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陷阱与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品简介

作者：Carla Norrlöf，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梅西大学高级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其研究领域为国际合作理论特别是大国合作理论，关注美国在美元、贸易、安全领域的国际霸权。

编译：卫艺璇(国政学人编译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来源：Carla Norrlöf (2021) The Ibn Khaldûn Trap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4:1, 7-28, DOI: 10.1080/0163660X.2021.1893022.

内容提要

大国竞争的回归已经成为21世纪的决定性特征，而中俄被视为能够对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造成破坏的颠覆性力量。诸多学者已经对中美对抗的性质以及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做出研判，而修昔底德陷阱是其中一个著名命题。此外奥根斯基(A.F.K. 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现实主义也认为，当崛起国即将超越一个衰落的霸权国时最有可能爆发大国战争。然而，本文作者认为目前中美远未达到可能引发大国战争的实力对等态势，中国必须要更进一步地大幅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才能使中美更适用于修昔底德陷阱，即在短期内中美间由于修昔底德陷阱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小。本文认为，14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ûn)关于部落主义(tribalism)的表述对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面临的风险做出了更有力的解释。

文章导读

01 何为伊本·赫勒敦陷阱

14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描述了部落凝聚形成与解散殆尽的过程，其核心是“阿萨比亚(Asabiyyah)”的概念，即对共同身份“我们”的认同。部落的凝聚是基于对共同身份的认同，而随着部落成员对战利品的争夺，共同身份的凝聚力不断被削弱，导致该部落成为另一个更具凝聚力的部落的猎物。在当今的美国，部落关系表现为政治身份认同(political identity)的形式，不同的政治身份认同既有可能由种族差异导致，也有可能由党派差异造成，且政治科学已经表明党派间的斗争相较于种族宗教间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国内政治身份认同的极化未必直接导致国际孤立主义，但一旦一个具有对抗性的白人至上主义“我们”的政治身份在国内被动员起来，这种对抗倾向延伸至国际层面并发展成为孤立主义也是指日可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外部敌人的意识则被广泛地动员起来。

伊本·赫勒敦陷阱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不稳定，造成了以敌友逻辑来塑造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以零和博弈取代互惠合作。其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包括三类：第一，美国国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本身会加剧美国社会分裂，削弱美国霸权的基础。第二，与国内种族主义相伴的国际孤立主义本身就不利于大国竞争。第三，为应对所谓“外部竞争者”，交替执政的部落(即在当下美国表现为政党，译者注)会采取迥异的政策，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02 二战后美国内外部身份的动态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以及如何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持有近似的理解——即在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国际贸易、社会文化接触维持霸主地位，在必要的时候则使用军事手段维持霸主地位。这一大战略被概括为自由国际秩序(LIO)，其首要目标是基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联盟体系维持所谓“和平稳定的国际关系、开放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个人自由”。该战略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也维持了基本稳定。在此过程中民主-共和两党虽然在政府规模、社会文化、价值观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国际层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问题上是大体一致的。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标志着两党在维持自由国际秩序上的共识被彻底推翻，这给美国决策精英、传统自由派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早在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就开始质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联盟承诺对于全球的和平稳定是否真的不可或缺。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质疑的声音被进一步放大。特朗普胜选后，以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沃尔特(Stephen Wal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更是对自由霸权这一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展开正面进攻，认为特朗普的胜选也是民族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胜利。沃尔特直言，“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利用美国人对美利坚民族光荣过往的情怀来到白宫，这为其后来的保护主义和反移民政策奠定了基础”。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构建出一套“我们vs他们”(us versus them)的对立心态，“我们”是指自认为拥有“欧洲血统、高贵道德并支持小政府”特征的群体，“他们”则是指“非欧洲血统、不具备高贵道德同时支持大政府约束其行为”的群体。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并非其首创，更早可追溯至1940年成立的宣传反对美国加入二战的“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n First Committee)，直至次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迫使美国从孤立主义中走出。二战结束后孤立主义也频频回潮，较早的是著名共和党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反对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国际主义政策，1955年右翼保守主义者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创办了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该杂志随后成为保守主义的喉舌，而巴克利也于20世纪60年代初结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并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保守派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虽然败选，但其在《国家评论》中推出的《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the Conservative)》一文则为之后茶党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持。戈德华特最著名的口号“去有鸭子的地方打猎(go hunting where the ducks are)”为共和党提出了竞选策略(即忽视少数族裔选民，拉拢白人选民——译者注)。在国际层面，戈德华特则主张主权国家应有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此后在1972年，民主党民族主义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在大选中败给尼克松，1992年国际孤立主义倡导者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则败给老布什。直至2009年前后，茶党在共和党内渐成气候，开始将国内的白人至上主义与国际孤立主义联合炒作。这一时期，茶党主要致力于批评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医疗政策，以及攻击奥巴马本人的国籍问题。美国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将茶党的外交政策取向分为两派：一派以罗恩·保罗(Ron Paul)为首，另一派以萨拉·佩林(Sarah Palin)为首。虽然两派都反对自由国际秩序(LIO)，但罗恩·保罗更靠近孤立主义并支持大幅度收缩，而萨拉·佩林依然支持维持美国首要地位和推进民主。特朗普首次成功地将国内白人至上主义与国际孤立主义进行了融合，他塑造出了这样一种话语：在国内白人正在饱受少数族裔的侵扰，在海外美国也正在被其他国家所利用。在其塑造的白人至上主义国度中白人的被围困感被合法化，特朗普正是利用白人的这种不满使其团结在自己身后。然而，这种试图与世界脱钩、追求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而非利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做法将令美国陷入险境。社会动荡和美国公民文化的空洞化将侵蚀美国实力和信誉的制度基础。

社会粘性(social glue)和忠诚/依从(deference)是伊本·赫勒敦解释王朝衰落的核心概念，这两者也正是特朗普上台的关键。首先，特朗普在竞选和任职期间始终在依赖基于种族间敌意而构建起来的社会凝聚力。此前的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免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他们会巧妙地使用话术向目标群体发出反少数族裔的信号，而非目标群体往往也难以捕捉其话术中的倾向。特朗普则是第一个毫无歉意地公开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总统，从一开始他就致力于团结起反杰克逊主义的势力，保护白人身份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力等角度不受到其他身份的侵犯。其次，特朗普也多次向其支持者表示他对于“忠诚(loyalty)”的重视，前两年任期内政府决策层的核心人物都是特朗普所信任的亲信，包括他的一些家庭成员。

然而，最初的凝聚力和忠诚很快让位于腐败和内讧，特朗普政府核心圈的人员流动是前所未有的，先后离开过特朗普团队的名单包括：史蒂夫·班农(Steven Bannon)、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前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前国家安全顾问)、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前国务卿)、尼基·黑利(Nikki Haley,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前国家安全顾问)等等。这场混乱与内讧的高潮即2021年1月6日的占领国会山事件，而此后特朗普遭遇到的二次弹劾更是使其与包括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参议院议长米奇·米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内的共和党主流分道扬镳。

03 伊本·赫勒敦陷阱下的大国竞争

特朗普在国内层面的白人至上主义政策和国际层面的孤立主义政策都是对奥巴马政府的全面颠覆，中美关系正是其主要表现和牺牲品。特朗普政府在《国防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并表现出在经济和安全上对中国的忧虑。但在没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在大国竞争中追求对抗性的强硬战略反而可能导致美国的衰落和中国或其他力量的崛起。

在经济层面，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未能填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并未恢复美国制造业的繁荣，或扭转中国在政府补贴、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等议题上与世贸组织的差异。

科技战也成为了贸易战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方面，其典型案例即美国以网络安全威胁为由对中国公司TikTok和微信发起的禁令。然而专家指出，网络安全威胁的存在与持有数据公司的国籍无关，管控威胁更需要的是强化法律法规建设而非一味排斥外国公司。相反，试图脱钩反而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安全风险，譬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指出，“拆解国际供应链将拉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并削弱其在全球的技术优势”。此外，中国致力于逐步减持美元、摆脱对美技术依赖并投资于取代美元货币霸权的其他方案都将从长期威胁到美元的霸权。

从安全层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孤立主义政策也将提高安全风险，因为国际经济对安全问题敏感性的下降将降低战争的经济成本，进而提高大国间战争的风险。

04 拜登政府与伊本·赫勒敦陷阱

尽管自由派对特朗普的反对由来已久，但乔治·弗洛伊德一案作为导火索促使民主党保守派和温和左翼联盟组成了所谓“自由主义部落(liberal tribe)”，与特朗普的“白人民族主义部落(White nationalist tribe)”形成对峙。“自由主义部落”提出了 “绝不要特朗普(Never Trump)”的口号，这一倾向在拜登政府表现为其在国际层面谋求重返自由国际秩序的战略，在国内层面则提出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a presidency for all Americans)”的口号。拜登选择非裔女性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出任副总统，以及提名四位非裔美国人在内阁中担任要职的行为无不引发“白人民族主义部落”的愤怒。而拜登政府面临的实际挑战并不是政府内部任命人员的多样化，而是真正在贷款、就业、教育、司法等问题上解决有色人种面临的不公平待遇。

总结来说，当今美国的伊本·赫勒敦陷阱表现为在国内将少数族裔视为敌人、在国际将与美国互动的国家视为敌人，这会将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框定在一个零和博弈的框架内，放弃了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伊本·赫勒敦陷阱对美国国内稳定、美国民主制度、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以及美国与其他大国竞争过程中的稳定性敲响了警钟。美国的内部分裂和过去四年中美国对战略盟友、经济伙伴的伤害可能会让美国走上逐渐衰落的道路，除非拜登-哈里斯团队能将分裂的派别联合起来打破这个循环。

译者评述

修昔底德陷阱自奥巴马政府时期起就在政、学界被广泛地视为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表述。但修昔底德陷阱更多关注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各自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化。本文作者借用14世纪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对于部落凝聚力的研究，以“伊本·赫勒敦陷阱”这一概念概括并解释了近年来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的社会撕裂现象，并通过回溯二战后美国政党政治内部的动态变迁解释了民主-共和两党如何从大体都支持自由国际秩序(LIO)发展成为现如今被身份政治绑架而在对外政策上呈现针锋相对的状态。本文将美国内部变化与美国对外战略变化相联系，指出了美国国内的白人至上主义与国际孤立主义互为表里的关系。本文结论指出，伊本·赫勒敦陷阱对大国竞争中的美国提出了三点挑战：第一，美国社会撕裂的加剧本身就会削弱美国霸权的基础;第二，与国内种族主义相伴的国际孤立主义并不利于大国竞争;第三，交替执政的政党采取的迥异的对外政策将削弱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来源时间：2021/8/22   发布时间：202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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