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朝庭：美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渊源：以“印太战略”为例

作者：成朝庭  来源：中美印象

对于一国对外战略和政策的缘起、渊源和特征，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分析客观性、物质性和结构性决定因素，以强调这些战略和政策不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这种方式忽略了政治家和战略家等决策者不仅生活在客观物质世界中，而且是由特定历史和文化塑造的能动主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偏好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从战略文化和外交政策传统视角考察一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及其特征的渊源，对于达成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

特朗普政府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其标志是2019年6月1日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将QUAD（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谈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并于2021年9月组建了AUKUS（澳英美）战略联盟，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这一连串动作显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传统地缘政治手段（外交、情报和安全军事等）来实施“印太战略”，以应对中国这个“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务卿布林肯语）。中国官方、学术界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印太战略”剑锋指向中国，其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和世界的首要地位。然而，对于美国而言，“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印太地区正受到“修正主义强权”的挑战和威胁，因而需要实施“印太战略”予以反击；印太地区这一世界最繁忙水域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美国必须在该地区维护“航行自由”，这是美国的悠久使命；美国必须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合作，鼓励和加强民主价值观，防止威权大国影响、控制和胁迫本地区的脆弱国家。

那么，美国“印太战略”为何具备这些特征？美国何以诠释该战略的合法性？本文试图从美国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中寻找答案，希望通过破译文化的密码、穿越历史的迷雾，来深化我们对当代最重大地缘政治战略之一的“印太战略”的理解。

二、战略文化视角

“战略”最初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与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相关。而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最早是美国兰德公司研究人员Jack L. Snyder于1977年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以便提供一种场景来更好地理解苏联在危机期间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并估测苏联领导人在应对有限使用核武器可能性时的支配性行为倾向。Snyder为此将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国家战略圈成员在核战略方面的思想、特定条件下的情感反应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和，它们通过指导或模仿而获得，并为战略圈成员所共享。”自Snyder提出战略文化概念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相对而言，Ken Booth提出的定义更具包容性。Booth认为战略文化就是“一个国家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方面的传统、价值观、态度、行为模式、习惯、符号象征、成就以及适应环境和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

如今，“战略”概念被包括军事在内的各个领域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中国），并发展出所谓“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Paul Kennedy认为，“大战略”就是国家领导人综合运用所有军事和非军事元素（手段）来维护和增强国家的长期最佳利益。本文所指的战略文化，更多属于大战略意义上的范畴，是一国对于战略问题的偏好和传统，既包括传统的军事和安全领域，也涵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领域；既包括战争时期，也涵盖和平时期。因此，一国的外交政策传统，是该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多数中国学者和战略家眼中，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军事战略家李继均指出，“美国通过几场战争极大地扩张了其领土，并且通过两场世界大战和冷战将其利益和影响扩张至全球”，因而美国战略文化是“富于进攻性”的，总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措施强迫其他国家服从美国意志。而且，美国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有极强的优越感，将推广自身价值观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一方面，中国官方、学术界和大众舆论普遍视美国为一个强势的霸权国家，对美国在世界各地作威作福相当不满而且反感。但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和战略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战略文化也有重大劣势：战略和政策不连续，很容易随着政府换届而变更；过于依赖技术，甚至战略被技术所左右；缺乏对美国以外世界其他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理解。

应该说，中国学者和战略家对美国战略文化的这些理解，触及到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很可能并非全貌，而且未能究其根本。在中国，美国常常被作为铁板一块的整体对待。但实际上美国的体制和文化非常多元，各种不同的思潮和学说不断融合斗争，很难说哪一种具有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其实，即便在强调“举国一致”的今日中国，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体制”，也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多元化，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甚至因此将中国的体制定义为“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所以，在看待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时，应避免以偏概全，不能流于表面分析，不能让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影响理性客观的认识。否则，片面肤浅事小，误导决策事大。

三、美国外交政策四大传统

缔造现代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经不无嫉妒地说过，“上帝偏爱傻瓜、酒鬼和美国”。美国确实国运亨通，从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发布至今，美国只有不到250年历史，但却雄踞世界之巅已经超过100年，至今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内政外交的巨大成功，非唯天意，更赖人谋，否则绝无可能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崛起于险恶的国际丛林。

那么，是哪些外交政策造就了美国的成功？美国学者Walter Russell Mead在2001年出版了《特殊天命：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在书中他细致而生动地描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四大传统：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以四位在美国历史上各树一帜的领袖命名，分别代表商人、传教士、宪政律师和军人（及民间社区和中产阶级）这几个群体。

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通常是全球主义者，前者主张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贸体系，后者则致力于向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杰斐逊主义者主张美国应聚焦国内发展，巩固国内民主，对政府之恶保持警惕；而杰克逊主义者武德充沛，对精英怀有强烈的不信任，认为美国政府内政外交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保护美国人民自身安全和促进经济福祉。

总体而言，汉密尔顿主义开拓重利，威尔逊主义传教布道，杰斐逊主义固本培元，杰克逊主义尚武民粹。从战略文化视角来看，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具有扩张性，杰斐逊主义是高度防御性的，而杰克逊主义则属于防御反击型。在Mead看来，美国的外交领域也存在一种竞争机制，正是这四大传统不断融合竞争而非决策者们刻意的“顶层设计”，使得美国200多年来总是能够切合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制定出合适的对外政策。如同在经济领域，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以一种比计划经济更合理高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

汉密尔顿主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全国政府和商业巨头之间的强大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让美国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自美国立国以来，尽管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的方式方法不断改变，但其中心思想始终如一，即通过适当的贸易制度实现国家繁荣是联邦政府责任所在。美国总统柯立芝在1925年有一句名言，“美国事业即商业”，就是典型的汉密尔顿主义式宣示。汉密尔顿主义者坚信商业是和平的缔造者，因为经贸往来常常是正和博弈，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是赢家，这显著不同于安全竞争所奉行的零和博弈逻辑。

汉密尔顿主义者以英国为师，对他们来说，大英帝国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其意识形态的落幕。英国的政策通常比欧洲大陆更亲商，更少军国主义成分。欧洲大陆的军事天才拿破仑为此曾轻蔑地嘲弄英国是“一个杂货店主的国家”，然而正是这群杂货店主粉碎了他谋求欧洲大陆霸权的雄图大业。相比英国，美国的对外政策更亲商，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美国外交政策中极富特色的“海洋自由”和“门户开放”，就是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和重要诉求。对他们来说，“海洋自由”是自由贸易的前提，进而可以导致货币（资本）的自由流动；“门户开放”则要求美国货物必须获得与其他国家货物同等待遇，后来演变成最惠国待遇，进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原则。

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因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而得名，但其在美国的产生其实远早于威尔逊总统，它根植于美国广泛而深厚的传教士运动。这一运动催生了全球公民社会来推动促进人权、保护记者、捍卫种族和宗教少数派、妇女权利、为难民伸张正义、裁军和其他自由事业。

随着英国的衰落，世界霸权的接力棒传到新崛起的美国手中，传教士或威尔逊式的愿景对塑造美国霸权架构有着巨大的影响，其根本追求目标在于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民主和法治的世界。对于威尔逊主义者而言，这既是美国的道德义务，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是：民主国家是比君主专制和暴政国家更好和更可靠的伙伴，因为后者让将军们把持权力，而前者则把权力赋予母亲。威尔逊主义战略思想的另一个诉求是建立国际机制来防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都是典型的威尔逊主义式倡议和行动。总之，威尔逊主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设定了一个道德高标准，致力于将美国革命的理想向世界传播，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但如果必要也可以诉诸武力。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因此指出，与人们通常的印象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为了实现其道德理想，往往比现实主义者更好战。美国当代关于外交政策的许多争斗，反映了汉密尔顿式寻求建立全球商业秩序努力与威尔逊式道德主义观点之间的冲突，前者可以为了经济利益与非民主政权合作，而后者坚信商业秩序也必须建立在民主政府和保护人权的原则基础之上。

杰斐逊主义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和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民主弥足珍贵，但却相当脆弱，所以美国应固本培元，聚焦巩固国内民主制度，而非向世界传播民主和推广美国价值观。杰斐逊主义者历来对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前者使美国与国外不受欢迎的盟友合作，后者增加战争风险。

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尚未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杰斐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也都认为美国革命永远在路上，但是他们的实现路径却迥然不同。如果说胸怀天下的的威尔逊主义类似于托洛茨基式让俄国做世界革命奶牛的主张，那么杰斐逊主义就是斯大林式的“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美国总统John Quincy Adams在1812年告诫美国人不应到国外去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就是一次典型的杰斐逊主义式宣示。

杰克逊主义

Mead认为，美国历史上不但有意愿、而且有手段来迫使其敌人屈服于其要求，这是美国成功秘诀之一。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之一，这位性格暴烈的战争英雄也是美国力量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杰克逊主义尚武传统影响下，美国的公众舆论往往比华盛顿的政客们更好战。如果说杰斐逊派代表冷战时期主流政治中最鸽派的潮流，那么杰克逊派则是最坚定不移的鹰派。如果说杰斐逊主义者会加入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那么杰克逊主义者就是全国步枪协会（NRA）成员，他们支持有扣动扳机冲动的牛仔外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杰克逊主义者虽然尚武，但并不寻求主动对外开战。然而，一旦美国遭到攻击或受到威胁，杰克逊主义者就会全力回击。此时，麦克阿瑟的名言“除了胜利，别无他求”，就是杰克逊主义者的全部追求。

与杰斐逊主义者一样，杰克逊主义者也对精英阶层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担心精英会脱离人民而变得腐败。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人民的政治和道德本能是健全的，可以信赖，他们不需要文化精英们的教育和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克逊主义者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尽其所能促进民间社区的政治、道德和经济福祉。只要手段本身不违反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道德情感，或侵犯自由，那么为实现这一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

杰克逊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也不是一种有明确历史方向或政治组织的自觉运动，而是一种本能、文化和情感。由于不掌握受到媒体和知识精英控制的话语权，所以杰克逊主义在美国国内最受鄙视，在美国国外最遭谴责。然而，杰克逊主义在军人群体、民间社区和美国中产阶级民众中拥有深厚的基础。特朗普在2016年的惊人崛起，表明杰克逊主义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仍然具备强大的影响力。

Mead认为，这四种学说一方面竞争冲突，但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共同基础，因而它们可以互相合作，冲突也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下表是这四大传统的简单小结：

四、“印太战略”的文化渊源

美国国防部在2019年6月1日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了一个愈加武断自信的中国对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为此美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航行自由，与美国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通力合作，以促成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华盛顿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为何得出这些认识，做出这些决策？又是如何说服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除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现实主义视角进行分析，我们不能忽略美国战略文化和外交传统对美国决策者的重大影响，以及它们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基于此考虑，本文选取美国印太战略的三个显著特征，从文化和传统的视角进行解读分析，期望由此获得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合理的解释。

对“修正主义强权”的反击

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和外交均显示出浓厚的杰克逊主义色彩，其内政是民粹主义式的，而其外交则符合感知到威胁后“防御反击”的原则，至少特朗普的国安团队是这样认识的。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发布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评估国家安全威胁时，将大国竞争排在恐怖主义前面。该报告称“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推进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并且以有利于中国的方式重组本地区”，而俄罗斯则“寻求恢复其大国地位并重建其近邻势力范围”。由此可见，在特朗普政府国安团队眼中，中国构成比俄罗斯更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局的Rob Joyce为此将俄罗斯挑战比喻为一场飓风，迅猛但短暂；而中国威胁则是气候变化，缓慢却持久。在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中国被定义为寻求挑战现有秩序的“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称中国试图通过利用军事现代化、影响力行动和掠夺性经济来胁迫其他国家，从而重塑印太地区的秩序，使之对自己有利。该报告认为如今的中国在印太地区表现得更加自信和强硬，愿意接受摩擦以追求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指责中国一方面从美国创建的现行国际体系受益，另一方面却同时侵蚀基于规则的价值和原则，从而在内部破坏了该体系。该报告还对中国继续推进南中国海“军事化”感到不安，批评中国在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采用非军事手段（包括经济手段）进行胁迫。因此，美国认为中国的这些行动“危及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的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不符合自由开放的印太原则。”

由此可见，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视为一种巨大而根本的威胁，并在杰克逊主义逻辑驱使下制定了印太战略来进行强力回应。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三届政府，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反击和制衡可谓步步升级。事实上，印太地区（而非大西洋-欧洲区域）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资源投放的首要区域，美国海军力量的60%部署在该地区。然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一个地缘经济战略，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仍然相当有限。这印证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杰克逊主义传统，即在遭到攻击或受到威胁后进行强有力甚至不成比例的回击。中国著名学者萧功秦也认为，美国战略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对于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大规模力量集结和高强度纵横捭阖，北京自然倍感压力，但往往是从受害者角度进行悲情解读，忿恨美国执意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阻滞中国的崛起进程，剥夺中国的发展权利。然而，在华盛顿眼里，北京才是寻求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强权”，是进攻一方，美国所为乃是受到威胁后的反击，具有充足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对于华盛顿的叙事，北京当然不会认同，但它却对说服美国的杰克逊主义者们十分有效。杰克逊主义在美国民间和军方有深厚的传统和巨大的影响力，当需要对外用兵之时，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就必须要说服杰克逊主义者，才能进行有效动员。而要达此目标，就必须证明美国受到威胁或挑战。一旦杰克逊主义者接受了政府的理由，他们就会坚定不移地支持强硬的对外政策直到取得彻底胜利。美国人民支持参加一战的重要原因是德国在大西洋的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美国船只，而参加二战的直接原因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重大损失。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成功地推进了这样一种叙事，即苏联的共产主义全球扩张不但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直接威胁美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因此苏联不但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且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敌人。杰克逊主义者们因而被说服并成为冷战期间最坚定持久的对苏鹰派（与之对照的是，杰斐逊主义者则是一贯的对苏鸽派）。如果今天的美国要与中国展开一场全面长期的战略竞争，那么美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同样必须拿出强有力的理由。所以，我们看见《印太战略报告》以浓墨重彩的篇幅来描述中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构成的重大威胁。

虽然美国《印太战略报告》认识到推进印太愿景需要综合努力，“经济、治理和安全之间的关键联系塑造了该地区的竞争格局。”但这一报告由国防部而非国务院或商务部发布的事实，表明“印太战略”有强烈的安全/军事导向。而且，美“印太战略”的两个重要支柱QUAD（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和AUKUS（澳英美联盟），也都有很强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内容。这些都反映了该战略杰克逊主义式的尚武特征。而中国“一带一路”的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却是由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这从侧面反映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与印太战略形成对比。北京猛烈批判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在印太地区推行地缘政治零和博弈，并非没有理由。然而，如果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美国印太战略其实也是杰克逊主义传统在美中争雄时代的最新反映。

维护“航行自由”

没有什么比“航行自由”更能体现美中双方对国际体系和国际法认知的差异了。近年来，美国不断在印太地区实施“航行和飞行自由”活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军舰和飞机多次通过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对此，中国认为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并非美国领海，美国的行动实质是维护其海上霸权，侵犯中国领海权益，阻挠中国统一。中国的指控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和领土观念，而美国海军的回应则是典型汉密尔顿主义式的，称维护航行自由活动是其悠久传统，比中国海军的历史还要长。而美国前国务卿Pompeo则走得更远，指责中国在南海的大部分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美国在其《印太战略报告》中表示要维护全球公域的自由和准入，捍卫“海洋自由”，认为历史上这就是美国的一项关键利益，并经常依靠美军来保护，还引用里根在1983年发布美国海洋政策时的宣告–“我们不会默许其他国家采取单边行动来限制国际社会航行和飞越的权利及自由”–来佐证。

要理解美国极端重视所谓“航行自由”及其诠释合法性的方式，就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行动背后的汉密尔顿主义逻辑。汉密尔顿主义者本能地以所谓英美海洋方式和价值观来思考经济和战略事务，这是一种显著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洋传统。历史上，英国凭借强大的海上霸权，挫败了拿破仑帝国的“大陆封锁”政策。对于汉密尔顿主义而言，虽然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价值观和战略传统的衰落。如今，美国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已经接过英国衣钵，并以美国强大实力为后盾继续在全球推行这些主张：海洋自由、门户开放以及允许最广泛的全球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际法律和金融秩序。

对于海洋自由，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是美国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这种认识甚至在美国革命之前就占据了美国殖民者的头脑。换言之，当美国还非常弱小时，甚至在立国之前，海洋自由对美国人来说就是攸关根本利益的大事。狭义的海洋自由包括：

美国公民、货物和船只为了和平贸易的利益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自由通行；

任何海域、海洋、海峡都不应该对美国船只关闭；

海盗行为必须被制止；

外国在战争期间对待中立船只时必须遵守国际法。

但是，即使是这种狭义的海洋自由，也仍然导致美国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历史上最鸽派的总统之一，他的治国理念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相径庭，并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杰斐逊也曾派遣远征军去打击抢夺美国船只的海盗。为了保护“海洋自由”，美国与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不宣而战的海战，还有1812年的美英战争。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中国为威慑台湾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遣第七舰队（两艘航母）进入台湾海峡，其理由之一也是维护“航行自由”的权利。Mead认为，鉴于美国在维护所谓“海洋自由”方面的长期传统和高度重视，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美国总统会以类似的强硬措施来应对此类挑战。

鼓励和加强“民主价值观”

美国印太战略不但是一个安全/军事导向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且还致力于在印太地区推广美国价值观。不过，鉴于印太地区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国家坚定维护者的现实，华盛顿不得不在价值观输出这个敏感问题上小心翼翼，声称并不寻求将美国生活方式强加于人。然而，这个勉强的姿态无法掩饰根深蒂固的威尔逊主义传统，因为印太战略的一个重大诉求就是要与那些与美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国和伙伴密切合作，鼓励透明度、新闻自由、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以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等民主价值观，以维护和促进一个华盛顿眼中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华盛顿对此充满信心，称“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愿景是全政府优先事项，建立在美国社会的力量和价值观之上。”

华盛顿不但要在印太地区鼓励民主价值观，而且要抵制威权大国的影响，与中国模式展开竞争。《印太战略报告》认为该地区一些国家薄弱和非自由（illiberal）的内部治理给外部威权大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因为“不顺应人民意愿的政府更容易受到外部的恶意影响”。“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美国学者Graham Allison认为，关于政治合法性概念的竞争已经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痛点。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人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崇尚他们的文明成就，特别是政治成就。这个国家的革命历史赋予了它对自由的热情，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国人相信，人权和民主是普世愿望，只需要遵从美国的榜样（有时以帝国主义方式来推动）就能在世界各地实现。出于这个原因，亨廷顿称美国是一个“传教士国家”，一个受信念驱使的国家。对美国来说，“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该致力于（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人权、个人主义、法治等价值观，并落实到机构制度中。”

对北京来说，没有什么比美国和西方扮演人权“教师爷”更令其反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9月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会谈中明确表示，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在大约一年之后的百年党庆重要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中国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不允许外来势力欺负。中国社科院富有影响力的学者薛力认为，美国之所以热衷于传播价值观，其深层原因是基督教“一神论”：把世界上的人分为教徒与异教徒两类，认为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通过传教、征服等手段同化甚至消灭异教徒，并把母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移植到这些地方。另一位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强世功则在其《“天下一家” vs. 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长文中断言，美国立国之初即在新教观念驱使下致力于世界帝国的建构，认为自己是拥有“天定命运”的“山巅之城”，因而向全世界推广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权成为其“昭昭天命”。美国最终建立了一个新罗马世界帝国霸权体系，尽管这个体系运用了精致的、不同于欧洲殖民主义的非直接控制方式，但其本质仍然是让非西方世界外围地带沦为帝国的附庸。中国为了摆脱成为这个附庸的命运，就必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以“天下一家”体系来反抗美国的新罗马世界帝国体系。薛力和强世功的观点在中国精英和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共鸣，这与学术界和舆论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象的长期塑造和批评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认知实际上是把威尔逊主义（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汉密尔顿主义）与美国整体划上等号。如前文所述，威尔逊主义只是美国四大外交传统中的一种，或许在某些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绝非总是如此。威尔逊总统外交政策的最重大标志是倡导建立国际联盟，但他的努力始终在国会参议院中遭到杰克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的联手强力阻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提案在旷日持久的辩论后最终遭到否决，威尔逊为此含恨离世。特朗普能够入住白宫，也表明杰克逊主义对美国民众的强大号召力和影响美国政治的巨大能量。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对外政策常常被认为是主张美国利益压倒他国利益，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曲解。该政策本意是美国政府应该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而非充当世界警察而消耗美国国力，因而更符合杰克逊主义和杰斐逊主义特征，而非威尔逊主义的普世道德追求。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奉行本国优先的原则（包括中国）。或许联邦德国是一个例外，该国因为历史罪责而深感负疚，故而对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思想进行了彻底清算，并甘愿向欧盟让渡部分主权。将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所代表的全球扩张倾向等同于美国的全部和唯一战略文化，忽略杰克逊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杰斐逊主义的固本培元追求，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是不智的，因为这违背了毛泽东对政治所做的精辟定义，即“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结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人们关注现在，但倾向于忘记过去、忽略未来。然而，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开疆拓土不断成功的历史，也形成了美国式的战略文化和外交政策传统，并不可避免地在美国当代对外战略和政策中体现出来，甚至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印太战略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之一，无疑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中国有巨大的影响。然而，要深刻理解美国“印太战略”，就不能只从客观结构性因素出发，也必须关注塑造政治家和战略家思维方式和政策偏好的历史文化传统。美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既非“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简单轮换，也非“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二元对立，而是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这四大传统融合斗争的产物。如果有意识地从文化和传统视角考察美国“印太战略”，就能更深刻理解其特征的历史渊源和美国对其合法性的诠释，并且有助于我们用更理性和智慧的方式直面大国竞争。

（作者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候选人，目前致力于中国“一带一路”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比较研究。）

来源时间：2022/2/19   发布时间：202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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