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夹缝中的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分析

作者：高兰 赵丽娟  来源：东瀛观察

内容提要

在中美对立的夹缝中，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协调作用增强，但是协调空间减少。为此，日本采取了“第三方力量”外交，即三种战略空间下的外交政策：在“第一空间”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在“第二空间”中美关系框架下，日本探求在中美竞争的夹缝中相对中立的平衡外交;在中美关系框架外的“第三空间”，日本加强与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合作。日本实行“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是基于国际协调的多边合作战略，以及中日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决定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的前景。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并推动中美日关系的改善与积极发展。

当前，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40年来最坏的情形。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加之受美国大选的影响，中美竞争并没有减弱反而有进一步走强的趋向，甚至出现“新冷战”的迹象，但是中美关系仍具有灵活性，依然有调整的空间。

在中美对立的夹缝中，作为美国盟国的日本面临两难选择。美国是日本的同盟国，中国则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衣带水的巨大邻国;中国期待日本在中美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但美国期待日本与其共同打压中国。在中美夹缝中，日本对中美“两面下注”的外交平衡政策受到挑战，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具有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对此，日本采取了“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努力突破“中美对立”背景下的外交困境，防止卷入所谓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寻求在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在对美国不完全“一边倒”的同时，保持与中国适度接近，发挥包括与中国协调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多边国际协调作用。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协调作用增强，但是协调空间减少。

一、日本对疫情下的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知分析

2020年以来，中日关系步入正轨。但是随着疫情暴发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激化，日本国内围绕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知出现变化。基于此，日本对美、对华政策开始出现一定的调整迹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甩锅”中国，指责中国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并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至少出现以下三个特征：(1)从建设性接触走向全面战略竞争，乃至走向全面战略敌对。美国将对外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2020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出设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基金，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美国在确保印太地区拥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军事能力的同时，希望日本等盟友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执行的政策。(2)感性多于理性。美国很多智库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没有战略只有情绪，是“没有战略的战略”。特朗普政府不重视日本、欧洲等盟友的利益诉求，不仅着手从德国撤出近1.2万人的军队，还要求日本、韩国等分摊更多的美国驻军费用等，使美国的传统盟国体系变得松散。(3)不稳定性。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所说，特朗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总统，其政府没有持续的政策，对华决策程序也杂乱无章。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曾经辅佐他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的得力助手已经被换了超过80%，国家安全顾问也更换了四位。

4月27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谴责和废除美国自1972年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战略。5月16日，特朗普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切断与中国关系”，要与中国“脱钩”，要与全球化“脱钩”。从6月下旬开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部长巴尔以及国务卿蓬佩奥等利用中国香港等问题不断打压中国。但是，中国政府保持定力，从大局出发，注重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拒绝脱钩，保持合作”，同时要“明确底线，避免对抗”，“放弃零和，共担责任”。

日本高度关注中美关系的变化，基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日本国内出现了关于中美关系“脱钩”“中美对立”的总体判断。但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中美关系是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中美无法“脱钩”。此外，关于中美关系“脱钩”是否长期化，观点也有分歧。

(一)担忧如果中美“脱钩”，会导致中美对立更加激化

中美对立具有“贸易战争”、“安全保障、技术”和“意识形态”等三层结构。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着眼于中美对立的长期化，实行经济安全和外交安全等综合政策;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尽管中美之间的博弈在加剧，但中美“脱钩”乃至对立未必长久。对于日本来说，尽管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基轴，但日本不应在与美国保持政策同步的同时，加深与中国的对立。这是因为，日本与中国是永远的邻国，这是日本的宿命。日本前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指出，中美对立未必长久，如果相信中美两国长期对立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美国大选后如果拜登上台，中美关系将有所改善。他认为，日本正在被迫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必须强化同盟关系支持美国，另一方面日本必须考虑和中国共存的方法。即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是最重要的安全基石，但是要避免引起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日本虽然和美国协调，但政策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二)担心被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

基于被卷入的担忧，有一部分人提出必须谨慎行事，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外交。但是，也有人认为，日本出现了新的战略机遇期，应利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打压，与美国的战略意图保持同步，分享中美“新冷战”带来的巨大机遇，帮助日本再次崛起。

事实上，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传统思维是：中美关系缓和，日本的周旋空间增大;中美对立，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的灵活性减少。2020年以来，随着中美两国全面对立的趋势日益凸显，日本希望尽量维持与中美两国的距离。但是，随着中美对立加剧，日本“平衡外交”的路线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如果与美国过度步调一致，将会遭到中国反对;而如果倾向于与中国高度接近，又会影响日美同盟。为此，日本不得不采取“选边站”策略的同时，寻求中美竞争框架之外的“第三空间”外交。

在日本看来，2020年以来日美关系处于比较微妙的阶段。在疫情暴发前，尽管特朗普政府和安倍政府有过很多摩擦，但日美同盟依然坚不可破。在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和安倍政府进行密切沟通，交流疫情进展情况。3月初，日本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在日本如期举办奥运会的问题上予以理解和支持，但是，特朗普公开要求日本考虑延长甚至取消奥运会，使安倍政府非常焦急，并就该问题和特朗普紧急电话沟通。随着疫情的蔓延，东京奥运会被迫延迟到2021年，日本将承担奥运会延期举办的维持费用。另一方面，因疫情冲击，在2020年3月，尽管美国采取了很多次挽救股市的措施，但股市仍然没能止跌。美国股市不停暴跌，日本也受到巨大冲击，股市一度跌回到了近30年前的水平。日本认为，受疫情影响，领导世界经济的美国将留下中长期的后遗症，例如设备投资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此外，“特朗普总统为11月的总统选举煽动国内的分裂”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日本对美国的信赖指数(依赖指数)开始下降，希望能够采取相对自主的行动来解决自身的疫情问题。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美国现状跟踪研究小组”认为，特朗普总统已成为与疫情和大选进行两线战斗的“战时总统”。无论疫情如何严重，美国也绝对不会“投降”，特朗普总统无论如何都会宣布“胜利”。但是，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教授指出，美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自同盟国的支持，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全世界的信赖，但是，美国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出现对策混乱，导致其国际形象受损。因此，如果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存在，将凸显中国型和美国型治理模式的区别，出现所谓的中美“体制竞争”的新内容。

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织的“日美项目亚洲战略主导(ASI)研究小组”则认为，大国竞争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并行发生。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工学、高速通信网络(5G)、物联网、合成生物学等众多先进技术几乎同时实现飞跃性突破。美国和中国正在运用这些技术，试图强化新一代的军事力、产业力和情报力。中美两个大国在双边竞争中针锋相对，日本(包括政府、企业、大学)也被卷入竞争的漩涡中，直接影响了日美同盟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日本认为，与30年前日美贸易摩擦和技术竞争相比，中美之间的摩擦格外激烈。日美竞争是在同盟国之间出现的短期现象，但是现在的中美竞争是在大国力量转移过程中因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竞争，因而中美竞争将更加激烈且长期化。日本呼吁，中美应在尽可能开放且合作的环境中，维持在技术领域的相互协调合作。

“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副主席尾身茂指出，即使在政治对立中，也需要运用协调体制共同应对传染病管理。他认为，“病毒是无国境的”，基于21世纪初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SARS的经验，国际社会在2005年修改了国际保健规则，并强化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功能。在现今新冠肺炎肆虐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扩散，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WHO功能，不应从中美对立这一狭隘的视野出发，而需要广泛、冷静地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早日恢复经济、生活等的正常秩序。

2020年7月28日，日本六大纸媒都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中国与美国分别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消息。日本报纸含蓄地批评美国，认为现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部分原因是由美国对中国的故意挑衅引起的。例如，《读卖新闻》刊登了题为“停止连锁性报复”的社论;《日本经济新闻》则刊登题为“美中两国应该用智慧回避最坏事态发生”的社论，呼吁美国和中国应做好“危机管理”，加强两国的安全保障对话。

总之，日本对疫情下中美关系及其对日本影响的认识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在继续维护日美同盟发展的同时，寻求美国许可下的灵活外交空间;认可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担忧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此外，针对中美对立的发展趋势，日本出现了批评美国的声音，希望中美两国加强沟通，加强危机管控。

二、中美夹缝中的日本外交抉择：“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中美博弈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全球政治版图将分为中国、美国两个大国力量体，日本、欧洲国家等则是居于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2020年，日本国内再次兴起了关于“第三极”的讨论。日本认为，与冷战时期讨论的美苏两极外“第三极”世界的含义迥然不同，当前，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开始崩溃。由于中国的相对发展和美国的相对衰弱同步进行，中美之间正在从“非对称性”结构走向“对称性”结构，中美力量正在相对接近。从理论上讲，这种趋势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是完全均衡和协调，即中美“G2”格局;另一个是中美完全对立，基于力量转移论的假设，两国间将发生军事冲突。日本认为，无论中美关系朝着上述哪个方向发展，日本都必须从国际协调主义的立场出发，考虑建立“第三极”世界，回避两难抉择的巨大风险。这是因为，与美苏冷战时代不同，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紧密，日本不应拘泥于仅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即，日本不应简单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而应与其他中间地带国家一起，作为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重新建立“第三极”，为世界做出贡献。

基于重建“第三极”世界的战略思路，日本希望作为中美夹缝中的“第三方力量”，发挥国际协调作用，防止中美对立局势走向危险边缘。但是，日本在中美之间进行外交周旋的空间狭窄，随着中美对立加深，日本更难以做出决断。日本的“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三种外交战略空间下的外交：第一空间为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在此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第二空间为中美关系框架。在此框架下，日本可探求在中美对立的夹缝中相对中立的可能性，采取“中国-1”以及“美国+1”的做法实施“平衡外交”。第三空间为中美关系框架外的外交空间，日本希望加强与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印度等中等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框架，寻求参与“五眼联盟”，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等经济安全合作。

(一)在第一空间即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

战后以来，在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只能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外交的战略主动性受到严重制约。长期以来，美国把日本作为其亚太战略的补充，而不是独立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部分领空仍由美国支配。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寻求自主外交是日本历届政府的“天定使命”，但遭遇种种限制。总体看来，有三个因素制约着日本自主外交政策的空间与力度：第一，作为战败国的战后体制;第二，散布在日本境内的多处美军军事设施与基地;第三，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因此，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遵循“吉田路线”的原则，放弃对大国间权力政治争夺的参与;日本外交的总体基调是“美主日从”，即日美同盟是日本对外战略抉择中的“重中之重”，日本寻求美国许可范围内的有限自主外交。

另一方面，日本试图打破战后体制的束缚，寻求战略突破。岸信介执政时期首次提出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自主防卫”论。21世纪以来，伴随朝核危机的日益凸显，日本寻求日美同盟体制基础上的自主防卫外交趋势不断增强。由于日本自身的努力以及美国的相对许可，日本自主防卫外交得到一定的发展，逐步提升了日美同盟关系的相对对等性。2005年，日美两国政府决定完成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简称《联合宣言》)具体条文的修改。新《联合宣言》提供了日本要求自主防卫外交政策诉求的机制保障，改变了日本单方面的义务，强调把日美防卫合作作为日美安保体制的前提。特别是，新《联合宣言》默许日本改变“专守防卫”政策，朝着“先发制人”方向发展。此后，日本寻求自主防卫外交的趋势不断增强。

(二)在第二空间即中美关系框架下，日本寻求中立外交，采取“中国-1”以及“美国+1”的具体措施

在中美对立的新阶段，面对“中美二择论”，日本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主张，其结果逐步形成了“中国-1”的政策。一种主张是“对华融和论”，即在坚持日美同盟作为安全保障基轴的同时，强调以经济为中心继续改善中日关系，代表性人物有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与安倍首相助理今井尚哉等。另一种主张是“对华强硬论”，即指责中国的香港问题、钓鱼岛维权执法问题等。无论是“对华融和论”，还是“对华强硬论”，均深刻认识到日本已经深深地陷入中美对立的夹缝中。在此情况下，日本希望采取“中国-1”的政策，适当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继续保持对华合作，不完全跟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的要与中国全面“脱钩”政策，实现相对中立。事实上，中日经济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赖。截至2019年，中国连续12年是日本的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国;日本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国。

2020年，日本正式提出了“中国-1”政策。时任首相安倍在3月5日主持“未来投资会议”时指出，要减少日本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4月7日，日本决定实施“紧急经济对策方案”，规模达108万亿日元，其中2435亿日元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4月9日通过的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决定拨款2200亿日元，专门用于补贴日本企业将制造业从中国迁回日本，其中235亿日元用于补贴日本企业实施产业链多元化措施，打造东南亚的供应链。7月17日，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首批因将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或日本本土而获得补贴的87家日本公司名单，共计拨款700亿日元。但是，日企对该政策并不积极，这一政策未导致日企大量撤离，与之相反，部分日企反而扩大了在中国的投资。例如，截至3月底，在中国的日产、启辰、英菲尼迪等品牌的90%以上的经销商和供应商都已复工。此外，丰田加大对华投资，广汽丰田新投资项目——广汽丰田新能源车扩产项目(一期、二期)计划投资113.3亿日元，预计投产时间为2022年。

此外，美国要求其盟国加入围堵中国华为公司的阵营，日本经济界对此一筹莫展。这是因为，至少有20家日本企业直接向华为提供零部件，华为一年从日本进口的手机和通信设备的电子零部件超过8000亿日元(约522亿元人民币)，约占中日两国贸易总额的6%。为避免与美国的摩擦，日本NTT、NEC、富士通等电子企业，加入了美国“开放RAN政策联合会”。7月17日，美国政府扩大制裁范围，要求美国企业禁止与华为、中兴通信(ZTE)、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浙江大华技术、海能达通信等五家中国企业交易。日本企业也担心将被迫切割与上述五家企业的业务。

另一方面，日本寻求采取“美国+1”的政策，在保持与美国高度协调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自主空间，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例如，战后以来，美国建立了许多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并为世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美国陆续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且不断提出要退出更多国际组织和条约。对于美国的“退群”态度，日本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

第一，响应美国“退群”要求，积极配合。

1984年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重返，但2017年又因所谓的“节省资金、敦促改革、抗议反以色列偏见”等理由再次退出。美国“退群”后，日本也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带有政治倾向”。事实上，早在2015年10月，日本就曾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审议过程中没有考虑日本方面的意见，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次年，日本政府“搁置”缴纳应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付的约38.5亿日元年费，还威胁称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日本政府将正式探讨退出该组织。2019年6月30日，日本又效仿美国的“退群”行动，退出了国际捕鲸委员会(IWC)。

此外，2019年美国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以后，欲在亚洲前沿部署中程导弹，但是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三国明确拒绝接受美国的部署，美国指明日本是“部署备选地之一”。日本政府对此态度积极，探讨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专守防卫”基本方针的做法，希望配合美国，为其在日本部署中导“开绿灯”。

第二，在美国“退群”后，日本带头继续经营原先的“群”，同时创造条件，期待美国重新回归。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符合美国最佳利益，下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日本开始牵头继续推进TPP，并改名为CPTPP。2018年12月30日CPTPP生效后，日本等国也尽量不刺激美国，而是多次表态期待美国回归CPTPP，扩大CPTPP的经济影响力。

第三，在美国“退群”后，日本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继续留在“群”里，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

2020年4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暂停向WHO缴纳会费，并将对WHO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行为“问责”。7月6日，美国政府决定退出WHO。日本则表示不会减少对WHO的援助，并呼吁“必须坚定地支持世卫组织”。此外，美国以所谓“俄罗斯违反条约”为借口，宣布从2020年5月22日启动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程序。美国政府还多次威胁考虑退出包括北约、《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等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但是，日本并没有明确表态跟进。

如上所述，近年来，从单边主义角度出发，美国政府频繁“退群”，不愿再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美国退出各种“群”之后，日本有选择地继续留在这些群里，显示出一定的对美独立性与自主外交诉求。

总体看来，2020年，日本在“中美对立”夹缝中采取的相对中立的外交措施包括：(1)对美国继续保持高度的默契与行动的一致性。例如，对美国严重的疫情、美国国内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以及严重的社会动荡现象，日本媒体几乎选择“集体沉默”，不做详细报道，不做过多评论。(2)对中国采取“缓和+批评”的折中政策。例如，对中国通过《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日本对华态度由缓和转向批评。6月6日，日本原防卫大臣中谷元议员加入了美、英、德等八国议员同盟，共同反对“香港国安法”。但日本政府没有立即加入英美加澳新(所谓“五眼联盟”)等批评中国的联合声明。6月18日，日本态度发生转变，带头敦促七国集团(G7)国家外长发表所谓“涉港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7月8日，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埃斯珀、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雷诺兹举行视频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再次指责中国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活动，强调将在构建印太地区伙伴关系的能力上携手合作。7月9日，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谈，指责中国制定的“香港国安法”，并批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

8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将美国的75所“孔子学院”视为与中国大使馆一样的“外交使团”，并指责“孔子学院”使用中国政府的资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恶意渗透进美国的大学。与此相呼应，8月26日，日本政府表示，针对中国政府在日本设立的15所“孔子学院”，将与美国政府一起，密切注意其动向。

(三)在第三空间，日本在中美之外开展广泛外交，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

在安倍首相长期执政下，日本政府的施政更为稳定，也更为灵活。日本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印太构想”等一系列外交实践，试图摆脱战后体制，走上“普通国家”道路。日本希望能在中美两个大国竞争博弈日益严峻框架外的“第三空间”发挥其独特作用。

日美同盟自1952年成立以来，军事同盟色彩鲜明，特别是1996年以来，日美同盟不断寻求将影响力从亚太地区扩展到全球，试图形成“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调整亚洲外交，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增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日本担心单一化的日美同盟体制会使日本的同盟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坚定地认为，日本不会脱离美日同盟框架;美国相信有能力管控日本，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希望日本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并做出更多国际贡献。在美国的默许和容忍之下，日本逐步扩展外交空间，构建多元化的同盟关系，将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等纳入同盟关系，摆脱过度依赖美国的单一体制。

近年来，为了积极开拓第三空间外交，日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其一，加强与欧洲的合作。近年来，美欧关系复杂多变，欧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平衡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力量”。日本在处理中美对立的问题上，与欧洲有共同的利益与诉求。日本借亚欧会议等促进对欧洲的外交，希望平衡对美国过度依赖的局面。英国“脱欧”后，其保守党议员们希望寻求与欧盟和中国以外的贸易关系，发挥“五眼联盟”的更大作用。英国等还希望日本参与其中，构建“六眼联盟”，扩大日欧战略经济关系，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与此相呼应，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也提议日本成为“第六只眼”，而为了表达日本的诚意，希望英国加入CPTPP。对此，英国给予了积极响应。

其二，在印太地区，推进日本版“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由日本首倡、美国推动实施的，2018年11月日本将其改为“印太构想”。日本希望引导美国特朗普政府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同时以日印版、日澳版“印太战略”配合呼应日美版“印太战略”。日本政府试图减少对中国工厂的依赖，提出双重目标计划，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使印太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动力，同时在伙伴国家之间建立供应链互补关系。日本提出印太地区“供应链弹性倡议”，呼吁日、印、澳三国贸易和商业部长进行磋商，以“印度—日本工业竞争力合作伙伴关系”等为基础，寻求在2020年11月前启动该倡议。

此外，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对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安保支援。比如，2020年8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越南签署了价值366亿日元的贷款协议，用于向越南提供六艘巡逻船，以增强其海上执法能力。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提供全新的、由日本制造的巡逻船。印度成为日本ODA的最大受援国和第四大投资国。2020年9月，日本驻印度大使铃木哲和印度国防秘书阿贾伊·库马尔在新德里签署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该协定允许印度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为两国武装部队在双边培训、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共同商定的活动中相互提供物资和服务提供了框架;还将加强印度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的协同能力，并加强双边防务联系。

其三，在全球事务方面，为了跻身世界政治大国之列，日本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日本以和平稳定、开发人类社会、促进经济增长为三大中心，与联合国国际机构合作，支援非洲削减贫困。特别是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强调战后70多年的和平发展经验，呼吁加强维持核不扩散体制，积极发挥国际和平协调者的作用。此外，日本寻求对俄罗斯的外交突破，在乌克兰事件发生后，尽管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却私下派特使赴俄罗斯进行解释工作，寻求日俄关系的“和解”。

另一方面，日本推进多元化合作体系，意欲“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填补美国“退群”、反对全球化之后留下的真空。2018年7月18日，日本与欧盟签署EPA;日本还与中国等共同推动RCEP签署，并加快中日韩FFA谈判。

综上所述，对于日本来说，日美同盟确保了日本战后的经济繁荣、安全稳定，但是限制了日本的战略空间，尤其是“美主日从”的同盟结构以及同盟困境制约了日本自主外交的诉求。另一方面，中美之间逐步形成并日益激化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美之间持续的“缠斗”(entanglement)困境，对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日本在中美之间谨慎周旋的同时，实施“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迫切希望缓解其置身于中美夹缝中的压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三、日本选择“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的原因

在中美夹缝中，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选择在三种战略空间下实施不同的外交政策，其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中日尽管存在安全困境，却是“永远的邻国”，不仅一衣带水，而且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相关性，无法完全割裂。第二，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负。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第三，中美之外的世界的构建。在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日本与欧洲等地区和国家有许多共同利益，可以抱团取暖。第四，沉重的历史记忆。对于日本来说，战后以来，日本有多次被美国忽视甚至“越顶外交”的经历。根据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任何结盟国家都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寻求平衡。日美同盟对于日本来说具有复合作用，日本既获得了美国治下的和平繁荣，也时刻担心被美国忽视抛弃，或者被美国“拉下水”，受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牵制。

目前，在中美对立的局面中，日本外交更显现出不确定性与反复性。对于日本来说，上述四种原因深刻影响了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决策的思想基础，其中的历史记忆因素至关重要。在冷战期间，中美日战略大三角关系架构下的“尼克松冲击”等带来的“越顶外交”，给日本人造成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这一历史记忆挫伤了日本对于自身作为美国重要盟国战略地位的自信，显示出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处于相对附属地位的历史宿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外交政策具有摇摆性与反复性。

日本认识到，由于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制约，日本尽管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无法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无法实施真正独立的自主外交。战后以来，在中美日关系中，尽管日美之间建立了同盟关系，从体制上确保了日本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也确保了日本在中美之间外交斡旋的空间，但是日本也经历了数次来自美国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造成的历史记忆使得日本对美国产生了阶段性的战略动摇与战略不确信。

第一次历史记忆是“尼克松冲击”，这是日美关系史上最具有冲击力的事件之一。1972年，尼克松总统突然访华，中美关系的和解推动了中国与一大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受“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迅速与中同接近，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恢复邦交，1978年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确立了政治基础和法律规范。

第二次历史记忆是美国对日本经济贸易的多次全面打压，导致日本陷入持续30年之久的“平成萧条”经济困境。在历史上，日美贸易摩擦持续了数十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比重超过40%，日美贸易战爆发。美国陆续在纺织品、汽车、金融、技术等多领域打压日本。尤其是1985年美、日、德、法、英签署“广场协议”，推动美元贬值，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强行增加美国对日出口，导致日本出口大减，进口大增。1987年发生“东芝—哥尼斯堡事件”，即东芝机械公司(现名芝浦机械公司)向苏联销售高技术国防产品，促使美日贸易战升级。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超级301条款”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迫使日本接受“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强行阻止日本产品输美，对日本产电脑、彩色电视机等课以高关税。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总计向日本发起了24例“301条款”案件调查，日本政府几乎均做出相应让步。

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在高科技产业以及军事产业出现竞争。例如，在半导体产业，以动态半导体内存(DRAM)为代表的日本半导体产品在全球市场迅猛发展，一度超越美国。里根政府因国家安全问题禁止日资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要求日本政府在半导体领域限制倾销，对三菱和日立这两个行业领头羊严重打压。1989年，美国逼迫日本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使得日本半导体产业受到重创，除了部分零部件保持优势以外，至今一蹶不振。再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三大汽车厂商先后陷入债务危机。为阻止丰田扩大市场份额，美国指控丰田汽车刹车电子系统有缺陷。丰田公司受到138项起诉，被迫认错并答应巨额赔偿。

第三次历史记忆是“冷战后的漂流”。冷战后，美国出现忽视美日同盟的倾向，日本国内则随之产生了对日美同盟漂流的担忧，出现了“回归亚洲”的声音。但是，很快在美国的主导与纠正下，日本放弃了对美战略漂流摇摆，日美同盟随即巩固并扩大了双边合作框架，从地区中的日美同盟关系发展成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关系。

2000年初，在美国国家战略研究学会(INSS)的组织下，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领导开展了一项“新世纪美日关系”的研究课题，出版了报告《美国和日本：朝着成熟伙伴关系前进》。2007年2月17日，美国发表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美日同盟：和亚洲一起走到2020年》，指出“过去的美日同盟是基于军事的同盟关系，现在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更加开放的同盟关系”，并且提出亚洲最重要的关系是中美日关系，强调了美日与中国的合作。2012年，第三份“阿米蒂奇报告”发表，推动美国对日政策和美日同盟转型，为同盟发展确定“未来方向”。2018年10月3日，美国发布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即《前所未有地重要：更新面向21世纪的美日同盟》，强调美日同盟“需要更新”“不进则退”。这四份“阿米蒂奇报告”及时纠正了日本被美国忽视的趋势，经过短暂漂流期的美日合作关系不断规范化。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两次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成立了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等合作机制，日美同盟从原来的日本单边依赖美国发展到日益加深的日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由过去关注“东亚事务”发展成“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从原来的军事同盟发展成兼顾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的综合性同盟。

第四次历史记忆是美国对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敲打与警告。尽管日美拥有共同价值观，但是在历史观、战争观方面，日美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战后初期美国采取“超然姿态”，注重从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扶植日本，而完全忽略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所必备的道义基础。在美国的“超然姿态”纵容下，日本部分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做法，但并没有受到美国的明确反对。但是，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日关系、日韩关系恶化。对此，美国认为，日本错误的历史认识导致其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交恶，损害了美国亚洲外交的顺利开展。此后，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超然姿态”，敦促日本纠正历史认识，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负责人迈克尔·格林指出，虽然中国利用靖国神社问题采取了孤立日本的战略，但日本却没有与之“对抗的战略”。

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之初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基础，必须构筑彼此之间的信赖关系。但是，2013年底，安倍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使美国很“失望”。此后，日美之间出现了同盟间信任危机倾向。美国要求日本归还武器级核材料;日本绕开美国与朝鲜多次秘密会谈，美国要求将谈话内容公开化;奥巴马访日期间指出，美国并未就出兵钓鱼岛划定红线，不承诺美军参与所有武力冲突，等等。迫于美国的压力，2015年，安倍首相发表战后70年“安倍谈话”，其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深刻反省”“道歉”等表述。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指出：“美国政府对安倍首相关于历史问题具有前瞻性的发言及战后日本对和平的贡献表示欢迎。”

第五次历史记忆是数个“特朗普冲击”。早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一直抱怨美日关系是不公平关系，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支付更多驻日美军经费，否则美国会放弃对日军事保护等。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推行不透明的外交政策，对日本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诚如船桥洋一指出的，特朗普总统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日美关系面临的最大挑战。

特朗普对日本带来的第一个冲击是美国退出TPP。2009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力劝日本参加TPP，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却立刻宣布美国退出TPP。日本颇受打击，屡次劝说特朗普政府返回TPP却遭到拒绝。其后，日本与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等国于2018年3月8日签署“新版TPP”(CPTPP)，但依然期待美国回归。2020年4月12日，特朗普指示经济贸易顾问研究美国重新加入TPP的可能性。但是，4月18日与安倍举行会谈时，特朗普又表示“如果不提出美国无法拒绝的好条件，就不会重返TPP”。对于特朗普政府对TPP政策的反复摇摆，日本反应茫然。

特朗普对日本带来的第二个冲击是美朝首脑会谈。2018年初以来，经过诸方努力，朝鲜半岛局势开始呈现缓和的积极迹象，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寻找美朝对话协商空间。自2018年起，美朝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分别于2018年6月12日、2019年2月27-28日、2019年6月30日举行。而在此之前，2018年1月4日，安倍晋三首相在新年记者会上指出，必须对朝鲜实施最大限度的压力，不会改变对朝鲜的强硬政策。但美国突然宣布美朝首脑会谈的消息，日本措手不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3月9日，安倍改变态度，表示希望与朝鲜展开直接对话。2018年4月17日至20日，安倍首相访美，建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加入日本人质问题的内容。但日本仍然担心，美朝首脑会谈是否会提及日本最关心的人质问题。此外，日本担心即使朝鲜宣布废弃陆基弹道导弹，但是有可能继续保留将日本纳入射程的中短程导弹威胁，日本将直接陷入危机的最前线。由于特朗普总统没有事先与日本、韩国等同盟协商，独断专行地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日本担心“特朗普冲击”将日本排除在外，严重损害其安全利益。

再有，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为日美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在安全领域，美国要求日本购买美国高端武器，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迫于压力，日本逐年增加采购美国装备。美国在日本部署先进武器，如F-35隐形战机，到2021年，仅三泽基地部署的F-35A将达80多架，日本财政负担巨大。在经济领域，特朗普多次提及美日贸易“不公平”，要求日本大幅改善美日贸易逆差，在双边贸易协议上加大对日本施压力度，宣布保留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使日本担心其对日本工业产生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战后以来，尽管日美之间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在政治、经济、历史问题等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数次打击，迫使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制内，遵守美国制定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由于地缘政治因素、日本自身的政治抱负、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共同利益，以及沉重的历史记忆等多重原因，日本逐步形成“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对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四、日本“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的特征及影响

当前，中美日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议题”日益受到关注。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目前的中美关系是自美苏之后的“冷战2.0版”。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日本实施“第三方力量”外交政策。

美国正在将中国逼入“修昔底德陷阱”。WHO总干事谭德塞曾表示，当前，疫情的政治化问题严重，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缺乏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特朗普政府以“中国病毒”等“追责”中国，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中战略竞争关系，将中国树立为一个政治上的敌人，从而转移国内的矛盾焦点。特朗普将中国问题作为一种竞选筹码，努力通过压制中国来缓解美国国内压力，争取连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则警告称，最应重视的课题是美国内政。当前美国处于拐点，同时面临“四个历史性危机”：百余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种族正义最强烈的吁求，以及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威胁。拜登表示：“我若当选总统，第一步将是控制疫情。要在美国制造美国人所需的医疗与防护设备。”

日本正在极力避免陷入中美“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陷阱”。在安倍执政期间，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同时推动发展新时代的中日关系。现任首相菅义伟在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也明确指出：“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散到世界各国，国际协调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经济大国的美中两国关系的稳定对国际社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日本将“与同盟国美国巩固信赖关系，推进各种合作，同时不会改变与中国也谋求沟通的想法”。为了避免卷入中美大国竞争造成的严重危机，日本正在采取“第三方力量”外交，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具有综合的多维视角。“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具体内涵包括三种战略空间下的不同外交政策，它们相互关联，互为作用，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关系。具体内容包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寻求有限的自主外交;在中美的夹缝中，日本寻求相对独立于中美之外的中立外交;针对欧洲及其他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日本开拓中美之外的第三空间外交，扩大日本外交斡旋空间并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

第二，强调传统的战略原则。自主与中立是日本的外交战略，也是原则问题。即为了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日本寻求美国主导的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有限自主外交，同时寻求中美对立框架下的两面下注的中立外交。此外，日本希望与其他“有志国家”即中间地带国家一起，推动中美相互克制，实现建设性对话。

第三，具有策略性、渐进性。“第三方力量”外交是日本的外交策略，正在逐步尝试与探索之中。其本质蕴含日本的两个战略意图：其一，日本在中美间进行居间调停的同时，需要寻找在中美“选边站”之外的战略突破;其二，在中美对立的持续缠斗拉锯战中，可能出现中美两国因相互战略消耗导致两国战略力量下降的趋势，日本希望寻找中美之间的力量真空地带，提振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抱负。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作为“第三方力量”采取的外交政策，将产生以下影响。

(1)日本加强自主外交政策，加强有限自主防卫的努力，将增强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但也会加深日美同盟间的同盟困境。即美国对日本有强烈的盟国作用的期待，美国在要求日本发挥更多国际贡献的同时，将极力防止并纠正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但是，由于美国自身国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对日本的同盟要求将日益力不从心。

(2)日本采取在中美之间的中立外交，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协调与竞争关系。近年来，中日之间确立了重要共识，如“三点原则”和“十点共识”等。2020年1月安倍在国会讲话中誓言要营造“日中关系成熟”的“新时代”，强调亚洲两个大国“在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分担责任”，中日两国重回正轨，进一步改善深化双边关系的发展。前首相安倍在中美间采取协调外交，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随着美国在疫情、中国香港、南海、台海等诸多领域对中国进行贸易、安全和外交、公共卫生等全面打击，菅义伟政府的对华外交将面临更多困难。此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导致中日经济关系发生一些新变化。疫情之后，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受到重大影响，但是从2020年5月开始，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止跌回升，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稔也承认：“日本经济状况严峻，但GDP萎缩幅度小于欧洲和美国，希望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复苏带动日本出口。”今后，中日两国需要通过重组紧密型中日供应链，以取得经济上的双赢局面。

(3)避免了日本在中美对立中必须进行“选边站”的两难处境，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扩大了日本外交斡旋的空间。日本安全战略进入重大调整期，自主防卫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强。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一直呼吁加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防务合作。2020年7月1日，日本外务省新设专门负责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部门，在负责与美国以外国家防务合作等的国际政策课内新设课长级职位。

(4)“第三方力量”外交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除日本之外，欧洲国家也逐步采取对华协调政策，因而相对降低了各国因对美“选边站”而对中国造成的周边压力。

实际上，与日本相似的其他“第三方力量”国家，如欧洲国家以及新加坡等都纷纷表示，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因为这样做不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如傅莹指出，在中美关系紧张恶化之际，欧洲国家的作用不仅重要而且宝贵。欧洲奉行制衡战略，正在加强全球多边主义的作用。欧洲国家大多不愿看到中美恶性竞争导致国际体系的分化、瓦解，希望中国能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上发挥更多作用，维护多边主义。日本认为，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的世界，各国将本国经济重建作为最优先课题，对中国的政策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应通过强化“有志国家”之间的合作来主导调整多国间协调，重振经济，减少因中美“脱钩”带来的巨大挑战。

未来，中美日之间的传统问题将日益突出，并出现新的挑战，中美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可能出现以下两大变量。

第一变量是美国大选后的对华政策变化。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敲打中国”成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竞选战略的重点议题。根据投票结果，拜登战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他上台后将带领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尽管如此，“特朗普主义”仍将继续发挥影响，由特朗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共同打造的“印太战略”能否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与“亚太战略”相比，美日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此外，今后如果美国加强在东亚的安全部署，美国将对日本、韩国等盟国提出更多的要求。

第二变量是日本的政局变化。2020年8月28日，作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辞职。随着安倍辞职，中美日关系出现了重构的迹象。安倍留下了一系列政治遗产，例如，引导日本努力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普通国家”，加强美日同盟，推动改善中日关系等，安倍的外交实践证明日本可以发挥领导作用。对于安倍的辞职，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向安倍致敬的同时，表示“遗憾”。美国专家迈克尔·格林表示，安倍建立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得到了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欢迎，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比过去十年更加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积极评价了安倍对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发展做出的贡献。日本新首相菅义伟上任之后，反复强调将“继承安倍外交”。今后，预计菅义伟首相将继续执行“安倍主义”的政治遗产，推动发展“第三方力量”外交。

随着上述两大变量因素的互动发展，中美日关系的未来出现了诸多不确定性。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2020年7月2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中国的大战略：趋势、轨迹和长期竞争》，探讨了中国至2050年的发展轨迹，认为今后中美关系可能有三种路径：平行伙伴(parallel partner)、相互碰撞的竞争对手(colliding competitors)和分道扬镳(diverging directions)。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辰己由纪告诫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要小心谨慎，不要造成自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后中美关系将持续性紧张，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的外交斡旋空间日益缩小，日本将日益寻求作为“第三方力量”的外交诉求，努力实现中美对立框架外的战略脱围。日本力图在日美同盟框架内获得相对的自主与有效的自立，在谨慎维持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同时，试图有限引导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中美对立将进入常态，对抗不可避免，但依然存在灵活性、可控性。这是因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十分成熟的大国关系，拥有50年的接触交往、40年的密切合作，实际利益惠及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美仍然在努力发展建设性关系。中美政治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但中美经济关系、社会联系依然十分紧密，中美两国人民仍然在努力合作改善关系。

中日关系的发展无法避免美国因素的影响。日本政府在努力保持对中国的灵活外交。中日双方均认识到中日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保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必须从大局以及中长期角度出发，积极构筑包括安全领域在内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总体向好，但依然存在脆弱性、反复性。

日本是处于中美夹缝中极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其战略走向值得密切关注。从历史上看，中美彼此争斗烈度越强，日本选择的余地越少。今后，随着日美两国政局的变化，日美两国新领导人预计都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对华政策。可以预料，美国将对东亚地区最坚定的盟国日本提出更多的要求。日本实行“第三方力量”外交，是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多边合作战略，在中日韩FTA、RCEP乃至CPTPP等框架中，中日两国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均具有多边合作的意愿与共同诉求，可以共同努力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顺利发展。今后，中国与日本一起共同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并推动中美日关系的改善与积极发展。

本文脚注、参考文献略

作者：

高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丽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日本学刊》(京)2020年第20206期 第22-45页

来源时间：2021/10/3   发布时间：2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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