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巨著： 冈纳·缪尔达尔的《美国难题》

作者：刘宗坤  来源：《南方周末》

《美国难题: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书影，初版于1944年。

被中文知识界忽略的巨著

1987年5月18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发纪念文章，称他为当代顶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名副其实地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支撑着美国最高法院在20世纪作出的最重要判决之一——“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最高法院在这项判决中废除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指出隔离伤害黑人学生的心理成长，在隔离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平等。判决书在脚注11中举证缪尔达尔出版于1944年的巨著《美国难题》支持判决结论。自此，缪尔达尔的名字在学界和媒体上常常跟“脚注11”联系在一起。近一个世纪，很难找到另外一位学者对美国的学术研究、法院判决和公共政策同时发挥过缪尔达尔那么广泛的影响力。

缪尔达尔的现代美国社会研究在中文知识界长期被忽略，他的《美国难题》至今没有中文译本。这种状况跟他在欧美知识界得到的广泛赞誉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形成鲜明反差。从近年中文知识界围绕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些争论来看，不少学者对美国的认知存在明显滞后和偏差，或者停留在180年前托克维尔的观察和论述上，或者局限于用哈耶克的抽象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解读当代美国的社会问题，得出诸多跟现实相去甚远的结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了解美国当代社会问题，缪尔达尔是一段跳不过去的阶梯，《美国难题》是一部无法继续被忽略的著作。

划时代的研究

1938年，卡耐基公司出资，请缪尔达尔来美国研究种族问题。当时，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七十多年，但美国南北在制度、习俗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巨大。南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随着传统农业社会不断工业化，种族问题越加尖锐，政界、学界和商界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南方的种族问题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但是，如何通过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提出政策建议?如何避免因政治和文化偏见而阻碍研究成果被广泛接受?处理这类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很高的智慧。

当时卡耐基公司的决策者有这种智慧。为什么要找一位外国人主持这项研究?卡耐基公司董事会主席弗莱德里克·凯培尔(Frederick Keppel)曾专门作出解释：“美国并不缺少对这个课题深感兴趣的称职学者，他们已经潜心研究多年，但是，近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牵动人们的情绪，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找一个不被过往结论和传统态度影响的新人。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引进’一位课题负责人……因为情绪因素既影响白人，也影响黑人，我们就把目标锁定在那些知识和学术水准高，但又没有帝国主义背景或传统的国家，以免减损美国黑人对这项研究在完全中立性和结论合法性方面的信心。显然，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符合这些限定条件，最终冈纳·缪尔达尔博士入选……”(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第vi页。)

一家民间机构请一位外国人来研究本国最棘手的问题，连缪尔达尔本人也认为：“在其他任何国家，这种计划都会被认为不现实、政治上欠考虑。很多人相信这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做法体现了美国人对自己社会的稳健和自己实力的信心。”(第xviii页)任何国家都有心胸狭窄、讳疾忌医的人，但缪尔达尔发现，那种人当时在美国不占主流，大部分美国人热心于找出自己国家的毛病，并公开讲出来。就这一点，他拿美国跟德国比较，说很难想象德国会请他去研究犹太人问题。

卡耐基公司最初制定的预算为25万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最终投入近30万美元。缪尔达尔自主聘请研究团队成员，数十位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先后加入。团队核心成员包括黑人政治学家拉夫·邦奇(Ralph J. Bunche)。缪尔达尔的外国人身份时常使他跟美国本土学者处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中。研究团队的一些成员，包括邦奇，觉得他不了解美国黑人问题。邦奇甚至说，缪尔达尔是哲学家，对美国社会问题过于生疏。在邦奇看来，美国黑人问题本质上是贫穷问题;黑人可以联合贫穷白人，共同提高经济地位;黑人的经济地位提高了，种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缪尔达尔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对黑人歧视最深的就是白人中的穷人，邦奇的设想从理论上讲或从长远看可能有道理，但在现实中行不通。事实证明，缪尔达尔的观察和结论是正确的。当时最为紧迫的是在法律和制度上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南北鸿沟

缪尔达尔不是书斋理论家。他花了大量时间在美国各地考察，其中两度深入南方各州做实地调查，访谈各种族、各阶层的居民，甚至在密西西比租房子，住了几个月。他的外来人身份和视角让他看到许多本土学者不易察觉的现象。基于从考察获得的丰富亲知，他分析了南方和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制度和习俗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这些分析构成《美国难题》中一些最精彩的篇章。

缪尔达尔观察到，不仅南方整体上比北方贫穷，而且南方的穷人比北方的穷人更穷。南方普遍存在佃农租种庄园主土地，用收成交租的现象，这在北方十分罕见。北方更多的是拥有土地的传统自耕农。南方有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上层流行“绅士”、“淑女”风习。但贵族传统的另一面是社会阶层固化和僵化的等级制度。因为南方工业不发达，城市化程度低，机会不多，教育落后，普通人难以靠聪明才智、发明创造或勤劳致富，要想致富必须固守家产，自上而下层层剥削弱势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等级最底端的黑人。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等级社会，靠自身改变传统难上加难，更别说改善种族关系了。在访谈中，缪尔达尔发现，南方人习惯于向后看，难以摆脱内战的创伤，对解放黑奴充满怨愤：“很多南方人仍然在‘打’内战。而在北方，内战早已被遗忘。”(第45页。)

跟南方相比，北方社会更富有活力，大量移民涌入，充满机会，种族问题不像在南方那么突出。另外，北方的媒体发达，舆论多样，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五花八门。而南方媒体落后，舆论单一，改革的声音微弱。这样一来，北方的社会问题能被媒体当成一个个具体问题对待，而南方的社会问题则被当成整个南方的问题。缪尔达尔提到，一位南方学生曾经抱怨，北方媒体在批评北方的阴暗面时，往往是批评阴暗面本身，但在批评南方的种族问题时，则是批评整个南方。缪尔达尔分析，媒体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黑人问题在北方只是众多社会问题之一，而在南方则是头号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南方白人社会空前团结，一面倒地支持种族歧视，而在北方，在任何问题上，包括黑人问题上，都是众声喧哗，舆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在政治方面，缪尔达尔发现，当时美国南方是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党占绝对主导地位，选举时无法形成两党竞争。在很多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初选的候选人往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获胜。年复一年，政治成了一种裙带活动，事实上的家族世袭盛行。选民投票也不怎么关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议题，而是按照习惯支持或反对一位候选人。很多选民甚至不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在具体政治和经济议题上的主张。南方白人之间存在巨大贫富差距，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能把贫富不均的白人选民团结起来，形成统一的票仓。这个目标就是把黑人排斥在社会生活和选举程序之外。只要候选人是白人，承诺排斥黑人，就能获得稳固的选票，在这方面越极端的候选人越容易在竞选中占上风。

缪尔达尔观察到的这种现象直到1960年代仍然在南方盛行。乔治·华莱士担任阿拉巴马州长期间，亲自出马阻挡被州立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入校，跟联邦司法部的执法人员对峙。这种做法在南方是一种典型的吸引白人选民的政治姿态。华莱士第一次竞选州长时，输给了狂热支持种族隔离的对手。第二次竞选，他比对手更狂热地支持种族隔离，称“不但过去要隔离，现在要隔离，而且永远隔离”。结果华莱士赢了选举。不过，他不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并辩解说：“我以前大谈建好学校、修好公路，我这些政绩根本没人听。我就开始讲黑鬼，他们一下就跳起来了。”在那之前二十多年，缪尔达尔已经观察到南方政治中这种以打种族牌决胜负的现象。

缪尔达尔认为，南方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活动长久被世袭寡头把持，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而在北方，选民往往为实现某种政治理想或为维护某种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组织良好的民间团体，推动公共政策改革和社会变革。因此，美国的每一项改革几乎都是从北方开始，艰难地向南方传播。妇女投票权、最低工资制、工会、公立教育、儿童福利、公务员改革、警察和法院改革、监狱改革等，无不如此。在南方，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受北方冲击的结果，甚至需要联邦政府派军队和执法人员强制推行。南方白人的这种反改革、反进步传统被一些学者称为“南方保守主义”。在缪尔达尔看来，这种保守主义跟南方的寡头政治脱不了干系：政治寡头自然反对改革，维护既得利益，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

不过，在政治组织粗陋的同时，南方人在道德和信仰方面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狂热，甚至有以道德、宗教覆盖政治问题的倾向。缪尔达尔特别以禁酒运动和教会活动为例。禁酒运动在南方的群众基础远远大于北方，南方政客受选民的道德狂热驱动，在州议会牵头立法，最终通过国会成功把禁酒条款变成宪法修正案。在宗教方面，南方教会的主流是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重《旧约》而轻《新约》，很多会众去教会是为获得情感满足，而不是理性地用教义指导生活。南方牧师讲道则更注重来生的事，但又特别强调要改变现世的政治权力。缪尔达尔甚至发现，一些南方牧师和教会为三K党提供精神资源，而且有大量信徒加入三K党。

缪尔达尔在考察中发现，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南方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已经呈现出明显松动趋势：“南方的歧视有一个缓慢但可见的递减轨迹。种族规矩逐渐松动。白人开始认识到，黑人内部在教育和阶层方面存在差异，愿意把不同的黑人区别对待。”(第998页。)来自北方的影响、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地位的改善等因素使越来越多的南方白人不再把黑人作为一个整体歧视，而是开始自觉地把黑人作为个人对待。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在南方仍然稳固，歧视政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民间和政府时常把不同的黑人区别对待，因人而异。比如说，一些白人和地方政府总体上排斥黑人投票，但同时又支持一些“好黑人”投票，以显示其开明。缪尔达尔把类似现象作为南方种族隔离政策出现松动的迹象。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1898-1987)。

美国信条与蛙视角

表面上看，缪尔达尔研究的是美国黑人问题，但透过种族关系，他意在探讨的最根本问题是“美国人的道德难题”，即崇高的价值理想和不堪的现实之间的冲突。这是书名“美国难题”的由来。

在实地考察中，缪尔达尔发现，尽管现实中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相信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不但社会上层和富裕白人相信，而且底层白人和黑人也相信。他把美国人的这类核心价值信念称为“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并将其作为定位现实的价值坐标。

在《美国难题》中，缪尔达尔试图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回答一个令无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美国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有着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经济条件，社会存在着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缺陷，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成一个国家?缪尔达尔认为，答案在美国信条中。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美国信条称为凝聚人心和社会的“黏合剂”。因为有了这一“黏合剂”，美国社会的凝聚力甚至超过法西斯和纳粹国家。(第6页)

无疑，“美国信条”是缪尔达尔在《美国难题》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被后世引用最多的一个概念。这部长达1500页的巨著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从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展现出一幅美国社会的广阔图景。不过，缪尔达尔指出，《美国难题》无意提供一幅美国社会的全景图，而只是一种有限视角的社会研究。他称之为“蛙视角”。尽管这种“蛙视角”的研究能揭示出美国社会的一些真实现状，但它主要集中在梳理社会的缺陷和错误上面。缪尔达尔提醒读者，这不是一个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恰当视角。为了避免读者因视角错置造成误读，缪尔达尔甚至在序言中提出明确警告：“任何人不加分辨地把这项美国黑人问题研究的观点和发现扩而大之，得出关于美国和美国文明的宽泛结论，都是在误用本研究。”(第lix页。)

审慎的乐观主义

《美国难题》通过大量事实和数据揭示，种族隔离造成了事实上的黑人贱民阶层，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在于废除种族隔离，让黑人有秩序地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缪尔达尔认为，种族问题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的一大失败，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社会进步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

这里显然有理想化的成分。基于一种社会理想制定的面向未来的公共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理想化成分。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跟哈耶克一样，缪尔达尔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的限度，但跟哈耶克不同的是，他强调社会研究既需要知识框架，也需要道德目标，他对运用知识改善公共政策持更积极的态度。显然，比之哈耶克，缪尔达尔对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伟大同情心和合作天性”表现出更大的信心。在二战史无前例的残杀和动荡中，缪尔达尔预见到，美国信条激发的国民良知在战后将促使美国发生社会巨变。今天，我们读他写于近80年前的文字，仍然充分感受到那种博大的眼界、锐利的观察力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惊人洞察力。

与此同时，缪尔达尔从未停止批评美国社会的“道德滞后”现象。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对美国的批评广为人知：“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有着最大的贫民区，最不民主和最落后的医保体制，对本国的老人最吝啬。”他在国会众议院作证时，批评联邦政府的扶贫政策三心二意，投入不够，管理不善。他呼吁行政当局和国会，要像战后为重振欧洲经济制定马歇尔计划一样，投入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制定振兴美国经济的“马歇尔计划”。他认为，那是美国消除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不可替代的途径，美国社会难以长期承受这两大问题造成的恶性后果，越往后拖，后果越严重。近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美国制定振兴本国经济的“马歇尔计划”比制定振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难度大得多。

随着时间流逝，缪尔达尔的乐观主义变得更加审慎，他对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批评越来越多。针对美国保守主义回潮、市场放任主义盛行、政府为富人减税、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日趋严重的状况，他评论说，一个睿智的国家才会保持强大;宁肯刺激富人增加消费，不肯帮助穷人提高收入，这不是一种明智的政府行为，会导致一轮一轮的政策性失败。他警告说：“每次失败，丧失理智的疯狂因素就会进入人们的思想，这太危险了。”此后半个世纪，联邦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得过且过，放任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加之结构性种族问题沉疴难愈，造成社会空前撕裂。虽然缪尔达尔在《美国难题》中预言的美国信条逐步实现和进程没有脱轨，但公共政策层面的改革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个尚未完全定型的国家“不断为自己的灵魂挣扎”(第4页)。无疑，在千疮百孔的现实中实现价值理想，必定是一个为灵魂挣扎的进程。

来源时间：2021/11/30   发布时间：2021/11/25

旧文章ID：26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