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安 易引：美国离社会主义还有多远?

作者：  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内容提要：随着拜登正式任职，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终于尘埃落定。与四年前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相比，拜登的“治愈美国”口号显然更为务实。但是，一个不靠谱的、几乎把美国搞砸了的总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支持者?拜登虽然以“稳健”“建制派”的形象赢得了总统宝座，但由于美国社会撕裂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根源，所以，拜登上台有可能“缓解”但不可能“治愈”已经被严重撕裂的美国社会。类似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社会条件已经形成，不能排除美国会借此机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近些年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通常会在投票日第二天晚上11点多揭晓，然后是各国政要表达祝贺，新旧政府开始交接。但2020年大选结果在投票后两个多月内仍扑朔迷离，甚至直到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前任总统特朗普仍不承认败选。他不仅拒绝参加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甚至还不时造出流言：他将恢复总统职位。从竞选之初一直到现在，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在全国各地持续对峙，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导致美国许多企业倒闭、店铺关门、失业人口暴增、靠政府和慈善事业救济为生的人数不断上升。然而，特朗普似乎熟视无睹，仍自诩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的一些铁杆支持者不惜冒死冲击国会大厦，宣称：不管输或赢，都支持他。有些州甚至打算脱离联邦独立建国。拜登正式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社会混乱有所缓和，但没有、也不大可能由此走向“大治”,因为美国社会已经严重撕裂了。

一、1%与99%之间的撕裂

贫富分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只不过，美国的贫富分化特别严重。二战后，与整个西方一道，美国经济进入了相对稳定、快速发展时期。1946-1973年，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持续缩小。1913-1940年，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50-0.65的高位上，1931年曾达到0.656的峰值。但1946年起，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明显减小，1967年首次降至0.399后，直到1976年都保持在0.40以下1。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正是基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一时期收入差距的变化，提出了“倒U型曲线”的假设，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拉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2。

按照这一假设，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带来共同富裕，而且美国收入不平等已经越过了拐点，开始明显缩小了。库兹涅茨的这一发现显然对资本主义制度非常有利，他本人甚至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那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确实在不断缩小，美国社会的贫困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也从先前的30%多降低到这一时期的12%左右3。换言之，美国人民确实共同分享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导火索，美国经济同整个西方经济一样进入了持续的“滞涨”状态：经济萎缩，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1974年和1975年，美国经济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4。为维持刚性的生活水平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不得不靠举债度日，开始陷入债务泥潭。雪上加霜的是，1980年美国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并且还伴以13.5%的通货膨胀率和7.2%的失业率5。

怎样摆脱这一困境呢 1981年出任美国第49届总统的罗纳德·里根认为：如果说传统生产过剩的危机是市场失灵导致的，那么美国陷入“滞涨”泥潭则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度，或者叫做“政府失灵”。他提出了两条改革措施：一是放松对企业的管制，二是减税。

所谓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就是允许企业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具体而言包括允许企业利用自己的利润或举债回购自己企业的股票并且待股价上扬后再择机出售，例如2001-2013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就达到了3.6万亿美元6。这实际上是在鼓励企业投机。对于金融业和银行业来说，放松管制则几乎等同于鼓励冒险，例如允许银行向不具备还贷能力的客户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直接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当然，放松管制还意味着企业高管可以自主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1965年，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为20∶1。这一比例1978年上涨为30∶1,1995年上涨为123∶1,2013年上涨为296∶1,2014年甚至超过了300∶1。1978-2013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7。

至于减税，里根给出的理由是鼓励投资。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社会差距明显缩小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建立了“能者多付”的累进征税制，即对收入的不同层级实行不同的税率。在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最高层级收入的课税比曾长期保持在90%以上(见表1)。这一政策对防止两极分化、消除社会贫困、保证美国经济平稳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保守主义者对这种陡直的累进征税制一直愤愤不平，认为这种制度扼杀了人们的进取精神，破坏了市场机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1984年12月29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许多年来，左翼分子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所奉行的这种政策已经证明，它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最佳公式。经济增长要求拥有资本，并有效地运用资本。当通过课税把资本没收，并让政府的部长们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而巧取豪夺时，这两者就都化为乌有了。”9这正是里根总统大刀阔斧减税的理由。

在1986年颁布的税法改革方案中，里根政府把先前的14级累进征税制改为15%和28%两个法定税率，另外对高收入者加征5%的附加税10。这样，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就降到了1917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33%(见表1)。换言之，美国既允许少数人的薪酬迅速攀升又放弃了累进征税制，1%和99%之间的撕裂也由此开始了。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统计，1946-1980年，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在此期间翻了一番;而1980-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50%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仅仅增长了2%,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后平均收入在此期间却增长了20%11。也就是说，自所谓的“里根革命”12以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收益并没有被共享，几乎全都流进了最富者的腰包。这使得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税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美国收入基尼系数都大大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且其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见表2)。

收入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导致财富的进一步集中。1978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还只掌握22%的财富总额，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9%13。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经济。

列宁曾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反过来讲，美国的寡头经济必然改变美国社会的政治生态。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和整个世界经济都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影响至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场危机的炮制者即美国少数金融寡头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其垄断地位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美国当时的五大投资银行已经拥有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产，左右着美国的金融业和整个经济，一旦破产，必将殃及美国的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系。因此，危机爆发后共和党和民主党迅速达成一致，小布什总统在离任前签下了一笔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随后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又让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买下了这些大银行总计近1万亿美元的坏账，并且为另外的近3万亿债务提供担保。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动员这些大银行收购那些面临破产的中小银行。这样，本来应该是最大输家的这几家大银行反倒成了最大赢家。而政府所用的资金当然来自纳税人，此外还有数百万人因为各种相关规定失去了自己的房子15。这就等于让99%的多数人掏腰包甚至勒紧腰带来进一步养肥1%的少数人!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立场完全一致。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在1%的人手中，美国的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美国的贫富分化使总统竞选的费用迅速上扬：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花费2000年为40.6亿美元，2004年为50.6亿美元，2008年为60.2亿美元，2012年和2016年都约为70亿美元，2020年甚至超过了140亿美元16。这些钱主要来自富豪们的政治捐款。他们想选择自己的代理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

为防止公权力落入少数富豪手中，美国1971年颁布了《联邦选举法》。该法不仅对个人的政治捐款数额做了严格的限制，而且要求所有候选人必须公开接受的捐款，且所有开支必须透明和符合相关规定，即专款专用。为突破这一限制，美国一些大企业以组织和动员自己的员工参与政治为由，开始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作为非盈利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名义上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其实际职能主要是为自己所支持的公职候选人或某一公共政策征集捐款并组织各种公关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公职的选举。因此，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两党竞选改革法》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做了严格规定。但是，在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作为一类法人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独立开支和政治言论，同个人的开支和言论一样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享有自由。这就使得此前捐款受到限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地接受公司、工会以及个人的捐款，也可以不受限制地把这些捐款用于与选举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各种事务当中。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以至于自2010年以来，美国媒体在原来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前加上了“超级”二字，美国各地注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也由先前的300多个，迅速增加为2000多个。虽然在法律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开支必须独立，且不能与任何候选人或政党直接挂钩，也不能直接资助某一候选人或政党，但它们可以在媒体上发布各种视频、文章、广告表达意愿，抹黑某些候选人或公共政策，从而为自己所青睐的候选人或公共政策造势，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用曾亲自参与了从市长到总统各级选举的伯尼·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自2010年以来，“富人、大企业可以不受金钱限制地掌控竞选。结果是：很多媒体的头条都登有竞选广告——电视、广播、网站——这些媒体都是被富人阶层掌控的。事实上，在很多竞选中，富人捐款比候选人本身的作用还大。在每个州，无论是参议员、众议员、州长选举还是州立法的通过，市政厅、校董事会、法官的选任，全部都是富人决定的”17。

罗伯特·赖克指出，“当腰缠万贯的富人声音最为响亮时，大多数公民表达意见的自由却遭到削弱。”18他认为，不受制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两种相生相伴的危险，并引用19世纪美国平民派改革家玛丽·利斯的话说：“我们的国家成为华尔街的私有财产。我们政府不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为华尔街所有、由华尔街治理和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19于是，2011年9月，爆发了震惊世界、持续近两个月、波及美国上千个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集会民众以静坐示威的形式抗议美国的金钱政治。那时，美国1%和99%之间的撕裂已经公开化了。奥巴马政府对该运动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他自己实际上已经被1%的人收买了，最后还派出大批警察，将占领者强行清出华尔街。

2017年特朗普就任第58届总统后，以刺激美国经济为名，又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公司所得税由先前的35%降至21%,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先前的39.6%降至37%20。降低公司所得税的措施对吸引美国制造业回迁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美国经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由于同时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短暂复兴的收益最终又几乎全部落入1%的人的腰包。美国社会1%与99%之间的撕裂日益恶化。

然而，如此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却没有被列入2020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最后一次面对面辩论的议程。特朗普在这个问题的立场可谓路人皆知，他本身就属于1%的亿万富翁行列，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居然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向特朗普发起挑战，甚至刻意回避，自然令美国公众失望。正因为如此，在首场公开辩论后，当特朗普和拜登分别宣称自己赢得胜利时，就有美国媒体评论说：无论他们俩谁赢，输的都是美国。因为，无论他们俩谁出任总统，都解决不了美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二、劳心与劳力之间的撕裂

虽然美国社会的撕裂不能完全归咎于特朗普，但在新冠肺炎防治上他则是罪责难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最丰富的医疗资源，但由于他的判断失误和不作为，美国居然变成了新冠肺炎的重灾区，几十万美国公民白白失去了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居然还能赢得7400多万张选票，比2016年多出1000多万张，虽然少于拜登，但毕竟达到了历史第二，且在谋求连任的总统中遥遥领先。这样的一个候选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支持者?这是因为，当今美国社会不仅形成了1%与99%之间的撕裂，还形成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撕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悄然转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一大批知识密集型、附加值极高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芯片业的兴起，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附加值低的传统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国外，特别是那些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固然使美国资本家赚到了更多的钱，但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本土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的谈判能力下降，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

图2显示，从战后到198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与美国的净生产率基本上保持同步增长。通俗一点说，美国社会基本上共享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但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美国的净生产率持续提升，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却停止不动了。到2014年9月，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仅为20.67美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与1979年基本持平，比1973年1月还要低(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1973年1月的平均时薪为22.41美元)21。

由于收入急剧集中在1%的人手中，进入80年代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在下降，但相比于工人阶级，还是稍好一点。据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统计，“2013年，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的时薪比未接受大学教育者平均高出98%,与五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要高出很多——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比没有大学文凭者分别高出89%和64%。”23也就是说，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实际上把美国社会撕裂为两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部分和传统产业工人。前者是受益者，后者是受损者。

这种撕裂对美国两大政党来说都具有挑战性，因为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毕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代表着历史潮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要想上台执政，都必须保证本国经济增长、资本家有钱赚、工人有工作。为遏制中国、与欧盟竞争、为美国资产阶级开拓亚洲市场，奥巴马政府曾煞费苦心，精心策划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美国产业工人认为，这个协议会导致更多的美国制造业向亚太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资本家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的确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更多的美国工人会丢掉工作，收入下降。因此，美国产业工人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具体一点说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特朗普恰好抓住了这一点，在2016年大选中不仅明确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还明确表态：如果当选，一定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那次选举中，正是美国工人的选票，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特朗普也没有食言，几乎在就任总统的第一时间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又接连签署了下调美国公司收入所得税和上调美国海外资产税两个法案。结果，先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制造业确实回迁到美国，美国经济有了复苏的迹象，失业率明显下降，美国工人也因此变成了特朗普的“铁粉”。在他们看来，美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力，要怨中国和天灾，不能怨特朗普。因此，在2020年大选中，他们义无反顾地把选票再次投给了特朗普。

同2016年大选一样，民主党在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较发达、开放程度较高的州特别是沿海各州取得了完胜;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经济欠发达、开放程度偏低的内陆各州则成为了共和党的基本盘。在受教育程度处于中间位置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一直不相上下，这些州通常被称为“摇摆州”。

图3中的数字是各州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排名。东、西部沿海各州(和特区)受教育程度排名普遍较高，民主党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也普遍较高，与美国媒体以红色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描绘的选情地图几乎完全吻合。

美国社会的撕裂还体现在能源问题上。美国既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到目前为止，化石能源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能源。也就是说，化石行业一直是整个美国经济的基石，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亿万富翁，也为众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化石能源不仅污染严重，而且不可再生。随着全球气候的恶化和化石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国逐渐达成了共识：必须开发和利用能够替代化石能源的绿色能源，人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欧盟、中国政府和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经国会批准后，美国正式加入了该协定。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最近几年，几乎每次联合国大会都会讨论气候问题。美国人民对这个问题也有广泛的共识。用美国联邦资深参议员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科学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我们需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改变能源系统，防止对地球造成巨大破坏。此外，许多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朝着能源效率和可持续能源迈进，不仅是为了对抗气候变化，也是为了提高为人民提供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的能力。”25美国也确实兴起了一些可以替代传统能源的新兴产业，如地热、生物质能、辐射能、潮汐能、风能、太阳能产业等。相比之下，化石行业有逐渐失宠之虞。于是，在这个行业已经赚到巨额资金的公司和家庭，为自己的利益，在最近几年做了大量影响政府决策的公关活动，其中就包括促使特朗普相信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气候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导致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还放宽了对化石行业的管制，使得小布什政府开启的页岩气开发行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2018年，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美国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开始大量出口天然气。能源的充足供应，大大降低了美国经济的生产成本，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为美国富豪增添财富的同时，也为美国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得化石及其相关行业从业者成为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德克萨斯之所以要为特朗普打抱不平，要求最高法院否决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并在诉讼被驳回后声称要脱离联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克萨斯拥有全球最大的炼油中心，天然气产量独占美国的四分之一，石油产量独占美国的三分之一，石化行业的产值占全州GDP的一半以上。

但是，可持续发展毕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虽然得到了一些实惠，但却使自己的世界地位大打折扣，长远利益受到影响。此外，绿色能源毕竟代表着历史潮流。放任传统能源即化石能源的发展，客观上必然抑制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假以时日，会使美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正因为如此，美国知识界普遍要求美国政府改弦易辙，重回《巴黎气候协定》,重新重视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于是，拜登在选举之初就许下诺言：只要当选，美国就立即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在宣誓就职的第一天，他就兑现了这一承诺。

可见，与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撕裂基本一致，在绿色能源与传统能源问题上，美国社会的撕裂也非常严重。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据此把美国股市的全部股票分为绿色能源(蓝色，即拜登篮子下的收益者)和化石能源(红色，即特朗普篮子下的收益者)两组。以2019年12月为起点，观察两组股票的发展趋势，发现：进入2020年6月份后，随着选战的日益激烈，两组股票的走势开始分道扬镳，蓝股日益上扬，红股节节走低(见图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走势?拜登显然没有操纵股市的能力，美国投资者显然也不是毫无根据地下注，民意走势才是背后的原因。可以看到，3月份后的各种民意调查综合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特朗普(见图5)。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当选还是反映了美国民意。

三、美国离社会主义还有多远?

显而易见，美国社会的撕裂，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根源，不能归咎于某一届总统或某一次决策。但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这四年，美国社会撕裂日益恶化，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美国选民之所以把票投给拜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拜登是建制派和稳健派的代表。美国选民显然希望拜登能够制止撕裂，他在竞选之初也许下了这样的诺言。

不可否认，民主党在缩小收入差距、控制两极分化方面曾做过许多努力。从罗斯福新政、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克林顿的税制改革一直到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莫不如此。民主党一直被美国的保守派描述为“社会主义之友”。相比于共和党，民主党的确更关注下层选民的利益。

但正如前文所示，因为知识经济兴起和全球化，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相较而言，民主党更关注中产阶级，传统产业工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弃儿”。而特朗普在“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下提出的一系列迫使美国制造业回迁的政策给许多美国工人带来了新机遇。在他们心中，特朗普不仅是民族英雄，而且简直就是“救星”,相反，拜登充其量不过是个“官僚”“迷糊虫”,甚至是“叛徒”。这给拜登的社会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

不仅如此，由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实际上并不符合美国金融寡头和科技巨头的利益，因此在2020年大选中，他们很早就明确表态支持拜登。截至2020年10月14日，拜登筹得的9.38亿美元捐款，有近三分之一来自于100多名亿万富豪及其配偶和他们的家族基金会。特朗普本身就是亿万富翁，但在富翁们的心目中，钱是成功的标志，多多益善。他筹得的5.96亿美元捐款，大部分也来自亿万富翁28。可见，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都必须为1%的亿万富翁服务。美国媒体也因此对他们的第一次公开辩论感到失望。

可见，美国社会的撕裂和矛盾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撕裂和矛盾。罗伯特·赖克认为，美国政坛的主要断层线不再存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认为游戏受到不正当操纵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穷人与操纵着游戏的大公司、华尔街人及亿万富翁之间。因此，美国民众普遍希望能有第三种选择。2014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两大政党可以充分代表他们，而5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代表民意方面表现十分糟糕，因此需要第三党29。

当然，并不是人民希望有第三种选择，第三党就能够发展壮大起来。实际上，早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亿万富翁罗斯·佩洛就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赢得近2000万张选票，得票率达18.9%30。但实际上，半路杀出的佩罗并不是真正的第三方，其施政纲领与共和党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分走了原本会投给谋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的选票。2000年，新兴的绿党参加了总统大举，但得票率不足3%31。2020年的这次选举，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驴象之争，因为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美国自由党也获得了参选资格。在几个摇摆州，自由党确实分走了特朗普的部分选票，间接帮了拜登的忙，但其总得票率刚过1%,充其量只是一个搅局者32。

黑格尔说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3美国的社会撕裂固然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既然美国人民渴望变革，希望有第三种选择，那么第三种力量就一定会出现，而且这个力量还真的出现了，那就是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民主社会主义。

伯尼·桑德斯1941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家庭，一家人长期住在一套只有三间半屋的出租公寓中，生活十分拮据。幼年的生活环境使他深深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并且立下了改造社会的志向。但他早年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而是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先后当选佛蒙特州柏灵顿市长、联邦众议员、联邦参议员。2015年，当他首次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人选举时，最初并不被人们看好。在争取民主党总统侯选人提名的过程中，桑德斯援引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等改革，公开打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他猛烈抨击美国的两极分化，坚决反对寡头政治，谴责极少数富豪干预和操纵政治，提出了全民医保、免费教育、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绿色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主张。选民的热烈响应，令桑德斯一路战胜了几百个竞争者。虽然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最后竞争中，以微弱劣势败给了有过三次竞选经验的克林顿团队(比尔·克林顿两次竞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提名),但正如他自己反复强调的：“竞选远不仅为了选举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竞选是美国的一场革新，它表明真正的变革从不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才会带来变革。当数百万的普通民众并肩为正义而战，变革也就应运而生了。”34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约翰·巴切特尔当时也为之振奋，说道：“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总统选举，这也是一场大大拓宽了政治想象力的运动，使成千上万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进入政界，并且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全国性讨论。桑德斯无论赢还是输，美国政治都将因此而变得不一样，因为激进的新思想被广泛讨论，新的力量使选举充满活力。”35美国民主党民意调查部主任约翰·戴拉曾这样评论：“他不是将一个党带往左方，他是将一代人带往左方”“不论输赢，桑德斯都影响着美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代人思考政治的方式。”36正因为如此，2016年4月在美国《时代》周刊举行的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比中，桑德斯力压群雄，排在第一位。

在2020年大选中，79岁高龄的桑德斯再次披挂上阵。在2016年纲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为抑制寡头经济和政治，必须拆分那些大企业、大公司、大媒体，尤其是大银行，必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保证勤劳的人们能够养家糊口。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更响亮、更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号：重新分配利益!同2016年一样，桑德斯再次激发了美国选民的政治热情，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中，一路高歌猛进，大有盖过拜登之势。后来由于奥巴马的亲自劝说，桑德斯才放弃与拜登的最终对决，促成了拜登的上台。

桑德斯为什么要放弃呢?既然有那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为什么不退出民主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直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呢?原因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37美国社会下层确实已经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渴望变革，欢迎革命。但到目前为止，美国上层不仅愿意，而且还能够照旧生活下去。特朗普虽然至今仍不承认败选，但最终还是自行离开了白宫。拜登虽然不能治愈美国社会的撕裂，但他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对抑制撕裂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此外，美国目前毕竟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其GDP独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其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万美元。美国社会虽然已经严重撕裂，美国经济的发展虽然遇到了问题，但美国民众现在还不会揭竿而起。也就是说，美国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干柴在美国毕竟越积越多，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难以控制。特朗普虽然自行交出了权力，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梦想重返白宫。而77岁的拜登之所以能够赢得2020年大选，与其说是美国选民对他寄予厚望，不如说是对特朗普的极度失望。因此，类似于1860年美国第19届总统选举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形成：总统职位的变动随时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从而引发社会革命。届时，美国为什么不会走向社会主义呢?(注释略)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02

来源时间：2021/7/26   发布时间：202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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