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名：《道德经》：悲天悯人的劝世之作

作者：不名  来源：中美印象

言归正传。
  上一篇的结尾，我是这样说的：“老子之道无法、也没必要验证，证实和证伪都无意义。我们不妨姑妄听之，探讨一下他何以苦思冥想出这么一个‘大道’，他想让人明白什么。”其实是留下了“老子何以不遗余力地鼓吹天道”的问题。
  现在，我给出答案：
  老子是先入为主，树立起一面“天道”的大旗，然后拿它说事儿——把它作为“批判的武器”，批判天下大乱、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春秋之世，可谓是名正言顺。
  需要注意的是，他在谈论“天道”时，更多时候不是直截了当，而是转了道手——从第2章开始，便借着“圣人”（特指深得‘天道’之人）如何如何来说。这种情况多达27处，占81章的23％（以章为单位，圣人云云在一章之中重复出现，也按1次计算）。譬如，第2章说“是以聖人處‘无为’之事（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世事），行‘不言’之教（教化）；萬物作（兴作）而弗始（不倡导），生（生养万物）而弗有（不据为己有），为（化育万物）而弗持（不自恃己能），功成而弗居（不居功自傲）。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功劳不会泯灭）。”与第9章的“功遂身退（——不是全身而退、真的“闪了”，只是收敛，不张扬），天之道也。”意思完全一致。如此这般，圣人的所为，践行的当然就是“天道”了。
  《道德经》中其他章节的“圣人”如何如何，也多是如此。借助“圣人”的作为来阐述“天道”，大有把“天道”人格化、以便被更多人接受的功效——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国人在超验世界迷信神和鬼，在人间则崇拜祖先和“圣人”。
  还需要明了的是，老子讲“天道”，是针对人间社会的“世道”而言，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或曰愤世嫉俗。但老先生道行特深，极有涵养，他的“愤”并不“出离”，他的“嫉”也无戾气，还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劝诫世人之意殊深——
  第60章“治大国如烹小鲜”（不翻个，即不折腾），第16章“妄作凶”；
  第77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第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第72章“無（不要）狎（狭迫，挤压）其（人民）所居，無厭（堵塞，断了）其所生（生计）。”；
  第31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说明老子并不一概反对战争），恬淡为上。”第46章“天下有道，却（退还）走马（战马）以（用来）粪（务农）；天下无道，戎马（战马）生（駒）于郊（战地荒郊——生非其地）。”第30章“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过後，必有凶年。”
……
  以上引言，有对治国为政者的劝导，提醒，告诫，乃至批评，充满善意；其他就是为民请命，替百姓说话了。
  但老子还在第3章就说过“是以圣人之治，虚（空虚，净化）其（民）心（思想），实（充实）其腹（肚子，给饭吃），弱（减损）其志（心志），强（增强）其骨（体质）。常使民无知（知识）无欲（欲望）。”的话，在第65章又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如此直言不讳，当然会被世人认定为“愚民”，是在为统治者说话了。
  但陈鼓应不以为然。他辩解说，“老子这种‘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主张，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反对教人民聪明，而主张教人民愚昧。在老子这里,‘聪明’常是‘大伪’的同义语，‘愚昧’又往往是‘自然’的替代词。换句话说，他是因反对‘大伪’而反对‘聪明’，因主张‘自然’而主张‘愚昧’。”
  陈氏是精通老子的专家，其研读《道德经》也深得其醯醢之味。但如此为老子辩护，似乎牵强附会，有着强词夺理之嫌，令人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愚民”有两解：一是名词，指愚昧之人。二是动词，指使人愚昧。
  使民“无知无欲”，近于使之“无脑”——不会思考，不辨是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进言之，脑子空空如也，如同一张白纸，就很容易被他人灌输什么就是什么，诚所谓“‘进’朱者赤，‘进’墨者黑”是也。人活到“无脑”地步，也就完全丧失了自我的独立人格，被“驯服”，被“奴化”。
  况且，“聪明”与“大伪”，“愚昧”与“自然”，并不“同义”，正是可用“风马牛不相及”来形容，怎可相互“替代”！
  其实，我们没必要“替古人担忧”。老子的“愚民”，乃是受到历史的局限，这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不足为奇。
  孔子不是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只能按照要求去做，不需知道为什么。）”这类“愚民”的话么？
  也曾有人为他辩解，玩的是文字游戏，把该句断成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百姓同意，就让他们按照要求去做；不同意，就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如此这般，孔子又成了主张并践行民主的大圣人了。
  但这样的辩解，顾此失彼、不能自圆其说的是，孔子还说过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已经坐实了他的“愚民”思想，推脱不了的。
  商鞅则更甚，干脆把百姓当作了耕战的活工具。变法前，他认定“夫民不可以虑始，而可與樂成。”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出一辙；对他的变法，百姓说不好不行，说好也不行，他都给予了严厉的惩处。
  到了李斯，这位大秦国的丞相，不仅对“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有着深切体会，还深刻认识到“民智”危害社会稳定，危及政权安全。因此，他不但把矛头对着百姓，更是瞄准了“士”和“诸生”；“愚民”的办法更彻底——烧书，禁言也更严厉——杀无赦。
  看看他的建言吧：“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工农，士则習法令。今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乱黔首。人闻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异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舆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种树之书。欲學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日：“可”。
  上述这篇话，比起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的理解和认知，老道和深刻不知凡几。
  总之，除了道家，儒家和法家也把“愚民”作为治国理政牧民的不二法门。
  诸子（墨子还好）如此对民，说明中国古代的精英，无论是人在庙堂还是身在江湖，也无论他们得意也好落魄也罢，都自视甚高又好为人师：对百姓，他们也哀其不幸，所以也为他们说话，但骨子里是看不起“民”这个乌合之众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多少也有着帝王“愚民”的思维，而且敲锣边、出主意、出手也更狠。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我大中华帝国，从大秦到大清、在“走向共和”之前的两千多年中，多次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不过是老戏码的重新编排演出——治世与乱世轮替登场，百姓过着鲁迅所说的两种日子：要么做稳了奴隶，要么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但历史的重复，不能成为老子第16章所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佐证。因为，此根非彼根——譬如治民之术，已经与时俱进了。

来源时间：2021/11/22   发布时间：202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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