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时代，曾被用来限制特朗普权力的手段应被弃置吗?

作者：李海默  来源：澎湃新闻

若仅从学理上看，拜登比起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来，的确要靠谱不少，更少诉诸于民粹主义，更多仰赖于专业技术型的路线，在基本格调上也明显更为稳健平实。但我们同时看到，拜登丝毫无意于限缩其总统职位的权力，反而更像是希望通过扩充这些权力，来清除特朗普留下的影响。比如，九月初，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员工和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雇员必须接种疫苗，同时要求所有雇员达百人的雇主确保其员工完成疫苗接种[1]，《纽约时报》就认为这是在最大限度地测试总统权力范围的边界。又如，拜登政府非常强力地不断以各种方式解雇特朗普时代“遗臣”[2]。此外，近期的阿富汗撤军问题和澳大利亚潜艇问题[3]也都显示出拜登在国际事务上颇为单边主义的强硬风格。美国主流媒体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但明显不乐于展开批评，如《华盛顿邮报》上就有人撰文认为拜登之所以热衷于展现总统权力，主要是因为国会里党争肆虐，民主党的多数地位又极其微弱，言下之意，也就是拜登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4]。于是，这就会很自然地引起一个理论问题，即，曾被用来限制特朗普的手段，是否到了拜登时代就应被弃置?

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Saikrishna Bangalore Prakash所著的《活着的总统制：以原旨主义对抗总统扩权》(The Living Presidency: An Originalist Argument Against Its Ever-Expanding Pow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探讨。按Prakash此书中提供的看法，自由派学者在对当代美国总统制的理解上存在显著的误区，一方面，他们极力地谴责批判所谓君王式的总统制(the imperial presidency)，亦即总统不断扩张个人名下之权，渐渐架空国会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倾向于鼓吹所谓“与时俱进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提倡宪法必须要合辙于当前具体时代，即不通过真正的修宪程序(因为门槛非常高)，而改变宪法的日常解释或适用的效力和范围。在Prakash看来，这两个方向上的诉求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后者在实际运行中带来的影响正好给前者所反对的君王式的总统制提供了土壤与温床，“与时俱进式的宪法”往往会不断加强与充实行政部门手中的权力，并使得行政部门免于受制度性的限制。

在书中，Prakash指出美国总统制的原初设计和今日世界上存在的君主立宪制里的君主相较，明显权力更大，但本质上美国总统是一种“受限制的、共和主义范式的君主制(a limited, republican monarchy)” 。 “与时俱进的宪法”方案的支持者们认为，正是拜这一方案所赐，原本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宪法得到了一种健康有益剂量的进展，当代美国人也获得了他们所珍视的一系列权利，就连现代规管型国家(the modern regulatory state)所带来的各项“益处”据称也与此一方案的实施密切相关联。相当多的“与时俱进的宪法”方案的支持者们都倾向于避谈此方案实施进程中产生的总统扩权问题，他们本身也并不喜欢总统职位不断扩权，但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现象在总体层面并无碍于推进“与时俱进的宪法”方案所能带来的种种益处，所以他们往往就选择干脆避谈 。

Prakash指出，在实际操作中，支持这种看法的人往往是在不断赋权给总统，使其有能量改变宪政秩序和结构。这其中一部分机制性的原因是总统作为政府首脑，同时也是其所在党派的领袖，是美国国内唯一能够声称其获得人民广泛授权，代表全体人民解决当下棘手问题的人，而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会进行绕过宪政框架的权宜之策，近几十年来早已成为担任总统者行为模式的惯例。Prakash亦指出，这与在位的总统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甚关系，因为当代的美国总统几乎都只专注于他们自身手中的权力和所处的位置(their own power and standing)，而对其政治作为可能会对制度结构产生的长时段影响则漠不关心甚至选择无视 。

归结起来，Prakash的看法就是，除非能真正实现修宪扩权程序，否则总统职权就理应被回缩到宪政秩序初始时的原旨，亦即一种相对较为弱势的版本。这个基本逻辑，既适用于特朗普，也同样适用于拜登，并不会因执政党派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Prakash看来，当代美国政治的一大问题就是，少有人会较为公允地承认其实两大主要政党的总统都在尽一切可能，使用一切手段扩展其权力的边界范围，多数会发生的情况是，当人们看到自己所支持政党的总统在搞行政扩权时，会选择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不支持的政党的总统，则是时时刻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其行为”[5]。

另一部书是法学学者，罗格斯大学教授Carlos A. Ball于2021年出版的新著《原则攸关：美国宪法，进步主义者与特朗普时代》(Principles Matter: The Constitution, Progressives, and the Trump Era，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该书中Ball教授明确指出，左翼人士不应当在特朗普时期调用一切诸如联邦主义、权力分立、言论自由等原则来抨击特朗普，却同时对于继任的民主党政府弃用一切此类原则，轻松放过。正确的做法当是一以贯之，无论坐在白宫里的人具体是谁。亦惟此，方能真正有效保护自治传统，民主价值以及少数群体。

Ball教授认为，在最近的美国政治情势中，诸如联邦主义这些原则向来不为偏左翼的进步主义派人士所喜，他们时而对这些原则有所批评，时而对这些原则刻意忽略，但到了特朗普执政之后，他们发现这些原则其实非常有利于他们去凭借而展开对特氏政权的攻击，就和他们所素喜(及素来强调)的平等主义、个人隐私原则和基本权利原则等一样好用。而在如今的拜登时代，若进步主义者们继续强调诸如联邦主义一类原则，似乎表面上会直接限制住他们(和拜登的)短期政治目标与愿景的尽速实现，因此进步主义者们可能会倾向于暂时弃置这些原则。但在Ball教授看来，那么做不仅会是短视的，而且在道义理论上也是错误的。依Ball教授之见，诸如联邦主义一类原则不仅本质上是“善”的，而且在实际的长程时段考量范围上将有助于进步主义者们实现其长远政治愿景，进步主义者们需要主动去抵御来自“视具体环境而变的宪政主义秩序”(situational constitutionalism)的诱惑。

这两部书虽然讲的并不是同一个面向，但其结论却颇为异曲同工。仅从这两位法学学者的分析来看，他们的主张是很明确的，尽管美国民主党阵营(甚至包括共和党阵营的部分建制派力量)希望拜登能通过强力手段肃清特朗普残存影响，但作为法学学者的他们，认为仍有十分之必要对拜登的总统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限缩，同时他们并不认为拜登能自动自觉做到这一点，对自身权力的行使保持高度克制。他们潜在的忧虑是，若拜登继续驰向强总统制，不断扩权而未受控制，到了2024如若特朗普或特氏路线的继承者真的卷土重来，则他们由拜登手上接下的可能会是一个更为强势、更难被约束或限制的总统地位。这颇有一点“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意涵在。

当然，他们的看法并非美国法学界唯一的看法，比如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Eric Posner就大概率不会同意他们的分析(Posner的看法基本是建议拜登沿用特朗普时代的强总统制去清算和洗脱特朗普其他政治遗产)，此外，阿拉巴马大学法学教授Ronald Krotoszynski也公开撰文指出，拜登可以利用保守主义派学者的一元型总统制理论 (unitary executive theory)相关论说来为自己的施政目标服务，逐步掌控华盛顿政治圈。但即使如此， “曾被用来限制特朗普的手段，是否到了拜登时代就应被弃置?”，仍然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可以有若干不同答案的问题。

此外，就在最近又有一变，9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会发起新的法案，以从总统手中拿回权力，这部分法案将主要针对总统的赦免权进行规管，同时增强防护手段以阻止白宫幕僚非法干涉选举[6]。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国会民主党人听进Prakash教授和Ball教授这些人的建议了呢?若我们仔细看此事背景脉络，就会发现，与其说是国会民主党人立志于规管总统权力，不如说是他们在继续展开肃清特朗普残存影响(及试图由此降低特朗普卷土重来之可能性)的行动，国会民主党人的整个行动目的并不在于规范和限制总统权力，而几乎全是冲着特朗普而去的，也就是说，基本动机仍是冲着“党争”中的优势位置而去的。

注释：

[1] http://www.news.cn/world/2021-09/16/c_1211371291.htm

[2] https://n.eastday.com/pnews/163115828177019355

[3]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0924/c1002-32235279.html

[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7/14/why-biden-is-learning-love-executive-orders/

[5] https://harvardlawreview.org/2020/12/the-age-of-the-winning-executive/

[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post-trump-us-democrats-offer-bill-rein-presidential-powers-2021-09-21/

来源时间：2021/11/17   发布时间：202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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