提供了比筑墙和袖手旁观好得多的选择——如果我们能把握机会的话。

文章来源：

Glenn Hubbard, The Wall and the Bridge, National Affairs, Sep.2020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the-wall-and-the-bridge

译者介绍

黄扬，北京大学法学院21级硕士研究生，本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3/5   发布时间：20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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