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舜:怎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加可信可爱?
作者:黃裕舜 文 陈一唯 译 来源:中美印象
习近平总书记五月份在与党内高级领导人的会议上呼吁塑造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凭借“开放自信”和“谦逊谦和”的态度“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习近平: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习的这番讲话基于如今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正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焦点相较于川普时代转变远小于预期。除美国之外,中国还对G7成员国的措辞愈发尖酸刻薄,近日一位中国漫画作者就G7各国描绘了一幅颇有嘲讽意味的对“最后的晚餐”模仿作品。中国外交官与从印度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展开口水战,其猛烈、坚定的形象受到国人的热捧,而在国外的反响就最保守的情况而言也只能算参差不齐。
要想理解塑造“更可爱中国”的切实必要性,必须要了解中国在国外声名狼藉的国际形象、以及来自传统盟友或之前本愿与中国展开合作的国家如今一落千丈的支持率的大背景。无论是在东盟各国(在拜登就任后东盟各国对美国的友好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或是在欧洲主要的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其对华贸易的结构性开放没能战胜潮涌般试图破坏中欧投资协定的公众舆论),中国国际声誉每况愈下毫无疑问,对华好感度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韩国和美国中也在急剧下滑。
在习近平最近的讲话之后,很多评论讨论他是否真正的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然而,我想关注一个稍微不一样的问题:如果中国真心实意要在国际社会眼中变得更可爱、更受欢迎、不再那么有威胁性,都有哪些办法?中国怎么做才能够抵消由如今外交政策造成的伤害?这些做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本文将重点讨论这三个问题。
首先,当涉及到由国家发表的言论,中国必须讲策略,做到内外有别。北京对内舆论日益频繁地展现民族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在去年痛苦的疫情过后,这不仅是一种激发公众对政权支持的方式,也是对中国人民感到更加自信的一种回应。民众自愿地接受符合他们口味和世界观的民族主义的措辞本质上也没有什么错。
然而当内宣与外宣互相混合时,问题就出现了。前者(内宣)有其独特的目的,主要是用于安抚和满足国人,并且让党的有效统治在人民眼中显得更为神圣,后者(外宣)理论上应该联通中国与世界的不同、用国外观众可以理解的话语和用词传递中国独特的故事和历史轨迹,外交传播及既不应该等同于内宣也不属于内参,相反,它的重点应该在友好、开放、以及在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不必要地引起国外听众的反感或可能被视为对全球秩序造成最终威胁的行为。只有在采取了一个能够有效区分“内”和“外”的防火墙之后,中国的外交官才能够帮助恢复中国在国际上那些还未对中国形成固有印象但对他们眼中蛮横的行为和言论甚是反感的国家中的形象。正如习所说,“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
其次,中国如果学会从杂音中区分出信号,它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一些中国的外交官、政治理论家、意见领袖把所有“西方秩序”的成员都看做敌对势力,都视意图削弱中国的进步与崛起,破坏中国试图在国际舞台上重新取回正当位置的努力(“西方秩序”本身并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存在),这种观点把杂音(主要来自于逐渐壮大的少数群体,讽刺的是这些少数群体的壮大主要归咎于个别中国代表的好斗)误认成信号。的确,西方世界一些国家对中国有不容忽视的不安与忧虑感,但这一定等同于被民族中心主义玷污和传播的对中国崛起根本性的反对吗?在我看来这是明显不可能的。
并不是每一个西方人都在寻求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伯尼.桑德斯在他最近于《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文章(伯尼·桑德斯:华盛顿对于中国危险的新共识)中恰当地警告道:“将我们的外交政策围绕于与中国的零和全球对抗… 不仅不能导致中国拥有更好的行为举止,还会在政治上变得危险、策略上事与愿违。”中国不应该把赢取西方世界的心看作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尤其是当这种看法只会更加助长那些希望中国这么做的对华鹰派们的言论。
西方世界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妖怪”,即便确实是有大量类似的“妖怪”,他们表面上是在批评中国国内政策,实际上是乔装打扮的种族主义“狗哨”(dog-whistle),绝大多数西方民众仍对中国的崛起保持开放心态,他们所谓的恐惧与怀疑是基于中国所表现的高度攻击性,一些中国外交官在辩护他们表达上的好斗性时,认为回击是中国对西方不断增长的施压的必要的“正当防卫”,然而“防卫”只有在真正效果时、在面对真正的威胁时才算“正当”,如果中国把西方看作是单一的并且全部都是危险的,那么确实所有行为都可以当作是一种防卫,然而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极端的、绝对的对中国内政和政治结构的批评的确是那些意图维护中国利益的人必须要抵抗的,但并不是所有西方的批评都是如此,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多边关系、电子通讯安全以及劳工权益的担忧,都能够通过开放、友好、证据充足的反驳或自我修正来解决,这只会改善而不是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最后,现在应该是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避开近些年逐渐演变的摩尼教思维(Manichean)的时候了,要求国家明确表明支持或反对中国/美国的论点都是有理论缺陷的,并且只会对推进两国在最紧急、显著的世界难题上的合作起到反作用。更重要的是,哪怕一个人不相信寻求合作一类的观点,他也应该考虑另一种从减轻风险角度出发的看法,对彼此意图的误判、不一致的预期和根深蒂固的误解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冲突可能自然而然的在从南海、台湾到中印边境和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一触即发,原因则往往与各国的意图无关,并且超出各国领导人的掌控。
如埃利森(Graham Allison)所警告的,当今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可能不是中国本身的意图或倾向,而是中国对美国的侵略性作出的一种回应。华盛顿和北京应该都以此为鉴,全面对抗不能够成为通往未来的道路,一个更可爱的国际形象需要中国给予那些还未决定、矛盾着的或正战略性躲避西方和中国的国家更大的自由度和喘息空间,强迫周边国家和可能的盟友去(在中美之间)做出决定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利于世界,位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才是外交能够也必须去达成真正的协商和妥协的地方。
假设北京真的热衷于重新调整它的外交政策,以上的讨论清楚表明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确实,我们必须严厉质疑那些认为中国只需要做出表面调整就可重获近些年被中国疏远的国家的心的人。恰恰相反,中国需要的,是在面对敌意愈发浓厚的国际社区时拥有战略的敏锐和灵活。
来源时间:2021/7/3 发布时间:2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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