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的克制：“昆西联盟”与自由国际主义

作者：  来源：法意读书

法意导言

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复杂、多变，且一直是国内外引发争议、褒贬的主题。美国政治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与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于2021年7月27日在英国国际战略杂志Survival共同发表《错位的克制：“昆西联盟”与自由国际主义》(Misplaced Restraint: The Quincy Coalition Versu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一文，其中明确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深受背后的政治学说流派的指引和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昆西联盟”作为一种强调“克制”的新思想流派迅速成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界主流思潮。它起源于自由放任主义、现实主义和左翼的反帝国主义三种学说的联合，但这三种学说都存在根本上的缺陷，在对战后全球化中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路线构成根本性挑战的同时，又严重忽略了当下全球各国之间紧密地相互依存的现实。因此，在拜登总统的新政之下，美国外交政策应当摒弃“昆西联盟”的指引，选择“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理论支撑，通过国内外合理配置的制度性“克制主义”向世界展示美国式民主在解决问题上的有效性。

错位的克制：“昆西联盟”与自由国际主义

作者：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

约翰·伊肯贝里(John Ikenberry)

译者：吴珂珂

01 “昆西联盟”

在过去十年中，伴随着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困扰，“昆西联盟”作为一种强调“克制”的新思想流派，一经出现便迅速成为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流派。它起源于国内自由放任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左翼的反帝国主义。尽管这些流派对美国现有的外交政策持共同的批判立场，但每一流派都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理论渊源。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寻求缩小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并降低其成本，他们认为政府是对自由的固有威胁，而对外战争、国际联盟和组织会制造极其危险的美国“利维坦”(Leviathan)。现实主义种类繁多，但是在美国现实主义者中尤为盛行的一种是强调把力量均衡作为国际秩序必要和充分的基础，并且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国际联盟的过度承诺以及自由放任国际机构的无政府状态。新昆西联盟中的进步左翼人士是反帝国主义的，并且认为美式和平(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高压的，是对国内民主的剥削和腐蚀，因为它强化了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新“克制”流派中的每一种学说都有着深厚的国内历史和知识基础。在这个联盟之前，他们既是盟友又是对手。他们现在的统一目标是避免另一场伊拉克战争并减少美国的军事干预。更普遍地说，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美国在过去70年内所建立和领导的规则体系、合作关系中体现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总之，新“克制”联盟对战后全球化下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路线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

鉴于人员、思想和金钱方面的丰富资源以及其承诺能有力避免另一场伊拉克战争，昆西联盟似乎可以帮助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更进一步，帮助塑造世界秩序。但事实上，拜登最终撤出以及特朗普计划撤出阿富汗似乎都接受着昆西联盟的指引。

就像其他克制主义者一样，特朗普谴责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对遥远国家的干预;他拒绝做出国际联盟承诺，质疑北约以及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安全条约;他反对国际组织，退出了众多的军备控制和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在全球疫情期间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认为这是对美国主权和繁荣的一种威胁;他对促进民主和人权漠不关心。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纯粹交易性的，从根本上敌视制度化的克制和合作。尽管新的克制联盟并不认可特朗普的鲁莽行径和管理无能，但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本质上是对昆西联盟核心观点的大胆、甚至粗糙的执行。

尽管其影响力不断上升，但昆西联盟存在致命缺陷，即它对美国二十世纪成功的原因严重缺乏理解。它根本无视国内和国际现实，这一盲目性根植在推动其发展的基本世界观中;它包含了倒退的趋势，破坏了美国在国内外的重要成就。更具体地说，它的外交政策是非常过时的。遵循该学说将损害美国根本利益、地位和影响力，将严重损害全球及重要国际组织应对重大且迅速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能力;最终将会损害全球自由民主和人权发展的前景。

02 现代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

和旧自由主义者相比，现代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有着更强烈的价值观和目标，他们独特地将自由主义的核心承诺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新的世界发展现状相联系。现代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观察到，和以前相比，现在各国在更大范围以更紧密的关系相互依存，这是因为已经彻底改变的工业环境需要新的、额外的普遍化措施来确保基本的自由价值观和目标的实现。相反，在改革的每一步，旧自由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民主政府的扩展本质上是对自由的侵蚀。

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制度安排既能为实现自由服务也能为新境况下的公共利益服务。从他们的视角看，混合经济——将资本主义与精心设计的政府监管广泛而慎重地结合起来——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保留其核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目标的必要条件。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利用科学成果、技术来保护公民的健康;同时，致力于普及教育和创造熟练劳动力将确保人们具有保持自治的能力并保持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催生了具有实验性和适应性的实用主义哲学-它将现代科学、工程视为新财富、权力和权威的来源。

现代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工业革命以革命的方式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随着工业战的到来以及暴力程度上升，现代自由主义者越来越认为，必须采取进一步的国际上的措施来制止暴力和战争、防止文明灾难。随着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的出现，避免重大战争和建立新的克制架构——尤其是军备控制制度——成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议题。

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化交换和生产方式的全球性传播也带来了新的相互依存形式，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需要新的国际经济机构。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一样，需要精心设计的支持和克制机制。二战后，他们设计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些国际机构提供了一个世界经济重新开放的框架，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资本主义扩展以及贫穷地区繁荣的“黄金时代”铺平了道路。

同时，工业生产的扩散和经济的加速增长带来了新的重大环境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工业化学品对高层大气中臭氧层的消耗，这给人类健康和生物圈的运作造成了重大威胁。自由国际主义对此的典范式反应是建立高度有效的全球性制度并在全球范围内限制、消除氯氟烃的排放。对于这些新情况，昆西联盟提供的“克制主义”是彻底过时的。现在需要的是现代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国际主义所提供的“克制主义”。

03 奇怪的盟友

乍一看，昆西联盟的三种流派似乎不太可能是盟友。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秩序的重要来源，并具有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的神圣传统;自由放任主义是国内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以及个人主义的激进形式，反对社会、社区和国家对个人的要求。现实主义者拥护国家主义;他们培养民族共性作为国内秩序、国防和战争力量的来源;自由放任主义者则对国家充满敌意，试图将国家最小化到公共秩序所需要的程度。自由放任主义者想要彻底减少政府、社区对个人的要求，而现实主义者想要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牺牲。

自由放任主义者与进步的左翼人士存在更大的鸿沟，这两者处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光谱相对的两端。进步的左翼主义旨在减少经济不平等，为公共利益规范市场活动并使各级机构承担责任。自由放任主义者则对不平等漠不关心，反对对资本和市场的监管，而且其并不承诺民主，除非民主可能限制国家权力。就像苏联和反法西斯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联盟，昆西联盟几乎完全是由共同对手而不是由关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的共同愿景所驱动。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放任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有更密切的关系，左翼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则和自由国际主义实际上更具有密切关系。

04 自由放任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便以强调个人权利作为显著特征，但在19、20世纪，自由放任主义具体化为自发的知识性和政治项目，旨在打击在工业社会中大众民主的兴起和政府服务公众利益的能力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和私有资产、自由市场交换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成为财产、资本的学说。面对左翼和右翼的极权主义者和反自由化运动，自由放任主义者逐渐把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视为通往极权主义的下坡路。

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市场交换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接受。虽然日益加深的互相依存关系促使自由国际主义者建立国际法律体系来克制国家和国际组织并提供公共服务，但自由放任主义者认为，正如个人在国内社会中不应受监管和克制，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不应被减损(权利)或承担义务。到了20世纪后期，美国自由放任主义已经转变成对几乎所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全面反对。

自由放任主义已经深入塑造了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府解决国内外问题的能力。但它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是具有根本性缺陷的-它忽略了国内外越发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现实，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制度设计，而不是更少。自由放任主义不承认财富上的极端不平等是个问题。随着COVID-19疫情的扩散，自由放任主义者限制政府角色的代价已经显而易见。虽然美国在科学和创新方面引领世界，但是在实施简单的公共卫生措施(比如戴口罩)时却是非常失败的。截止2021年5月，美国的死亡人数以显著优势领先世界。疫情是一种全球现象，不可避免地跨越国界蔓延。通过反对国际援助和全球最低限度的医疗健康服务的发展，自由放任主义者已经使得美国和人道主义变得极其脆弱。虽然自由放任主义者担心损害美国公民身体的绝对自由，但世界各地的人体健康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协调最低限度的医疗健康服务。

05 克制现实主义、伊拉克战争和世界秩序

现实主义中有关于基本主题的各种变体。一些霸权学派的现实主义者认为，秩序只产生于集权。其他的现实主义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秩序源于集权的反面，源于分配平衡的权力均衡。克制从相反的角度成为两种现实主义观点的核心。对于霸权现实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中的从属权力及其变化受到最强大的国家的克制。对于均衡现实主义者来说，霸权的出现受到权力均势的克制，这也缓和了无政府状态。现实主义者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差异很大，霸权派将其视为支配地位的表达，但均衡派持怀疑态度，并将其视为对国家行动自由的限制。现实主义像经常吵架的九只猫，每只都适合不同的情况。即使如此，大多数现实主义者并不重视国内制度类型的差异，也不关注无政府状态的变化，而是关注对各种类型的政府进行制约。

虽然美国现实主义者长期抱怨他们的被边缘化，但是实际上，他们对美国的大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实主义最核心的见解集中在持久的大国竞争。随着美国将北约扩大到前苏联并部署部队在巴尔干、索马里、海地和西非执行人道主义和维和任务，美国现实主义者大力反对在根本国家利益未受威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的力量。对于现实主义评论家来说，伊拉克战争是由不受克制的权力和扩张的自由主义产生的教科书式灾难。

然而，克制现实主义者对伊拉克战争的解读是不准确的。他们没有认识到霸权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自由国际主义者，才是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虽然布什政府确实阐明了伊拉克的民主化是伊拉克战争的其中一个目标，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动机，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美国国内消费。伊拉克战争不是一场自由主义战争，而是一场现实主义战争。

退出中东并终止打击恐怖主义是克制现实主义的首要目标，但他们也建议美国退出其在全球的大部分国际联盟和基地。除了对伊拉克战争的误读之外，均衡现实主义者对参与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的理解也非常不全面，他们大大低估了为实现国家安全和基本利益，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及紧迫性。

06 隐藏的密切关系

一旦了解自由放任主义和均衡现实主义的更深层次逻辑，他们看起来便不像是奇怪的盟友，而更像是天生的盟友。两者都将政治和社会视为原子论的。对于自由放任主义者来说，个人或公司是唯一的合法行为者，任何会限制他们的事物-例如社会和社区都是应被质疑的。同样地，均衡现实主义者主张提升主权国家的地位，并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法律和机构视为违反秩序和对主权的威胁。因此，就其基本原理而言，现实主义是国家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放任主义是国内现实主义。两者都依靠秩序的自发出现——通过“权力平衡”实现现实主义，或者通过“隐藏着的手”实现自由放任主义。鉴于这些类似的观念，可以理解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均衡现实主义者为何会联手寻求制约北约、欧盟和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由此，自由放任主义-现实主义联盟关于“克制”的共同观点是具有严重缺陷的。实现公共利益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成功运作需要的不是更少的克制，而是适当配置的克制。

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基本的安全、福利利益需要以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方式配置更严格的“克制”制度。随着疫情和气候变化的全球化，配置的“克制”制度现在必须扩展到个体活动的微观层面-这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具有边界性的现实主义方式完全不同。为实现安全和生存方面的基本人类利益，自由放任主义-现实主义的计划下所不应限制的因素和行为恰恰是必须被制约的。但不是最低限度的“克制”，而是适当分布和标准化的“克制”，才能使现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朝着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

07 进步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干预主义

昆西克制联盟的第三位成员是反帝国主义和军事干涉主义的进步民主派–并且该流派往往随处可见。这个传统深深根植于民主共和思想中。随着美国成为“民主武器库”，其首先反对二战中的法西斯势力，然后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对美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者最初被边缘化。但到了19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和其他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军事干预活动的进行，早期的批评观点得到恢复和扩展。一些人认为美式和平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由美国企业推动寻求资源和市场。也有一些人看到了美国在全球中领导阻碍觉醒于严重压迫、不平等的社会的非殖民化农业民粹主义革命和民主化进程。

过去的50年里，在左倾修正主义看来，美国是通过对土著人民、非洲奴隶和工人的统治而建立一个“不断堕落的帝国”。在这种观点下，美国的自由秩序相当于现代全球中最成功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遮羞布，因其明显的隐蔽性而变得更强大，更能不受约束地与资本无缝对接。冷战结束后，美国秩序的左翼批评者重新调整了他们的立场，质疑美国的维和、人道主义干预和民主促进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他们还发现，美国的权力主要受制于资本，他们领导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跨国联盟，这大大损害了当地经济、原住居民群体和环境。

现代自由主义和左翼修正主义都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武装干涉。左派修正主义用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判断美国的制度、行为的失败和不足。但左翼修正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怀有一种的强烈敌意，这使他们与赞成改良市场资本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相区别。他们通常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与各种类型减损个人自由的社区主义和集体主义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意识到大众民主和革命运动往往是被限制的政府、立宪主义和少数人的权利保护的敌人。同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更大罪恶的艰苦斗争要求容忍较小的邪恶，例如在特定情况下要支持反共的独裁统治。

08 美国成功的现代自由主义源泉

虽然这三种流派都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历史论点，但它们对美国、美国成功和当代现实的整体叙述仍是有选择性的和盲目的。相反，现代自由主义者提供了更准确、更具建设性的对美国成功的历史重现。

自由放任主义者似乎忘记了赢得二战的美国在冷战中占了上风，并带来了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第三次奠基”：新政(the New Deal)的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安全的国际体系。进步的自由主义最终成就了美国的伟大。

美国的国际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原始的美国权力，而是权力、自由民主思想和自由国际主义的混合。美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代美国所体现的自由民主理想深深地吸引着全世界的人们。美国领导解决全球问题并建立国际机构以推进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目标。

左翼修正主义者提供了美国发展和影响的解读，但该解释与自由放任主义者一样是选择性的、不平衡的。一方面，左翼修正主义者提倡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和一定程度上推进自由主义进程。另一方面，左翼修正主义在很多方面忽视了自由民主主义者和他们在两个多世纪运动的艰难斗争中实现的革命性扩展的自由、人权和大规模繁荣。虽然左翼修正主义者已经表明，自由之杯从来没有满，但他们没有承认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满，而且美国在填补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09 自由主义复兴和拜登计划

昆西联盟指向的外交政策大致是特朗普式的，而现代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则支持拜登政府的战略，它制定了旨在让美国重新获得解决二十一世纪问题的自由主义领导力中心地位的全面计划。这样做是现代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演变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拜登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克制措施，但与昆西联盟的计划不同，它将推进而不是阻碍基本的自由民主目标和价值观的实现。

就像奥巴马和特朗普一样，拜登将中国的崛起定为重点。拜登强调重建联盟，倡导民主和人权、以及推进国家产业政策在战略上优于瓦解现代美国地位的“返回美国”的自由放任主义项目。拜登战略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全面的威胁，需要美国进行全面的回应。拜登驳斥了仅靠资本主义就能推动美国的发展和权力扩大的自由放任主义式信念过于简单和不充分。新政府还认为，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均衡现实主义者提出的离岸平衡、脱离联盟和边缘化国际组织的策略使美国丧失了比以往更需要的最重要的全球性资产。同样，他们看到左翼修正主义者希望在全球力量均势在自由民主和专制之间不利转变时减少美国在全世界的力量和影响力。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任务是向世界展示民主在解决问题上是有效的。

鉴于昆西计划的严重缺陷，全球国际主义相对较快的反弹也就不足为奇了。拜登计划中必不可少的假设是为实现基本的国家利益需要根据全球情况进行国内制度的转变。正如击败轴心国、苏联所需的社会、工业动员，使得美国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改变，现在解决气候危机也会同样地塑造整个国家。只要这种重建是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标准服务，它将使美国更强大、更有力、更民主。拜登政府也明白，增加美国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必须是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威胁的努力工作相结合的。与其竞争对手不同，拜登的世界观和计划建立在早期美国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项目的成功的基础上。美国在这个世界的成功，仍然取决于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实施情况。

网络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epub/10.1080/00396338.2021.1956187?needAccess=true

译者介绍：

吴珂珂，浙江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复旦大学法律(法学)硕士，现为IPO、私募投融资业务领域实习律师，兼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1/9/10   发布时间：20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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