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我的學術研究心路歷程

作者：郝志東  来源：作者此稿

【编者按：本文載於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2021），第i頁到第xii頁；作者授权发布。点击这里查看本书节选“通过抗戰時期山西平定等地若干实例看所谓「漢奸」”。】

在《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一書即將出版之際，編輯要我寫一個自序。我覺得這也是總結自己多年來學術研究心路歷程的一個好機會，於是決定在這個自序裡介紹一下本書創作的背景，或者說我的學術背景，心路歷程，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本書所表達的政治與社會的關懷。
　　我自己的學術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也代表著三個主要研究方向：知識分子政治社會學、澳門研究與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研究、中國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發展。這三個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旦形成，便成為我之後一直都在努力的研究目標，2017年退休之後到現在也是如此。我的研究也體現了自己的專業旨趣與理念旨趣。
　　第一個階段、第一個方向：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研究
　　第一個階段從1988年到2003年。1988年我從河北師大外語系到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修讀英文專業的博士學位。但是一年之後，我轉到了社會學系。這裡有三個原因。第一是自己感到對修讀英語專業的博士學位興趣不是太大，自己更關心的是政治與社會。記得當年在河北師大剛看到寄來的研究生院各科課程設置時，就對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課程很感興趣。所以在第一年就選修了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課程。第二個原因是感到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趕上那些從小就熟讀英美文學的、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儘管我自己在1975年南開大學工農兵學員畢業之後，先在河北電建學校教英文，1980年到河北師大教英文，1984年又去華東師大讀了英語碩士課程，並在1988年拿到碩士學位，自認英文還不錯，但是畢竟在語言和文學方面還是不如以英文為母語的博士生。所以感覺還是轉修另外一個學位更好。
　　從英語轉到社會學的第三個原因是1989年的所謂「風波」，再次激起了自己對政治研究的興趣。其實在文革時期，就一直被毛澤東的「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所激勵。儘管文革開始時我剛14歲，在上初中二年級（小學曾經跳過一個年級，所以比別人早一年上初中），但是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思想已經在大家的心中發芽，積極參加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鬥走資派、搞兩派鬥爭，都是必不可少的動作（關於這段歷史，請看我和朋友合著的《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1970年到河北電建當洋灰工後，已經感到理想和現實的差距之大，而1972年到南開大學上學之後，就更加感到國家發展的不正常狀態，儘管那時自己當然沒有什麼深入的認識，只是有一些疑問而已。比如當時有人說從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教育路線是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我便感到不能接受。那時還有對老師的批判，我也非常反感。

文革結束之後，在河北師大教書、在華東師大讀研期間的1980年代，知識分子被迫害的事實被大量揭露出來，我也開始讀了一些關於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書籍與文章，比如《歷史在這裡沉思》、《沉重的一九五七》等等。自己當時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知識分子當年積極參加革命，是革命的急先鋒。沒有他們的宣傳鼓動作用，比如他們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文藝演出等等所起的作用，革命或許無法成功。但是為什麼1949之後他們便一個一個地被打倒？他們自己對這些歷史悲劇應該負些什麼樣的責任？
　　1988年我還和朋友翻譯並出版了林語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浙江人民出版社為其取名為《中國人》，後來由學林出版社再版並多次印刷發行）。這是當時我在華東師大讀英文碩士時孫梁老師推薦給我們閱讀的著作。我發現林語堂對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分析入木三分，時間過去了50多年，但是中國人的「秉性」未改，於是我約中文系的一位朋友一起將該書翻譯為中文。該書成為1990年代一本最重要的認識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書籍之一，當時成為學林出版社的常銷書。這也使得自己更加關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問題。
　　而1989年的民主運動又把知識分子的作用這個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於是我覺得或許應該去學政治學。我就去問政治學系的主任能否轉到政治學系，但是他說我沒有政治學的基礎，不能接受。我於是申請了紐約市立大學系統的Baruch學院的高等教育管理碩士學位課程並被接受。之後我去社會學系和一位教授說再見。我選修過他一門講美國文化的課，而且他是系主任。他說你為什麼不申請我們系。我說我怕你們和政治學系一樣，說我沒有社會學的基礎。他說沒有問題，你儘管申請。
　　於是，一次談話改變了我的學術歷程，我到了社會學系，開始修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一去不復返。
　　鑑於自己對知識分子研究的興趣，我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題目定為知識分子的政治變遷，並在閱讀了大量研究著作之後，找到了一個知識分子角色類型學的視角，並出版了自己擴展版的博士論文Intellectuals at a Crossroads: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China’s Knowledge Workers（2003）, 後來又出版了該書的中文譯本，《十字路口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工作者的政治變遷》（2019）。在這期間，我還出版了研究海峽兩岸知識分子在國家認同中的作用的英文書，Whither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Identity, the State, and Intellectuals （2010，這是2002年到2003年在中央研究院做富布萊特訪問學者時的研究題目），後來又和幾位博士研究生共同出版了《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2016）。這可以說是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研究的三部曲。
　　於是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研究就成為了我自己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之後我還發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影響了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對美決策“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Role of Nationalism in China’s U.S. Policy Making with Regard to Taiwan”（2005）、台灣的民族主義與知識分子的倫理困境“Between War and Peace: Ethical Dilemmas of Intellectuals and Nationalist Movements in Taiwan”（2005）、〈媒體的專業主義和新聞工作者的角色：以2008年海峽兩岸媒體對臺灣立法委員選舉的評論、報導爲例〉（2009）、當代中國勞工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bor Movement: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2014）等等文章。我和同事合編的討論東亞、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大學學術自由面臨一系列困境的英文著作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2020），收集了三篇我已經發表過的論文，討論作為大學教授的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其面臨的困境（下面會再提及）。
　　第二個階段、第二個方向：澳門研究與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研究
　　我於2003年結束了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之後，應聘到澳門大學教社會學。於是澳門的政治與社會便自然成為了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這也是對自己賴以生存的本地社會應做的貢獻。由於澳門是「一國兩制」，對澳門的研究必然也會涉及到兩岸四地的政治與社會。所以在這期間，我出版了《澳門歷史與社會》Macau History and Society書的第一版（2011）與第二版（2020）、編著《國家認同與兩岸未來》（2008）、文集《走向民主與和諧：澳門、台灣與大陸社會進步的艱難歷程》（2008）、編著《公民社會：中國大陸與港澳台》（2013）、文集《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剖析》（2014）等書及關於澳門研究的還未能夠收入文集的文章，比如從澳門的街道名稱看澳門的歷史與社會環境的文章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of Macao”（2020）。
　　一些關於兩岸四地政治與社會發展的學術文章也繼續探討了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模式問題，比如〈香港區議員選舉和太原市縣（區）人大代表選舉比較研究：兼論港澳政治發展模式對大陸政治發展模式的啓發〉（合著2012）、〈珠三角與港澳的政制融合：以穗港澳民意代表選舉為例〉（合著2014）。
　　即使是宗教社會學的研究，我關注的主要也是宗教的政治與社會作用，比如兩岸四城（上海、香港、澳門、台北）的天主教及其公共參與的文章“Catholicism and Its Civic Engagement: Case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Macau, Taipei, and Shanghai”（合著2014）、〈宗教的社會功能與中國宗教政策改革〉（2016）、從浙江強拆教會建築談到國家與宗教如何相互適應的問題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anjiang Church Demolition in Zhejiang”（2018），以及兩岸四地基督教會作為公民社會組織的對比研究 “The Christian Church as a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2021）。
　　對澳門的博彩業問題的研究，我關注的也是政府和企業的社會責任，比如〈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視角看負責任博彩：以澳門爲例〉（2010）、澳門、拉斯維加斯、墨爾本三地賭場的負責任博彩對比研究 “In Search of Best Practices in Responsible Gaming (R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G among Macau, Las Vegas, and Melbourne Casinos”（合著2014）、〈負責任博彩：澳門博彩業中政府和運營商的角色〉（2019）。
　　關於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研究，在前述東亞、美國和澳大利亞高等教育中的學術自由危機Academic Freedom under Siege: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the U.S., and Australia（2020）一書中，我寫的序言討論了全球高等教育的商業化和公司化如何影響學術自由的問題，還包括了我自己之前發表過的學術論文，比如大中華地區與美國高等教育的商業化與公司化及其對教授學術自由的影響問題“Commercialization and Corporatization Versus Professorial Roles and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er China”（2015）、澳門高等教育中教授角色的問題 “In Search of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and the Academic Role of Faculty”（2016），中國大陸大學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與認同問題 “Professors as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Roles in a Provincial University”（合著2016）。此外還發表過澳門的高等教育及其研究的文章 “What It Is Like and What Needs to Be Done: A Status Report on Higher Education in Macau and Its Research”（2018）、澳門的高等教育制度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Macau”（2018發表在國際高等教育制度百科全書中）。
　　第三個階段、第三個方向：中國大陸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研究
　　我從美國回到澳門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澳門和大陸相連，做中國研究比較方便。結果的確如此。在澳門工作的14年間，我幾乎每年夏季和冬季放假都會回大陸做研究。由於我是從農村走出去的，對家鄉必然情有獨鍾，對農村的問題感觸也最深，研究起來熟門熟路，障礙較少，於是對中國大陸尤其是農村的政治與社會研究在這個階段就成為了自己另外一個主要方向。
　　在這期間，我出版了《兩岸鄉村治理比較》（合編2008，這同時也是自己台灣研究的繼續）、《西郊村：一個華北農莊的歷史變遷》（合著2009）、前述《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合著2016）、前述《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合著2017）。於是我從一個鄉村的發展的研究擴大到了對一個縣的研究，尤其是文革是我自己經歷過的事情，不少當事人還健在，對於澄清那個瘋狂年代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還有點可能，否則如果讓後人來寫這段歷史，因為史料的喪失和當事人的故去，可能謬誤就會更多。
　　在完成了村莊史和縣文革史之後，我覺得為了比較全面地理解這些歷史發展，我們還是有必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民國時期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歷史，尤其是當時還有一些80多與90多歲的人健在，還有人對那段歷史有比較清晰的記憶。於是我就決定做這個課題，並在訪談與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出版了這本《生死存亡十二年：平定縣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書。
　　當然，一個農村、一個縣的發展離不開全國政治與社會的發展。所以在這本書裡，我也涉及到了全國抗戰、內戰與土改的情況。在另外一本書《遙望星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與出路》（編著，2017）裡，我討論了現行政治體制可以並且應該如何改革的問題；在一篇文章中討論了文革思維“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ing in China: Its Development and Manifestation in Pingzhou County from Land Reform on” 的問題，都將歷史教訓與現行的政治與社會改革聯繫在一起。關於政改的編書還收入了在一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縣政現狀、問題與改革措施〉（2016年載於《領導者》雜誌第70期，即被關前的最後一期）。這就形成了自己對中國百年來歷史與現狀的由點到面的一個整體的思考。

專業與理念的旨趣：對這三個階段與三個研究方向的一個總結

迄今為止，我發表了共18本書籍，包括獨著、合著、文集、獨編、合編、譯著（合譯）等。另外還發表了70多篇學術文章，包括同行評審過的雜誌文章、編書裡的文章、研究報告、書評等，還有100多篇普通報刊與時評雜誌文章（一些文章已經編在兩本文集中）。
　　這些書籍和文章有兩個特點。第一是盡可能客觀地描述現狀，比如知識分子平常扮演的是三個角色：專業、有機與批判，而不是只有最後一個角色，而且他們有能力的確也會在這些角色之間轉換。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狀來看，無論是在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上，還是在農村發展的角色上，都是如此。這樣我們就避免了對知識分子的程式化看法，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們角色的多重性與能動性。澳門歷史也不是像有些人鼓吹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範，是「一國兩制」的典範。歷史上中西文化既有合作又有衝突，澳門正在被大陸化，而不是堅守「一國兩制」的初衷，也是事實。中國大陸的革命史是充滿了暴力的，比如土改、文革等時期。這一點儘管被當權者盡量掩蓋，但是事實畢竟是事實。掩蓋事實的結果只能是讓人們無法吸取歷史教訓，讓政治與社會的發展盡量遠離現代文明，這並不是中國政治與社會之福。只有客觀地看待知識分子、看待歷史，社會才能正常發展。而客觀地看待歷史，客觀地描述現狀，正是我這些書籍和文章的第一個特點。
　　這些書籍和文章的第二個特點是政治與社會問題怎麼解決。比如對知識分子政治角色的了解，會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別人的角色，更好地審視並檢查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看到這些角色背後的倫理困境，從而更理性地決定自己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在澳門歷史與社會的研究中，我也指出了如何建構民主的政治認同、世界主義的文化與族群認同，以及負責任的經濟認同。在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研究中，我們探討了各個領域可以怎樣進行民主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探討了國人應該並如何建立罪感的問題，為什麼需要對以前的歷史負責的問題。
　　上述第一個特點是一個專業的旨趣，即對事實的追求，對真相的追求，比如本書講的抗戰、內戰與土改的事實與真相是什麼。當然在學術研究中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追求事實與真相，本來也是學術研究的倫理。這個對事實與真相的追求，也包括對事情發生的原因的探討，比如結構、文化與個人的因素對戰爭與土改暴力的影響等。這個專業的旨趣是沒有功利性的。比如對政改的研究，我當時和參與課題的同事們說明，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也即如果我們的研究能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所影響，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如果對政治實踐沒有什麼影響，我們至少在專業上闡明了中國政治體制的運作模式及其可能的改革方向。這是專業的旨趣。
　　上述第二個特點是一個理念的旨趣，即對一個公正社會、民主政治的追求。人文與社科的學術研究自然完全可以「為學術而學術」，這也是我在知識分子角色中講的專業主義的角色。但是這些學術研究也可以有理念的旨趣，比如是為帝王做嫁衣裳，做國師。這也是我說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而我的理念旨趣則是追求社會公正、政治民主。這個理念旨趣在較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我研究什麼問題，從哪個角度去研究這些問題，比如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光是專業與有機，還可以有批判，中國可以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民主政體，中國文化為什麼應該加強「罪感」等等。
　　這個理念的旨趣當然不是與生俱來的。我記得小時候的理想是「穿皮鞋、戴手錶」，這顯然是因為農村人生活的困苦帶給自己的想法。的確在我們小的時候，每年冬天手上和腳上都會長幾個凍瘡。可見小時候對社會不公就已經有些印象。文革時期，我們那一派是保守派，即認為應該擁護解放軍、為走資派辯護，認為過激的行為是不對的。離開學校到河北電建當洋灰工的時候，曾經認為讓我們去倒洋灰（即把洋灰倒到攪拌機裡）是派活不公而罷工兩天（我現在也奇怪後來為什麼約一年之後還放我去當工農兵學員，當時我們公司只有一個名額。後來聽說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當然實際情況不得而知）。到南開大學當工農兵學員時則認為批判老師是不對的。1985年在華東師大讀研究生時為噪音擾民給英文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寫了一篇文章，居然也給登了。（但是當時我捎帶著把華東師大的前身大夏大學、聖約翰大學等也大大地批判了一氣，後來了解了聖約翰大學的歷史之後追悔莫及，現在只能抱歉了。）1989年我也認為鎮壓學生運動是非常不公的。
　　但是這些對社會不公的反應都是比較自然的、原始的，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開始學習社會學才有了一些認知。社會學的基本思路是人的思想和行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受到了各種制度結構、文化和個人因素的影響。於是社會學首先要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比如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及其倫理困境、「一國兩制」實踐成功與失敗的基本情況、抗戰、內戰、土改、文革暴力的基本事實等等。除了描述這些事實之外，需要尋找事情之所以是這樣的原因。比如不同的知識分子選擇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信仰的原因，也或許是因為個人利益的原因。「一國兩制」的成功與失敗既有中央政府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原因，央地關係不清楚是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因素。當然還有本地文化（比如澳門和香港的文化儘管飲食語言等相同，但是政治文化就很不相同）、社會運動的強弱以及策略等等原因。土改的暴力和意識形態、黨的文化、中國傳統的暴力文化、工作隊的領導、當地人的反應等等都有很大關係。在左右這些影響變革的因素中，或許結構因素最為重要。
　　換言之，或許因為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與性格的原因，我的研究的理念旨趣是社會公正與政治民主。如上所述，這或許確定了我選擇研究什麼問題，使用什麼樣的視角，甚至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當然這個結論是建立在對事實的認定以及理論的思考等專業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的，是吸收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後得出的結論。比如我在本書中關於人性的討論、罪感文化的建立、在政改書中提到的漸進改革最終實現民主政治的方案等等，都是建立在對事實的認定與理論的思考上面的，是建立在別人研究的基礎上的。
　　總之，我自己的研究著重於追求事實、追求真相，這是專業的旨趣。我的研究也追求對問題的解決，追求社會的公正與政治的民主，這是我的理念旨趣。如果用知識分子角色的分析來看我自己的話，我扮演的是主要是專業和批判的角色，而不是有機的角色，既不有機於政權、商業權力，也不有機於社會運動。即使在少有的幾次為政府做研究（扮演一定程度的有機角色）時，我也堅持了社會公正、政治民主的立場。
　　今後努力的重點：公共社會學
　　我本來想繼續進行知識分子在民族問題研究與決策中的作用的課題，但是現在中國國內的大環境基本不允許做這樣的課題了。當然從迂迴的角度去研究還是有些可能的。還有一些大的項目，比如編寫一本大學社會科學英文寫作教材，一本從世界看中國的英文社會學概論等等。這兩本書都已經有初稿，是我教學時使用的自編教材。但是因為我的視角問題，在中國國內也找不到出版社。不過我還在和出版社探討翻譯出版我的澳門歷史與社會書以及兩岸知識分子在國家認同中的作用的書。
　　但是最重要的工作或許是公共社會學，即在報刊雜誌以及社會傳媒上發表自己關於各種問題的思考，把社會學的思考和普通讀者結合起來，也即公共社會學的工作。比如我在2020年就發表了10多篇對比中美兩國抗疫措施的文章，著重討論了制度問題、文化問題，以及領導者的責任問題等等。還發表了多篇如何理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挺川和反川問題上的分歧，討論了他們的極右傾向。這些方面的文章還在繼續撰寫與發表中。
　　不過無論撰寫、發表什麼樣的書籍或者文章，如上所述，我都是試圖作一些專業的分析，並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與民主的政治。
　　鳴謝
　　我自己在即將寫完這個自序的時候發現這些年的確發表了不少書籍和文章。但是學術方面的書籍與文章大多經過同行的評審，即使小部分沒有經過評審的書籍與文章也經過編輯的審閱。所以說自己這些學術思考的積累，也是這些同行與編輯幫助的結果，也是他（她）們的成果，而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況且很多著作本來就是合作的結果。
　　我應該特別感謝在我的學術之路上幫助過我的人。首先我要感謝南開大學的谷啟楠、李九明等老師為我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中文系宋玉柱老師為我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寫作基礎。我上大學時儘管還是文革時期，但是老師們卻個個都竭心盡力，為我們糾正一個一個的讀音、一個一個的語法錯誤、一個一個的標點符號。我自認自己的英語、漢語寫作基礎都還不錯，全是她（他）們的功勞，我要特別感謝。我在紐約市立大學的導師Stanley Aronowitz在1960年代時是民權人士、工運領袖，後來拿到學位進入學界之後也成果累累。他的經歷、專業旨趣和理念旨趣對我影響很大。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是研究知識分子的專家。在我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問題上，無論是書籍還是文章，都得到過他的鼎力協助。沒有他的幫助，就沒有我後續的知識分子政治社會學的研究。這是一點都沒有誇張的。所以我應該特別感謝他。
　　另外如果我沒有到澳門大學，這些研究也沒有可能。當時在南加州的Whittier 學院教書的時候，本來準備奉行一本書主義，即出版一本書以後就不再做什麼研究了，但是後來工作的變動使得這個想法也徹底改變了。
　　2003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富布萊特訪問學者研究結束之後，我本來是要應周曉虹教授的邀請去南京大學教書，但是澳門大學社會學專業的程惕潔教授給當時在美國的我打了一個多小時的長途電話，盛情邀約到澳大教書。國內的幾位朋友也勸我說自己可能無法適應國內的教學與研究環境。於是最終到了澳大。實踐證明的確如果不到澳大，我是不可能做這麼多這樣的研究、出版這麼多的成果的。所以我也要感謝程惕潔教授，同時也向周曉虹教授再次表達自己的歉意。
　　我還要感謝澳門大學的經費支持。前述大部分的研究與出版，包括這本書的研究與出版，都受到了澳門大學的資助。當然這些資助都是經過申請、評審與批准的。時任主管研究的副校長Rui Martins非常注重學術自由，我的任何研究都不會有政治上的障礙。所以我還要非常感謝他多年的支持。當然還有圖書館的副館長王國強老師，他當時是澳門大學出版中心的主任，很多本書都是在他的具體支持與指導下出版的，無論是在澳大出版，還是到其他出版社出版，都有他的支持。
　　最後，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太太。她包攬了全部的家務，使得我可以有時間做研究、寫書、寫文章。沒有她的奉獻，這些學術成果也沒有可能。
　　人們常說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即把一個孩子養大，需要全村人的努力。其實做學術研究又何嘗不是如此。任何一本書，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很多人幫助的結果。就這本書來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很多人之外，還有幫助我搞調研的幾位博士研究生、在家鄉為我提供各種研究方便的朋友、同學，接受我們採訪的各位先生、女士們。著名中國革命史研究專家楊奎松先生、對土改和反右作了大量研究的譚松先生，特別是中國革命與知識分子的研究專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等都撥冗通讀了書稿，指出了一些史實上的不確切之處以及觀點上的可深化之處，並提出了不少很好的修改建議。我對此都做了適當的改動或回應。
　　還有出版社的編輯們。沒有他/她們的幫助，也就沒有這本書。
　　希望我關於學術研究心路歷程的描述，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我研究與寫作的初衷，更好地理解本書所研究的課題，理解我研究的優點與缺點。
　　更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並繼續一起探討書中提到的問題。　

来源时间：2022/2/18   发布时间：202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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