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要勇于承认和统不力，要在统一中培养接班人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执政者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不是所谓西方现代的政治特征，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特征。在如何监督问题上，中国正在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但总体来说，这些安排还比较薄弱，无论在地方层次，还是在中央层次，都是如此。且不说这种监督离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有多远，就现实政治的稳定性来说，它也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执政队伍中的很多人身在庐山之中，迷幻于太平盛世，对繁华背后的危机表现得很冷漠，甚至很麻木。

台湾问题就是危机当中的一种。危机的严重性可能超出很多执政者的预料。改开后，为了改革开放这一核心目标，在台湾问题上，大陆采取了战略宽松的方针，具体说来，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确定这个方针时，大陆有关方面和人士内心中的想法就是不急于统一，这与国民党追求长时期的分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拍的。但是，大陆方方面面没有预见到战略宽松会鼓励“台独”的发展，更没预见到“台独”势力发展如此之快，直至今天主导了台湾政坛。

历年来，大陆有关部门在总结对台工作时，一方面大谈和统工作的成绩，一方面严词谴责“台独”的发展。这种总结是很奇怪的，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如果和统工作是有效的，那么何来“台独”的发展？

在总结和统工作经验时，有关部门总是讲些经贸和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数据。这些交流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们是“和”的经验，而不是“统”的经验，因为两个国家之间也可以有这些交流。也就是说，改开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谓和统的工作，实际上是“和而不统”的工作，至少是“和而欠统”的工作。

人民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中的很多事情他们并不清楚。在台湾问题上，有关部门做了哪些事，有什么样的过程，广大人民的确不甚了了，但是他们可从从结果倒推过程：从“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可以倒推和统工作不力的过程。这个已经是最温和的评价了，更进一步的批评就不只是“和而欠统”、“和而不统”，而是“和而养独”了。网民将有关部门称为“养独办”，就可见对过去和统工作的失望、不满，甚至愤怒。

有关方面和人士对台湾民意的变化了然于胸，对大陆民意的变化则缺乏敏感。他们以为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怎么说，怎么做，大陆人民总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认的。对于媒体和民间的批评，他们仍然保持居高临下的姿态，忘记甚至颠倒了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

有关人士动不动就拿出“中央”的大帽子，要中央为其工作不力背锅，指批评者为“妄议”。他们不是不知道，长期以来，广大人民对和统政策是支持的，但因和统工作不力，“台独”势力猖獗，他们才质疑和批评有关部门的工作。有关部门和人士如果真为“中央”着想，减轻中央压力，应该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这种责任逻辑是清楚的：和统工作不力助长“台独”势力发展，有关部门的责任不等于中央的责任。

有关人士要拿出共产党员的担当精神，不能把乌纱帽的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士承担责任，主要不是为了让责任有个着落，而是为了进行有效的政策检讨，以为探索更加完善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就台湾问题来说，大陆现在面临某种“政策模糊性危机”，也就是有点首鼠两端，结果两头皆失。

承认过去的和统工作不力之后，接下来就要讨论还有没有更好的和统办法，如果有，那就切实推进，并公之于众。两岸“秘密沟通”方式已不再有效，也非常危险。有关人士也许设想过在避谈统独问题的前提下，与民进党私下沟通，谈出两岸和平发展新路径。如果真的走出这一步，就会进一步鼓励“台独”势力，并严重地失信于民。在一些声音的反对下，有关人士收回了这种冒险的想法。在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之前，大陆有关方面要切断与民进党的各种交流。

大陆主动切断交流会带来很多反对的声音，尤其是那些与台湾有各种利益瓜葛的人。这里要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切断与民进党的交流并非切断与台湾的交流，但这二者之间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需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凡是有利于民进党的交流，都要首先考虑切断，即使对台湾人民有利，也要慎之又慎；二是要用国家安全的标准去检讨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国家安全的交流可以继续推进，反之，则要缩减或停止。这里面的评估是个模糊的变量，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以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大陆不少人不讲原则地谈和平、谈交流，而闭口不谈统一问题，其实他们内心已不在乎统一与否，只看到交流所带来的眼前好处。有一些大陆人甚至不关心两岸未来是否会统一，而是想就这么“和平”地拖下去，等到大陆真正发达了，台湾即使独立了，似乎也没什么。

且不说两岸统一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只就大陆内部的政治稳定而言，台湾问题已经成了继续执政的危机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力是与两岸统一问题紧紧绑在一起的，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其历史合道性之一，如果放弃统一，就等同于放弃执政。这就是“必须统一”的最高政治逻辑。

至于“必然统一”，则与实力与形势的变化有关。外交和对台系统的“两必”说法主要是讲给大陆人民听的，后者已经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之所以还没有生出什么事情，主要是人民中的绝大部分是相信执政者的，相信他们会兑现自己的诺言。他们更多地是关心什么时候兑现，以什么方式兑现。

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执政者有很大的弹性空间，现在这种空间则非常小了。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民进党，一方面要归功于特朗普，他们让大陆人民对和统的希望趋近于零。大陆执政者的应对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的变化。大陆的民意不同于台湾的民意，后者在选举政治的操弄下，可变性更大。大陆民众对强力统一的期待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发生改变。大陆执政者如果不继续顺应这种民意，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执政危机就有可能变得难以应对。

大陆政制出现的一些变化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没有必要去猜测执政者当时是否主要考虑的是台湾问题，形势的发展导致这种变化的合道性必须与两岸统一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内实现统一或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那种政制变化的合道性就会出现重大问题。

大陆执政者面临着来自官僚阶层和新兴阶层的一些压力，这些阶层对强力统一的反对声音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的声音也能够以各种方式传递上去。然而，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是支持执政者采取强力方式的。这里面的政治逻辑很多人想不明白。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批评执政者的言论，多数出于自由主义倾向。其实，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会跟执政者过于较真，不会给中国带来大的危险。真正的危机还是在沉默的大多数那里，他们是改开后的利益相对受损者。很多人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越是利益受损的人越爱国?

其实全球的中下阶层有这种共同的特点，处于政治弱势的他们更加将自己的命运与政治共同体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是平民主义总是与民族主义相伴而行的政治逻辑。这两种主义都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而是有具体的政治指向。执政者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也几乎一致地用民族主义来化解平民主义的危机。

大陆没有出现平民主义的潮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很好地抓住了工业化的机遇，尤其是制造业大发展的良机，让中下阶层的人民有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自身的政治理念和体制，具有较强的包容平民主义的因素。然而，即使如此，潜在的危机依然是存在的，要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地化解这种危机，把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也几乎是必然的选项。

相反，如果时势发展到某个地步，执政者犹豫不决，首鼠两端，那么潜在危机就有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显在危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力就会面临真正的考验。

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要做一些非常规的事，或者说要解决父辈们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尤其是国家统一问题。改开后成长起来的一两代人受西方影响太深，对这种历史问题认识不深刻，也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非常规魄力。现时代恰好处于建国后浪向改革后浪交棒的时期，前者要将一个什么样中国交给后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

是否仍然要将一个分裂的中国交给后者，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那些高喊和平的大陆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而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现在喊和平，其几乎唯一的功效就是给“台独”势力壮胆，也就将两岸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他们也许幻想后代们会有更好的办法保持和平，其实，越到后来，非和平的可能性越大，出现大规模伤亡的可能性也越大。改开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其执掌政权的历史合道性更加地不充足，而其他合道性的建设短期内也难以跟上。这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不接受那些跟自己差不多的人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

无论实行何种体制，变革中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具备某种超常的因素，这种因素或者是创造出来的，或者是继承而来的。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想将自己的超常权威能够延续两代人，以保证自己开创的事业在能顺利发展个二三十年。他的愿望的确实现了，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很难做到的事。

习近平有胆有识，自己创造超常因素，但能否做到邓小平那样，让中国在其之后的两代人沿着既定的路线顺利发展，还是很难预测的事。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在中国统一进程中培养接班人。

既然做出“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承诺，那就要充分认识到国家统一是非常艰巨、非常复杂的伟大斗争。外部敌对势力就是要利用这个问题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途夭折。中国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比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还要艰难的时期。这也是培养新一代领导人的大好时期。国家必须统一，但也必须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统一，更有必要将国家统一作为中华文明走向更大辉煌的新起点。所培养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需要有更深远的国家和文明发展的眼光和更强大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1/6/8   发布时间：20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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