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两个大局之中的台湾问题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成为中国政府一切工作的总基调。对于这两个大局的关系，有的人喜欢从国际大局看国内大局，有的人喜欢从国内大局看国际大局。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道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国际大局因国内大局而变。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国内大局，国际大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国际大局的变化又会影响国内大局的进程，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前者，后者就会遇到大的困难或挫折。

台湾问题处于两个大局风云际会的焦点，处理起来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以哪种方式，在哪个时点实现统一，其本身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更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顺利实现。

就国际大局而言，美国利用台湾问题阻挡中国的崛起，已是公开的秘密。“台独”势力自然心知肚明，而且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的棋子，成为反中急先锋。美国不同政治势力的算路尽管不一样，但其目标是一致的。美国某种强硬势力试图引发一场美国不直接出手的局部战争，让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惨重的代价。然后，美国以这场战争为借口，进行全球动员，围堵中国，特别是打击中国的全球贸易，让中国从第一贸易大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英美第二次战争的时候，当时强大的英国就封锁了美国与欧洲的贸易，让美国受到沉重的打击。美国温和派的势力并不想挑起战争，而是努力避免中国从美国这儿找到战争的公开借口，但会实质性地提升与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关系，巩固台湾“事实独立”的地位，让台湾永远成为美国反中的前沿阵地。这种所谓的温和派并不是想努力避免战争，而是努力让中国承担更多的战争道义责任，以便于联合更多的国际势力从政治上孤立和打击中国。

所以，区分美国强硬派和温和派，讨论哪一派更有利于中国，意义已经不大。讨论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国内大局，以我为主地研究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会更有利于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如此，我们便可以转而讨论另一个统筹，也就是统筹发展与安全。

就发展来说，新冠疫情是个转折点。原来预期这个疫情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人甚至做好了过几年苦日子的准备。然而，疫情的全球性流行是超出预期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抗疫的糟糕表现更是超出预期。在诸经济大国中，只有中国一枝独秀，在国内经济和对外交易中迅速恢复过来，并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更大的发展机遇。中国领导层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遇。这会影响到对台湾问题的考虑，至于影响的程度，还很难评估。至少，战争的风险短期内会有所下降。

就安全来说，除了美国打压中国这一主要的国际安全风险外，国内部分的安全主要是政治安全，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的大安全体系中处于最关键的位置。

政治安全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在当前的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三层关系：一是党和国家的关系，也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二是中央与外围的关系，也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三是领袖与集体的关系；也就是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就第一层关系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稳固的，而且可以用“空前的稳固”来形容，这既得益于国内大局，也得益于国际大局。国内持续的稳定发展是领导地位的坚实保障，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内的治理衰败和国际的野蛮行为则反衬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所以，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支持并不令人惊讶，也不会有多少人怀疑数据的真实性。很多西方的政客和民众对此没有多少了解，尤其不能了解中西方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导致西方媒体对中国越攻击，中国民众就越拥护中国共产党。

就第二层关系而言，党中央的权威自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普通民众对中央的权威有着高度的认同。这也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实践有密切的关系，全党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维护党中央权威是一切工作成功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有了政治上的保证。不过，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央政策极容易在地方失真和变形。“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长期存在的痼疾。中央任何政策下来，地方领导都会在是否对自己有利上做一番评估，有利的就积极执行，不利的就消极应对。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口头上都是坚决拥护，不折不扣，不会与中央公开地唱反调。只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中央特别叮嘱，而且会专门派人监督的情况；二是某种非常规状态，尤其是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危机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地方干部们才会言行一致，不敢懈怠。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方面进行权力下放，另一方面努力寻找地方利益（包括地方干部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点，于是各种各样的激励政策纷纷出台。这种做法的确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带来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但伴随的负面效果就是腐败的大量滋生，与地方发展没有太大关联的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漠视。十八大之后，中央集中权力，更多以惩罚的方式督促地方解决这些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扶贫问题、环境问题等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然而，很多问题仍然难以通过集中权力的方式加以解决。譬如说类似秦岭别墅这种违规性的问题，在地方上可以说比比皆是，假如每一次大的违规都需要中央多次批示才能解决，中央领导人即使累死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地方上的确有很多这样的违规事件不了了之，老百姓求告有门，但解决无方。即便是腐败问题，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地方上的明白人都知道，大部分腐败在目前体制机制下是无法查出的。就拿中央巡视来说，一个巡视组下来，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等着别人去举报。如果你是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群众，搞一些匿名的举报、没有可靠线索的举报，一般都不会被处理。那些了解情况，又愿意实名的举报者通常不是一般的群众，更多是被举报者身边的人。或者说只要地方领导跟周围的人关系搞好，大家没有太大的冲突，相互之间就没有多少举报的风险，大多违规的事情也就难以查出来。当然，地方领导想不得罪人也是很难的，因此，举报的情况还是大量存在，这也是领导干部经常出事的一个原因。于是，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安全起见，就尽量少做事，因为一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有可能得罪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影响发展的负面效果，地方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严格说来，不是积极性下降，而是主动性和创造性下降。很多地方干部做事仍然是很积极的，尤其是在贯彻落实上面政策方面，但那是一种做给上面看的积极性，是一种没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一种“内卷”式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的作用下，党中央政治权威不会下降，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治理效果会下降。

就第三层关系而言，由于前两种关系的加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巩固。对于领袖个人的核心地位而言，也还是有一些变量具体地发挥着作用。优秀的领袖都是历史使命感很强的人，习近平不只是拥有一般的历史使命感，而且具有那种力挽狂澜、校正历史航向的意志和能力。他上台之前，中国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中，腐败问题、民生问题、环境问题已积累到威胁共产党生存的程度。他的强硬态度和强力手段让普通民众看到了转折性的希望，他也因此获得了广泛的拥护。即使不强调“两个维护”，他在全党全国的核心和领袖地位也是非常稳固的。问题在于，这种“稳固性”还要受“关键少数”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关键少数不只是指领导干部，而是泛指拥有较多财富、知识和权力的人，也就是中国精英层中的部分人。前面不是说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分之九十左右民众的支持吗?那百分之十左右不支持的也有一亿左右的人，这些人在精英层中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而且问卷调查还很难反映出其确切的数量。那些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几乎都不支持党的最高领导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当中也有一部分不支持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人汇总起来，尽管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拥有比较大的能量。拥有权力的反对者、拥有财富的反对者、拥有知识的反对者各自拥有或明或暗的反对阵地和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十九大之后，一些本来支持最高领导人的也变得不支持了，这些人当中有的主要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有的则主要受国内因素影响。不管这些人有多大的能量，如果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是不会有多大作用的。因此，最高领导人持续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是当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

然而，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不是一劳永逸的，是要在动态过程去把握的。说到底，要持续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努力兑现重大政治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承诺的三大历史使命之一。这种承诺在改革开放后一度变得不那么具有紧迫性，因为这时大陆拼命地忙着“发展”，对台湾采取了战略宽松政策。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下，大陆人上上下下都有一种“不急于统一”的心理预期，只要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上有某种默契，大陆人能够忍受较长时期的两岸分治。然而，这种战略宽松被国民党用来追求长期分裂的局面，在这种追求中，“台独”势力被纵容发展，并最终主导了台湾政坛，转变了台湾民意的主流。对此，大陆人也一度放松警惕，即使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大陆人也仍然对和平统一抱有一定的希望。直到几年之前，更确切地说，是特朗普上台，民进党重新执政，反中的政治仇恨点燃了大陆人民的怒火。中央也在这种怒火中调整了对台政策，一方面强调了“促统”的紧迫性，一方面加大了武力逼和的力度。这种调整也意味着政治承诺的某种调整，意味着广大民众对最高领导人非常规任期的某种期待，希望他在自己的任期内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国外的某种评论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会带来执政危机，这话应该反过来说，不解决台湾问题会带来执政危机。

较快地解决台湾问题，会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会更有利于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治理效果，会更有利于维护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保证当前中国的政治安全。

这样一种政治安全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局有什么关系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面临从发展中国家跃入发达国家的历史重任，这相当于一个电子层的电子跃入另一个电子层，需要非常规的巨大能量。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能量集中表现为政治能量，上述三层关系所凝聚的政治能量是中国顺利进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政治保证。理解这一点，需要一种“大历史主义”的眼光，而不是某种社会科学所呈现的“平面主义”的眼光。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8/1   发布时间：20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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