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澳关系中的“亚洲威胁”：过去与现在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Stuart Rollo，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研究员。

编译：刘培晨(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Rollo, Stuart. (2020). The ‘Asia Threat’ in the US-Australia Relationship: Then and N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2). 225–252. https://doi.org/10.1093/irap/lcy023.

导读

本文以澳美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为研究主题，具体探究的是美澳关系对于所谓“亚洲威胁”的认知，属于历史综述类的文章。本文得出的结论是，自19世纪以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是围绕身份认同以及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等相互关联的认知形成的。双方认为，共同利益的首要因素是两国均感受到的对“亚洲威胁”的恐惧，其中包括对淘金热引发的中国移民潮、日本军国力量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以及对中国的崛起。在此背景下，美国、澳大利亚用于应对中国的安全架构恰恰是美澳双方所谓“亚洲威胁”叙事的遗产。本文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不仅从历史维度加深了对美澳关系的理解，而且由于近年来中澳关系不断恶化加之西方对“污名化”中国乐此不疲，了解美澳关系对于所谓的 “亚洲威胁”和对中国片面的历史认知有助于定位澳大利亚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摘要

在1941年正式结盟前的近一个世纪中，美澳两国围绕着对共同身份、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等问题的看法形成特殊的双边关系。或许在美澳关于共同利益的共识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两国都面临着对多层次的“亚洲威胁”日益加深的恐惧。“亚洲威胁”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期间对于中国移民的人口恐惧，后来演变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与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优势的担忧。近年来，中国崛起一直是美澳同盟的核心焦点。在很多方面，用于对抗中国的安全架构是历史上应对“亚洲威胁”的遗产。理解这种关系的历史背景，对于消除现行安全政策中过时的“亚洲威胁”观念是必要的。

编译

01 引言

自1941年以来，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一直是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的核心，而澳大利亚也在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早在军事联盟形成之前，共同身份、区域地缘战略、价值观、经济和政治传承就奠定了双边关系。或许，美澳关系中最直接、影响最为深远的特征是对“亚洲威胁”的共同恐惧。

本文将分别讨论“亚洲威胁”在美澳两国的起源，并分析这种威胁论是如何通过政治与媒体话语以及国家政策的实施进行相互强化。本文认为，自1850年至1941年间对“亚洲威胁”的共同认知(“中国移民威胁”与“日本扩张威胁”)为未来的联盟奠定了基础，而当代美澳关系继续围绕着“亚洲威胁”发展，而这种威胁论体现在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了解美澳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背景，有助于从长期普遍化的“亚洲威胁”论中具体阐释中国崛起带给两国的切实忧虑。如今，“亚洲威胁”聚焦于中国崛起、美国地区军事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竞争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及其对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可能影响。

02 跨越太平洋的盎格鲁-撒克逊表亲

从 1788 年最初的殖民统治到现在，澳大利亚一直奉行“战略依赖”的盎格鲁-撒克逊大国政策，以确保自身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媒体机构呼吁与英、美建立血缘、语言、文化和政治价值观上的纽带，以使澳大利亚与英美的安全关系更为合法化。虽然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但是自 19 世纪中叶起，尤其当美国逐渐比英国更加强大，并确立其太平洋国家的地位后，澳大利亚发现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有更多相似之处。早在1941年之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对“亚洲威胁”的共同看法，而这种看法在伦敦未被完全认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和对威胁的认知都围绕着欧洲与帝国的力量对比。亚太地区的版图可以用于在其他战区交换以获得优势，该大陆军事平衡的威胁取代了殖民利益。亚洲国家被视为可以开发的遥远市场，而不是领土上的竞争对手;在殖民地则可以使用亚洲劳动力，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也不代表竞争关系。当日本成为一个大国时，英国通过与日本建立军事联盟来减轻自身的压力，从而将英国海军集中于北海，应对德国在欧洲带来的挑战，同时确保英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在日本的管理下得以保障。

但是，澳大利亚、美国对日本的崛起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人口和战略层面而言，“亚洲威胁”更为直接。少数欧洲人口从土著人民手中夺取了广阔而富饶的领土，意图在资源开发的同时也要保留财富。亚洲——起初是中国，然后是19世纪末的日本——因其人口众多、相对邻近、劳动力可流动、日本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被视为是对白人霸权的主要威胁。这种情况让澳大利亚对多方面的“亚洲威胁”保持高度敏感，并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美国对“亚洲威胁”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当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在加入联邦时，欧洲人的定居点非常少，白人定居者被亚洲移民的阴影笼罩。自1850年到1941年的媒体和政治话语明显体现了两国对亚洲的共同立场。两国立法机构的辩论经常在处理中国问题时引用对方的移民政策，媒体上的文章也是如此。澳大利亚的政治话语大量借鉴了美国，以至于排斥亚洲、在该地区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主导的计划通常被称为“太平洋上的澳大利亚门罗主义(Australian Monroe Doctrine in the Pacific)”。

03 中国移民引发的“黄祸论”

19世纪下半叶，“野蛮”的亚洲人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黄祸论”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在欧洲，“黄祸论”通常被概念化为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威胁。然而，在澳大利亚与美国，“黄祸”被认为是对国家造成了经济、公民与种族的多方面威胁：在经济上反对中国移民，原因在于中国劳动力愿意以低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同行的薪资工作，从而可能会降低工资标准、生活质量和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在文明层面，中国人遵循的与自由价值观有差异的神秘治理体系无法被西方“民主”社会同化;在种族上存在民族主义的恐惧，害怕以男性为主的中国移民要么会剥夺白人的身份或“稀释”白人血统，要么干脆会超过白人人口并把整个大陆并入“亚洲种族”。

1848年，美国先后合并俄勒冈领地和加利福尼亚，将幅员辽阔、人烟稀少、海岸线绵长的领地纳入联邦，从而确定自己太平洋强国的地位。在上述两大区域发现了大量金矿，由此产生的淘金热带来了巨大的移民潮。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自1850年到1860年，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居民增长超50倍;至1880年，中国居民约占加州总人口的10%。自新南威尔士在1851年首次发现黄金后的几十年间，华人是进入澳大利亚的数十万移民中的最大群体，到1861年，澳大利亚有40000名华人，其中只有11名女性。

限制华人移民是新成立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一大优先事项。然而，相关政策的制定却是零散的;直到世纪之交，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立法机构才制定出针对中国移民的永久性“解决方案”。190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移民限制法》，美国早在1882年签署的《排华法案》在1902年被宣布永久生效。

就中国移民问题，美澳建立了一种模式，即两国的立法者与媒体可以将对方正在采取的行动作为本国进一步限制移民的理由，相互借鉴、加强。例如，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在1901年的议会辩论中引用加州的中国移民及其随后的禁令为《移民限制法案》进行辩护;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进行的辩论和报纸对此问题的报道中普遍提到了澳大利亚《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以“白澳政策”为人所熟知)的“成功”以及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的总体立场。

最终制定的排华的国家政策整合了对亚裔人口和亚裔影响力的批评和恐惧，形成一个连贯的认知：亚洲对“白人至上”构成威胁，尤其在北美和澳大利亚。中国移民所延伸出的多层次的“黄祸论”影响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对自我的认知，并基于此构建对亚关系。这成为了美澳联盟的重要基础，因为美澳共同构建了“纯白人国家”的身份认知，并且两国在地理上都毗邻人口稠密的亚洲地区。亚洲经济实力与民族意识不断上升，但亚洲制度却与西方“民主”制度不相容。尤其是，日本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化增加了美澳对“亚洲威胁”的战略考量，基于共同的地区利益形成联合战线的动力得以加强。

04 日本、太平洋岛屿与大战略

18、19世纪之交，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与亚太地缘政治的关系。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逐步向太平洋扩张，最终吞并夏威夷、取得美西战争的胜利，并于1898年占领菲律宾和关岛。美国将承担太平洋大国的责任，并积极追求并扩大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和商业利益。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则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在地理和战略利益方面与英国的疏离，于是在1901年联合起来以求保护澳大利亚大陆与南太平洋。日本在1895年取得甲午战争胜利后就成为美澳两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事实上，对日本扩张的恐惧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倡导地区扩张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日本在1905年战胜俄国，日本带来的恐惧被放大了。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威胁”仍是两国对亚洲恐惧的主要表现。

吞并夏威夷、征服菲律宾与关岛、1903年控制即将成为巴拿马运河区的领土都在美国的战略中相互关联。夏威夷拥有优越的港口，且位于亚洲和美国大陆之间，战略位置关键。如果落入敌对势力手中，它被视为运河区和美国西海岸的潜在不利因素。夏威夷也是支持驻菲美军的加煤站和海军基地，以及未来美国太平洋安全架构的据点。然而，夏威夷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人，这引起了美国的警惕。美国担心，如果不加快吞并夏威夷，它将很快为日本所控制。对亚洲的前沿防御和保护美国经济利益的逻辑使美国管辖的领土在50年内从加利福尼亚海岸扩展到亚洲大陆门口。澳大利亚非常积极地看待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扩张，例如一些澳大利亚人在美西战争中为美国而战，而且在日本寻求军事扩张之时欢迎美国的到来。

新兴的“亚洲威胁”——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及对澳大利亚的潜在军事征服——被认为比中国移民更为重要。保证澳大利亚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借助英美在南太平洋的统治。澳大利亚对邻国势力的恐惧在日本帝国主义崛起前已有苗头：在殖民初期，澳大利亚担忧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然而，在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日本带来的威胁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它建立在对亚洲“大众”的种族恐惧之上，自淘金热的中国移民潮以来，这种恐惧就在澳大利亚人心中根深蒂固。第二，日本是太平洋的原生的一部分。从战略上讲，太平洋领土对日本的意义远大于这些领土对于欧洲列强的意义。于欧洲列强而言，这些太平洋领土主要用于经济或后勤目的，但却并不被视为是可以集结和发动对其家园的攻击的空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澳大利亚不能像对待欧洲国家那样依靠英国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可以想象，欧洲大国对澳大利亚的任何威胁都可能受到英国在欧洲的军事压力的反击。但日本并非如此。随着1902年的英日结盟，英国希望在太平洋建立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其自己的舰队移回北海，专注于德意志帝国带来的挑战。英日同盟加剧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对地区战略政策的差异。澳大利亚注意到美国这一盎格鲁-撒克逊的表亲，美国具有的实力潜力甚至超越了英国，并且在遏制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方面与澳大利亚有永久的共同利益。在此背景下，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白舰队于1908年环球航行并访问了澳大利亚海岸。

05 大白舰队、德国的失败与太平洋的现状

大白舰队的世界巡演是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宣告。从地区来看，它标志着美国维护其利益并捍卫新获得的太平洋领土的能力和决心，这在澳大利亚获得了热烈欢迎。舰队对悉尼和墨尔本的访问是由澳大利亚政界最高层所组织的，体现出澳大利亚对美国的诉求。

“日本威胁”——现在是澳大利亚和美国战略思想的核心——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力量的增长而增长。虽然，澳大利亚、美国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属一方，但是协约国击败德意志帝国加剧了新阶段的紧张局势，因为德意志帝国太平洋殖民地给了日本。而日本早在1910年吞并朝鲜，在1915年对中国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增强其在“满洲”的影响力。随着日本帝国向南扩展，日本占领马里亚纳、马歇尔和卡罗琳群岛被澳大利亚视为是日益严峻的生存威胁，同时这也被视为美国的战略弱点，日本通过破坏夏威夷和菲律宾之间的联系削弱美国。

在二战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坚信应对“日本威胁”是最首要的，但美澳政策却未曾趋同。1921年，美国以“英日同盟加剧了日本对美国太平洋利益的威胁”为由，要求终止英日同盟。然而，此时的澳大利亚却坚定地支持该同盟，认为这是澳大利亚为即将与日本开战做准备的唯一理由。

06 战后秩序与今天

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击败盟军、袭击珍珠港都得到了其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后勤支持。二战的经历直接影响了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地缘政治逻辑，并一直延续至今。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美国曾冻结其太平洋领地的防御工事，这导致日本在战争爆发时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美国，美军又难以夺回;这也使得美国坚信，限制自身力量是个错误。

太平洋战争意味着美国为占领日本帝国军事网络节点的岛屿所牺牲的生命与财富，这成为其掌握太平洋岛屿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论据。罗斯福总统设想由联合国授权对这些岛屿进行托管，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的单方面占有是一种必要的对冲手段，不仅针对日本，而是针对任何未来寻求称霸东亚的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想法得到采纳，战后美国单方面控制了大片太平洋领土。从本质上讲，美国将确立对西太平洋的全面军事主导地位作为其国防政策的核心。

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就已经在为应对下一个可能更大的“亚洲威胁”进行规划。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不到一年，美国战略家为战后秩序制定了计划，支持他们原本的敌人(日本)对抗盟友(中国)。虽然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全球安全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安全关系依然围绕着“亚洲威胁”。战后当务之急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是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对朝鲜战争的参与，人们开始担忧中国对整个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美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于1951年签订同盟条约，美澳同盟正式建立。尽管这一条约明确声明该联盟仅适用于太平洋安全问题，但是中国问题始终是焦点，美国强调了中国对美国地区安全的挑战。

美澳在保持坚定的盟友关系的同时，冷战后期美澳在应对“亚洲威胁”的战略方法上存在分歧。尼克松所提出的“关岛主义”设想了“亚洲人的亚洲”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更为克制的角色。这一新方式，加之美中正式和解以及随后几年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军，部分刺激了澳大利亚坚定地围绕大陆防御的单一目标寻求安全政策，而非针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战略问题。

冷战结束后是美澳联盟以全球反恐战争为中心的时期。现在，随着中国实力逐渐显现，该联盟已成为美国旨在用军事遏制中国的地区安全机构的南方支柱。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向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期间正式宣布美国“重返亚太”，重点是美国亚太政策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调整，其隐含目的是对抗中国对美国核心价值观所造成的“威胁”以及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活跃的军事能力。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经济、外交方面的承诺存在严重偏差，美国不仅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地区外交战略似乎是善变的。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继续加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近30%。澳大利亚学者指出澳大利亚在其主要经济伙伴中国和安全伙伴美国之间的立场选择的挑战。然而，就安全关系而言，澳大利亚政府已明确承诺继续追求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加强地区联盟，部署更多军舰到太平洋战区，并运用以前称为“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现在称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the Global Commons, JAM GC)的军事理论。该作战理念旨在通过破坏中国阻止美军进入中国近海的能力，来确保美国军队的持续全面主导地位。

今天，美澳安全关系被用以在军事层面上遏制中国，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安全架构，旨在防止重蹈亚洲崛起大国寻求地区统治的覆辙。然而，美国和澳大利亚低估的是，中国在二战中遭受的无与伦比的痛苦，以及那些被整合在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之下的、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用以压制中国的太平洋岛屿和海域。

然而，在西方学术话语中，中国的安全利益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在西方学术话语中，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质疑为具有战略、经济、人口和政治层面的多重威胁，这与历史上的“亚洲威胁”叙事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叙事总是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负责任的、“民主的”、安全的提供者等)相关联，而不是中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客观计算。中国的崛起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与中国持续崛起相关的猜测正在形成，但对中国力量的特点，以及相关准备方面仍然存在根本分歧。

本文以澳美关系中的“亚洲威胁”为主题，认为与中国相对抗的安全架构是美国、澳大利亚对“亚洲威胁”叙事的遗产。这种叙事在两国都非常有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是两国间充分的政治和话语交流的结果。只有区分物质层面的战略现实与自19世纪以来支撑两国关系的历史性“亚洲威胁”认知，美澳才能与中国共同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来源时间：2022/2/5   发布时间：2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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