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战：中国寻求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编译：房宇馨(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7uW1nLnDeQ

内容提要

8月26日，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新作《持久战：中国寻求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举办了一场网络发布会。杜如松在2021年年初进入拜登政府任职前，便完成了《持久战》一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该书于今年7月正式出版。书中对中国大战略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建议。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这本关于中国战略问题的著作，随后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主题研讨

主持人：

Michael E. O’Hanlon，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发言人：

Rush Doshi，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前中国战略倡议主任、前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

小组讨论

主持人：

Thomas Wright，布鲁金斯学会美欧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

发言人：

David Edelstein，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

Jackie Deal，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长期战略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ude Blanchette，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

研讨会发言摘编

Michael E. O’Hanlon：这本新书在实证研究和方法分析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在撰书过程中使用了翔实的一手资料，所以希望Rush首先为我们分享关于完成此书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如何寻找到如此广泛的原始文献?

Rush Doshi：我分享两个观点，一是如何探讨“大战略”，二是如何利用公开的中文文献来做研究。“大战略”是一个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但它很难被定义。那么，我们如何感知大战略的存在?如何去了解大战略?首先，要去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关于大战略的概念。这里的文献资料并不仅仅是指某一经典文献，而是一系列重要文献组成的数据库。其次，要研究大战略的实施，判断国家的行为与文献资料中的描述是否一致。最后，要研究大战略能力，判断国家是否设有必要的机构来协调多种治国理政手段来为大战略服务。正如我在书中所述，大战略之“大”不只在于其所设定的宏伟目标，也在于其协调多种治国理政手段来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所要面临的艰难挑战。所以，上述三点便是我研究的出发点——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文献，研究中国的行为并尽可能地去理解这种行为。

在文献方面，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要理解中国共产党本身在指导政策方面有着众多不同等级的的规范用语，例如“路线”(line)、“方针”(guideline)、“政策”(policy)。研究时需要了解它们在整个大系统中的地位，并追踪其是如何随时间演变的。对其进行追踪的最好方法是整理一个相当大的文献资料库。我所获取的文献资料中，一大部分是已公开的，一部分是被偶然发布在网上的，一部分是无意中泄露的，还有一部分被保存于香港与台湾。我整理了这些文献，研究其中一些关键概念的演变，结合中国的政策行为，去探寻中国做出某些军事或经济决策的原因，进而探究中国大战略的渊源、成因和存在方式，这便是我成书的逻辑。

Michael E. O’Hanlon：能否简短介绍一下，你在书中是如何将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呢?

Rush Doshi：我认为在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大战略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2008年，“韬光养晦”阶段。这个阶段，中国采取的是“钝化”战略(blunting)，低调地钝化美国权力的基础，为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创造一些回旋的自由空间，避免充满危险、风险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6年，“积极有所作为”阶段。这个阶段，中国注重的不是钝化美国的权力，而是为在亚洲范围内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秩序来奠定基础。2009年发表的一次讲话是这一阶段开始的一个标志(详见下文)。

第三个阶段是2017年至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在战略方针上没有展现清晰的转变，但中国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新的论断。这个说法出现在了习近平主席的绝大多数重要讲话及所有白皮书中，在短短几年内高调进入公众视野。外国学界认为这一论断值得商榷，我在书中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我认为，中国基于对美国衰落的诸多判断，正在同时采取“钝化”和“建设”(building)的战略，并且在使其方针更加全球化。我将此称为“扩张”战略(expansion)，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是相辅相成的。

Michael E. O’Hanlon：在第一阶段，中国试图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在后冷战时期尽管中美在一些层面上的冲突使两国的关系有所恶化，但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阶段，也是中美之间开放、友好的阶段，中美两国在战略上并没有太多冲突，那么为什么中国认为有必要去钝化美国的权力呢?

Rush Doshi：可以说，90年代的中美关系极为温和，美国欢迎中国加入重要的经济组织，并提供资金、技术、专业知识和市场来帮助中国发展，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对抗也不明显。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是“准盟友”(quasi-allies)，共同在许多敏感领域合作对抗苏联。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依然存在焦虑感。在书中，我提到了三个事件：20世纪80年代事件、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第一项事件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再度对美国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威胁感到警醒。海湾战争使中国的政治精英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感到警醒。很多学者原本认为，伊拉克军队会在战争中进行激烈抵抗，导致美国陷入另一场“越南战争”。但伊拉克人被很快击败，这让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感到不安。最后，苏联的解体使中美失去了在战略上进行合作的理由，两国之间的凝聚力大不如前，这也非常令中国不安。在这本书中，我提到，在上述三个事件发生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思想上和如何处理对美关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Michael E. O’Hanlon：除了你提到的三个事件外，中美还经历了台海危机(1996-1996)、科索沃战争(包括中国大使馆遭到轰炸)、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北约东扩等冲突事件，这些都发生在你所划分的第一阶段。那么，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塑造或强化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上述三个事件相比，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如何?

Rush Doshi：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是，大战略的演变是非常缓慢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关键变量是其对美国权力和对美国威胁的判断。这一变量在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从中国的“准盟友”变为了更强大、更具威胁的“主要对手”。但是这种变化早在科索沃战争和台海危机前已经出现了，在1989年和1991年之间已经便已出现了一种急剧的认知偏离。所以我特别强调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等三件事，因为中国的新战略在那时便已经启动了。

很多人认为，在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才决定启动不对称军事力量竞争。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很多重要的决策、投资早在海湾战争时就开始了，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在第三次台海危机之前，中国的军事指导方针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军事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使用水雷、导弹和潜艇，试图以一种低成本、非对称的方式破坏美国的力量投射，而不是像后来建造航空母舰那样“华而不实”。

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入了APEC和WTO等一系列国际经济机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相信加入这些经济协议也会束缚美国的手脚。因为在1989年后，中国认为美国在向其施加强制性经济杠杆，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国寻求约束美国经济权力的滥用。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对美国的机制建设产生了真正的担忧。中国从北约东扩中预感到，美国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利用APEC或东盟区域论坛(ARF)这样的多边组织来建立自由地区秩序，甚至是建立亚洲版的小北约。所以，中国选择加入这些机制，试图从内部对美国进行制衡，以“钝化”美国权力。

因此，中国战略的关键变化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开始采取非对抗性的钝化战略。

Michael E. O’Hanlon：如果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事件都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大战略，那么到了第二阶段，是什么导致中国的战略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Rush Doshi：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应，都使中国感知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组织盟友的强大能力，这种观念是长时间存在的。但2008年的不同之处在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伊拉克战争的困境以及美国对俄罗斯强势姿态的反应，都使中国开始考虑，也许美国实际上正在衰落，中国有信心从削弱美国实力转向建立地区秩序。

战略的转变在军事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国减少了使用水雷、导弹和潜艇，而加大了对航母和水面舰艇的投资。因为中国认为，不能仅仅发展拒绝美国进入该地区的能力，而是要不断对外投射自身的力量。

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仅一直在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并且想要创立中国自己的经济机构(合法性方式)，同时在经济诱导(如“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胁迫(如经济战和经济制裁)两方面开始运用多种经济工具。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渴望加入和重塑地区组织或创立中国自己的组织。所有这些早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便已发生，而非在现任领导人任内。正如我早先提到的，胡主席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曾发表讲话。在当时，驻外使节会议每六、七年才举办一场，事关几乎整个外交政策机构和每一位大使，所以这一会议格外重要。在2009年的驻外使节会议上，胡主席进一步肯定了“韬光养晦”原则，并明确提出了“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并且，胡主席强调，必须重视“积极有所作为”。当在文本中阅读时，尽管“积极有所作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决定，但与其有关的表述是相当神秘和晦涩的，因为这是对邓小平观点的发展和调整，这不是一件小事。在这场讲话中，胡主席还概述了很多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规划。虽然我并没有找到完整的演讲稿，但从中国共产党公开的讲话摘录中，便能可见一斑。这就是中国战略从根本上进入第二阶段的起始点。

Michael E. O’Hanlon：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第三阶段吗?

Rush Doshi：我认为，第三个阶段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民粹主义风起云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如果总结这个阶段中国的学术论调，会发现中国学界对民粹主义的提及大幅提升，这是因为中国学者认为民粹主义会从根本上损害政府的工作能力。尽管他们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基于这种结论，中国认为西方在那个时期有某种走向衰落的趋势。随后，伴随着2016年的一系列民粹主义大选、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中国开始真正得出结论，美国正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衰落，也随之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这个论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背景。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从清朝衰落的民族主义发酵中崛起的。许多精英因为目睹了清朝的衰落，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便导致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发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便是其产物之一。很多人被共产主义思想所吸引，认为它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

在19世纪70年代这一艰难时期，中国有一位政治家李鸿章，他竭力追求清朝的“自强”，试图保护清朝免受外国掠夺，并使中国重新强大起来。他曾说过一句话，那就是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句话显得极具洞察力，因为那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而中国现今强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听起来像是对李鸿章论断的承继。但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软弱和羞辱，而是实力与机遇。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意识到巨大风险的存在。正相反，很多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献表明，中国具备了程度很高的风险意识。但与此同时，其所迎来的机遇也格外显著，甚至超过了风险。这一认知驱动着中国战略开启第三阶段的大战略——“扩张”，结合了早期的“钝化”和“积极有所作为”，并将其应用于全球舞台。中国最新的大战略首先要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更公开地从该地区取代美国的权力，最终建立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年来较为强硬的态度并非是中国现任领导人个性的产物，因为这忽视了中国的政策行为事实上是植根于党内长期共识的。

David Edelstein：关于《持久战》这本书，我想提出一些质疑。我的问题是，中国大战略的潜在驱动力到底是什么?此书的逻辑是，中国人十分关注美国的动向，中国对于战略的调整都是针对美国权力变化动态的回应。这一点推断是否准确呢?因为在每一阶段，中国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变得不断强大。那么，中国大战略的调整是否是基于国力的变化，而非是对美国动向的判断呢?美国的国防专家傅泰林(Taylor Fravel)专注于研究中国的军事理论，特别是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党的领导对军事理论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持久战》这书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我认为，我们只有真正确定中国大战略改变的驱动因素，才能预测中国大战略下一次转型。

Jackie Deal：我也认为国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是有影响的。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旨在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机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但这造成了一种局面，即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世界市场无法继续消化中国多产出的8%至12%的商品，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遭遇某种限制。加之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带来的困扰，中国很可能会认为经济发展“窗口期”正在收窄，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来避免或阻止负面影响的扩大，以便继续维持其局部霸权(partial hegemony)和继续发号施令的能力(ability to dictate terms)。除经济领域外，中国在军事领域上的行动也格外引人注目。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建军100周年，2035年需要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这些都是到2049年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中间步骤。8月份，美国空军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ASI)发布报告称，该机构刚刚发现了中国的第三处洲际导弹发射井。该机构称，“在远程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中国正朝着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方向发展。”另外，还有大量文件明确提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大力发展力量投射能力，如航空母舰、两栖作战能力等。因此，美国需要格外警惕中国在未来几年出现某种“战略意外”(strategic surprise)。

Jackie Deal：在《持久战》的最后一章中，Rush Doshi为美国回应中国的挑战制定了一套全面但非对称的应对计划。Rush认为，美国应该寻求避免与中国发生货币或船舰冲突，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削弱中国在亚洲与全球范围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种非对称性战略是对中国“钝化”和“建设”战略的部分复刻，“钝化”中国的权力和“建设”美国的权力。按照Rush的说法，美国应该在军事领域进行更多非对称性的投资，例如投资于反介入和区域阻绝导弹系统(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missile systems)，或将其转让给中国周边地区国家。无论怎样，美国需要在国防上进行更多投资来巩固我们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近日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Beijing’s American Hustle：How Chinese grand strategy exploits U.S. power)称，美国需要审慎思考究竟在无形之中为中国的企业及军民融合机构提供了多少资金和技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本周早些时候表示，SEC将执行一项于2020年通过的法律，该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遵守我们的会计透明度(accounting transparency)要求，如果不遵守，可能会在2024年以后被摘牌。这是一个好消息，美国应该更加仔细、有选择性地考虑，应该向哪些中国国有企业或与军工企业提供专有技术或资本，哪些公司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市。

David Edelstein：关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问题，我想这又回到了我关于中国战略变化驱动力因素的相关问题。问题之一在于，现在很多关于中美竞争的辩论集中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很多人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关系类比到中美两国，将中美之争形容为“冷战2.0”。我认为，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它分散了我们对权力动态的关注。其中更为关键的是，中美竞争中的经济因素。经济之争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使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了根本不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目标并不涉及与全球经济。然而，现在的中国非常渴望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中美的下一个竞争领域可能会在“云计算”上展开，美国云市场上有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云计算操作系统和谷歌云平台，一旦中国大举进入这一领域，并获取存储在云平台上的数据，将对经济造成巨大的潜在影响。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必须在脱钩和高度相互依存之间寻找到某种程度的对华接触平衡。

Jude Blanchette：我最近读了巴里·诺顿(Barry Nougton)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本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书。书中，巴里·诺顿追溯到了2006-2007年，那时中国开始真正推动自主创新，并开始优化其产业政策。我提到这一点只是想说，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因为2017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才开始走向一种新型“自给自足”(neo-autarky)，但实际上，这种逻辑在中国已经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这一趋势明显加速而已。“双循环”(dual circulation)等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国正在重新调整市场的开放程度。事实上，回看过去六个月左右中国出台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可以感受到习近平主席正试图再度平衡管控、创新和开放之间的紧张状态。我认为，从邓小平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政府都有更多信心相信政治体系能够经受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而习近平政府对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视程度则相对更高，这几乎影响了中国政府所有的政策决定以及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展望未来10年或15年，这一点可能不会有大的改变，习近平政府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风险，基本上会继续收紧开放的程度。最后一点的警告是，美国正处于一种“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国”的状态之中，这会影响美国分配资源和“带宽”(bandwidth)的能力，对美国造成困扰。

来源时间：2021/9/30   发布时间：20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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