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他們在川普問題上分裂的原因及其對中國民主化的啟發: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6)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美印象
【编者按:本文原載於澳門《訊報》2021年2月12日和2月19日,作者授权本站发表,作者這裡略有修改。文章中的观点为作者所有,不代表本站任何立场。延伸阅读:從美國大選看左、右意識形態光譜: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1);從他們在川普問題上的立場看他們的極右傾向: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2);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3);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4-7): 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4);從美國大選看知識分子思維方式的誤區: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右傾向批判(5)】
美國最有名的防疫專家福奇去年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到美國的疫情已經帶給國人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很多人仍然認為這是假消息。明明就在眼前發生的事情,一些人卻仍然堅持認為眼前的事實不是事實。他感到非常錯愕,目瞪口呆,很難接受(Elisabeth Rosenthal, “When Will We Throw Our Masks Away? I Asked Dr. Fauci,” 2020年11月19日)。
其實在川普問題上,正如我們在前面幾篇文章裡討論的,挺川的極右派對眼前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又何嘗不是讓人目瞪口呆。我在這篇文章中,將討論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川普問題上分裂的原因,並討論如何處理這些分裂從而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川普問題上分裂的原因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什麼在挺川和反川問題上會有如此之大的分裂呢?Anne Applebaum討論了為什麼20多年前在她的波蘭家裡聚會的一群波蘭、英國、美國、俄羅斯右翼古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後來分道揚鑣。有的像他們夫婦一樣保持中右立場,有的變為中左,還有一些人受威權主義誘惑,變為極右,向專制和威權傾斜。(這裡關於其他國家知識分子向極左或者極右轉變的討論,見曾夢龍,“安妮阿普爾鮑姆談民主曙光和朋友分裂,知識分子為什麼受威權主義誘惑?”)。
知識分子的分裂有的可能是受到名利、金錢、物質、社會地位等等的誘惑。比如蘇小和在2021年2月5日的推特上說他在去年11和12月的“油管頻道賺了很多錢”,非常“感謝川普總統”。而當川普去了弗羅里達之後,他的“頻道點擊率也直線下跌”。他說“無論承不承認,川普總統都是我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盈利焦點”。或許至少一些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挺川是有利可圖的事情。
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了國家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極左或許和名利也有很大關係。人們可以想像他們在得到權力的厚愛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樣子。其實不用想像,我們在媒體上也看到了。
還有的是感到“文化絕望”,而投入煽動者的懷抱。前引文章中談到美國右翼知識分子感到“民主黨和自由派精英對美國的民族認同和基督教價值觀構成威脅……在西班牙,右翼Vox黨的知識分子堅持認為,基督教文明面臨著來自‘伊斯蘭敵人’迫在眉睫的威脅”。
其實在華人中也有很多這樣的知識分子。最典型的可能是周孝正教授,既對中國文化失望,也對美國文化失望。他說四年後他發現大多數主流媒體謊話連篇、政客勾心鬥角、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選舉也不神聖、大科技公司動輒封號禁言讓他“膽戰心驚”、三權分立不穩定不可靠、自由燈塔也會熄滅,所以他要做點什麼了(見周教授2021年1月20日文章“大選讓我睜開眼睛”)。《川普主義》一書的眾多作者們比如叢日雲、高全喜、劉軍寧、王建勳、蕭瀚等人也都是這樣的文化絕望主義者。
還有一個原因是知識分子被威權主義本身所吸引:他們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們變成極右是因為他們對左翼思想的仇恨。蕭功秦從1980年代起就是威權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儘管他把其稱作“新權威主義”,並希望從那裡過渡到民主。他或許得到了威權主義當權者的同情與理解,當年也被邀請去了重慶。但是他並沒有得到當權派們真正的青睞。不過不少知識分子對威權主義還是情有獨鍾的。他們希望開明專制出現,但是開明專制一直不出現,可能是因為開明和專制經常是相互矛盾的。
有極右傾向的知識分子們挺川或許主要是因為上面所說的文化絕望以及自己意識形態(在民族認同、宗教和傳統上對左翼的仇恨)的極右傾向。當然文化絕望和意識形態是相通的。當普世價值威脅到這些傳統的時候,他們會失望以致成為極右。
但是如果知識分子在原則與責任問題上丟掉了普世價值、丟掉了對人權的追求、對“非暴力”的追求,如果失去了專業主義的精神,不去追求真相的話,他們就丟掉了自己,丟掉了知識分子的地位,斯文掃地。讀者也會懷疑你在另外的事情上是否也不能被相信。這個代價是很大,讓讀者拾回以前對你的信心是不容易的。
或許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人性的弱點。Charles Sykes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 說在川普問題上美國人的分裂,說明美國人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價值、品行、誠實、憲政慣例問題上,他們同樣會心口不一,或者說一套做一套。他們也很容易上蠱惑宣傳的當,願意相信奇奇怪怪的陰謀論。我們的朋友或者鄰居對民主規範的追求或許比我們原來想像的要軟弱。
在上述同一篇文章裡,Larry Diamond也說在美國有相當多的人對濫權、持久的信息誤導、粗鄙的言行、壓制投票等違反民主規範的行為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故意縱容。越來越多的人甚至認為為了自己黨派的利益,暴力都可以被合理化。
的確,班農說傳染病專家福奇和聯邦調查局局長Wray應該被處死,並將他的頭顱掛在竹竿上,立在白宮的兩邊,以警示那些不聽川普話的官員。川普競選團隊的律師Joe diGenova說任何像被川普開除的聯邦政府負責選舉網絡安全的Krebs那樣認為這次選舉沒有大規模舞弊的人,都應該被處死(Jim Acosta, Jake Tapper, and Devan Cole, “Trump Attorney Issues Call for Violence against Truth-Telling Former Election Cybersecurity Official,2020年11月30日)”。我們在前幾篇文章中也談到了中國/華裔知識分子希望利用民兵奪取美國政權的例子。
可見,在人性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也不是獨一無二的,他們也會有同樣的問題,有要善還是惡的問題,知識分子也一樣。中國人不比美國人好,都有人性的缺點,比如接受領導人物的蠱惑宣傳,隨歌起舞,鼓吹暴力;他們也不一定比美國人差,可以自我反省自己的問題,像現在的美國、1980年代的中國。希望這次的分裂也可以引起新一輪的反省。
如何處理這些分歧並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知識分子的極左和極右傾向都是我們在民主化過程中要時時警惕的。John Lewis(“Together, You Can Redeem the Soul of Our Nation,” 2020年7月30日)說民主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而是一個行動,每一代人都要儘自己的責任去建構它。“民主實際上是個動詞”,包括投票、遊行示威、組織動員等等(Maria Hinojosa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2020年11月19日)。這也是Lewis所說的“製造好的、必要的麻煩”。當然還有民主制度的創立、法治的完善、公民社會的構建、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爭取等等。
而且一個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後,並不是就萬事大吉了。由於人性的弱點,人們需要不斷地去維護它、完善它。人們也需要不斷地克服自己的弱點,並且在制度上、教育上、法律上去遏制人性中的惡,比如撒謊、造謠、傳謠、暴力等等(Nicholas Carr 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民主才有可能。這是這次美國大選帶給大家的最重要的教訓。
中國民主制度的建立,也需要人們在這些方面去努力,否則便沒有建成民主的可能。人們需要克服前面兩篇文章所討論的極右與極左傾向的思維方式,繼續思考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循序漸進,拒絕暴力,並且在實際生活中盡量踐行民主,比如建立民主文化如自由、獨立,支持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公民社會等等。
至少要向哈維爾說的那樣,“生活在真實中”,堅守普世價值、克服人性弱點、尊重事實、拒絕謊言、尊重邏輯、反對專制。其他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的經驗都是我們要吸取的。
如果說上面是一些關於民主化的原則問題,那麼下面則是如何處理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挺川反川問題上左右分裂的具體措施及其對中國民主化的啟發。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無論是挺川還是反川,大家的感情都是真摯的。去年11月8日,人在美東的陳破空先生,在YouTube上主持了一場和網友的互動。陳先生臉色凝重、語氣悲嗆地說,“我們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叫川粉也好,叫特粉也好。我們為川普鼓與呼,為川普現象、川普運動、川普革命,這次選舉都做了很多的貢獻……。現在大選的形勢非常得嚴峻,很多朋友都經歷了沮喪、失望、焦慮,甚至傷心,還有很多的不眠之夜……。我們心都是連在一起的,你們的焦慮就是我的焦慮,你們的沮喪就是我的沮喪,你們的失望就是我的失望,你們的傷心也是我的傷心,甚至於你們的眼淚也是我的眼淚,你們的不眠之夜也好似我的不眠之夜。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交流一下,相當於是安慰和鼓勵吧”。與此同時,反川的知識分子感情同樣也是真摯的。
其次,雙方都認為這是一場良心與對錯之爭。我自己在朋友圈裡也曾經說過,這次選舉是正氣與邪氣之爭。也即尊重科學還是反科學;尊重事實還是謊話連篇;讓不同的種族、性別、階級、宗教、意識形態的人團結起來還是將他們進一步分裂;做一個文明禮貌正直的人,還是做一個天天給別人起外號、天天霸凜別人,不把別人當人的人;最後,是要民主還是要威權甚至獨裁。
挺川的李劼也認為是正邪之戰,只不過他的“正”是川普和共和黨,他的“邪”是“中共在美國的代理人民主黨”(見大紀元對他的採訪,“專訪李劼:正邪決戰 美重打獨立戰爭” 2020年11月 26日)。民主黨還有自己的黨校,即美國的各個名校,有自己的黨媒,即美國的主流媒體。這些都是他心中的邪惡。
叢日雲也說這次美國大選是“美國靈魂之戰,是兩個方向、兩種命運、兩個美國之爭,是要不要美國之爭”(政法大學教授:別幸災樂禍,特朗普反對的真就是你支持的嗎”?2020年11月12日)。王建勳“寧可支持一個口無遮攔但其政策有利於西方文明的總統,也不支持一個道貌岸然但其政策不利於西方文明的總統”(見曾夢龍,“安妮阿普爾鮑姆談民主曙光和朋友分裂,知識分子為什麼受威權主義誘惑?”)。
美國的左右各翼也都認為這次大選是美國靈魂之戰(也見Astead W. Herndon, “Biden Asked Republicans to Give Him a Chance. They’re Not Interested,” 2020年11月15日)。看來無論中外、左右,這一點大家都同意。只是一方要的是極右的美國,另一方要的是一個普世價值所主導的美國。
再其次,但是如果大家都認為錯在對方,而且今後老死不相往來,這對中國的民主化也是一個警示。相互之間無法對話的結果就是革命。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證明,按照這種你死我活的套路走下去,革命成功了專制就勝出了。
程宜中說挺川派把“一切批评川普的人士视为亲共的魔鬼和人类公敌”(臉書,2020年11月13日)。史杰鵬公號的關注者質疑他所說的共和黨的聽證會上的證據並沒有被呈上公堂,而且靠民兵來保衛川普政權似乎有毛委員的味道。史杰鵬的回應是“你愛看不看”,“你根本啥都不懂,我沒有耐心給你解釋這些,自己取關好了”(秦全耀朋友圈信息,2020年 12月3日)。秦全耀問蔡霞“你憑什麼相信選舉舞弊”,蔡霞當天晚上就把他拉黑了。何清漣“警告所有仍然在【她】園子裡的拜粉”,“本人與你們當中的所有人,此後不會再有來往,我的世界沒有你們,更乾淨”(2020年11月25日,朋友轉貼)。
但是這個世界什麼時候“乾淨”過。毛澤東不是就要追求一個乾淨的世界,把所有的敵人都消滅掉了嗎?難道我們應該重蹈覆轍嗎?
當然,反川的人也會把“川粉”和“紅粉”踢出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微信群。但是這個畢竟不是解決分歧的辦法。那麼怎麼辦?
第一,擺事實,講道理。如果實在講不通,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說服對方,比如為民主發聲、為普世價值發聲、為公民社會發聲、支持那些有類似價值觀的政治家、為所有的國民都能有更好的醫療保障、體面的就業機會而努力、為包括左右派都在內的人們的福祉而努力(也見Wajahat Ali, “’Reach Out to Trump Supporters,’ They Said. I tried.” 2020年11月19日) 。
第二,如果涉及到政治對決,那麼讓選舉來決定,少數服從多數,願賭服輸,尊重選舉結果。如果有爭議,通過法律解決。如果法庭判決了還不服氣,那就準備下一次選舉再設法翻盤。無論如何,不能採取中國的階級鬥爭這樣砍人頭而不是數人頭的辦法。
第三,中左和中右相互之間不是敵人,應該相互溝通,良性競爭。但是極左和極右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思想方法,都是應該被反對的。無論如何,有一些底線是不能逾越的,比如尊重事實、遵守邏輯、遵循普世價值(這也是良心問題),否則便不可以被稱作民主派。對造謠、傳謠要零容忍,因為這是不尊重事實的非專業主義態度,和極左和極右一樣,是超越了底線的。大家需要尊重別人,承認並尊重別人的不同觀點,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不能越過底線。
比如“西塞羅”居然宣稱民主一定要有門欄,要限制公民的投票權,宣傳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是有一定道理的等等反民主的理論(見西塞羅,“為什麼說這次大選,敲響了美國衰敗的喪鐘”)。國內的極端保守主義者甚至提出“不納稅則無代表”的專制政治口號(見“張千帆:‘保守主義’保守什麼?如何保守?”2020年8月5日)。這更是典型的極右,是不應該被容忍的。
我在上面討論的是“極右傾向”問題。但是如果從“極右傾向”走到“極右”,那就超過了底線,是需要被反對的。
第四,對極左和極右的問題,不能用極左或者極右的辦法來解決,不能搞批鬥,砍人頭,只能靠中左、中和中右做得更好,來說服別人;靠完善民主機制、保證司法公正、企業社會責任等來處理這些問題。如果有法律則靠法律;在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傳統媒體和自媒體都有責任來批判極左和極右,比如納粹主義的言論、專制主義的言論,或者對李毅那樣反人類的言論(即中國新冠死了四千人等於一個人沒有死)。但是這種批判需要擺事實、講道理,用事實、邏輯、良心來說服別人。如果的確是不應該容忍的東西,如果法律管不著,傳統媒體和自媒體都有責任對此進行批判。
第五,但是媒體有時候自己就是問題。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自然宣傳的是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自媒體的抗爭能力有限。西方的主流媒體因為傳統與制度的原因,通常會堅持專業主義的原則,追求事實真相。即使五年多來一直挺川的福克斯電視台,也有不少媒體人堅持專業主義,不為川普的謊言背書。臉書和推特在發現有明顯問題的言論時會附言提醒,比如“此說不確切,有誤導之嫌,請參考可信度高的媒體”,等等,直至像對川普那樣封號(這個封號並沒有像周孝正說的那樣是“禁言”,川普還是有很多渠道可以發言的)。不過網絡造謠、傳謠的問題很多,可能網絡平台也管不過來。但是這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如果企業不負責任,應該負上刑責或者受到社會的抵制。
但是騰訊的微信就沒有盡到這些責任。這次在川普問題上,微信群裡謠言充斥。一些海外華文媒體包括自媒體對造謠、傳謠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自媒體的確給了每個人更大的發言機會,這本來是一個很民主的事情。但是有人造謠、傳謠怎麼辦?它不像傳統媒體那樣會被監管,所以也會更加肆無忌憚。
張千帆認為“言論自由意味著造謠、傳謠的自由必須受到保護:一個不允許謠言自由傳播的國家,注定得不到真相,武漢疫情足以說明這一點”(“美國契約的破裂與重建”,2020年11月30日)。這裡有兩個問題。首先,李文亮和其他醫生在網絡上發布的信息不是謠言。所以不是說允許謠言傳播,真相就可以得到。微信允許了多少謠言在上面傳播,真相得到了嗎?還是沒有。只有允許說真話,真相才可以得到。不是說允許謠言傳播,就可以得到真相。蘇小和(2021年1月18日)鼓勵人們要用謠言來抵制主流媒體的所謂“假新聞”,就更是飲鳩止渴了。不過他的確相信謠言就是真相,所以在他口中,這兩個詞已經沒有區別了。這是非常危險的。任何時候都要抵制謠言才有可能得到真相。
其次,造謠、傳謠不應該是言論自由的範圍,應該被批判,因為它的危害太大。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德國納粹主義造謠說失敗的原因是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的破壞。好多人相信了,於是很多社會民主黨和猶太人都被逐一消滅了(我一個朋友的父親就是社會民主黨,也是猶太人,後來舉家逃到天津),德國的民主制度倒下了(Jochen Bittner, “1918 Germany Has a Warning for America”, 2020年11月30日)。中國革命說地主資本家的剝削是中國貧窮的原因,很多人相信了,於是他們被消滅了。“白毛女”、“收租院”、“半夜雞叫”有多少是真的?這些謠言導致多少人喪失了自己的生命?川普大選失敗了,說是民主黨作弊的原因。很多人相信了,於是他們不相信美國的民主制度了,準備武裝起義,街頭革命了,至少一度把美國國會都攻占了,導致多人傷亡。這些危害還不夠大嗎?
所以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自媒體都要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不能允許自己的媒體平台造謠傳謠。至少要像臉書和推特那樣,在那些不實信息上面附言提醒,提醒人們“事實需要信源,觀點需要論據”(“汪詰怎麼看”)。秦全耀也認為微信官方需要嚴加管理,至少在謠言帖上要註明“此帖內容缺乏事實依據”(秦全耀,“建議微信對謠言帖贏予‘缺乏事實’標註”,2020年12月3日)。如果不是這樣,如果商業公司為了自己的利潤而縱容謠言或者斷章取義的偏見橫衝直闖,出賣良心,背叛事實真相,就會有很多人被一種觀點所洗腦。如上所述,這個洗腦的後果是很嚴重的。這才是文明的危機。
以上這些對中國的民主化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與教訓。我們這裡討論的知識分子都是自由派知識分子,都是反對專制、主張民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大家肯定會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不能做到擺事實、講道理、相信民主、相信普世價值、相信非暴力、不造謠傳謠,那就不要假裝是民主人士。如果太多的人都不能堅守事實、邏輯與良心的底線,中國的民主化也就遙遙無期了。
結論
杜延林說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極右化,是“憲政民主的最大障礙”(杜延林,“華川粉現象的意識形態根源”,2020年11月22日)。我這個“中國知識分子極右傾向的批判”系列文章分析了這個極右也是極左傾向的方方面面,希望能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所幫助。
當然我們還需要盡量不往最壞的方向去評價別人。比如我一開始講的我所討論的是極右傾向,而有極右傾向的人不一定就是極右派。人們通常會在左、右的意識形態光譜上因事因時而移動。
不過無論左右,大家都在追求中國的民主化。在追求中國民主道路的問題上,大家能否做到互相尊重,不惡言相向,不把別人當作死敵,非要拼個你死我活,不固執己見,而是心平氣和地、文明地辯論問題,並且求同存異,共同努力,構建民主,的確是一個考驗(也見Ileana Ros-Lehtinen 對美國左右分裂的擔心與忠告in “What Trump Showed Us about America,” 2020年11月19日)。但是只有做到這些,只有大家都拒絕極左和極右,並向中間靠攏,中國的民主化才有希望。
来源时间:2021/2/22 发布时间: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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