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连载八）

有個諺語流傳甚廣：年輕時候不是左派是沒有良心，年老時候不是右派是沒有腦子。這個諺語不是絕對真理，但至少揭示出部分歷史真實——革命是年輕人的理想和事業。在革命的旗幟下，鐫刻著一大批年輕人的名字，從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丹東到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再到青年毛澤東、周恩來等，是他們導演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大劇。革命不管基於何種動機，是源於上帝的召喚還是來自階級的責任，總是離不開年輕革命家的澎湃激情和高昂鬥志，以及他們決心開創一個新世界的偉大使命。正是他們為後來連綿不斷的左翼運動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動力。阿爾貝．索布爾在撰寫他的《法國大革命史》時，毫不掩飾對羅伯斯庇爾的崇敬，他把這位革命家說成是歷史上僅有的「不可腐蝕者」，「富有遠見而勇敢無畏」，「能言善辯，大公無私」，「把整個革命的權威都賦予了代表國家主權的國民公會。」[1]薩特在1973年法國「無產階級左翼」活動的高峰期，同樣對雅各賓專政的血腥遺產提出了「毫無畏懼的贊同之詞」，他甚至認為「1793年的革命分子可能殺得不夠多」，由此才導致了王政復辟時代。[2]而對於霍布斯鮑姆來說，他對十月革命的批判性反思並不表明他和十月革命的決裂，在他人生的第九個十年的途中，他還特別強調：「十月革命的夢想仍然在我心裡。」[3]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在世界左翼思想譜系中，那些真誠的左派終身都在堅守左翼傳統並發揚光大左翼思想，並不會因為進入老年而改變立場。

雷蒙．阿隆在分析「左派的神話」時認為，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劃分為「左派」和「右派」這兩個陣營，以及它們彼此的鬥爭充斥於數百年來的編年史中，是基於它們各自不同的立場和概念，但是，「這兩套概念之間的對話通過詞彙翻新和制度的變化始終進行著」。[4]尤其是在法國這個「左右對立的故鄉」，左右之間的對話並未因為左派長時期地占據著學術和道德的制高點而讓右派變得相形見絀。相反，因應於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政權的演變、毛的文革、越戰的結束、赤棉運動直至蘇東體制的徹底崩潰等一系列歷史性事件，左派不得不開始思考和反省他們長期堅持的左翼思想，並開始回應右派對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挑戰。

在這樣一個持續展開的左右對話中，薩特的思想轉變是有象徵意義的，他在晚年並沒有改變左翼立場，但他至少從蘇聯的社會主義幻覺中清醒過來並對中國革命神話產生了警覺。按照理查．沃林的描述：「隨著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薩特清楚地認識到列寧主義的『先鋒』模式過時了。」[5]1968年由法國學生發起的「五月風暴」被一位元結構主義學者稱之為「薩特的報復」，以表明薩特在這場完全是複製中國文革的學生運動中的精神領袖地位。但事實上，在1967年薩特和波伏娃去中國實地考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他們並沒有看到他們期待看到的理想圖景，波伏娃坦率地指出：「防止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級，賦予人民群眾真正的權力，使每個人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完人，我只能支持這些表達形式所描述的計畫。儘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給予中國像蘇聯在許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6]蘇聯的前車之鑒，讓他們不得不對中國革命前景持謹慎態度。薩特曾經表示，他被毛主義吸引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毛的「直接民主」的設想有關，但就是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他在回答學生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嗎」這個問題時，明確認為：「直到現在，無產階級專政通常是指對無產階級的專政。」[7]這個回答可謂是迄今為止對「無產階級專政」性質最精準的概括。到了1970年代晚期，也就是薩特生命的最後幾年，赤棉運動的恐怖真相被揭露出來之後，薩特以往的革命信仰和暴力崇拜遭到了致命一擊，以波爾布特、喬森潘等為首的柬埔寨共產黨精英大多有留學法國的經歷，他們自認為深受法國思想精神的影響——從啟蒙時代、盧梭、孟德斯鳩到羅伯斯庇爾，他們是法國革命文化孕育出來的一代革命戰士，卻以屠殺了170萬同胞的生命來進行他們的共產主義實驗。正是赤棉運動的殘酷本質，讓薩特最終認識到他以前賦予革命暴力的救贖角色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他承認「我不再有那種觀點了。」[8]他解釋說：「暴力的行為或許破壞奴役的狀態，而它們缺乏再生性的特性或能力。」[9]這個遲來的解釋是表明作為法國左翼思想領袖的薩特，終於在其晚年向右邊邁出了一步？

薩特的思想轉變表明左翼最重要的精神傳統——崇拜革命、迷戀暴力、追求紅色政權和嚮往共產主義，在十月革命以來遍布於第三世界國家的各種革命運動的一系列失敗與挫折中，終於獲得了一個自我反省和糾錯的機會。儘管在傅勒看來，在面對20世紀共產主義經驗構成的災難時，「左派還寧可修修補補它的信念大廈，而不願去追問它的悲劇歷史。」[10]但和以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對革命的狂熱性相比，已經是一個重大進步，原來長期彌漫於法國歷史學、哲學、文學領域的革命意識形態已不再有統攝一切思想創作的影響力了，以傅勒、阿隆等為代表的右派為左派的自我糾錯和反省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照。所以，許多觀察家都認為，薩特和阿隆於1975年一起參加愛麗舍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試圖喚起人們對越南難民乘船逃離越共統治的絕望處境的關注，是法國左右兩派就現實的共產主義革命達成了某種共識的一個重要事件。用沃林的話來說：「薩特—阿隆的積極行動象徵著法國政治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轉捩點。意識形態的訴求已經喪失了優先性。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建構法國政治的左右分裂似乎已經喪失了它的至高權威。」[11]而且，在沃林看來，「一旦革命主義的暴行和妄想被揭露出來，法國社會就重新評價了普遍知識分子的功績和價值。自此以後，普遍知識分子的道德領導權具體表現為一個反極權主義鬥爭的必要組成部分。20世紀70年代末期，法國重新改造了民主知識分子的形象。薩特雖然雙目失明，身體羸弱，但是他勇敢地參與了重新改造的這一時刻。」[12]這表明，在法國漫長的左右對立的政治文化中，左翼和右翼的思想衝突並非不可能在一些重大的關鍵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他們首先是在反對極權主義、取消暴力革命、以民主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公正與人類平等這些方面走到了一起。

歐洲範圍內的「雙元革命」——以實現自由為主要目標的英國革命和以實現平等為主要目標的法國革命，在一個憲政框架內匯合成迄今為止構造世界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共同價值觀，已被歷史反覆證明是人類走向自由和平等的唯一可能的精神基礎。在此基礎上演化出來的左右對立和左右之爭，看上去就像是柏克和盧梭之爭，或阿隆和薩特之爭，都沒有從根本上摧毀反而是日益鞏固了人們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基本信念。這些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共同政治遺產即使在某個時期會遭遇意外衝擊，但它們最終還是會決定基於不同政治立場的階級、黨派、社會團體、群眾組織以及個人，選擇以和平的方式，通過議會選舉、充分自由的思想市場和公開的學術論辯，達成左右之間的思想平衡。

法國作為左翼思想的發源地，其光譜廣泛的思想譜系，從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毛主義到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都湧現出它們各自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言論幾乎就構成了世界左翼指南。根據這個指南，對於發生在美國、德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左翼運動，可以找出它們共同的思想與價值觀基礎。但是，唯獨對於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創的蘇維埃政權及其不同歷史版本，則很難找到它們可以共用的思想資源，儘管它們各自標榜都是從馬克思主義那裡獲得靈感並從雅各賓專政中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面或負面喜訊」（傅勒語）。所以，雷蒙．阿隆把蘇聯政權看作是「偽左派」，而把德國法西斯政權視為是「偽右派」，把這兩個極權主義政權分別從左翼和右翼思想譜系中剔除出去是重要的。這兩個政權都訴諸大規模的國家暴力並賦予員警無限的權力，它們絲毫都體現不出左翼或右翼的應有價值觀——對平等和自由的實現與保護。傅勒曾經主張：「有必要寫一部法國左翼知識界與蘇維埃革命關係的歷史，以便揭示史達林現象是怎樣通過單純搬移雅各賓傳統而在這裡扎下根來的。」[13]這一主張儘管沒有被付諸實踐，但以薩特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包括像巴迪歐這樣激進的毛主義者，都先後從蘇聯「社會主義」的幻覺中走了出來，他們共同認識到了，把史達林分子視為左翼的精神同路人，是對法國持續了兩百多年的左翼運動的極大羞辱。蘇東體制的終結，對於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左翼運動來說，無異於是一次巨大的精神解脫，如同齊澤克在描述齊奧塞斯庫政權的突然崩潰時所說的那樣：「所有大他者崩塌之時所共有的一個特徵就是它們完全的不可預期性：沒有什麼發生，突然之間崩塌的時刻就到來了。『沒有什麼與之前相同』，那個時刻之前的所有用以（服從權力）的理由，現在都成了反對的理由。那個時刻之前，我們所體驗的恐懼和尊重現在都成了一種可笑的強制與野蠻的非法力量的顯現。」[14]這樣的認識幾乎是觸及靈魂的，由此給人們的啟示是，冷戰以來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對立、鬥爭乃至最終決戰，絕不是什麼左右之爭，而是文野之爭——文明和野蠻之爭。

基於上述思考，汪暉作為世界左翼譜系的中國代言人的身分就變得十分可疑。他關於中國革命和政治邏輯的宏大敘事，一方面試圖重新梳理和總結第二國際時期以考茨基、盧森堡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所犯下的歷史性錯誤——指出這些錯誤是為了從反面證明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上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他試圖表明一種比霍布斯鮑姆和巴迪歐這類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或激進的毛主義者更堅定的革命立場——絕不承認十月革命及其政權的「歷史終結」或「歷史失敗」，而是通過重塑中國「漫長的革命」在20世紀的中心位置以重新召喚新的革命者的到來。因此，汪暉的理論是對西方左翼和右翼思想的雙重對抗與否定，他所謂的「有關中國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歷史分析」，不是作為「當代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注釋和附庸」而是對它們的挑戰，他旨在通過對中國革命的獨特性探索以完成對「普遍性」的重構。由此可見，這項非常宏大的理論計畫，是要為傷痕累累幾近垂死的革命軀體重新注入新的靈魂，是要把西方左翼已經完全拋棄和否定了的革命遺產重新包裝變現。

縱觀汪暉龐大的理論建構，他看似個性化的表述其實並沒有多少自己個人的獨創性見解，他刻意製造出來的曲折複雜的理論陳述貫穿著一條從馬克思主義到列寧主義再到毛主義的邏輯線索，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列寧主義關於先鋒黨及其蘇維埃政權的思想，以及毛主義關於人民戰爭和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作為他重構中國革命理論的核心思想資源。除此之外，任何左翼思想，不管是來自第二國際思想領袖們的批判性思考，還是來自於當代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與左翼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反思，均被汪暉斥之為「後悔史學」而置於必須被否定的意識形態之列。這表明，在蘇東體制徹底崩潰導致史達林主義和毛主義遭遇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之際，汪暉願意出來在革命的廢墟之上重建一座新的革命大廈，並在其中設想作為運動的共產主義的可能的未來。

在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時歷史學家們提出「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後八九時代知識人呼籲「告別革命」，以及在蘇東體制徹底崩潰之後有人展望「歷史終結」，不管這些主張是基於何種理論動機，它們至少表達了在20世紀結束的前夜左翼和右翼的一個共識：必須徹底清算革命史觀，即將到來的新世紀不應該繼續被籠罩在革命陰影之下。得出這個共識是時間積累的結果，時間能夠改變人們的觀念並讓他們重審過去曾經發生過的那些災難性事件。正如傅勒精闢地指出：

1920年，馬迪厄曾以境況相似的名義，援引法國的先例來替布爾什維克的暴力辯護。今天，觀照計畫的某種相同性質，古拉格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法國大革命）「恐怖時期」。這兩次革命是有聯繫的；但在半個世紀前，由於有「時勢」那類辯白（即從與它們性質無關的外部現象得出的托詞）為之開脫，兩次革命基本上都被赦罪了。今天，它們卻都被指控為性質相同地過分壓制肉體和精神的制度。[15]

而對於一個追求民主和平等的左派來說，如果不能忠實於歷史的事實判斷而完全無視革命和專制的輪迴關係，那就不是知識局限的問題，而是人的良知問題。霍布斯鮑姆之所以一直堅持對十月革命及其蘇維埃政權的批判性立場，就在於他認為，史達林把共產主義的政治制度轉變為世襲的君主制，他強調：

獨裁的可能性內在於任何一個基於唯一的、不可能下臺的政黨的執政。在基於列寧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集權等級而組織起來的政黨中，它成了最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不能下臺則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整個信念的另一個代名詞：革命不能被推翻，其命運掌握在他們而不是別人的手中。[16]

霍布斯鮑姆的這個判斷可以說是左翼的思想共識，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能夠按其所標榜的那樣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只要是做一個真誠的左派，就不能無視一黨專政最後必然走向君主制或個人獨裁的歷史結局。而汪暉居然可以置歷史事實於不顧，也公然挑戰世界左翼陣營對於極權主義的共同立場，通過一系列語言幻術將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美化為一種超政黨和超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即區別於議會多黨制的黨—國體制。由此可見，汪暉的政治立場不僅遠離右翼一貫宣導的自由憲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終堅守的政治民主立場相去甚遠。因此，完全可以這麼說，基於左翼或右翼的立場與汪暉的理論之爭，絕不可能是左右之爭，而只能是文野之爭。

革命在20世紀究竟產生了多大的正面價值，是一個可以持續研究的課題，在革命以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降臨人世時，它的客觀性和必然性的歷史進程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超乎了人們價值選擇的界限，它不是以人們的主觀偏好而是依據時代的各種客觀條件與形勢變化決定著社會的發展。但是，在革命大致落下帷幕時，面對革命製造的各種神話的破滅以及革命風暴席捲之下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廢墟，任何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都必須在直面歷史和現實的同時，對革命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包括生態領域所造成災難性後果，作出價值評價和價值批判：革命是有助於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後退到人類的野蠻狀態？20世紀革命史研究所確立的基本共識應該是：革命最大的負面資產就是暴力，以及由國家有組織的暴力所主導的國家之間的戰爭和國內戰爭，經由暴力和戰爭所產生的一黨制政權，不管其是否享有人民、神或無產階級的名義，最後都無一例外地重現了古代或中世紀的政治黑暗局面。所以，從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來直至今天，西方左翼思想陣營中沒有任何一位學者會像汪暉那樣，通過重構歷史的方式再次出來宣布：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暴力是新社會的助產婆，人民戰爭是人民奪取政權的唯一路徑，無產階級專政及其黨國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制度。

這是汪暉獨有的理論勇氣？願意做20世紀最後一個革命的辯護士？或者就像是一個新的革命招魂人，在21世紀的夜空下搖幡呐喊，為那些逝去的革命大聲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