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叙事框定与演变趋势探析

作者：曹德军  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6期

战略叙事是政治行动者实施的意义塑造装置，构成大国竞争的话语武器。在新冠肺炎疫情大危机背景下，叙事话语塑造了中美彼此的身份认知与权力竞争方式。从战略叙事视角理解中美竞争，就是要关注政治博弈下的话语框定与讲故事方式。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为理解中美叙事竞争升级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中美就病毒的来源和责任归因展开了口水战。美国指责中国在武汉疫情暴发的早期阶段掩盖信息和误导国际社会，从而使病毒在全球蔓延。中国则强调病毒的未知性，并暗示病毒最早发现于中国并不意味着起源于中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面前，中美竞争的叙事惯性展示出“他者”框定的自我强化效应。污名化的危机叙事像危机本身一样具有传染性，引发恐慌，削弱各自的战略领导力与道义合法性。本文梳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战略叙事变迁过程，对比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暴发前后的“新冷战”叙事与拜登政府的“战略耐心”叙事异同，为建构包容性的中美叙事模版提供策略启示。

一、疫情危机下的恐惧情绪与中美叙事博弈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全球紧急情况，无数凋零的生命、几乎停滞的经济、严防死守的边境以及恐惧茫然的心理，都深刻地塑造了当下的人类社会形态。与历史上其他大流行不同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不仅是经济危机，还有恐惧性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国际秩序危机等“并发症”。多重危机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比历史上其他单一的大流行“病症”更能制造恐惧情绪。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成立75年以来最大的挑战”。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悲观地指出，新冠病毒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不信任的恐惧情绪犹如病毒，得以极速传播，阴谋论、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都使得联合抗疫的成本越来越高，污名化的叙事框定是一场削弱对方合法性的话语战争。

(一)危机冲击下的恐惧情绪

2020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卫生“紧急事件”，3月11日则正式升级为“全球大流行”，对全人类安全构成了最高级别的威胁。自此，全球超过70亿人口生活于疫情危机的阴影之下。在全球高度关联的时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病毒跨越国界迅速传播，各国政府被迫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政策，封锁社交活动以遏制大流行病的蔓延。就经济影响而言，疫情“大封锁”期间全球经济陷入萧条，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5%，其中全球贸易下降9.6%，石油价格下降32.7%。经济危机引发政治与社会压力，尽管各国政府都努力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之间保持艰难平衡，但是健康危机、经济危机、心理危机与社会秩序危机的相互叠加，各国经济复苏节奏不均衡，新一波感染浪潮和病毒变异，都强化了本体不安全感。在不安全心理状态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陷入叙事竞争的冲突螺旋。作为全球权力转移的最敏感当事方，中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矛盾心理与恐惧情绪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恐惧情绪下的“他者”叙事与“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增强。在全人类大危机下，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病毒危机，原本全球需要更多的跨国团结与合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阴谋论、排他性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话语极速传播，“他者”叙事框定让紧张情绪弥漫。一度有80多个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关闭边界，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充斥着对中国人的嘲讽与谩骂。对中美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强化了中美政治对抗，美国舆论甚至在大流行前(2020年3月初)，幸灾乐祸地预言中国崛起将“惨败”于“武汉病毒”，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恶化了原本紧张的中美战略关系。而从更大的画面上可以看到，一股全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危机中兴起。部分国际媒体以“武汉病毒”“中国病毒”“黄祸”等标题，传递反华或反亚裔偏见情绪，暗示中国人或亚洲人为病毒传播的祸首。排外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让少数种族群体地位进一步被边缘化;中国留学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讲述自己在国外因新冠肺炎而遭受的歧视。尽管为了抵御这种声誉抹黑，中国宣传部门努力重塑新冠肺炎疫情叙事，但是美国的鹰派群体针对中国的失误大做文章，部分议员甚至声称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家中国生物武器实验室，阴谋论式地渲染中国政府对此早已知情。公正地讲，中国防疫尊重了科学规律，也多次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和部分美国专家前往武汉调查，对于病毒溯源保持开放与客观立场。但是“他者”叙事建构，破坏了信任氛围，助推中美关系的螺旋式下降。

第二，疫情强化威胁认知与战略脱钩。2018年，特朗普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指责中国从事强制技术转让、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采取歧视性和非市场许可，以及针对性的资产收购，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作为回应，美国向从中国进口的约2500亿美元产品增加关税，中国则报复性地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经过多轮谈判，中美在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竞争态势有所缓和，但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却让这些承诺的兑现遭遇巨大障碍。冠状病毒大流行重创美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过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反思。中国是防疫物资、医疗设备、抗生素和活性药物成分的全球主要供应商，美国长期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比如美国抗生素市场对中国依赖度高达95%。2020年2月初，中国为应对疫情高峰减少了全球市场的医疗物资供应量，此举导致高度依赖中国的美国医疗用品短缺，部分美国舆论指责中国供应管控削弱了美国疫情防控能力。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确实暴露出美国供应链的风险，这促使美国国会推进立法，以增加进口来源的多样化。中美全面脱钩的风险被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进一步放大。

第三，网络空间抹黑，社交媒体推动炒作。在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政治行为体通过故意制造话题热度，以影响和说服目标受众。毫无根据的阴谋论、谣言和经社交媒体扩散的骗局，成为抹黑对手的叙事武器。从5G技术传播病毒到将疫情视作政府阴谋，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社交媒体鱼龙混杂，有害信息更容易被用来煽动仇恨、偏见与对立。例如，美国部分媒体利用病毒起源的不确定性，将冠状病毒炒作成中国蓄意制造的阴谋;同时美国官员公开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也有国际舆论指责中国正在通过“口罩外交”扩大地缘政治影响，或向他国施展政治影响力。这些说法与“中国掩盖疫情”的叙事结合起来，更具煽动性与传播力。美国哈里斯民调中心(Harris Poll)民调显示，逾半数美国人(55%)认为中国应对大流行负责。针对美国的抹黑与妖魔化，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对美国感到愤怒，反驳与声讨特朗普的“中国病毒”叙事。

(二)危机叙事中的合法性框定

战略实施需要在国内外调动必要的资源，例如宣传动员、联盟组建，而这些行动离不开合法性话语的支撑。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的过程充满合法性框定，框定是一种认知聚焦和信息筛选机制，当行动者的注意力在不同事物上分配权重不均衡时就产生了“框定效应”(framing effects)。中美双方的合法性框定都强调自身行动的合法性，削弱对方可信度。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对不断演变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联系起来;而中国则努力建构全球卫生命运共同体叙事，以维持中国抗疫的政治合法性。疫情下的中美合法性叙事框定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解构与重塑全球领导的合法性基础。中美对大流行的应对成效会影响世界他国对两国优势的看法，进而选择优胜者作为效仿对象。疫情大流行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为了应对陡然上升的感染曲线，美国政府有意从国际事务纷争中脱身，退缩回本土。尤其在美国疫情大暴发之际，国内大选舞弊、黑人平权与政权交接问题的争吵，让全世界对美国的期望再次落空。受孤立主义情绪主导，特朗普政府在一系列其他全球问题上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战略，加速推卸国际责任，从减少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到拖欠巨额会费，再到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这种无视世界安危的自私行为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批评，作为世界强国美国没有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尽管西方舆论对中国防疫不乏苛刻批评，但是客观上中国确实交出了相对优秀的防疫答卷。对此有观察家认为，中国惊人的治理能力和体制动员效力凸显出美国疫情防控的混乱与软弱，暴露出了美式民主的弱点，令美国软实力黯然失色。西方舆论不得不认识到，最早遭受疫情冲击的中国，反而在全世界最早从疫情中恢复。而且这种胜利几乎没有依赖外界援助，中国反过来给世界其他国家大量援助，部分扮演了全球纾难者角色。通过向其他国家供给疫苗、医疗用品和医疗经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待无疑增加了。由此，疫情大流行让中美竞争升级为争取人心的软实力竞争。

另一方面，推进叙事强制与情感动员。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框架，安全不是一个客观条件，而是一个通过话语叙事建构威胁感知的过程。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修辞、视觉形象和象征符号传递出安全紧迫感。特朗普不仅将其外交政策修辞瞄准特定的受众，而且他的修辞策略似乎是以极化为目标。从叙事风格上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修辞没有奥巴马式的温暖和华丽词藻;而是简洁的、粗暴的，甚至是低级庸俗。据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回忆，特朗普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他内心最深处是愤怒和黑暗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阴谋论修辞表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情绪动员分裂了美国共识，不断构建威胁焦虑，灌输给观众一种失落感。此外，叙事具有“闪光灯”(Flashbulb Memory)式的情绪记忆功能，人们记忆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突出的随机图像上。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标志性画面是，特朗普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将“冠状病毒”一词划去，改为“中国病毒”，成为新闻头条的象征性一幕，不仅将对华负面情绪宣泄出来，也实现了民粹主义式的反华动员。

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特朗普政府“新冷战”叙事

21世纪头十年，美国奉行了有限的对华接触政策，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开展了大规模合作，中国也对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给予了支持，虽然这一阶段危机频发，但中美整体保持合作与接触。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中美全面对抗的战略风险上升，双方就网络间谍、技术盗窃、贸易不公平与新冠肺炎疫情责任问题激烈交锋。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时间里，中美战略叙事从“建设性接触”转变为“敌对性新冷战”。特朗普时代的“新冷战”叙事是一种潜在的自我填充式叙事，互不相让的叙事恶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020年7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标志着美国对华接触正式结束。蓬佩奥对中国政权、政党与制度的全面攻击，其语气与70多年前标志着冷战开始的杜鲁门演讲非常类似，鲜明地树立了一个正义的美国形象和邪恶的对手形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权力转移交织助推“新冷战”叙事达到高潮。

(一)权力转移下的“新冷战”叙事

在国际体系的过渡时期，霸权国与崛起国战略竞争会以叙事为工具，投射利益、价值观和愿望。美国长期以零和思维构建出一个截然相反的自我他者故事，并夸大自我优越感，进一步根据对手的特点定制威胁叙事剧本。修正主义或现状主义的话语描述是选择性的主观建构，通过给某些国家贴上“修正主义”标签，霸权叙事者为其政策建议提供合理基础，让观众觉得反对修正主义者就是捍卫“我们的安全”。一旦中国被美国贴上“修正主义者”标签，那么接受这种标签的观众就会出现认知偏差。“新冷战”叙事认为，中美之间的零和对抗无法避免，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全力以赴挽回正在逐渐失去的战略优势。特朗普主义根植于对美国衰落的担忧，通过挑起代价高昂的贸易战、禁止华为和抖音(TikTok)、指控“中国病毒”感染美国与世界，特朗普四年的对华举措近乎极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特朗普不断升级对华叙事强制压力。

一方面，民粹主义言辞强化外交对立。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修辞有固定的内涵：(a)将“人民”置于其修辞学的中心;(b)指责有一个邪恶的“机构”串谋危害“人民”的利益;(c)宣布存在危机以争取政治支持。民粹主义中最具有排他性的右翼民粹主义，它将外部世界视为“敌对场所”，因此对外部群体“固有的不信任”。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完全以棍棒为前提，极限施压策略中完全没有胡萝卜以引诱对方让步。美国的民族身份一直被修辞性的“他者策略”所主导，只有通过识别“他者”，美国的“我们”才能存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中国的敌视性修辞，正是寻找新的敌人与自我身份的体现。2020年5月20日，白宫发布了题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文件，其中描述了“中国威胁”以及美国应对策略，该文件可以被视为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直接延伸，强调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经济、技术、意识形态与政治制裁。在美国司法部“中国计划”的旗帜下，美国针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高调起诉达到高潮。2020年7月美国关闭了休斯敦中国领事馆，而中国针锋相对地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冲突升级，双边外交关系处于冰冻状态，高级别会晤基本停滞。

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展开宣传战。在疫情大流行期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叙事战争，对华外交话语充斥着夸大宣传与虚假信息。对此中国批评美国的指责是不合理的，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舆论战、叙事战与心理战。实际上，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是逐步升级的，其对中国遭受疫情冲击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表示援助与同情，发展为制度嘲讽、批评中国恶意隐瞒。随即美国切断了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线，特朗普公然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美国的危机叙事结构正在从温和叙事突变为激进框定。美国通过鼓动全球对中国追责，将中国框定为“有罪国家”，螺旋式上升的恶语中伤让双方陷入报复性的恶性循环。2020年4月21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当前舆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当中方最初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时，有人说中方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当中方在几周前为确保出口医疗物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出台了一些举措，又开始指称中方阻碍物资出口，这种‘逢中必反’的思维让人深感忧虑。”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也针对“新冷战”话语进行了系统驳斥。

(二)压力下的中国叙事回击

整体上，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关系下降到了冰点，抹黑中国、疯狂报复与歇斯底里的对抗成为其典型叙事风格。就在卸任之前，特朗普政府还想将中美叙事锁定在悲观对抗的光谱之上。例如，通过派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访台，触及了数十年来不与“台湾官方”来往的中美关系准则;国务卿蓬佩奥则在离任的最后一天，还激烈指责中国要为新疆的种族灭绝和新冠肺炎疫情负责。对此中国对包括国务卿、白宫贸易和工业政策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10名时任或前特朗普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个人及其直系亲属进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澳门;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公司和机构也被禁止与中国做生意”。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鲁莽外交与“疯狂进攻”，中国也努力制作出自己的抗疫叙事“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主动反击特朗普“中国病毒”叙事。

其一，病毒起源是未知的、非人为的，中国是受害者。针对来势汹汹的中国责任论，中国开始质疑甚至强烈驳斥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的观点。2020年3月18日中国著名抗疫专家钟南山院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尽管冠状病毒最初出现在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起源于中国。他强调，目前尚不清楚冠状病毒是从哪里来的，中间宿主尚不明确，冠状病毒不一定是由穿山甲(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上交易)带来的。这种反驳“中国起源论”的立场很快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反转与共鸣，例如，早在2020年2月29日《环球时报》承认疫情在中国“首次暴发”，但说明迄今为止科学界对“病毒的来源”尚无定论。当年3月4日，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由于有关的追踪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因此尚未就该病毒的来源得出任何结论。”而3月中旬以后，华春莹等中国外交官纷纷在推特(Twitter)上表示：“尽管该流行病首先在中国暴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病毒是源自中国，更不用说‘中国制造’了”。这样，中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进行了反指责。

其二，经历巨大考验时依然援助他国，中国是担当者。作为世界第一个遭遇病毒袭击，又是第一个从疫情阴影中走出的国家，中国开始从疫情危机中收获发展机遇。当欧盟国家在新冠病毒威胁下相互自保，缺乏整体的援助体系之际，中国却雪中送炭给了塞尔维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宝贵援助，中方还向西班牙、意大利等受灾严重地区派去医疗专家。中国积极推进国际合作的做法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作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很可能削弱美国国际领导力。中国舆论叙事认为，美国的叙事夸大了美国霸权的仁慈本质，其他国家所感受到的善意在这次危机中所剩无几。在危机中，美国的实力优势没有激起全球的预期，因为特朗普政府对拯救世界缺乏兴趣。而中国政府不仅用武汉“封城”、全国经济停滞的昂贵代价“为世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积极向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在内的许多受灾国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援助。在疫情加剧扩散的第二阶段，中国向诸如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东盟国家与非洲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派出医疗救援队，向大约150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急需的防疫设备，也积极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而且就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冻结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后，中国宣布向该组织再次捐款3000万美元，此前在2020年3月初中国已经援助了2000万美元。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还宣布将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为期两年的20亿美元援助。并且郑重宣布中国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惠及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更加凸显出来。

此外，关于疫情之下的中美竞争评估，中国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基本可以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正在下降，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会顺利实现大国抱负。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压力与不稳定因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增多，会干扰中国崛起进程或对中国领导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由此需要谨慎评估疫情对中国的长期影响。乐观主义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未能在全球层面发出团结合作信号的第一个例子。他们指责美国失去了伙伴的信任，声称“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正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中。”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的政策损害了北约的军事同盟和合作。中国成功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与西方民主体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方案为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苏晓晖指出，疫情是对各国制度模式、治理模式的一次“大考”。西方表现欠佳，心态失衡，担心其主导地位受到冲击。

三、后疫情时代拜登政府的“战略耐心”叙事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双方言辞激烈，敌意话语呈现自我强化的螺旋态势。后疫情时代打破中美叙事惯性，则需要把握机会之窗。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外界期待的化解中美新冷战的重要时机。乔·拜登(Joe Biden)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上任初期他曾表示，愿意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这为改变美中关系的进程提供了机会。在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成型之前，中美将通过若干次博弈彼此试探。尽管中美竞争的主基调不变，但拜登政府的对华叙事则会相对理性平衡，这将为塑造新的中美叙事框架留下弹性空间。

(一)拜登政府的叙事风格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让中美战略叙事蒙上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阴影。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双方高层完全断绝来往，恶语相向，拜登在这种情形下上台，外界对两国恢复高层接触，抱有期待，但也充满不确定。尽管受制于美国国内的反华气氛，中美元首通话在拜登上台23天后姗姗来迟，但为化解冰冻的双边关系带来可能。2021年中国牛年除夕，中美元首首次电话会谈，拜登谈到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并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和人权做法的担忧，但是也传递了与中国合作的愿望。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变化也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尽管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不会放弃对华施压，但同时也为中美叙事转圜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拜登的叙事风格相对稳健与理性。不少观察家认为，拜登个性温和宜人、积极外向，是一位典型的建制派总统。因此，他不会像情绪极端的特朗普会在战略利益和核心价值上做交易，而是在努力修复美国受损的大国形象同时，与中国保持必要合作。作为民主党总统，拜登会重举人权价值观大旗，在气候治理与疫情防控议题上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联盟，并与中国集体谈判。尽管这一策略无疑也会给中国造成压力，但是拜登政府相对重视遵循国际规则，而不会如特朗普般言而无信。在竞选阶段，拜登曾指责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措施并没有得到实效，拜登还警告特朗普不要挑起新的冷战，而应寻求与中国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拜登的中国政策既有批评，也有合作，而非一边倒。目前，拜登政府尚没有太多特朗普式的出格言论，保持了相对的理性与克制，这为中美两国重新审视双边关系、管控竞争风险提供了一丝改善的希望。与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不同，拜登很少指责中国的政治体制或将反专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中美安全竞争升级客观存在，但拜登政府是否会将这些安全与经济分歧上升为价值观威胁，目前尚未结论。从乐观角度看，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为叙事修正提供了机会空间。但从悲观角度看，不确定的环境也可能让叙事模版延续，正是如此中国才更有动力去主动作为，化解可能的叙事升级风险与压力。

另一方面，拜登更强调中美竞争的非对抗性。尽管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基调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most serious competitor)，但强调与中国在许多领域竞争的同时也考虑必要的合作与对抗。尽管拜登总统称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并呼吁盟友和伙伴“共同准备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席国会质询时指出，中国削弱了美国的优势。但是新政府的叙事重点与风格会发生调整。正如诸多国际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拜登政府的中国叙事风格会避免大起大落，在展示竞争的同时也会传递合作信号。中国可能会抓住美国政府交替的时机，提出一些有限让步的建议，缓解中美相互指责的不信任言论。当然鉴于结构性矛盾很难调和，美国对中国大幅度让步的可能性很低，若拜登政府联合其欧亚伙伴向中国施压，则可能触发中国叙事话语的突然回弹，美国的国际反华动员则会伤害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尤其是涉及南海等领土主权问题，双方存在言辞对抗升级的可能;然而在气候变化、朝核问题和经济复苏等议题上，中美也会适当妥协，可以构建有限的合作叙事。

(二)走出“特朗普阴影”的可能

拜登入主白宫后，中美都有可能去主动修正特朗普遗留下来的“新冷战”叙事基调。中国对拜登政府上任展示出开放的姿态，整体上传递出积极乐观信号。例如，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驻美大使崔天凯以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都先后对美喊话，提出中美应开启各层级对话，任何问题都可拿到桌面上来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美国新一届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正确发展轨道。”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对拜登政府推进“中美关系重回正确轨道”寄予了一定希望。当然拜登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全局尚未显露，仍有一定浮动空间与不确定性，切不可对拜登团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让拜登几乎不可能向中国让步。但是不同于特朗普的激进方法，拜登将更加全面综合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其对华叙事可能呈现三种特征。

其一，基于规则竞争，建立相对克制的叙事。拜登政府初期显示的理性叙事风格意味着，中国作为美国长期竞争对手的定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应对策略更为克制，没有发出将中国视为“敌人”或“邪恶对手”的言论，与以激进遏华为主线的特朗普主义有所区分。由此而言，拜登的对华政策是“谨慎制衡”，即“遏制/竞争+合作”的混合：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对抗，在科技与经贸方面积极竞争制衡，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核扩散和人文交流上有限合作。竞争/遏制为主，合作为辅，依然好于特朗普时期的全政府对抗。在“中美2+2”安克雷奇首次高级别会面中，双方彼此试探立场底线与决心。中国对美国“恶意”干涉中国事务表达了强烈不满，美国认为中方的“敌意很明显”，但是即便如此中美依然在气候合作上快速接近。其实双方都传递双重信号，一方面美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横加指责;另一方面要推进务实合作，中美在经贸、人文、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2021年3月2日，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就呼吁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对待，希望在中美竞争氛围下依然能取得建设性合作。2021年4月22日举办的全球气候峰会是拜登政府的首次大规模多边峰会，中国也受邀参会，中美均做出了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倡议与承诺。

其二，注重循序渐进，保持“战略耐心”。在中美滑向结构性冲突前，拜登政府的叙事基调是竞争，这种竞争不论如何激烈，都会在相互尊重的框架内与对手博弈，类似于国际关系中的“洛克文化”;而特朗普式的极限施压则几乎靠近国际关系理论的“霍布斯文化”，以敌意与毁灭为基调。通过观察拜登本人、布林肯和沙利文等外交团队的涉华表态，可以看到“实力竞争”“民主人权”“战略耐心”与“盟友伙伴”是一些重要的高频词。其中，“实力竞争”即提升美国的实力比较优势。特朗普任内四年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声誉，与中国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织、威胁盟友、大选乱象以及糟糕的疫情处理手法，都需要全面检讨。此外“战略耐心”是拜登处理对华关系的新特点，不急于与中国摊牌，集中处理内政与盟友关系，处理特朗普遗留的政策积弊，为中美反思既有关系提供了缓冲空间，有助于避免特朗普式的轻率与冲动。

其三，有限多边主义，利用盟友网络。美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盟友合作”，避免特朗普式的单边行动。以美欧关系为例，新政府主张在经济、技术、人权、国际体系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加强与欧洲盟友合作，应对中国崛起的压力。在疫情应对方面，美国新政府调整策略，包括停止指责和斥责、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并与中国就疫情防控加强交流等。从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首次国际外交演说，到印太“四方安全对话”的首次线上虚拟峰会，拜登明确展示出“美国回来了”的姿态，积极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面对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复杂挑战，拜登政府也注重推进有限的多边主义，对多边范围进行限定。例如，拜登政府努力恢复并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后，并没有将其作为全球疫苗分发的多边平台，而且美国迄今选择不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等多边机制捐赠疫苗。自该大流行病开始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已承诺为全球防疫提供超过16亿美元的卫生、人道主义、经济和发展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大多是双边的。例如2021年3月，拜登政府承诺在2022年底之前，通过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四国联盟”，联合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支新冠疫苗，并宣布将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直接捐赠400万剂疫苗。2021年1月，拜登命令研究美国是否应该签发“疫苗护照”或类似文件，3月欧洲委员会批准了电子护照，4月欧盟就对持有疫苗接种证书的美国公民开放。全球疫情防控形势稳步向好，中美关系还存在未知数，多边抗华的格局已现端倪。

四、结语

话语叙事的框定效应，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中美竞争更加复杂。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叙事加剧了两个挑战：一方面，中美敌对与不信任情绪增强，内部心理威胁感知、阴谋论与污名化叙事在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是外部地缘政治竞争与全球治理冲突恶化，世界缺乏缓冲中美恶性竞争的调节机制。美国借疫情恶意对中国污名化，对此中国也需要有更多元的叙事应对方略，创新对外传播理念、内容、形式和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叙事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变化无常的。危机下的中美话语博弈是一分为二的，叙事博弈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理解的开端，这就需要把握话语机会结构。也就是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美敌对、不信任和猜疑趋势有所强化，但领导人个性、政策选择与外部冲击可能为中美叙事转变提供一定的契机。重塑中美叙事空间，转变“准悲剧式”的身份认同竞争，不仅需要决策者有更宽广的战略视野，也需要中美民间社会更为紧密的互动。

一方面，可以构建贴近民众的小故事。在自媒体时代，小故事可以在民众信任之间架起桥梁。崛起冲突的宏大性叙事，需要通过民间合作的“小叙事”进行消解与补充，无数的小故事有助于构建多维度的中美关系内涵，转移悲剧叙事惯性，突出日常实践中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以渐进式努力逐渐培育信任，将中美关系嵌入在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中美两国需要承认各自在危机中的责任与失误，并为中美关系转圜提出新倡议、新方案与新思路。循序渐进，努力超越指责和反指责的消极叙事模式，建构更有利于双方而不是单方的叙事剧本。当然，形成这样的包容性叙事模式需要反复探索，广泛对话，求同存异。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尚未定型，不确定中更有弹性空间，扭转特朗普式的中美“新冷战”叙事需要双方能够理性克制，认识到利益冲突之外还有一定的合作空间。在结构性冲突大背景下，依然存在提出创造性外交倡议的可能，双方只有充分施展外交智慧才能将中美关系框定到“建设性合作、稳定性竞争”的话语上来，告别悲剧式叙事。

来源时间：2021/10/24   发布时间：2021/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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