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中國學術還有前途嗎：張文宏保衛者們的倫理困境

作者：郝志東  来源：澳門《訊報》

張文宏抄襲事件最近在大陸被炒得紛紛揚揚。保衛張文宏的人認為張文宏的抄襲是小問題，瑕不掩瑜，甚至不算抄襲，不應該用一個小問題把一個本來在抗疫過程中有自己的見解（比如“與病毒共存”）而且敢言的張醫生打下去。批評張文宏的人認為抄襲就是抄襲，如饒毅（首都醫科大學校長）在“站隊輕如風，學術重如山”一文中所說，學術標準不能廢棄。

本文首先討論張文宏論文到底有沒有抄襲，然後看保衛張文宏的人為張文宏辯護所用的“動機論”、“道德論”、“時代論”、“定義論”及其倫理困境。

一個事實的判斷：張文宏到底有沒有抄襲

2021年8月23日，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委員會發布通告，說張文宏博士學位論文“附錄綜述部分存在寫作不規範”，但是“不構成學術不端或者學術不當行為”。該委員會“根據原上海醫科大學1999年1月修訂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養工作細則》，認定張文宏博士學位論文符合當年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

但是這僅三行字的通告，既沒有定義什麼是學術不端或者學術不當行為，也沒有說上海醫科大學對博士研究生的論文要求裡面有沒有不能抄襲的說法。這顯然是非常輕率、不負責任的一個通告，無法消除人們對張文宏論文抄襲的質疑。

實際上，只要對照一下張文宏論文的綜述部分和被抄襲的黃海南和韓金祥論文，人們就會發現前者的確有3000多個字抄自後者，只有小結標號、所引文獻標號不同，還有一個小結的標題換了兩個字，加了一個字，另外還有抄錯的地方。這3000多個字的抄襲，均未標明出處。方舟子還發現即使在綜述部分，張還抄襲了另外一個作者，而且論文的主體部分也主要是抄襲的結果。這些復旦大學就沒有再深究了。

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辭海》（縮印本）定義“抄襲”為“竊取別人的文章以為己作。《紅樓夢》第八十四回：‘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可見在古代，人們就已經知道什麼叫抄襲，更不用說現代了。就是上海醫科大學1999年的研究生培養細則，也不可能縱容抄襲。顯然說抄襲符合當年對博士論文的要求，是罔顧事實的。

在1990年代，抄襲剽竊之風的確已經被稱作“學術黃禍”，“席捲南北，橫貫東西”，很多學術重鎮都已淪陷，包括北京、上海、武漢、成都、南京等地高校（見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一書，第77頁）。最出名的抄襲案之一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教授胡黎明的博士論文抄襲。胡教授被發現其1991年的論文從模型、數據到表述方式等都有非常嚴重的剽竊現象，而且是有意的、大範圍的、系統的抄襲（同上書，第12頁）。1990年代另外幾個大的學術腐敗案件還包括“王同億事件”和“徐德江事件”等（同上書，第5頁）。

鑑於當時抄襲問題的嚴重性，1990年代不少學術雜誌和報刊開展了一個關於學術規範的大討論（同上書，第204-205頁）。在這種情況下，張文宏同學實際上是“頂風作案”，顯然沒有考慮到後果。

無論如何，張文宏的博士論文顯然是有抄襲的問題。這一點即使從復旦大學的通告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儘管該通告輕描淡寫，猶抱琵琶半遮面。而且復旦大學對張文宏博士論文全文的質疑，也沒有再作任何回复。不過更有意思的是專家學者們對張抄襲的反應。

張文宏保衛者們的“動機論”、“道德論”、“時代論”、“定義論”及其倫理困境

實際上保衛張文宏的人大多都沒有否認張文宏抄襲，只是尋找各種理由轉移對張文宏抄襲問題的批評，為張文宏抄襲辯護，這就使他們陷入了一個個的倫理困境。

我們先來看“動機論”的問題。伯克利計算機系非永久教職教授馬毅認為張文宏抄襲的確是學術規範有問題，但是揭發張文宏抄襲的人動機不是要維護學術規範（“毅馬當閒”微博，8月16日）。他沒有講這些人的動機是什麼，但是他認為或許這些人劍指很多現在身居高位的20多年前畢業的博士生（同上，8月15日）。他說要警惕“大字報回歸”，他怕有了第一張大字報，就會有第二張，第三張等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儘管馬毅並沒有說學術規範不應該建立，但是這種對動機的質疑，即使是對毛左動機的質疑，無疑扭轉了對抄襲本身的質疑。這是一個維護學術規範的理想主義和質疑動機的現實主義（為了達到不傷害好人的目的，需要質疑人們打假的動機）的倫理困境。兩者似乎很難達到和諧統一。

財新傳媒社長、中山大學教授胡舒立認為保衛張文宏，就是保衛“一種專業而正直的科學人格，一種剛直而善良的常識人格，一種讓我們對正義充滿信心的清朗人格”（見8月16日財新客戶端）。換句話說，打假張文宏，就是對科學、常識、清朗的攻擊。

的確，毛左是把張文宏的“與病毒共存”的觀點看作是與“西方對我國的要求一脈相承、高度契合”，是在“抑制中國、拖垮中國；誤導中國再次深陷疫情的泥潭、避免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安全的淨土”，“無論其主觀意願為何，都是在客觀上迎合了美國和西方對我國的戰略打壓”（楊啟，“張文宏事件，是中西方文明衝突的轉折點”，《烏有之鄉》，2021年8月17日）。他們認為讓張文宏“走下神壇，則有可能中醫興、中華文化興、中國制度興、中國人民興”。毛左攻擊張文宏，的確是對科學、常識、清朗的攻擊。從這個角度上保衛張文宏，的確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因為有的人有不好的動機，就否定了人們對抄襲本身的批評，似乎也說不過去。如上所述，這是一個倫理困境。

其次還有“道德論”。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張泰蘇教授認為抄襲固然可惡可悲，但是“不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去批評別人，而不先去反思自己是否能在那種風氣下做得更好，本身也是一種道德上的懶惰，甚至是不負責任”（張泰蘇微博，8月15日）。反思自己固然是對的，但是自己有問題就不可以說別人的問題嗎？這個似乎也說不過去。這也是一個倫理困境的問題。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的“道德論”就更讓人嘆為觀止。他說打假張文宏的方舟子“可能就是一個為了沽名釣譽，可以犧牲一切是非觀念和道德準則的惡人。他說的所有的話，無論有多少科學的幌子，都必須警惕”。方舟子是個惡人，是因為他“對於一個處於困難中的、正在為社會避免更大的災難而努力的好人落井下石”（見楊帆51微博，8月18日）。那麼為了保護一個好人，可以將他的批評者打成壞人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和為了保衛毛澤東，就不管毛澤東到底有沒有問題，而直接把和毛澤東不和的劉少奇打為叛徒、內奸、工賊有什麼區別呢？

第三是“時代論”。張泰蘇認為批判張文宏，是“以超出時代背景的道德標準去要求個人”（出處同上）。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教授則將“時代論”演繹的更為惹眼。他說“張文宏的博士論文，是二十年前寫的了，當時沒有那麼嚴格，中國人還在說‘天下文章一大抄’呢”（楊帆51微博，8月15日）。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如前所述，中國人在古代就知道抄襲不對，1990年代已經對各種抄襲案件進行了大討論、大批判。學者們不可能不知道抄襲是不對的。對抄襲的批判並沒有超出時代背景，“時代論”的辯駁是乏力的，而且是掉入了自己所設的道德陷阱的。

第四是更荒唐的“定義論”。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吳丹紅說“張文宏博士論文中綜述部分可能存在不規範，但算不上抄襲，因為那並不是研究的主題內容，也沒有原創性的貢獻”。國際貿易專家梅新育認為抄的不多，不算抄襲（上面兩位的觀點，見楊帆51微博，8月18日）。楊帆甚至說“綜述部分只佔論文的4.3%，沒註明出處，也不算不規範”（楊帆51微博，8月23日）。在綜述部分的抄襲不算抄襲，抄的不多不算抄襲，甚至連“不規範”都談不上。這些都是對抄襲的奇葩定義，是有悖於學界對抄襲的一貫定義的，即只要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就是抄襲剽竊無疑。楊帆他們這個“定義”站不住腳，而且和研究倫理相衝突。

結論

平心而論，那些保衛張文宏的專家學者，儘管找出各種理由為張文宏辯護，但是基本不否認張文宏論文的抄襲問題，或者說學術不規範的問題。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抄襲剽竊的危害以及背後的原因。連楊帆自己都說中國抄襲屢禁不絕，原因是“黨政領導控制學術評審，剝奪【了】教授群體的話語權”（楊帆51微博，8月25日）。楊帆說自己是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校方卻不讓他參加學校對抄襲問題的評審，說他“動機不純”。其實堅持上面這些為張文宏辯護的觀點，不就正是楊帆們在自毀長城嗎？他們於是不被重視又怎麼能怨得了別人呢？他們在為張文宏辯護的時候，不是就陷入了一個倫理困境，在作繭自縛了嗎？

所以說中國學術的抄襲剽竊等問題，除了領導的問題之外，還有上述學界有影響的人士自己對抄襲的錯誤認識問題。不少人對抄襲的態度是“別人做，你不做，你傻呀？”2008年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發現，39%的博士認為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值得同情”，23%的博士認為“可以原諒”（吳苾雯，《向中國大學說不》，第57頁）。從張文宏事件來看，現在同情抄襲的人比10多年前可能只多不少。但是如果連饒毅說的不造假、不抄襲的底線都守不住的話，中國學術還有前途嗎？

看到一個被大家所喜愛的醫生栽在論文抄襲這個問題上，的確是很痛心的事情。我原來以為只要張文宏認個錯，事情就過去了。畢竟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嗎。現在看來問題不是這樣簡單。在抄襲剽竊問題的背後，是更大的結構和文化方面的問題，比如官官相護、不認是非、利用學術腐敗為自己謀利，以及本文所敘述的學界人士的種種糊塗思維等等。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任重道遠啊。

来源时间：2021/9/3   发布时间：20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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