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美榕：红色警戒——美国科学界的涉外审查运动

作者：付美榕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付美榕，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来源：《美国研究》，2021年第1期。

内容提要：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不断升级，美国司法机构以排查科研领域的“外国影响”为由，推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联邦科研管理机构对其资助的研究机构掀起了一场涉外审查运动，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成为重点审查目标。大规模的调查导致上百位科学家被解职、逮捕、指控或判刑，其中大部分为华裔。各个机构高度认同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的战略，但在行动力度、审查程序和应对策略上存在差异，这与机构的定位和决策者的理念有关。总体而言，拉网式的调查和对涉案科学家的指控与判决缺乏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预设观点、种族标签、小题大做、手段强硬。美国科研界涉外审查运动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的科技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构成巨大挑战，并引发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美国政府执意认为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通过知识产权窃取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自身利益和经费压力促使美国的科研界屈从于联邦政府的政治主张。这场史无前例的审查运动，不仅对很多科学家以及美国华裔群体造成了重创，而且损害了美国的科研环境以及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关系。在权力政治极端强势和意识形态偏见甚嚣尘上的当下美国，马克斯·韦伯式“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和万尼瓦尔·布什倡导的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难以为继，科研界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因而逐渐减弱。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中美关系;科技;涉外审查;华裔科学家;学术间谍

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不断升级，并蔓延至美国的科学界。自2018年年中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以排查外国影响和保护知识产权为由，极力推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等科研管理部门对美国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展开大规模的审查，与中国有关联的科研人员成为重点审查对象。根据联邦调查局发布的公告，已有上百位科学家因“未如实披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被调查起诉或判刑，其中大部分为华裔，少部分为非华裔，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LANL)的印度裔物理学家图拉伯·鲁克曼(Turab Lookman)。美国司法部门在科学界展开的拉网式涉外审查，使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者普遍感到恐惧以及自身处境的艰难，也阻挠了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自然》(Nature)杂志认为，美国政府的举动正在伤害华人科学家以及整个美国学术界。彭博社(Bloomberg)指出，美国正在发生一场“红色恐怖”“科学无国界”已沦为一个笑话。这场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清洗运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当今世界寻求协同发展与科技合作的大趋势下，美国政府极力清查科研领域的“外国影响”意欲何为?秉承不畏强权、远离政治理念的科学界是恪守原则，还是俯首听命?这场审查运动的效应、影响及走向如何?对中国有何启示?基于美国司法部门、参议院、联邦科研管理机构发布的文件，《自然》《科学》(Science)、《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等科技类杂志上的文章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洛杉矶时报》(Los Angles Times)、《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inessweek)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本文将考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及其资助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在“涉外审查运动”中的表现与应对策略，以及科研人员被调查和指控的一系列事件，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究美国科研界清查运动的原因、影响与趋势，以期为各方人士及时把握美国对华科技遏制动向并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01 涉外运动的始末

2018年2月13日，由特朗普新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宣称，“中国间谍正遍布美国各地，甚至美国的学术机构。因此，我们(联邦调查局)正在尝试做的事情之一，便是把中国(间谍)威胁视为对美国政府的威胁，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2018年8月8日，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在休斯敦召集100多位学术和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参加报告会，敦促各个机构排查外国影响并打击知识产权窃取。此次会议掀起了美国科学界的涉外清查风暴。

(一)国立卫生研究院：“白色恐怖”阴云笼罩

作为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管理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是这场清查运动的前锋。2018年8月20日，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发表了“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声明”(Statement on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U.S.Biomedical Research)。该声明指出，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知识产权安全性与同行评审的公正性正在遭受威胁，因此，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协助联邦调查机构采取相应措施，以降低风险。2018年8月23日，柯林斯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表示，国立卫生研究院已致函全美生物医学界的一万多家研究机构，提醒这些机构确保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人员如实披露他们与外国机构的关联。听证会结束后，柯林斯在评价外国政府企图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时指出，直到最近，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端行为不仅发生在国防、信息技术及工程领域，也发生在生物医药领域，并强调，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企图获得医药领域的专业技术。2019年1月，国立卫生研究院致函多所美国大学，要求各校提供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部分学者的信息，因为这些学者在申请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时未如实披露他们与外国的合作关系。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规模审查进展如何?根据《纽约时报》2019年11月4日的报道，受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71家研究机构正在调查180起涉嫌知识产权窃取的案件;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将24个可能有犯罪活动证据的案件移交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的监察长办公室，之后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交司法部门。截至2020年6月18日，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机构至少有54人被解职，24人被起诉，77人被取消资助资格。作为对两年来清查工作的总结，2020年6月12日，国立卫生研究院副院长迈克尔·劳尔(Michael Lauer)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在国立卫生研究院联合联邦调查局对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清查行动中，共计189位研究人员被调查，其中82%为亚裔;被审查者来自87个学术机构，涉及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285个，项目资助总金额为1.64亿美元。在被调查的189人中，175人未披露从中国获得科研经费的情况，4%的人涉嫌知识产权泄露，另有9%的人隐藏了在国外设立公司的情况(但并非全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导致54名科学家被迫辞职或被开除，另有多位学者被起诉和判刑。以下案例是国立卫生研究院涉外审查行动的缩影。

2018年秋季，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以下简称MD安德森中心)被国立卫生研究院告知该中心的五名研究人员涉嫌违反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涉外合作的规定。MD安德森中心随即联合联邦调查局展开了调查，并于2019年4月19日解聘了三位华裔学者，理由是联邦调查局指控他们有涉及利益冲突、瞒报海外收入以及违反同行评审保密事项等行为。其中一位被迫辞职的资深科学家被认定为“秘密协助和支持中国的癌症研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她提供给中国任何保密信息。第四位学者在被调查的过程中还因涉嫌“儿童色情”罪于2019年8月20日被捕，法院最终于2019年11月28日判定“没有证据，不予起诉”。第五位学者被联邦调查局认定违反了国立卫生研究院关于披露与外国合作情况的规定，但MD安德森中心未对其采取进一步行动，因为这位学者已于2019年初退休。

华裔科学家被解雇的事件也发生在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2019年5月24日，埃默里大学突然关闭了人类遗传学系终身教授李晓江、李世华夫妇的实验室，同时解聘了他们及其实验室的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因为校方发现李晓江“未充分披露来自国外的基金以及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范围”。根据亚特兰大地方法院的公告，李晓江在2014年至2015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亨廷顿舞蹈症蛋白的突触毒性研究的经费中获利超过一万美元，并故意滥用埃默里大学价值至少5000美元的资产”;2020年5月8日，李晓江因“未完全披露从中国的人才计划获得的个人收入”，被法院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3.5089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部门和埃默里大学起诉李晓江的理由与法院宣判的理由不一致，即起诉书提出的“隐瞒兼职”在判决书中并不存在。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对象也包括中美两国学术机构合作的参与者。隶属于南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的莫菲特癌症中心和研究所(Moffitt Cancer Center and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简称莫菲特中心)在收到国立卫生研究院质疑莫菲特中心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和医院合作关系的邮件后，便相应采取了行动。2019年12月，莫菲特中心辞退了该机构的六名资深科学家，包括中心首席执行官艾伦·李斯特(Alan List)和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塞勒斯(Thomas Sellers)，以及华裔免疫学研究员魏升(Sheng Wei)、临床科学项目主管丹尼尔·沙利文(Daniel Sullivan)、癌症生物学研究员佩尔丽·伯内特(Pearlie Burnette)和药物基因组药物学研究员霍华德·麦克劳德(Howard McLeod)。根据莫菲特中心的官方声明，这些学者的错误包括：未披露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和医院获得的个人收入;未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申请中披露相关资助信息;未披露在中国用于接受经费的个人银行账户;麦克劳德和魏升有可能在中国运营“影子实验室”，用美国联邦科研经费在中国开展研究。该声明最后确定，“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也没有证据表明研究质量或患者服务受到了损害。”六名被解职人员中唯一的女性、59岁的伯内特向媒体讲述道，2019年12月19日，莫菲特中心通知她立即辞职，否则将被解雇;她认为自己并未违反联邦或机构政策，与中国的所有合作属于莫菲特中心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研究所和医院长期合作的范围，一切都是在莫菲特中心知情和同意下进行的。而莫菲特中心创始人H.李·莫菲特(H.Lee Moffitt)对此事的看法是，“这(要求莫菲特中心管理层辞职以及辞退其他四名研究人员)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遵守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示，进行系统的审查，并坚决地执行。”同在休斯敦的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BCM)对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指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按照国立卫生研究院2018年11月29日的来函要求，贝勒医学院副院长兼研究主任亚当·库斯帕(Adam Kuspa)对三名贝勒医学院华裔科学家进行了内部调查。在完成审查之后，贝勒医学院决定不处理任何人，并告知国立卫生研究院已纠正问题。库斯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三位涉事人员在中国高校兼职，这一点贝勒医学院知情;未披露的外国资助有两项来自中国，且未进行利益冲突审查，但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有窃取知识产权的意图或不当行为。”库斯帕补充道，贝勒医学院目前并没有禁止双重任职，但相关程序已更为严格，如要求研究人员把与外国关联的研究计划标注出来，并解释需要与外国合作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与国立卫生研究院对科研人员的涉外审查也波及美国顶尖大学的顶尖学者。2020年1月28日，拥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等头衔的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因涉嫌“隐瞒与中国官方科研项目的关系”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根据哈佛大学发布的声明，利伯于2012年私自与武汉理工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意代表武汉理工大学发表文章、申请专利及组织国际会议。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6月9日，美国司法部门正式以刑事罪起诉利伯。如果罪名成立，利伯将面临五年监禁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司法部的公告显示，利伯于2018年和2019年向司法部门表示从未参加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但“不确定中国如何定义他”。利伯的律师马克·穆凯西(Marc Mukasey)向《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记者表示，“认为利伯教授与中国有不当工作的想法是可笑的，”“他是无辜的，他的名誉将被洗清”。

在美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蔓延的形势下，国立卫生研究院与联邦调查局对科研机构的涉外调查一如既往。2020年5月13日，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华人科学家王擎因涉嫌“电信诈骗和虚假陈述”在家中被美国警方逮捕。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公告，王擎在担任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期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研究资助360万美元。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处官员罗伯特·威尔斯(Robert Wells)宣称：“这起案件表明，中国政府支持的人才计划继续鼓励海外人才实施犯罪行为，包括为获取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成果而进行欺诈。”克利夫兰医学中心5月14日发布声明表示，已根据内部调查结果解聘了王擎博士，并感谢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联邦执法部门致力于保障全美学术界研究合规性和安全性。王擎的律师指出，王擎及其家人享有美国法律赋予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就在王擎教授被捕一周后(2020年5月22日)，联邦调查局特工在阿拉斯加的泰德·史蒂文斯安克雷奇国际机场(Ted Stevens Anchorage International Airport)逮捕了准备飞往中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医学院著名学者郑颂国。根据美国司法部2020年7月9日发布的公告，郑颂国隐瞒了自己与中国的人才计划以及和中方合作机构的关联，并把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经费用于中国在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此外，郑颂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以及之前在南加州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工作期间，均未透露其获得中国政府的资金资助和在中山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兼职的情况。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按照大学的程序解雇(郑颂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一直并将继续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协助联邦执法机构。

(二)国家科学基金会：审慎的审查

在联邦调查局的鼓动下，美国第二大基础研究资助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从2018年初开始关注“外国影响”问题。2018年10月24日，美国国家科学理事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发布了关于安全和科学的声明(Statem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on Security and Science)。该声明指出，“开放、透明和合作是基础研究的基本要素，”并建议所有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下进行基础研究的机构都要保持透明度，严格遵守利益冲突和承诺冲突原则。2019年7月11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法兰西·科尔多瓦(France Cordova)在题为《保护科研》(Research Protection)的公开信中强调，“某些政府的人才计划”对美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同时提醒国家科学基金会雇员以及“政府部门间人员交流法”(Intergovernmental Personnel Act)委托人不得参与其他国家的人才招募计划，并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者提供详尽的个人履职以及所有项目经费来源信息。显然，国家科学基金会禁止其雇员参与外国人才招聘计划，但该政策不适用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2020年7月初，国家科学基金会首席科研安全策略官(Chief of Research Security Strategy and Policy)瑞贝卡·凯瑟(Rebecca Keiser)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表示，“我们并没有像国立卫生研究院表现得那么积极主动。”“我们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

国家科学基金会这种低调与审慎的态度吻合其最新公布的涉外审查结果：很少一部分受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科研人员被发现有违规行为。作为联邦政府系统的一部分，国家科学基金会设有半独立的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OIG)，负责调查该机构的各种浪费、欺诈和滥用行为。监察长办公室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机构等渠道获得可能违反国家科学基金会相关政策的信息，由监察长决定哪些指控严重到需要进行详尽的调查，最后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一份报告，就如何处理所发现的违规行为提供建议。在过去两年中，国家科学基金会对16～20起案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纪律性处罚，其中四人被暂停资助申请资格，另有两人被取消美国联邦资助申请资格。除两起案件外，被调查的案件均与中国有关联;违规学者大部分为非华裔美国公民。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审查结果还显示，被调查的科学家违反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些规章制度，如每年有几个月待在国外，同一项目在不同国家重复申请经费等。对此，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科尔多瓦表示：“随着国家科学基金会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学术研究的诚信规范，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做得过火或做得不够。”

(三)能源部：重拳打击“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

作为核科学研究的重镇，能源部被联邦调查局官员认定为最有可能被外国势力渗透的目标。根据能源部情报和反情报办公室的统计，超过3.5万名外国人(包括大约一万名中国人)在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多位科研人员参与了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2018年12月14日，美国能源部发布了一份政策备忘录，旨在限制其资助的研究人员在“未指定的新兴研究技术领域”(unspecified emerging research areas and technologies)与来自敏感国家(Sensitive countries)的研究人员合作。2019年1月31日，美国能源部发布了第二份政策备忘录，宣布从2019年6月10日起全面禁止能源部资助的科研人员参加外国的人才引进计划。在上述政策的指导下，能源部对其雇员和获得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参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的科学家成为重点审查目标，从最近两年的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2019年5月22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印度裔物理学家图拉伯·鲁克曼因隐瞒其参与中国的合作情况被起诉。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告，鲁克曼在2017年的就职问卷中未如实披露自己与中国人才引进计划的关系，并在2018年与反间谍官员和做背景调查的调查员的汇报谈话中做虚假陈述。若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处最高五年的刑期。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言人表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已经就这个问题与执法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保护我们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对实验室、员工、客户和国家都至关重要。2019年5月23日，鲁克曼在缴纳了五万美元保释金后获释。鲁克曼的律师保罗·林恩伯格(Paul Linnenburger)认为，近年来鲁克曼参与的活动和研究都是公开的。司法部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鲁克曼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涉及高度机密的核武器机密，也没有证明他不恰当地获得了此类信息，更不用说与外国政府分享。2019年8月21日，美国堪萨斯大学(Kansas University)联合联邦调查局以涉嫌项目欺诈等四项罪名起诉了堪萨斯大学环境有益催化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ally Beneficial Catalysis)副教授陶丰。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告，陶丰于2018年5月与中国福州大学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合同，同时他也在堪萨斯大学进行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但在向堪萨斯大学提交的年度利益冲突报告中，他“谎称”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如果罪名成立，陶丰将面临长达30年的监禁，以及100万美元罚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司法部门并未停止相关案件审理。2020年3月10日，西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 Virginia)物理系终身教授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被指控违反利益冲突原则与中国合作。美国司法部的公告显示，刘易斯于2017年7月与中国科学院签订了全职工作合同，但并未告知西弗吉尼亚大学。2020年7月30日，西弗吉尼亚北区法院宣布，刘易斯因与中国人才招募计划相关的欺诈罪被判处三个月监禁。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刘易斯同意向西弗吉尼亚大学全额支付赔偿金2.0189万美元。2020年5月8日，美国司法部门以涉嫌欺诈为由逮捕了阿肯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电气工程学华裔教授洪思忠(Simon S.Ang)。美国司法部的公告称，洪思忠为中国公司和中国的人才计划工作，但并未告知阿肯色大学，这违反了学校的政策。如果罪名成立，洪思忠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该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

02 涉外审查运动的特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三大联邦管理机构及其资助的研究机构的涉外审查行动表明，各个机构的战略目标基本一致，即保护美国科研领域的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但在行动力度、调查程序和应对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与机构的定位和决策者的理念有关。此外，对科研人员的处置、指控与判决普遍缺乏公正性。

(一)目标、程序与结果

作为涉及军事科技的高度保密机关，能源部明令禁止其雇员、承包商以及获得能源部资助的科学家参与外国的人才计划，同时彻底追查违规人员。能源部副部长丹·布劳伊莱特(Dan Brouillette)强调指出，“一些外国政府把掌控能源部实验室等美国实体主导的高科技领域作为战略重点”，而人才招募是它们“非法获取美国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的一个手段。此番言论证实了能源部严厉打击“外国政府窃取美国科技成果”的决心。被司法部和能源部指控的科学家，轻则被罚款或监禁数月，重则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到阿肯色大学，大都在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表示要“认真对待”和“全力配合”。鉴于能源部对外国政府的人才计划的敌视态度与严苛禁令，其重拳打击行动亦在意料之中。

出乎意料的是，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两大科研管理机构的表现迥然不同。在行动力度上，国立卫生研究院对生物医学界的“外国影响”展开了拉网式的调查，涉及上万家科研机构，最终导致189位科研人员被解雇、逮捕或判刑，包括华裔学者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多位科学家。相较于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激进行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审查过程谨慎、低调，最终确定的违规案例数量很少，处罚方式适度。在审查程序方面，国立卫生研究院采取了“自设侦探”的做法，在院长办公室内部成立由副院长领导的专门调查组。该调查组筛查了数千篇科学论文和研究数据库，网罗外国资助项目和科学家双重任职的信息。在确定了近200名嫌疑人之后，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其所在机构进一步调查并反馈结果。国家科学基金会则通过独立的监察长办公室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指控进行审慎的调查。监察长办公室可能会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机构提供信息，但不会要求研究机构自行调查。在舆论传播方面，国立卫生研究院利用参议院听证会和媒体极力渲染“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知识产权安全性正在遭受威胁”的气氛，并极力展示国立卫生研究院正协助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的积极态度。2019年4月11日，柯林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发布了骇人消息：“在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内，各个大学将对违反国立卫生研究院规定的科学家采取行动，一些人将被开除。”国立卫生研究院还高调发布了对其资助的研究机构涉外审查的总结报告。相反，国家科学基金会几乎从未制造此类舆论。首席科研安全策略官凯瑟仅就国家科学基金会所做的工作向媒体提供了一些信息，但很少谈及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涉案人员的调查结果或案件被送交司法部门的情况。没有理由认为，外国政府对获取生物医学研究成果的兴趣超过对计算机科学等国家科学基金会优势领域尖端技术的兴趣;也没有证据表明，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经费的科学家比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更容易被外国政府的慷慨资助和优厚待遇所诱惑。实际上，生物医学对人类有普适价值，且与军事机密鲜有关联，因而是非常适合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领域。然而，国立卫生研究院为了打击“知识产权窃取”充当了警察的角色，对研究机构展开了大规模的“猎巫”行动。对于被调查的科研人员，国立卫生研究院首席副主任劳伦斯·塔巴克(Lawrence Tabak)宣称，“即使在基础研究领域，即绝对不需保密的东西，也具有内在价值”，这种先于专利(pre-patent)的资讯，是创造知识产权的素材。从本质上讲，他们所做的就是窃取其他人的想法。显然，国立卫生研究院及其资助的一些科研机构把美国曾经大力推动的国际科研合作“准刑事化”了。国家科学基金会从未向相关研究机构施加压力，也未自上而下地展开大规模的审查，而是例行公事地审慎行动，并督促其资助的研究机构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

此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应对策略也存在差异，这反映了其领导者的理念与格局的不同。同在休斯敦的MD安德森中心和贝勒医学院就是很好的例证。面对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令，MD安德森中心贸然行动，迫使数位终身教授失去教职，而贝勒医学院则对“违规”科学家采取了巧妙的保护性措施，而不是开除了之。在参加了联邦调查局简报会之后，MD安德森中心总裁彼得·皮斯特斯(Peter Pisters)高调宣称：“我们对德州人民以及所有需要癌症诊断的人都负有义务，将尽全力保护我们的医学研究资源，警惕而安全地推进我们战胜癌症的使命”。贝勒医学院副院长库斯帕则认为，联邦调查局并不了解癌症研究的时间周期和艰苦程度而妄自推定华裔科学家的“犯罪动机”。库斯帕在接受据彭博社的采访时坦言，“从发现有希望的分子到批准化疗药物可能需要长达20年……中国到底真的可以偷取多少癌症基础研究?教育整个世界用基于事实的方法对待健康问题，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二)调查与指控的公正性

联邦调查局开展的美国科研管理机构的涉外审查运动使众多研究机构卷入其中，上百位科学家被免职、罚款，甚至判刑。一些指控在美国并不构成犯罪，而被指控者却被当作罪犯对待。上述调查、指控和判决缺乏公正性，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预设观点。美国司法部门对科研机构的调查旨在打击外国势力干涉和知识产权窃取，但调查结果与其“目标”相去甚远。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总结报告，被指控人员的主要错误是，“未披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和“未披露参加中国的人才计划情况”，而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违规者仅占4%。这表明，国立卫生研究院和联邦调查局预先宣称的“系统性地把美国的知识产权转移至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指控言过其实。无罪推定是美国司法制度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一大批科学家却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调查或起诉。对此，多名华裔科学家案件的代理律师彼得·蔡登博格(Peter Zeidenberg)指出，在大多数案件里，检察官最终没有指控任何技术转移，而是把重点放在科学家没有披露资助的问题上。

其二，种族标签(Racial profiling)。在美国政府对科研界“外国影响”的清查运动中，华人学者成为联邦调查局追踪“学术间谍”的重点目标。对于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显示被调查人员中亚裔占比高达82%，国立卫生研究院副院长劳尔辩称：“这并不意外，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参与了中国的人才计划。”其言下之意自明：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的系统性的调查本来就针对中国的人才计划。对此，华裔民权律师王爱玲(Aryani Ong)评论道：“从华裔社区的角度看，这些忽然冒出来的调查，存在专门针对华裔科学家的特征。”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大纽约分会会长颜为民指出，“在美国政策要求对华人科技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的情况下，他们(联邦调查局)抓到并追踪的线索不一定是违法的，他们不会顾忌造成错误留下烂摊子。”显然，如中国科学家饶毅在致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科林斯时所言，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美国的非理性反智主义浪潮中用华人做新的替罪羊。

其三，小题大做。多年来，美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和高等院校大力提倡国际学术合作并受益其中。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自2010年开始每年提供约500万美元的特别拨款用于中美合作研究，中国每年额外投入300万美元，这些合作已经产生诸多高水平论文，尤其在癌症研究方面;MD安德森中心与中国的五个癌症中心建立了“姐妹”关系，合作开展筛查项目、临床试验和基础研究，并在2015年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被授予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UCSD)的一位教授证实，很多项目负责人在中国有海外实验室。他们会花很多时间在中国，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也为学校带来大量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因此，学校对项目负责人的缺席行为并未采取任何(限制)措施。然而，曾经的愉快合作不欢而散，同时被认为可能是“盗窃”。加州大学委员会在2019年7月通过一个议案，决定将系统地排查国外势力在加州大学科研的影响。在美国政府制造的红色恐慌中，参与中国人才计划和中美科研合作的美国科学家遭遇“扩大化”审查与指控。正如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首席科学官小罗斯·麦金尼(Ross McKinney Jr.)所言，“你可以把有重要研究项目的医学院名单做成掷飞镖游戏的镖靶，依我看，你会有50%的概率击中一个正在进行调查的学校”。一些华裔学者也意识到，美国的科研管理机构以及高校此前在这方面要么没有指导文件，要么不明确，而用现在的严格标准来执行此前的情况是“欲加之罪”。埃默里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于山平直言不讳地说，“以前的国际合作，包括和中国的合作，在美国所有的研究型大学，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所有政策来说都是鼓励的……两边全职的情况，这个是应该整顿的，但是你不能够秋后算账。”对于国立卫生研究院打击中美合作中的违规行为的扩大化行动，国立卫生研究院前院长伊莱亚斯·泽胡尼(Elias Zerhouni)在《科学》杂志专门撰文指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鼓励与中国进行科学交流与合作。多年来，在没有相关机构反对的情况下，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中国出生或美国出生的科学家在中国公开获得了各种职位。这些“规则”现在被视为严重违反了美国的道德规范和知识产权法规，但当时许多美国机构的官员并没有严格执行。

其四，处置严苛。美国司法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涉外审查过程中普遍采用了严苛的手段。正如华裔律师王爱玲所言，“如果相关研究机构能提前与自己的雇员就这类问题进行积极沟通，对操作规范有明确的提醒，很多恐惧和疑惑本可以被控制和消除。而现在的处理方式手法太重。”例如，埃默里大学、MD安德森中心、莫菲特中心等机构贸然解雇被调查的资深科学家的做法引发诸多争议，其中有几位科学家已经诉诸法律以讨回公道。埃默里大学李晓江案件便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典型。按照于山平教授的说法，实际上李晓江每年都向学校报告的，但最后学校还是找茬说他没有全部披露……就这样把李晓江他们给开除了。他本应该有机会纠正的信息披露问题而不是受到惩罚，而埃默里大学把可大可小的事情搞大。美国律师彼得·蔡登伯格评论道，“大学教授们常常会在暑假期间在中国担任职务。他们并不认为必须把这种职务报告给大学，但可能被控电信欺诈罪。”“美国检方是将犯过简单错误的学者作为打击目标。他们挥舞着鞭子，把这些人当作罪犯一样对待。”值得注意的是，涉案科学家大都拒绝“认罪”并聘请了律师应对起诉，但终将难以摆脱李文和式的命运。

03 涉外清查运动的背景与原因

美国司法部门以打击国外势力和知识产权窃取为由，在美国科研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运动，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成为重点审查目标。这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背后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

(一)中国的科技崛起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近年来，美国的国力与声望持续下降，国内的民粹主义高涨，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这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构成巨大挑战，并引发了美国人的焦虑感。正如美中关系基金会(The US-China Relations Foundation，USCRF)主席尼尔·布什(Neil Bush)所言，美利坚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民族，当美国人看到一个比美国还要庞大的国家以年均6%的经济增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身体里好胜的血液便奔涌起来了。因此，美国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中国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动用各种资源和手段阻碍中国的崛起。显然，科技领域是美国制约中国挑战并维持其霸主地位的最后屏障，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量子计算、3D打印等新技术决定着一国的综合竞争力以及全球格局的变化，此外，政治体制优势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在人力资源、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享受政府提供的优厚待遇，这导致美国政府认定与中国科技产业展开公平、公开的竞争对美国不利，其唯一的选项是科技遏制。

美国的科技遏制手段之一是制造舆论夸大所谓的“中国科技威胁”，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政府部门2018年发布的一系列报告，包括国防部的《中国科技威胁论白皮书》，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美国联邦信息和通信技术中源自中国的供应链漏洞》，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OTMP)的《中国的经济侵略如何威胁美国和世界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和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NCSC)的《2018年网络空间中的外国经济间谍活动》。其次，美国推出出口管制实体清单(Entity list)遏制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和核心技术。2018年8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为由，把44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及其子公司与半导体产业的高科技研究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正式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清单。经多次扩充，截至2020年8月，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清单的中国实体超过300家，包括通信、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和科研机构。此外，美国政府还出台了对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限制政策，旨在防止他们通过“非传统的方式”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自2018年6月11日起，美国国务院把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敏感领域学习的中国研究生的签证有效期由五年减为一年，这些签证须每年重新申请并接受额外审查。美国白宫还发布总统行政令：从2020年6月1日起，“持F签证和J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从事研究的中国公民，如果目前或曾经受雇于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战略(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的机构，在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战略的机构学习或做研究，都将被暂停和限制入境美国。”总之，面对中国的庞大体量和实力规模持续壮大，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备感焦虑。作为巩固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重要策略，特朗普政府极力阻止中国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因而不断出台严厉措施，限制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

(二)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被美国政府视为严重威胁

早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门就瞄准了中国的人才计划并进行围剿。联邦调查局在2015年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最先进的研究设施和荣誉头衔，吸引中国的海外人才和外国专家把知识和经验带到中国;招募这些研究人员可以使中国获得尖端技术的研究和专业知识，并受益于美国政府拨款和私人资金资助的科学研究。该文件还引用一位中国人才计划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医学院实验室的违规案件强调，中国的人才计划通过经济间谍和窃取知识产权行为对美国的企业和大学构成严重威胁。随着中美贸易战演变为科技战，美国政府再次把遏制“中国科技威胁”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并出台了严苛的限制措施。2018年5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其中一项修正案要求国防部终止向参与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的人才计划的人员提供资金和其他奖励，显然剑指中国。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部长启动了“中国专案”(China Initiative)，旨在确保司法部起诉中国窃取美国商业机密案件的优先权，并用充足的资源投入这些案件。

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人才计划发起更猛烈的攻势。20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发布了题为《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Threats to the U.S.Research Enterprise: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通过人才招募计划系统地利用美国的科学研究来强化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外国研究人员来美国参与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一些国家试图利用美国的开放性促进自己国家的利益，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是中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招募研究人员与科学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提供专门知识、专业技术和外国先进科技。其二，中国共产党对制订和实施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管理和监督系统掌控200多个国家级人才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服务于中国的人才战略。其三，人才计划的入选者与中国相关机构签订的合同包含违反美国学术研究准则的条款，从而鼓励在美国的研究人员把中国的利益置于美国机构的利益之上。作为证据，该报告提供了两份附件：一份是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国家外国专家局等机构引进人才的原始合同，另一份是联邦调查局认定的中国人才计划参与者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九个案例。报告还批评美国政府在应对中国人才招聘计划威胁方面行动迟缓，导致美国联邦科研机构和私营部门的研究成果被用于支持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目标，同时列举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务院签证服务部、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七个政府部门在防范中国人才计划的风险方面的不足，如拨款过程的合规性存在重大偏差，对研究机构利益冲突披露问题缺乏监管。报告最后提出了14条应对策略与建议：针对中国使用非法和法外机制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研究成果和敏感技术，美国的联邦机构必须制定一项全方位的战略予以打击，同时与美国科研界合作，大力审查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对美国科研机构的影响。参议院的这份报告集中反映了美国极右势力对中国科技崛起的敌视态度，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才招募计划展开围剿的动因与决心。

(三)经费压力促使科研界屈从于政府

对于美国司法部门在科研界掀起的涉外清查运动，美国的科研管理部门总体上积极响应，大学与研究机构也普遍选择配合与服从。例如，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致信约一万家研究机构，鼓励它们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知识产权窃取行为，从而导致MD安德森中心、莫菲特中心、埃默里大学等机构仓促辞退数位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对于本机构的科学家被捕，都在第一时间发表了“政治正确”的官方声明。对此，中国科学家饶毅指出，一位领袖科学家不仅散布“国外干涉”的吓人谣言，还鼓励联邦调查局对科学界展开调查行动，这大大偏离了科学实践的常轨。此外，为了协助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著名学术组织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以及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等顶级名校相继取消或终止与华为公司的研究合作。显然，一直被视为不畏强权、远离政治的美国学术界，如今却违背其核心价值观，屈从于联邦政府的政策操纵。这种倾向反映了大学与研究机构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尤其是来自政府的资金保障。隶属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最主要的管理和资助机构。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担任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凭借巨大努力获得国会的支持，把国立卫生研究院停滞十余年的预算拉回增长轨道。在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界的涉外清查运动中，柯林斯不惜违背其核心价值观做出激进反应。正如一位国立卫生研究院前官员所言，柯林斯没有反抗白宫，而是“屈服”以保住自己的工作。

美国高等院校的科学与工程研发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高校自有经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企业等，其中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占60%左右。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研发经费主要通过竞争性评审程序分配。随着大学和研究机构不断壮大，经费申请的竞争越发剧烈，国立卫生研究院每年批准的申请约占20%。大学与研究机构对资金的渴求源自其自利性，而这种自利性一旦诉诸公共财政，则必须符合联邦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政治主张。因此，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推动生物医学界涉外审查的指令，得到了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响应。例如，埃默里大学副校长向全校职员发送邮件，要求在国外兼职的教授必须向系主任报告，并表示此举也是为了全部教员的利益，以持续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MD安德森中心总裁皮斯特斯向媒体表示，MD安德森中心2018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1.48亿美元的经费。国立卫生研究院有权根据MD安德森中心对经费使用明细的管理和走向，决定今后的拨款情况。被莫菲特中心解职的研究员伯内特认为，她和前同事是国立卫生研究院激进行动的受害者。莫菲特中心的行动意图是希望继续得到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青睐。它们(莫菲特中心)担心，如果不采取积极行动，国立卫生研究院可能会切断经费。

除了竞争性的科研经费外，美国国会每年向特定机构分派“学术专项拨款”(Academic Earmarks)，以兼顾需求与公平。主要用于研究设施设备建设的专项拨款占美国研发(R & D)总投入的份额并不高，但对美国的很多大学却可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救命稻草。由于学术专项拨款的分配规则往往是模糊的，有相对灵活的运作空间，各个大学为了获得更多拨款，纷纷加强了向国会议员的游说。总之，美国国会的专项拨款虽然数额微薄，却击中了崇尚独立自主的美国精英大学的软肋，即学术对政治的依赖性。

04 涉外审查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科学界掀起大规模的涉外审查运动，不仅对科学家个人和华裔群体造成重创，而且损害了美国的自身利益以及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涉案科学家的事业遭受致命打击。对于以学术为业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个自由宽松、稳定安宁的研究环境。在联邦调查局追踪“学术间谍”的扩大化行动中，很多科学家被调查、解雇、指控甚至监禁，其科学研究事业因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例如，莫菲特中心的调查导致六位科学家被免职，其个人声誉和研究工作受到极大损害。正如伯内特所言，莫菲特的行动很激进，“但好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压垮了。”联邦调查局的指控也重创了MD安德森中心的三位华裔科学家。其中因涉嫌“儿童色情”罪被捕的知名学者谢克平历经近一年波折后终被洗冤，但其科研生涯和个人名誉难以恢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件事令人非常难过，他们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和我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研究如何治疗癌症。作为癌症研究的倡导人，我在这里已经待了28年，所以，我还有很多未完的工作要做，我愿意回去。”更令人唏嘘的是，因为未披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纳米科技领域顶尖学者、哈佛大学利伯教授的科学生涯被彻底颠覆。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个人的头上可能是一座山。

其二，华人群体深感忧虑与恐惧。美国司法机构对科研人员的涉外调查中，多位华人科学家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加剧了种族标签化。援引南得克萨斯学院法学院教授安德鲁·金(Andrew Kim)的说法，把亚裔美国人定性为间谍，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罪名：做研究，而且是亚裔(researching while Asian)。美国的华人学者普遍感到不安与恐慌，这主要源于联邦调查局的追查行动导致其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很多大学与联邦调查局人员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甚至设立匿名电话线以便举报可疑行为。旅美科技协会大纽约分会会长颜为民认为，“此前的人才项目存在多年没有任何禁令，现在在缺乏具体的行动指南情况下，追查之前的来往，让大家人心惶惶。”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astings School of the Law)教授吴华扬(Frank Wu)透露，“我现在经常接到来自感觉受到威胁的华人，包括已入了美国籍的华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令他们感到自己将成为目标，面临风险。”华裔学者对当前研究计划的可持续性也感到担忧。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讲述了各自的艰难处境。其中一位机械工程师说：“由于目前的氛围造成大量的心理恐惧。我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原本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短期休假的打算，以避免被认为可能泄露了知识产权或科学技术给中国同事。”对此，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雷夫(L.Rafael Reif)在2019年6月25日发布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教职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就是这样——仅仅因为他们是华裔，就受到了不公平的审查、污蔑，并陷入了紧张不安。”美国政府制造的红色恐慌也蔓延到在美国的华裔群体。休斯敦大学教授白先慎(Steven Pei)证实，联邦调查局的间谍调查对安德森及其周边地区的中国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也给休斯敦的亚裔社区带来很多困惑和焦虑。有人甚至担忧，历史在极端的政治气候中重演，华裔美国人可能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裔美国人那样被围捕。

其三，中美科研界的合作陷入困境。美国司法部门排查科学界“外国影响”的行动，严重阻挠了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当下紧张的局势，令在美国工作的学者逐渐倾向于减少与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合作，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一些华人学者已辞去“引进人才”身份。耶鲁大学的一位学者表示，“目前至少在美国东部，不管是华人教授还是美国教授，他们的策略是倾向于减少(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科研机构之间长久的合作关系也受到重创。例如，由于李斯特被联邦调查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指控，莫菲特中心与天津医科大学2016年以来的密切合作关系面临极大压力并开始出现裂痕，在莫菲特实验室的中国博士后的研究工作也被终止。贝勒医学院调整了内部审查程序，并准备不再允许其教研人员在另一机构建立实验室，从而阻断与国外机构研究人员的交流。埃默里大学医学院“基本上停止了招收中国国内的学生或进修的人员，学校也不允许、不给我们办手续了”。麻省理工学院宣布了新的风险评估流程，用于评估任何涉及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所谓“高风险”的研究项目。对此，MD安德森中心遗传学系前副主任兰迪·莱格斯基(Randy Legerski)评论道：“单纯而且有意义的科研合作被描绘成某种腐败和损害美国利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这更脱离事实。”

其四，美国的科技人才流失加剧。美国政府对科研界的涉外清查运动，正在毒化美国的科研环境。2019年8月21日，美国奥维德医疗公司(Ovid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杰里米·莱文(Jeremy Levin)与百余名美国科学家联署发表声明称，恐吓的气氛恐将会让许多杰出的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并向在美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传达出他们可能也将遭此厄运的信号。实际上，在美国遭遇不公正对待的一些华裔科学家已经回到中国任职，并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获得新生。例如，李晓江和李世华教授目前就职于暨南大学，吴息风教授任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另有一些处在事业巅峰的华人科学家已经低调回到中国。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医学院院士谢晓亮于2018年正式全职回到母校北京大学工作。国际光伏研究领域著名科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les，UCLA)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杨阳教授于2019年7月1日出任西湖大学工学院院长，并组建全新的光伏研究实验室。目前，美国科研界的华人科学家占比接近15%，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因美国科研环境对华人学者越来越不友好，加之中国对基础科研的投入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华人科学家正打算回到中国，从而加剧美国的科技人才流失。

在当今世界谋求协同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大趋势下，特朗普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压制国际科技合作。总结前文，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面对政治法则带来的现实利益，美国的科学界及其推崇的核心价值观竟然不堪一击。1919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著名演讲中提出，学术人不应过问价值，更不应该卷入政治。科学家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要做到“知识上的诚实”。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者的底线原则对美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发表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Endless Frontier”)便是一个例证。布什报告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保证科学家“可以工作在一个相对免于不利的惯例、偏见和商业需要的压力的环境中，享受相当程度的个人思想自由……”在政府的慷慨资助下，美国的科学精英“以学术为业”的生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元气。然而，在权力政治极端强势和意识形态偏见甚嚣尘上的当下美国，韦伯式的“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和布什倡导的研究机构的自主性难以为继，科学界也会沦为政府的附庸。对此，美国大学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副主席托宾·史密斯(Tobin Smith)指出，日益紧张的氛围给研究机构带来难题，它们必须在解决合法的国家安全问题与保持学术开放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如何达成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构领导者的定力与政治智慧。其次，美国科学界的涉华审查运动尚未结束。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很难改变对中国的偏见和责难，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正以新的面貌在美国泛滥。随着中美大国竞争局面的展开，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反霸权与霸权之争呈现明显的对峙态势，中美全面“脱钩”成为必然趋势。在美国国内极右势力制造的反华氛围中，美国政府采取“主动强硬型”策略的现实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科研人员的管控将进一步升级。美国科研管理部门的涉外审查可能会遍及美国所有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有中国背景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留学生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华人华裔学者须加强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同时充分利用媒体和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再次，美国的反华政策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新机遇。美国科研界的涉外清查运动所传递的政治信号，将促使更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科学家回到中国，包括中国一直未能成功引进的顶尖人才。未来中美科技竞争将会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包括高性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一代资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等。中国如何再次抓住“钱学森式”的机遇，迎接大批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回归?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适宜的、健康的科研文化环境，否则，任何宏大的人才计划都是低效的。

非常感谢《美国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建议和编辑部的细致工作。文中观点与错漏由笔者负责。

来源时间：2021/10/5   发布时间：20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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