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中国的Z世代——一位华裔学者对话国内青年

作者：伍国  来源：作者赐稿

近几年，中英文媒体报道中的当代中国年轻人常常以“爱国”，“民族主义”的形象出现，和年轻人相关的报道常常聚焦他们对西方的态度。媒体关注中国年轻人一边消费美式快餐，或者奢侈品，一边怀疑美式价值观的现象，或者试图以消费国货，抵制洋品牌来证明自己的爱国激情。

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媒体过度关注中国年轻人的狂热和带有盲目对抗特点的世界观，也会误导读者对中国年轻人进行过度政治化的想象，似乎他们只有在抗议和抵制的时候才是活跃和可见的。

事实上，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和英文中1995年-2010年间出生的美国Generation Z具有较大的文化共性，包括对互联网的习惯和技术熟练，喜欢娱乐和社交媒体，喜欢视觉化呈现，以及更倾向于创业等等。

走进年轻人的空间

笔者本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某社交和影评媒体十几年的用户，近期在长期自然参与的基础上进行了类似网络民族志(cyber ethnography)的有目的的网上观察和访谈。

根据一项研究，这个社交媒体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0岁，大多分布在一线城市，而据笔者接触后的了解，标注居住地为一线城市的用户中包括大量原籍为小城市或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一线城市发展的青年或者在校大学生。

这些青年本身身处家乡和大都市的夹缝中。有一位出生于1998年的在读女大学生A向笔者承认，她离开家乡到一线城市上大学是生平第一次坐火车，而且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意识：“像我家一样的底层民众，辛苦挣钱维持生计。”同时她也开始体谅自己的父母：“他们活得乱七八糟，处境很可怜。”另一位年轻人，大学本科毕业的公司职员B向我强调自己的父母生活在农村，到了北京读书后才发现大都市的孩子初中就出国做交换生，他感觉有点自卑，然后开始思考“社会平等”。

在他们身处异地的日常生活中，很大程度上以某种文化上的显著特征(culturally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和自我认同而形成了亚文化群体，并且以这些群体以基础进行匿名网络社交。一方面，互联网使得虚拟社交完全突破了互联网普及以前的以同学，邻居，同事为核心的交往圈层，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形成的各种主题小组又使得数量极为庞大的人群被纳入不同群体，进入一种网络部落的状态。在微信兴起以后，这种跨地域但以主题来凝聚人群的部落化倾向进一步延伸到了各类微信群中。

一位出生于2002年的高中学生C(父母是某大都市的第一代外省移民)说，他从他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亚文化”这个词，并且接受了这一概念。他认为他身边的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亚文化圈子”。据他介绍，这些圈子包括重金属，古典乐，钟表，野营等，而他自己经常活动的群组包括日本动漫(二次元)和男同性恋群体。刚满18岁，他就注册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他详细地记录在一些城市的旅行攻略。

当笔者问到抵制耐克的行动时，C回答，刚开始也计划参加，但后来还是觉得国产品牌质量不够好，所以就放弃了。他同时明确表示，自己所属的“00后”一代，因为身处“信息爆炸”的年代，物质条件充裕，比前一代有对人生目标更清晰的规划。另一位受访者D 不了解“亚文化”这一概念，但她承认参加一些微信“同好群”。

上面提到的大学本科毕业不久的公司白领职员B也同意“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圈子”。他个人认同二次元文化，并由此开始学习日语，同时也介入这些群体的线上讨论。当笔者问他，如果他认同区别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那么“主流文化”意味着什么，他回答：主流是“爱国主义”，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事实上“不太关注主流文化，(因为)现在非主流更重要。” 对于这种圈子的虚拟特性，这位因出差到过日本和美国的职员承认，他这一代人迷恋虚拟世界，但是潜在的问题在于“人们会对遥远的地方的人感兴趣而忽略身边的人。”不过，他也对美国发动贸易战感到义愤，并说过，“如果国家需要我，我会出现。” 也就是说，他的爱国心并不表现在夸张的言行中。他主动提到“躺平”现象，然后说，“躺平”是那些家里坐拥几套房子的人的特权，像他这样要靠自己奋斗的年轻人，没有躺平的资格。

一位出生于1994年的女性受访者E表示自己的一个特殊爱好是算命，参加有很多人参与的玄学群。在这个群里，成员“常常就某事起了个卦，看完卦象发在群里看看其他人怎么解读。然后事情发生了之后，回来分享验证结果”。她也参加过二次元群体，而且认为身边的00后和90后热衷于二次元文化以及搜集同人衍生品。这位青年女网友还提到很多同龄人热衷于“异装”，但是她观察到“女扮男大家会觉得酷，男扮女有时候反而会被骂。” 对于爱国主义，这位女孩的回答似乎带着一种调侃: “网上看起来很强。现实中(我)常常在想那些人哪儿去了。”

心理学与精神健康

笔者注意到，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据称数量高达40万的各类群组中，有一个交流心理学知识，试图改善自我认知的小组的浏览次数超过400万，固定关注人数接近一万。在这个庞大的小组里，组员分享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自我认知的改变，以及有价值的心理学著作——这些著作中绝大多数是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专业，或基于专业研究的普及型心理学书籍。他们还探讨如何区分真正的“心理学”和“伪心理学”—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

在这个小组里，笔者注意到了一些深度自省的表述：“你发现了吗?很多对他人的偏见，都是由于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导致我们陷入了一种“拿着锤子，满世界都是钉子”的状态” ;“不要小瞧心理虐待的伤害，虽然它不像拳打脚踢那样会留下身体上的伤疤，但可以令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伤痕累累”; “我的讨好型人格，导致没有自我的边界，看着过度付出被别人享用的心安理得，觉得委屈，而出现心理失衡。” 以及“当我开始深层次接触到一些人的时候，我很羡慕他们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因为我一直觉得过得舒服是一种罪，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如何能让自己快乐。”

这个庞大群组的存在反映了一种趋势：在快速富裕起来和城市化的中国，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层的日益明显和社会冲突增多，生存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四年制大学本科教育乃至研究生教育，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抑郁，焦虑，Bipolar Disorder, PTSD等精神健康问题。女大学生A就饱受抑郁症困扰，而且服用医生开的抗抑郁药。

在另一个被确诊和自我判断为成人Asperger syndrome (AS)的群里，群员熟练地使用述情障碍(alexithymia)这类专业术语。有一名正在国外留学的组员另外建立一个微信公众号，对 Asperger syndrome进行专业和免费的初步测试，供用户参考。这个群体中的青年更多地呈现抵抗集体，拒绝一般意义上的社交的倾向。

笔者从自己的美国学生这里也听到，美国的“Generation Z” (Z世代) 非常关注精神健康问题，对心理学的兴趣相当浓厚。

线上和线下的组织与行动

另外，笔者还特别关注到一名受访者参与的一个线下活动的部落。这个群体由上面提到的职高学生C介绍笔者了解。发起人是一名残疾女大学生F，吸收各种有身体残障和自闭症的年轻人参加。从体制上看，这个群体独立于官方的“残疾人联合会”，成为一个民间志愿和互助组织，但这个自发组织并没有对抗性，而更多地体现中国的非官方社会组织对政府惯常起到的补充(complementary) 作用，以及与政府的共生(symbiotic)关系。这名女大学生本人也知道这类组织的潜在敏感性，明确反对把她的公益行为政治化。

这个残障青年群体也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令人感动的是，这里分享的文章既没有官式口号，也没有批评抱怨，而是乐观，幽默，轻松，大度。成员们在这里分享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自己的求职，婚恋方面的经验和挫败，也发布线下聚会的照片。他们所受的大学教育也使得他们对美国的特殊教育手段和残疾人保障政策较为了解。在现实层面，他们希望自己的社团能促使社会在观念，设施，就业平等几方面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多的支持。

另一群年轻人则关注和报道在另一个大都市里，一家企业为残障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的义举。包容，机会均等，照顾弱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青年群体中成为较为普遍的价值观。这也和笔者在回国旅行时的所见一致，即青年人礼貌，乐于助人。

世界观

在笔者最后才关心的世界观这一问题上，在多次交流后的感觉是，不少大学生和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一方面渴望了解外部世界，一方面又更多被身边的世俗生活困扰。白领职员B在批评完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后，仍强调美国的优势在于“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职高学生C认为美国既强大又发达，未来还是希望去美国留学，上面提及的女性受访者D甚至认为，年轻人参加“抵制洋货”活动可能仅仅是因为“疫情造成大家觉得太压抑了”，而身边多数同龄人更关心的是影视剧和IT产品。

在被问道自己和身边同龄人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关注度时，一位九零后在读女研究生G 回答:“总体来说，大部分人有关注(美国和中美关系)，但不是很关注，除非影响到公司业务，他们会相对关注度更高，也会感觉到被牵制，我们的科技实力确实不够，现实摆在那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大多数人，如何更快赚更多的钱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有孩子的同时会关注孩子，没成家的找对象也不急，更关注工作，人际，赚钱。” 她最后强調，“花时间在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健康方面的人以后会越来越多。”

笔者试图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仅仅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囯，问卷调查的受调查者只能从被限定的，有关美国的印象中找出几个现成的答案(例如很好，不太好)来回答，但在绝大多数时候，即常态下，青年人的心态可能就像这位女研究生描述的那样，不是仅仅从抽象意义上来评价美国，而是倾向于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和实际情境相关的态度，例如中美关系是否影响公司业务和个人生计。前述的公司职员B也表达过类似态度，即对美国的观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贸易政策对其所在公司业务的影响。

另一位主动联系笔者的青年H 明确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获得一种“不同的看世界的角度。” 事实上，这可以部分解释2021年秋季学期到来之前，尽管存在疫情，双边关系等种种不利因素，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意愿仍然较强这一现象，因为一部分中国青年仍然希望了解外部世界。笔者的这一发现也基本符合近期一项大规模调查得出的结论：“与目前力图对西方部分国家发出强硬声音的情绪相伴随的，是主张应该积极向西方学习的被访者占全体(大学生)的65.5%，而反对向西方学习的被访者仅占全体的9%。” “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 《当代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笔者自己创建的一个多方位了解世界的群组也很快吸引了几百名年轻网友加入。

前面提到的公司年轻职员B 在2021年11月1日给笔者发来短视频，视屏中显示，他本人正在北京石景山游乐园和大批年轻人一起庆祝美国万圣节。画面中， 大批90后和00后中国年轻人画着千奇百怪的妆容在举行万圣节游行，有的坐在南瓜灯装饰的彩车上，而现场有戴着口罩的警察维持秩序。在笔者看来，这多多少少印证了另一项基于电话调查的的研究中“约45%的受访者认同并接受美国文化”的结论，只是这里的“美国文化”可能还需要细化为美式快餐，电影电视，环球影城和迪斯尼等娱乐设施，以及自发的万圣节庆祝活动等集中类型。笔者认为，自发的万圣节化妆游行和刻南瓜灯等活动，为中国青年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节日以聚餐和家族聚会为特点的全新体验，更为个性化，因而有获得认受的理由。

一位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I曾对笔者表达过自己经过学习对美国历史产生的困惑，批判与怀疑。其实，这种心态并不少见，而有关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灯塔”感到幻灭的实证研究已经有了好几篇。对此，笔者明确表示，思考自由和批判思考值得鼓励，但是也希望他/她利用在美国的机会更多正面地看待美国的历程，而不是一味陷入怀疑和否定。

对当下年轻人的再认识

总体看来，上述基于尝试性的非正式在线访谈以及观察的经验性个案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个人意识明确，寻求人生意义和自我表达，希望认识世界，但同时又希冀获得群体归宿的特点，但这些群体都借助互联网超越了地域和原有社会关系，纯粹以共同爱好和特殊认同来连接，以交流互助为目的，形成了一个个互联网上的“部落”，有的群组还吸引了来自台湾或香港的组员。同时，随着中国国内教育普及和研究生教育涵盖面的进一步扩大，很多“部落”成员都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对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表现出明显的熟悉，或者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当下中国的年轻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具有高度共享的技术手段，关注焦点，知识结构，表达方式，以及情感模式。只有把这些常态，非政治的，以自我以自我的生活和兴趣为中心的现象全面纳入观察和分析视野，而不是仅仅，以及过度关注青年的抵制，抗议，在网上进行情绪宣泄等极端现象，才能看到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和全球青年亚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全球共时性，以及中国青年文化中理性思考的一面，更准确地把握急剧变化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图景。

注：英文版2021年5月21刊载于新加披ThinkChina.com 题为“Nationalistic and patriotic? Chinese youths are more than that. ”有增补和修改。笔者用英文版让美国学生阅读讨论，文中关于中国年轻人认为互联网时代人和人之间更习惯以虚拟方式互动，“躺平”概念，以及关于理性的爱国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在美国自身语境中)的区别，引起了美国学生的强大共鸣。这说明，找到共同的人生和社会体验，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年轻一代相互了解的有效手段。

来源时间：2021/12/4   发布时间：2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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