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四 王一苇：美国青年群体政治认同及影响

作者：李庆四 王一苇  来源：《人民论坛》2021年12月中

作者：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一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博士生

摘要

美国是奉行政党政治的选举制国家，经过多年实践，不断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游戏规则，但也因形势的变化，诸如选民结构的分化、多元，数字化时代的深入影响，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千禧一代与Z世代的青年群体受疫情影响，其政治认同呈现出两极化嬗变。在政治认同背后政治正确、社交媒体对美国青年群体的深远影响，美国青年群体的投票趋向引发众多关注。

关键词：美国选举;青年群体;选票;政治认同;两极化

长期以来，美国的选举结果基本上是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轮流执政，几无悬念。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与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也基本是年长选民占据主导地位，左右选举结果。比较而言，总统大选自然更为引人注目，当然也更显重要。但中期选举因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架构也具有相当重要性，它不仅是美国政党争夺国会控制权的关键，也是未来两年总统大选的风向标。就最近两次美国大选情况看，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似乎开始“觉醒”，走向投票站，投票给政治立场相同或接近者。美国青年群体这一投票趋向引发众多关注。本文就美国青年群体在近两次大选中的投票情况进行分析考察，探讨政治正确等因素在青年群体身上的折射及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

美国青年人的投票率为什么比他们的长辈低

在许多青年选民看来，美国大选不过是政治精英与金融寡头之间的分赃游戏而已。空洞的承诺，夸张的诱惑，大选过后的江河依旧，一切如常，导致美国青年群体中的不少人心生倦怠，失去信心，放弃投票。2020年总统选举中年轻人投票积极性虽然较之2016年有所好转，但也有近一半青年没有行使投票权，漠然以对。近一个世纪前，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和哈罗德·高斯内尔就确定了投票率相对较低的几个美国群体，包括年轻人、少数族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穷人。时至今日，这一状况并无根本性改观。为什么年轻人投票率比他们的长辈低?政治学研究中的三大主题对青年群体投票率低迷不振的症结提供了解释。

一是习惯的形成。投票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年轻人投票频率低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形成和强化这种习惯的机会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能慢慢地从“习惯性不投票者”变成“习惯性投票者”。这种内部习惯的形成也从外部得到了强化，各年龄段的人都会受到他们的朋友和同龄人影响，而老年人更有可能在多个选举周期观察朋友做出的投票选择。

二是机会成本。第一次或第二次投票也可能比在以后的选举中投票更难。青年群体相较其他年龄群体可能没有那么灵活的就业时间表，且可承担经济缓冲的能力也较小，对他们而言，是否抽出闲暇时间投票，涉及到一定的机会成本计算;再加上青年群体生活大都流动性较强，频繁地搬家使他们不仅缺乏深厚的社区背景和相应的人际关系，更需要在当地重新进行选民登记，熟悉另一套投票程序和截止日期，以及寻找新的投票站等，学习投票过程也要计算间接机会成本。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在美国青年群体投票机制中的一些障碍是人为设定的。当涉及到不同群体投票率差异时，这些差异与奴隶制和种族主义遗产是分不开的。提高所有群体投票率并非政治精英的普遍目标，而像选民身份证法这样增加投票难度的政策，可能会对包括年轻人在内的低倾向性选民产生一定影响。

三是替代参与。如果从参与其他形式的政治行动角度看，青年群体投票率低可能会稍微减少一些人的担忧。根据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nternational IDEA)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群体投票率普遍下降，但“其他形式的公民行动主义，如大规模抗议、占领运动和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政治参与的新平台”，青年群体的参与度则普遍提升。另有一项分析发现，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年轻人相比，美国年轻人更有可能签署请愿书，参加示威的可能性是他们的两倍以上。

所有这些情况表明，青年群体参与投票的活跃度低或者完全不参与并不在于缺乏兴趣。近年来，在美国“表示对选举感兴趣(76%)、关心谁是总统(74%)、对公共事务感兴趣(85%)和打算投票(83%)的年轻人数量特别多”，这显然意味着分析家和学者们在如何正确理解美国青年选民参与(不一定反映公民参与)和公民参与(不一定促成投票)之间的差距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最近两次美国总统大选青年群体投票分析

当前的美国青年群体，大致可分为“千禧一代”和“Z世代”。前者指出生于1981年至1996年的一代人，后者指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在智能手机时代度过青春期的第一代人。他们中间左翼民粹力量的抬头不容小觑;也有中间偏右青年群体力量的悄然崛起并占据上风。美国的选举政治游戏固然与金钱关系重大，但人还是关键因素。青年群体这一重大票仓，成为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激烈争夺的重要选民对象之一。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拉美裔民主党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年仅29岁就当选众议员，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女议员，成为青年群体在政治博弈中迅速崛起的象征。

首先，千禧一代与Z世代青年群体投票率激增。美国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研究中心(CIRCLE)对青年群体投票率的数据分析表明，在2020年秋的总统选举中，美国青年群体投票率虽仍旧与前些年一样不如年长者积极，但年轻新锐的年龄组在选举投票中却显示出最大的增长。随着Z世代和千禧一代投出超过2500万张选票，CIRCLE估计18—29岁的年轻人有50%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参与投票，比2016年(39%)显著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能是自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以来青年参与选举的最高比率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年轻人中18至24岁的Z世代投票率显著上升，政治参与热情愈发高涨。由于青年人在新一轮“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种族正义抗议运动中的活跃表现，一些分析家猜测这种行动主义也许会转化为选民投票率，此后出炉的大选结果也证实了这种预判：Z世代中，亚裔和白人选民投票率超过一半，黑人选民投票率接近一半，拉丁裔或西班牙裔选民投票率超过五分之二。同时，青年人在选举中严重倾向民主党，在2020年的许多摇摆州中展现了扭转乾坤的影响力，帮助拜登在至少十几个“红色”州赢得了大多数30岁以下的成年人。

影响美国大选的因素很多，如种族、宗教、地域、家庭背景、社会阶层等，而美国青年群体的构成虽然多元且复杂，但总体上看，除延续其他成人选民群体的习惯之外，这一青年群体还普遍思想活跃、关心政治、希望社会更为公平、渴望得到更多机会、反感社会利益分配的固化、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也很高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生活处境并无太大改善，美国经济在经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虽然在缓慢复苏，但竞争依然激烈，就业市场依旧严峻，助学贷款负担加重、房租持续上涨，凡此种种，对青年群体都是极为现实的生存压力。特朗普毫无章法的所谓减税、叫停奥巴马医改法、减少高等教育投入等政策，也使青年群体严重不满，渴望改变现状，希望通过投票对政策变革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不少年轻选民也表示，种族主义和气候变化也是影响投票意愿的重要因素。

其次，疫情影响美国青年群体的投票意愿。美国的选举政治已有效运作经年，有相对完备的程序设定。但是否参与投票，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着青年群体的取舍。例如：竞选纲领是否具有吸引力，竞选活动的组织水平，参选政党对年轻人的宣传鼓动程度，不同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教育政策，青年人口的不同族裔构成，以及不同州的投票法。凡此种种因素，既可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投票，也有可能对其投票构成障碍。2020年，虽然近一半有资格的年轻选民参与了投票，但正如之前每个选举周期的情况一样，全国各地青年选民投票率差异很大：投票超过60%的州，有67%的新泽西州、65%的明尼苏达州、64%的科罗拉多州、61%的缅因州;在40%以下的州，有32%的南达科他州、34%的俄克拉荷马州、35%的阿肯色州和39%的新墨西哥州。

这次大选中，对投票最大的制约因素无疑是新冠肺炎疫情，因此，选民注册和投票的便利性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变得尤为重要。许多州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改变或扩大了邮寄投票，选民首选投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美国选举表现调查，邮寄投票的选民(所有年龄段)比例增长到46%，比2016年增加了一倍多。在选举日投票的选民比例从2016年的60%下降到2020年的28%。2020年各州采取了不同的邮寄投票方式：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自动向所有登记的选民邮寄选票已经成为惯例;其他州则自动邮寄选票申请或允许选民自行申请邮寄选票，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等不需要选民说明申请邮寄选票的原因，而印第安纳州和康涅狄格州等，则要求选民注明缺席现场投票的原因;限制性更强的一些地方，则还未放开将流行病作为缺席现场投票的有效“借口”。平均而言，在自动向选民邮寄选票的州，青年选民的投票率最高(57%)，且比2016年有更大增长;相反，对邮寄投票进行严格限制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最低，平均为42%。同时，如今也没有任何问题能像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议题讨论那样激励Z世代和千禧一代踊跃投票。根据2020年末CIRCLE与Snapchat(色拉布)合作撰写的“Z世代白皮书”，18至23岁青年群体中的82%认为，这场大流行病使他们更深切地意识到政治领导人的决定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包括42%的拜登支持者。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确实是2020年影响青年群体投票行为的最大因素。

美国青年群体政治认同呈现两极化趋势

出口民调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中30岁以下成年人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比例接近2比1，有色人种年轻人明显倾向于左边。支持拜登的30岁以下选民中，黑人选民占76%、亚洲选民占69%、拉丁裔选民占51%，而白人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只有6个百分点。拜登和特朗普分别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普选票第一和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这个投票结果让美国社会政治认同两极化趋势暴露无遗。21世纪已进入第三个十年，美国目前依旧维持着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青年群体对美国政治运行规则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探讨他们如何通过选票彰显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有助于了解美国青年群体与美国社会发展趋势。概而言之，当代美国青年群体认同呈现出多元但极化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身份认同，“Z世代”美国青年政治认同的两极化出现归因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正确成为党派争斗的工具。今日美国，“政治正确”被当作一种“语言柔术(linguistic jujitsu)”，成为常见的政治运作武器之一。各种政治派别的人都频繁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只是使用的含义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这也恰恰说明政治正确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定义，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内涵。早年，一些学者将政治正确描述为尊重个人身份、文化和观点的努力，福山则给出了一种更直观现实的解释：“政治正确指的是那些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说出来，否则就要担心受到道德谴责的东西。每个社会都有一些观念违背基本的合法观念，因而不能进入公共讨论。”当前的美国政治生态，更多人认为这个概念促进了意识形态上的狭隘、不容忍和对反对语言和观点的压制。

有关政治正确的话题在美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而作为热心于社会议题且政治参与度最高的青年人聚集地的高等教育机构则首当其冲，成为政治正确纷争的核心战场。近几年的学术辩论，人们对“政治上正确”的态度逐渐从称赞和肯定变调成了讽刺与挖苦。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盛行的“PC文化”仿佛又卷土重来，并且由于得到网络时代下Twitter以及TikTok等新型社交媒体传播力的加持，这种潮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正在削弱政治话语，甚至可能反噬民主自由本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和否定那些主张在大学校园设立“安全空间(safe space)”和在教室中设置“触发式警告(trigger warning)”的人，认为他们过度焦虑且不切实际的天真。

“作为青年人政治认同形成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大学应当在弥合政治认同分裂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锻炼学生学会面对和思考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质疑他们以往认为理所当然的个人信念，以帮助其成为视野宏阔的成熟社会公民。但当“触发式警告”“言论守则(speech code)”等涉及的道德议题越来越多，一种受害者文化逐渐在美国高校校园氛围中弥漫开来，有意无意地阻挠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知识过程的充分参与者。部分学生甚至主动滥用言论守则和触发式警告，随意上纲上线，肆意打着政治正确的幌子，以回避了解、学习那些只是让他们感到吃力或者不舒服的内容。由此，美国大学校园在成为“政治认同两极化的孵化器”的路上越走越远，“塑造并输出具有鲜明政治偏好的公民”。针对“PC文化”对高校影响究竟是好是坏的争论还有很多，也很热烈。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近年来美国高校对“PC文化”响应行为的兴起，说明在当今美国社会内，政治正确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想法，而是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不可否认地影响到了高等教育中语言的使用，并使得美国青年群体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运动中的急先锋。

第二，社交媒体推进政治认同两极化。2011年，美国社会活动家埃利·帕里瑟(Eli Pariser)提出了“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一词，将其定义为“算法使我们在网上获得的各种信息偏向于我们喜欢的东西”。当时，他担心人们对不同观点的接触大幅减少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而近十年后，美国总统大选中创纪录的选民投票率充分展示了这种分化和撕裂之严重。美国人在超党派大选中不仅不同意另一方的观点，彼此还极其憎恨，思想市场上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看似是健康民主的标志，但很多人早已不再关心思想上的胜利，比起为了把自己心仪的领导人推选上位，更多的人似乎是为了把另一党派候选人挡在胜出可能性之外。不同党派在看似不同的现实中运作，讲述着不同的事实，或者至少是对这些事实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不可否认，如今无远弗届的社交媒体的确实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是，两极化的情况和加剧这种情况的社交媒体，究竟谁更先出现，已很难追究，倒不如说，两者相互影响，已然成为一个庞大且会不断自我强化的系统。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多个场合驳斥了关于其公司煽动党派分裂以及加剧政治极化的说法，然而，不少专家依然认为，社交媒体的使用确实助长了美国党派间的敌意。2020年10月，一篇名为《美国的政治宗派主义》的文章，如此总结学术界的共识：“近年来，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在政治话语中发挥了影响力，加剧了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尽管美国人在政策偏好上的分歧似乎没有增加，但对反对党成员的敌意却非常高，认为对方“不同”“不道德”，所以“不喜欢”。2021年8月，另一篇发表在《认知科学趋势》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示：“虽然社交媒体不太可能是两极分化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促进因素。”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在政治方面依赖和信任的新闻网站比以前少了，福克斯新闻是特朗普的喉舌和虚假信息的源头，是他们经常阅读和相信的少数来源之一，信息来源的单一也使得他们的看法越发极端和抱团。超党派的激烈竞争、紧张的社会因素和不同的新闻“饮食”，或者至少是对新闻的不同解释，然后再通过社交媒体选择性地反馈，放大了美国社会的分歧。2016年大选后，社交网络更是调整了其平台算法的基本设计，对用户浏览的内容进行定制，最大限度地促进来自朋友和家人的帖子，以提高用户参与度。这意味着除非用户自行在平台上进行探索，否则他们不太可能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以外的人在讨论什么。缺乏社会经验与阅历的青年群体即Z世代，是社交媒体的天然使用者，更容易受到这些社交媒体的左右与影响，再加上他们继承来自父母长辈的偏见，或是在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下无意识中被某些偏见同化，社交媒体在形成与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成为意识形态的回音壁，强化了同一阵营的认同，阻断了不同阵营之间的有效沟通。

美国青年群体未来投票趋势及影响分析

美国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的选举在选民投票规模上虽然破了纪录，但这种投票率有两方面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一是白人非大学生选民的投票率急剧上升，这是一个强烈支持共和党的群体;二是青年群体与有色人种投票率上升，这代表了严重倾向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选民群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两个群体对2020年选举结果产生了反作用力，导致两党在少数几个州的普选票数相当接近，几乎难分伯仲。不过，美国选民的基本人口统计显示，在全国快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地区，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人口都在增加。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非大学生的白人选民群体的投票率甚至更高，或者共和党为改变对他们有利的投票要求所做的努力，是否足以抵消年轻选民和有色人种选民的影响。年轻的白人选民不成比例地支持特朗普，53%的18至29岁的白人选民投票给他。但是，美国的选民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白人在选民人口中的比例正在下降。青年群体的崛起是自然规律，而这一群体在种族和族裔方面更趋多元化。

虽然青年群体长期以来给人以偏左的印象，但千禧一代与Z世代的这种政治偏好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二十年前，18至29岁的青年群体对布什和戈尔的支持率大约是50比50，表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并没有向民主党倾斜，但在近年来的历次大选中，年轻人倾向民主党越来越明显。民主党虽然在2016年大选中未获得最终胜利，但在千禧一代青年选票上希拉里获得了近55%的支持率，远超特朗普获得的37%。这意味着美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倾向性已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他们确实比以前更倾向于民主党了。面对已经开始担任社会职能，逐渐在美国社会运作中占据重要分量的Z世代青年人，共和党要考虑的真正问题是自己是否还能继续确立其作为一个合法选择的地位。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政治精英在处理美国社会2020年爆发的多起抗议和集会的方式，以及他们对种族多元化、女性堕胎权利等人权议题上的低容忍度，和在气候问题上的落后认识、防疫政策上的反智作为，凡此等等，使他们越发突兀地站在了大部分Z世代和年轻千禧一代价值观的对立面。谁失去青年群体，谁将失去整个世界，这是亘古不变的一大法则。

共和党逐渐流失青年选票的同时，第117届国会民主党人正在推动2021年为民法案(HR1，the For the People Act of 2021)，及其各种进化版的通过。该法案将在全美范围内统一一些选举法，并建立自动选民登记(AVR)、在线选民登记(OVR)、当天或选举日登记(SDR)、提前投票、无理由缺席投票、预先登记以及在高中进行选民登记要求的多种平台系统。CIRCLE就此政策是否与更高的参与度和HR1具体如何扩大青年选民的潜力进行了分析，他们将拥有HR1中大多数选举政策的州和拥有少数政策的州比较之后发现，平均而言，拥有更多这些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更高，拥有四项或更多HR1政策的州的青年投票率合计为53%，而少于四项政策的州的投票率为43%。由此可见，制定更有利于青年参与的投票制度，会激发青年群体的投票热情，而缺乏这些政策的支撑，就可能会产生相反效果。无论是通过像HR1这样的国家立法，还是通过各州立法机构的决定，投票法律和程序的持久性或变化将是未来影响美国选举周期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年轻人在2020年的投票人数创下了新高，意味着美国选民名单上的年轻人数量也创下了新高。如果没有立法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以确保年轻人做好准备并鼓励他们投票，那么期待青年投票率的继续上升，未必就是天经地义、水到渠成。若类似HR1或选举自由法等法案通过，美国青年群体投票率毫无疑问会再度攀升。

就2021年11月2日弗吉尼亚州州长改选来看，此次地方选举吸引了全美媒体的关注。由于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选举早于其他州举行，媒体常把他们的地方改选结果当作次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而随着共和党候选人格伦·扬金(Glenn Youngkin)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前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民主党在弗吉尼亚州这个标准“深蓝州”的落败，无疑使拜登团队的中期选举开局不利。

但选民在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并不是新鲜事。关于中期选举，长期共识是：不在白宫的一方更有利。这种规律似乎暗示着选民中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共和党一家独大，选民就会在下次选举中投民主党，反之亦然。但这种历史传统并不代表民主党可以合理化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失利。从强调青年群体选民的角度看，这次弗吉尼亚州的选举中，麦考利夫丢失了大批青年群体的选票。基于本文前述的判断，有色人种在选民人口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有色年轻人的民主党倾斜越来越明显，这些非白人民主党年轻选民不认同身为白人的麦考利夫，迫切希望民主党推出一名更加“政治正确”、更加“进步”的候选人。这种结果对于刚刚在去年大选中获得青年选民青睐的拜登及其背后的民主党来说，无疑是强迫他们面对“青年群体能有多么善变”这一现实的当头一棒。民主党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只要失去五个众议院席位或一个参议院席位，就意味着这些议院会变成共和党的天下。

同时出炉的新泽西州改选结果对民主党人的危险境地雪上加霜。新泽西州本也应该像弗吉尼亚州一样，是一个安全的民主党港口。现任州长菲尔·墨菲(Phil Murphy)在2017年以14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选举，而拜登则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在去年赢得了该州。根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新泽西居民中白人勉强占到一半，作为一个种族多元化地区本应不会轻易投向共和党怀抱。然而，与预想背道而驰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虽然墨菲险胜，但他的共和党人竞争对手杰克·西塔雷利(Jack Ciattarelli)几乎与他打成了平手。这一结果确凿表明，民主党在弗吉尼亚的失败并非个案，而他们试图将共和党描绘成由狂热的特朗普支持者组成的，大兴种族主义、压制选票的极端主义党派的努力是有限的，诸多选民还是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不会轻易把所有共和党候选人与特朗普相提并论。

依据惯例，美国中期选举将于2022年11月8日举行，其关注度虽然远不及大选，但因其被视作美国在此之后大选的体检，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都对此高度重视，不敢小觑。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明年秋天的中期选举，2024年的总统大选，三个时间段不同的选战，看似独立，实则环环相扣，牵动着未来几年美国政坛的风云变幻与大致走向。至于民主党究竟能否吸取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的失利教训，重新思考行动方针，目前尚无法作出清晰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民主党的政绩不佳，民调继续走低，经济复苏措施口惠而实不至，且持续不断在内部斗争上消耗精力，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选民面前，共和党人乘虚而入，绝地反击，以期挽回去年大选中的失败，也并非痴人说梦。在这样的政治博弈中，美国青年群体选票的流向如何，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参众两院的基本面及一些州的州长选举，进而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有待我们密切关注，进一步观察。但可以预见的是，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不会轻松过关，青年选票能否再次改变民主党的命运无法定论，而虎视眈眈的特朗普等共和党派力量重占上风，也并非绝无可能。

来源时间：2022/1/30   发布时间：20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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