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对贫困问题的政治敏感导致很难修改现有贫困测度方式

作者：杰夫·马德里克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在《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一书中，通过追溯美国历史意识形态对贫困的忽视、美国长期以来对贫困的怀疑、根深蒂固且仍在持续的种族主义、反移民的态度、依赖资助流于表面的学术研究等原因，作者杰夫·马德里克提请大家注意美国官方对贫困人口数据的故意低估。美国官方的贫困衡量标准是政府提供的最不负责任的统计数据之一。马德里克对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最有害、最令人心碎的问题之一，美国儿童的普遍贫困，进行了考察。作者仔细研究了贫困儿童所遭受的伤害，并描述了这些儿童的实际生活。生活在贫困中，即使是暂时的，也不利于认知能力、情绪控制和儿童的整体健康发展。美国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本文摘编自该书第七章，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在美国，贫困问题被错误估算其实是刻意为之。政府的专家是知道实际情况的。备受尊敬的社保分析专家登顿·沃恩(Denton Vaughan)就曾说过：“更新贫困测度数据将会改变我们对贫困人口规模的看法，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以脱贫作为目标的政策将需要消耗国家多少资源的认识。由于在贫困问题方面争论不休的两个阵营里都有不少大人物，所以对贫困问题的政治敏感显然会导致很难去修改目前正在使用的贫困测度方式。”

要怎样才能让这个国家公平地测度贫困呢?

目前的贫困测度方式，无论“官方贫困测度”(OPM)还是“补充性贫困测度”(SPM)，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简单只凭收入划定一条贫困线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能告诉我们那些家庭收入远低于这条线的孩子们究竟过得怎么样。即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测度贫困，我们也需要去了解绝大部分贫困儿童所在家庭的收入究竟落到贫困线以下多低的地方。美国人口调查局会定期公布生活在赤贫状态的儿童数量，但这能给到我们的信息其实很少。2017年，根据OPM的算法，有8%的儿童，即约有600万人，生活在收入不及贫困线一半的家庭中。

使用SPM算法时，税收抵免和例如“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学校免费午餐、住房补贴等福利补助收入会使得一些非常贫穷的儿童脱离赤贫状态，但他们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下，仍旧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按SPM的统计，只有4.8%的儿童身处赤贫状态，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拍手叫好，却没有去好好想一想，在贫困的标准放得如此之低的前提下，仍有那么多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

此前，我们已经举过很多例子说明儿童如何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现在我们要更加彻底地调查贫困儿童究竟要经历多少骇人的苦难，以展现贫困生活的全貌。

贫困差距是个有用的测量指标，指选择处于所有贫困儿童中位数——即最为典型的——贫儿的家庭收入作为标记对象，与整个国家的贫困线做比较。作为致力于提高儿童福利待遇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就对中位家庭收入以相对贫困测度的方式进行估算，以此比较各国儿童贫困状况。201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中，美国的典型(中位数)贫困儿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就比贫困线低37.5%。在法国，一个典型贫困儿童家庭的收入仅比贫困线低15%。在芬兰，典型贫困儿童的家庭收入也仅比贫困线低11%。显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更大比例的美国贫困儿童所在家庭的年收入远低于贫困线。假如贫困线指的是能够勉强维持生计而已，那么还有更多儿童根本就是一无所有。

2016年，若不算上SNAP，那么大概有150万家庭的成员每天仅靠2美元生活。有学者争论说应该算上SNAP的补助， 这样就能把贫困人群的数量压到很低了。争辩双方纠结于技术问题，但SNAP并不等同于现金补助，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这些家庭中的绝大多数仍旧生活在赤贫之中。

联邦政府面对今日这样的危机又给出了什么解决方法呢?特朗普的经济学家们想要参照“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给医疗补助和SNAP都附带上工作要求，理由是有太多人逃避工作。事实上，那些建立在工作要求基础上的福利项目反倒加重了贫困。政策分析专家阿洛克·舍曼(Arloc Sherman)和达尼洛·特里西(Danilo Trisi)明确指出在TANF 被通过之后，生活在赤贫状态——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一半——的儿童数量增加了。舍曼和特里西写道：“假如2005年，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还能如1995年那样有效地防止家庭坠入赤贫状态，那么2005年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儿童数量应该是120万，但实际数字是220万(基于调整后的贫困率估算)。”

1995年，拨发现金的社会福利项目“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FDC)让61%的儿童脱离了赤贫。十年之后，TANF仅能帮助22%的儿童逃离深渊。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还削减了SNAP的福利额度(2002年的政策修订更让大部分合法移民被排除在领取名单之外)，1995年有62%的贫困儿童脱离了赤贫状态，2005年这个数字仅有42%。

有研究显示，即便家庭收入高过贫困线，这些家庭仍旧受到贫困带来的点滴影响。这些研究中有一项发现，即便两倍于政府贫困线的家庭收入仍会给孩子未来的薪资收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影响会逐渐降低。

假如一个四口之家的收入大约是75000美元一年，这个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的收入会有提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心目中理想的贫困线应该能够起到划分作用，生活在线上就表示孩子不会受苦，或者反过来说，生活在线下意味着孩子会受到伤害。

有很多证据显示即便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很多的孩子也会受到很多伤害，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项针对纽约有孩子的家庭进行的研究尤其令人担忧，也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真的需要一条更高一些的贫困线。这项研究告诉我们，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家庭都被迫承受着物质条件的艰辛，比如付不起公用事业费、不一定有东西吃、居无定所、有医疗问题等等。差不多四分之三低收入的纽约人其实都能挣到两倍于贫困线的钱，但他们在2011年都经历过上面提及的艰苦中的至少一条。

一个更人性化、更关怀个体的国家会同时采用好几种方式测度贫困：哪些是必需的物质条件，哪些能够让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这些都有不同的测度标准，还要对应其他社会阶层定义贫困。

在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笔下，贫困线有三种。一种是像美国一样的绝对贫困线。这条线能够定义怎样程度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也就是说，这是一条生存线。第二种是根据观察经验估算出的基本需求贫困线，也就是穷人们会需要哪些物品和服务。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制定一个绝对贫困预算以满足最低限度的需求：充足的食物、住房、医疗、娱乐、教育以及改善家庭环境。他认为，有必要提供这些最基本的“能力”(capabilities)——他与他的共同执笔人创造的概念——以使人能够过上充实的生活。对比起来，美国农业部却是制定了一个“小气”的食品预算，几乎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不能满足需求。举例来说，按这个标准，穷人们几乎任何东西都必须在家自己烹饪才行。

第三种贫困线才是真正能够对比社会常态来测量相对贫穷的，测度的是究竟需要怎样的工具和服务才能在这个不断改变的社会中立足且有所发展，而且将会对比社会上的其他人来估算贫困人群所处的地位。不过汤森认为这样算本身非常困难。

他对相对贫困的定义与我们的差不多。他记录道：“在所有人口中，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群体，只要当他们在面对惯常事物或者所在社会中普遍推崇和认可的事物——食物、参与的活动、生活条件以及设施，等等——时缺乏资源，那么他们就是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人能够支配的资源远低于一般家庭，致使他们事实上被排除在正常的生活模式、习俗和活动之外。”

但森和汤森都不认为仅以中位线收入的百分比作为相对贫困测度的依据就足够充分了——欧洲的惯常做法就是这样。两人都希望能够更确切地列出需求，而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百分比。

汤森的拥护者认为应该附上究竟在哪些方面贫困的清单，比如他们的“家庭财产、住房、邻里、社区服务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平衡收支”。在今天进行这样的分析就需要关注是否缺少例如手机、电脑，是否能够使用网络，是否有足够的公共教育机会等方面。其他更为传统的评判标准包括一个家庭是否有钱付房租，是否看得起牙医，房顶是否漏水，房子里是否有裸露在外面的电线，等等。森的需求列表——被他称为“能力”——包括“维持生命”，“自由迁徙”，“营养均衡”，“健康状况良好”，“有自尊，也尊重他人”，“备受呵护”，以及“参与社区生活”。

其他测度贫困的标准可能更加复杂。比如，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就在“二战”期间写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可以认为其中的所有维度都是能够实现的， 即便不能完全达成，我们也能够对所有维度的需求有所追求。这些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和情感需求、尊重需求以及马斯洛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

汤森和森的目标为制定扶贫政策开拓了新思路。但我们可以先从制定一条以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为标准的相对贫困线开始。虽然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用来定义低收入家庭的标准相比，这个数字仍旧偏低，但这将是个追上贫困弹性需求的方法，因为当经济状况更好的时候，需求必然会发生改变。相对贫困测度虽然并不完美，但会减轻许多物质上的匮乏，并第一次使得联邦政策将让穷人永久地被美国繁荣社会所包容作为目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对谁才是穷人的定义将得到更加恰当的修正。OPM和SPM也应该较大幅地提升额度，重新从收入中位数的50%开始，即让OPM回到在20世纪60年代刚刚开始实行时的水平。容我重申一下我个人较为理想化的想法，即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可以了解儿童贫困达到怎样的程度开始会造成可以估量的伤害，这才应该是定义贫困的新标准。

某种程度上说，政策制定者们已经知道OPM算法甚至SPM算法都是不够的。幸好如此，收入达到官方贫困线130%的人仍旧能够获得医疗补助。之前也提到过，联邦政府出资的学校免费午餐项目以及很多州的补充项目都接受家庭收入达到贫困线185%的学生申请。为儿童提供保险的CHIP项目有一条远高于官方贫困线的申请标准线。SNAP也接受收入达到贫困线130%的受惠者。在纽约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无论他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如何，都可以享用政府买单的午餐和早餐。

让我们继续按这个逻辑思考。假如我们将贫困标准定在中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0%，按分析师肖恩·弗雷姆斯塔德的计算，对个人而言，2017年的贫困线将从12488美元上升到17685美元——此间的增加就是弗雷姆斯塔德提倡应该“与主流生活水平维持同步增长”的部分。对一个四口之家而言，2017年的贫困线是25094美元，假如这样算就应该是35370美元，相比之下高了足足有差不多40%。

这个程度与2016年盖洛普咨询公司进行的一项调研取得的结果相吻合。在调研中，受访者表示一份“勉强过得下去”的收入甚至比弗雷姆斯塔德所建议的还要高一些：一个四口之家一年需要50000美元才行。包括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内，在对合乎需求的生活标准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最低合理预算甚至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大家一致的看法基本是两倍于官方贫困测度的结果。即便是保守派智囊团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在几年前进行民调时也认为对一个四口之家而言，贫困线应该定在33000美元左右一年。

根据弗雷姆斯塔德的计算，假如将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贫困线，采用新的、类似 SPM的算法统计出的2017年儿童贫困率将会超过21%，也就是大约1500万孩子。若按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0%——欧洲普遍将之视为非官方的贫困线参考——计算，那么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将达到31%。这就是超过2100万孩子(提醒一下，我们国家目前的官方统计数字是1300 万)。当考虑到SPM算法会扣除包括医疗支出和例如交通费与托儿费等工作相关开支，实际的贫困率应该会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当使用SPM算法时，有15.6%的儿童属于贫困人群，有17.5%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旦我们将贫困线提到超过SPM算法统计出的结果时，那么贫困儿童人数的绝对数字将会快速上升，因为家庭收入会开始被征税，而政府给到每个儿童的福利补助将会开始减少。我与一位同事粗略地估算了一下，结果是假如将贫困线定在中位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5%到50%，那么黑人儿童以及拉丁裔儿童的贫困率将在50%左右。相比我们国家人口调查局算出的结果，这些数字更接近现实真相。在我看来，这些数字才真正告诉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有色人种贫困儿童究竟有多少。

2019年，特朗普政府宣布计划在计算贫困线时采取措施让通货膨胀调整标准上涨得更慢一些。这样一来，贫困线会维持在较低位置，官方统计的穷人数量就会较少。更确切地说，这一改变已经得到了两党一些人士的支持。但其他人认为这样会淡化贫困人口普遍需要的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这一事实。无论如何，这样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会逐渐不再有资格获得食品券、医疗补助和住房补贴。

《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美]杰夫·马德里克著，汪洋、周长天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

来源时间：2022/1/22   发布时间：20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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