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遏制与当下对华战略（下）

作者：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华盛顿时间1月20日，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即将上任。可以预见，美国对外关系将面临多项调整，中美关系亦将面临“机会之窗”。

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有必要理性看待中美关系走势。

昨天，我们发布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在基金会读书会上，围绕《遏制战略》所作分享的上半部分。读书 | 美国对苏遏制与当下对华战略(上)

2018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卢迈在《比较》杂志发文，判断美国对华战略已经完成了由接触向遏制的转型。

今天的分享，俞建拖将着重分析冷战前后遏制战略和中国发展，并对当下中美关系、中国应对之策作出分析。

基金会始终坚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与分歧将长时间共存，中方应以“两手”对“两手”的方式应对未来中美关系——对美战略围堵和挤压采取反制措施，同时寻求合作，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

四、遏制战略与中国

在凯南版本的遏制战略中，中国的角色是边缘的。

凯南的战略设计中忽视中国，与他对中国的认知有关，这种认知又受到马慕瑞和戴维斯的重大影响。还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凯南就主张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透顶无可救药，考虑到美国的民意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压力，他建议美国政府维持形式上的援助，随国民党败退再撤出中国就可以。

凯南对中共夺取政权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根据他的理解和认知，在中共到陕北后，具备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苏共的影响有限。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凯南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根本重要的利益，门户开放后的通商利益以及传教士来华建立的联系纽带对美国来说都是非核心的，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化和勤奋的人民，但整体上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没有什么两样，未来不会成为一个全球军事和工业力量中心。

凯南的这种看法颇有点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国对无可救药的老欧洲的看法，觉得那片地方就是一个烂沼泽，美国投入没有效果也不要指望回报。

凯南可能对二战中日本的工业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印象深刻，认为日本才是美国应该争取和扶植对抗共产主义影响的地方。从遏制战略的逻辑出发，凯南认为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在构建环形或弧形防御带上有重要性，他不希望共产党控制台湾，也不希望国民党控制台湾，而是扶植一个台湾本土政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得知朝鲜进攻韩国后，凯南第一时间建议国务院封锁台湾海峡，名义上是“阻止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实际上是阻止大陆解放台湾，美国政府也立即这么做了。

可以说，美国在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就已经实质性地侵犯了中国根本的主权利益和安全利益。今天讨论中国入朝参战是否必要，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朝鲜战场和美国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评估，而没有将朝鲜和台湾地区一并纳入安全考量，还有人以美国政府没有跨过鸭绿江的计划来否定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政府计划是可信并且联合国军是严格遵守的，也就不会发生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了。所以站在当时中国决策者的立场上，入朝参战是痛苦但又不得不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的犹疑，中国最终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是中苏合作在经历不到十年的蜜月期后，开始交恶甚至暴发了严重的对立冲突，双方的对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因此在凯南之后的遏制战略中，中国时而因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遏制对象，时而又因为与苏联的对立成为美国合纵连横遏制苏联的准盟友。沈志华教授的《冷战五书》系列，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以及中苏结盟和破裂有详细的介绍，是很好的阅读参考。

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个关键的选择，对遏制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除了大家熟知的“一边倒”、抗美援朝，还有抗法援越、中苏论战、抗美援越、珍宝岛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当然中间还包括参加不结盟运动、参与波匈危机解决等。但对外战略隐约存在一北一南的轴线，北是苏联，南是越南。值得重视但过去没有引起重视的是中越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对遏制战略的影响。

中国先是支持了越南的抗法独立斗争，加快推动了东南亚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步伐。随着美国越战升级，中国对越援助并在北纬17度线划线，使北越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使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影响国内政治议程，最终不得不从越南撤军，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受到大幅度削弱，进入遏制战略的低迷期。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打击了越南的同时，也冲击了苏越同盟的裂缝，使苏联为挽回声誉不得不出兵阿富汗，陷入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国际声誉和国力都受到严重影响。

可以说，正是原初遏制战略对中国的轻视忽视，中国的禀赋、文明、治理积淀与现代的政治要素相结合，从历史的夹缝中得以成长。而在中国快速成为区域重要的力量之后，又积极主动地对冷战的态势和遏制战略的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新遏制与中国的应对

2018年，在分析美国对华战略的文件后，卢迈、俞建拖在《比较》上发文提出美国对华战略已经从“接触”转向“遏制”。

理解这种战略转变的关键是美国外交采取的原则，特朗普政府称之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有原则的”是价值观上装点门面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甚至很大一部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2018年时，很多人心里不认同，要么认为中美只是局部的、临时的利益纠纷，要么认为是大而无当的文明和价值观冲突，但本质上和这些都无关，而是美国认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挑战。

现在大家越来越看得清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不是别的，就是遏制。如果是遏制，那么这将是持续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的进程。

遏制战略的出台，不是某一任领导人肆意妄为或一时兴起，本质上是国际秩序内在结构性紧张的结果。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这一趋势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中国在战略上属于拥有长期主动权的一方。而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在当下的实力对比中占优，在战略上属于拥有短期主动权的一方。对美国来说，自然的选择就是发挥短期主动权优势，创造不确定性，增加赢得长期战略主动权的概率。

但是美国对华遏制会成功吗?这会对我们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只要我们不犯颠覆性错误，这种遏制是刻舟求剑，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两个根本性原因，中国不是当初的苏联，现在的美国也不是过去的美国。也正因为这两个因素，未来这场遏制终局的时候，两个国家的结果都要比美苏遏制结束时要好(一方解体，一方在傲慢中衰败)，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小一些，不用那么你死我活。

1. 中国与苏联的比较

首先说中国和冷战时期苏联的差异。差异的方面当然很多，但至少有这么几条特别关键：

一是今天的中国是具有内在发展活力的。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上。虽然美国经济总量仍然世界第一，但中国在规模上已经史无前例地接近，而且发展的质量是高的，发展速度是美国的两倍，经济增长的结构在优化。而苏联在最后十年经济不仅总量上低于美国，增速也慢于美国，而且质量还低下。

二是人民切实地从国家的发展中受益。在苏联的经济增长中，70%-80%都是投资驱动，军事支出占到国内生产总支出的40%，老百姓没有切实的获得感，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不一样，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刚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过去四十年里，几代人都从国家的发展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改善了生活水平。

三是中国没有庞大的外部负担。中国没有一个盟友体系需要维护，也没有巨大意识形态体系需要负担，也没有耗资巨大的对外战争。而苏联在冷战对抗和意识形态全球扩张中负担很重。在内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外部负担长期尾大不掉，形成双重挤压，加剧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

四是党和政府的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高并不能自动地换来国家认同，这一过程中会带来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复杂化。如果执政党不能实事求是地适应形势，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阻力，没有推进改革的领导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没有改革政治体系完成社会新力量的整合，那么形势也是很危险的。

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一方面很好地实现了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比较好地完善和调整国家治理体系，这不是偶然的成功。如果以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到的指标和尺度去检验，大家对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能力和治理能力会有更好地认知。反观苏联历史，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两任短命的总书记，再到戈尔巴乔夫，政治衰败无力。戈尔巴乔夫上台，被举国寄予厚望，但是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执政团队，都是昏招迭出，一步一步滑向失败。左凤荣教授的《苏联史》(第九卷)很值得看。

除了上述差异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譬如，中国和苏联在国家心理和安全感知上，在历史文化上也都有显著的差异。苏联在有些方面也有突出的长处，如军事力量、太空技术、文化影响力等。

2.冷战美国与当下美国的比较

今天的美国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尽管美国仍是世界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美国对中国已经不具有对苏联时候的那种实力上的相对优势，而且现在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对优势还在不断地快速缩小。

其次，中国对美国实际的安全威胁以及对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不大。一方面这不是中国所追求的，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在行动上和客观地产生这样的影响。不像“古巴导弹危机”，也不像第一个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飞越美国上空产生的举国焦虑，中国也没有到处扩大军事存在。所以美国政客要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虽有一时之效，对国内政治动员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今天的美国多了超额的安全负担，包括维持盟友体系的负担。在冷战时期，美国维持巨大的军费支出和盟友体系是必要的，那时候的威胁是切实可感可观的。当时苏联也在做同样的事。美国只要在安全支出和盟友体系维护上比苏联更可持续就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但中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因此美国的盟友体系维持就在加速自身力量的消耗。在这一点上，特朗普要求盟友负担更多安全成本的直觉是对的。

第四，当现在美国把中国作为对手时，这个对手的弱点比苏联要小很多。相反，美国自身在与中国不顾一切的角力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弱点和脆弱性也不小。譬如制造业的空心化问题、疫情防控问题等。此外，美国还有长期存在的阶层分化、种族对立、意识形态撕裂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都存在，有些时候甚至比今天还严重。但是这些问题在美国上升期的时候相对好解决，在下行期可能会更复杂化。苏联及其所主导的是一个封闭体系，而中国今天已经是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要让盟友放弃与中国合作的利益，美国出不起这个价格。光靠安全威胁哄骗，能够唬得一时，但唬不了一世。

第五，国家心理上，美国今天更具备不安全感、更不自信。在和苏联竞争的时候，美国心理上一直是占优的。那时候的美国对自身价值观、对自身的发展模式有高度的信心，相信美国的体制能够纠正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能够比较从容地撩拨和刺激苏联不安的神经。美国的自信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巅峰，以至于要“终结历史”。

但是现在中国的崛起，对一批美国人来说是在美国之外走了一条成功的路，非基督教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通过市场加政府调控的模式取得了持续的经济成功，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信念。对一些人来说，这构成不可接受的信仰危机，把中国崛起描述为盗窃掠夺他国取得成功。可以把这看成是心理上的自我保护。

3.中国该做什么?

总体上看，美国想要复刻对苏联遏制的成就，但是这不啻于刻舟求剑。对美国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威胁不来自中国，因此没有这个必要。美国对国际体系掌控会削弱，但这是个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中国一国的发展导致。

美国在安全和盟友体系的强化投入得不到安全上的回报，反而放大国内的弱点。在没有中国切实威胁的前提下，盟友们也难以全力投入遏制中国。所以，遏制中国是目标、能力、环境和手段上都可疑的战略。美国一直以新罗马帝国自居，如果一意孤行，很有可能加快走向罗马帝国的最终命运。

在这场遏制中，中国是被动应战的，但事实上拥有长远的主动权。

中国不论民间有多少情绪，国家层面对发展目标和路径的选择是清晰的。新中国从成立到现在，目标都是现代化，这是从没有掩饰的，不是阴谋是阳谋。在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稳步实现现代化，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中国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和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国也没有理由和动机去破坏这一切。中国想要和平崛起，避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愿望是真诚的。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没有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抱有美好理想和愿景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毕竟我们还处在历史的丛林里。如果说凯南和后续的遏制战略里有很多洞见，它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反遏制的洞见：

第一，清晰地定义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第二，分清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什么是次要利益，核心利益要坚决维护;第三，正确评估我们的能力和优势，将这些能力和优势主要用于捍卫我们的核心利益上;第四，不做虚耗实力的扩张，要对资源的投入和收益作评估，及时调整策略;第五，从长远看，美国可以不是中国的敌人甚至对手，要综合运用手段使美国“非敌化”;第六，不要在对手发起的每个挑战领域进行回应，选择自己的战场;第七，要有历史理性，即看得清历史趋势，也要有历史耐性，不急于求成;第八，中国未来的关键还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发展中完成现代化，让实践结果来检验和验证;第九，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中心问题。

总的来说，只要中国善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更平和自信的心态面对外部的挑战，多交朋友少结仇，弥补短板加强弱板，等到构筑美国霸权基础的优势领域被逐步瓦解或平庸化，在多极化框架下的新合作性的体系就有了基础。

本文根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内部《遏制战略》读书会的分享内容整理扩展而来。主要参考了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和《乔治·F·凯南传》、乔治·凯南《凯南日记》、保罗·希尔的《乔治·凯南和美国东亚政策》、沈志华教授的“冷战五书”系列、左凤荣教授的《苏联史(第九卷)》。感谢同事郭丝露、赵诣涵在整理中的帮助，作者对文责自负。

整理 – 昕奕、慧韬、诗妮

来源时间：2021/1/20   发布时间：2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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