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局能否平稳过渡，也许关键在于重新认识“政治正确”

作者：佟德志 樊浩  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佟德志 |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樊浩 | 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3期，原题名《美国“政治正确”的语义流变及其三重向度》，为阅读方便，有删节。

在当代美国话语体系当中，“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或Political Correctness)是指在语言、行为和社会政策层面保护或是避免冒犯少数群体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标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政治正确”在起起落落的聚讼纷争中逐渐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受挫，新民粹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后的种种政策使得“政治正确”更成为最具争议的文化观念之一，进入美国公共争论的核心。

“政治正确”是一个非常含混、语义多变的词汇。本研究以雷蒙·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为基本方法，以“政治正确”的源起、发展与演变为线索，从语义流变的角度探讨美国“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

“政治正确”的词源及语义指向

从词源的角度来看，“政治正确”的词语构造是现代现象。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首次出现形容词性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是在1793年的切斯霍姆诉乔治亚州(Chisholmv.Georgia)的司法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收录了判决书，原文表达是：“这种不准确(Inaccurate)的情感和表达普遍存在于我们的共同语言中，甚至在我们表达欢乐的语言中也是如此。祝酒词用‘美国’取代‘美国人民’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Not Politically Correct)。”然而，威尔逊法官是在字面意义上使用该词，是上文政治不准确(Inaccurate)的反义替换，是指人民而非国家才拥有美国的真正权威，因此“向各州敬酒”违反了“准确的”政治观念理论和现实。此案涉及当时联邦管辖权界限的争议，判决过度维护联邦权威，遭到州权主义者的反对。此后，美国通过第11条宪法修正案，推翻了此案的判决，围绕此案产生的争论以及“政治正确”概念也被淡忘。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政治正确”的含义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义指向。

“政治正确”形成意识形态的语义指向与20世纪的左翼思潮有密切关联，文化左翼与政治左翼共同赋予了“政治正确”全新的语义内涵。文化左翼主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代表。文化左翼为“政治正确”增添了批判性指向。1923年，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联合一部分德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为参照，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法兰克福学派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分析方法，建构了批判理论。在批判理论看来，传播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来自当时的西方文化，因此，批判理论对西方文化中“基督教、资本主义、权威、家庭、父权制、等级制度、道德、传统、性约束、忠诚、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遗传、民族中心主义、习俗和保守主义”等元素进行批评，目的是摧毁、取代传统信仰和现有的社会结构，使西方文化“政治正确”，最终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

文化左翼对美国政治正确的文化维度影响重大。马尔库塞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反文化”的重要来源。这场运动“目标很明确，因为抗议是针对整个文化体系的，包括现存社会的道德……所以人们可以正确地谈论一场文化革命”。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成为当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尽管她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却深受该学派的影响。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指向。1933年，纳粹势力掌控德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部分成员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下，重建了该学派，在美国境内广泛传播文化左翼思想。因此，文化左翼的批判性直接影响了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观念，反文化和女权问题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讨论的主要议题。

大致在同一时期，政治左翼为“政治正确”增添了一致性指向，“政治正确”概念的另一个内涵是与政治主流在行动和思想上保持一致。当时的美国也是在类似意义上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是否在思想上及行为上与官方保持一致，是衡量“政治正确”与否的标杆。例如1934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纳粹德国只向“政治正确”的纯粹雅利安人发放报道许可。1953年，切斯劳· 米洛斯(Czeslaw Milosz)在他的著作《俘虏的思想》(The Captive Mind)中使用了波兰语poprawny politycznie(政治正确)，简· 齐隆科(Jane Zielonko)将这一概念翻译为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政治左翼话语中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当时的话语中成为被讽刺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出现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正确”用法。1921年，美国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America)通过的党章序言中说道：“对手社会党因没有记录唯一正确和纯正原则的陈述而受到批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认为：“尽管它自豪地宣称自己具有革命性的纯正性和正确性，但它却垂死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正确”用法转变为左翼内部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嘲讽。

我们看到，“政治正确”在美国属于舶来品，文化左翼和政治左翼对这一概念的早期语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文化批判性和政治一致性两个重要指向。尽管“政治正确”的词源在美国形成的也比较早，但后来延续的“政治正确”主要来源于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左翼思潮，他们挖掘、使用了这个词语，基于意识形态建构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性、一致性指向，同时也使这一概念带有讽刺性意味。“政治正确”形成的批判、一致与讽刺的语义指向，在后续的语义流变中分别被社会抗争群体、左翼和右翼势力沿用，为“政治正确”建构三重向度奠定了基础。

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

20世纪中期，左翼激进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同时，在美国得以重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续以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展开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民权运动时期的“政治正确”延续了早期的批判性语义指向，在社会运动中将反文化与批判现实社会相结合。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期间，“政治正确”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本土化。就议题来看，“政治正确”与美国社会运动的议题相结合，包括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同性平权运动。迪内什·杜萨(Dinesh D’souza)认为：“后来的‘政治正确’用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各种意识形态，包括黑人意识和黑人权力、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以及微弱意义的和平主义、环保主义等。”

黑人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黑人的权利问题是美国历史的遗留问题，18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确立了对黑人采行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在美国历史上引发巨大的争议，1954 年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th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判决公立学校应该实行种族混合，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序幕。在黑人运动当中，“白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对黑人的歧视称呼以及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这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正确”的观念、语言和政策三重向度。

女权运动是与“政治正确”联系最为紧密的领域。乔佛里·胡格斯(Geoffrey Hughes)认为，在很多方面，以政治议程为标志的女权主义可以被视为“政治正确”的第一波浪潮。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首先将批判性指向男权主义和父权制社会结构，反对歧视女性。1970年，托尼· 凯德(Toni Cade)在其著作《黑人女性选集》中指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反人民的，男人不可能是‘政治正确’的，沙文主义者同样也不可能。”1969年，在利文斯顿学院(Livingston College)举办的黑人女性研讨会上，凯德将主题界定为“正确的问题”，其核心议题就是“黑人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另外，女权主义者也将“政治正确”的用法扩展至所谓的“性别战争”(Sex War)领域，将性别压迫、性别法西斯主义视为“政治不正确”。1975年12月，美国国家妇女协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主席卡伦·德科罗(Karen DeCrow)发表的反对歧视女性的演讲中指出：“全国妇女组织正在朝着‘智识正确’和‘政治正确’的方向发展。”女权主义批判政治社会结构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将政治正确瞄准了男权主义观念、对女性的歧视语言和父权制社会结构对女性的压迫。

性别问题不仅仅包括女性平权的要求，同时还有性别问题带来的“政治正确”，将议题引向了同性平权，而且扩展至性别取向领域，将批判指向“异性恋”(Heterosexuality)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压迫视为“政治不正确”，主张同性自由、同性解放和同性婚姻。1951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同性恋权利组织(National Gay Rights Organization)。1969年，同性恋群体与纽约警察爆发冲突。一年之后，除纽约外，美国其他大城市相继爆发游行，性别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民权运动当中，“政治正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正确”与民权运动相结合的成果是推动了1964年美国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65年选举权利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10925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925)以及1965 年约翰逊政府的11264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264)的产生。这4部官方文件从立法和行政层面上保障了黑人、女性等少数群体的利益。尤其是1965年的11264号行政命令在原有基础之上，提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明确规定在就业中，求职者不应因肤色、性别而遭受歧视，在社会政策层面对少数群体提供了机会平等的保障。

总体而言，民权运动时期，黑人、女性及同性恋群体延续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性语义指向。伴随着身份政治观念的兴起，将批判指向基于“白人男性”群体建立的排外性身份观念、歧视性语言以及不平等社会政策，主张平等的身份政治观念、非歧视性的语言和社会政策。在观念上，政治正确直接将矛头指向既定的“白人男性群体”或“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突出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性，颠覆了白人群体比有色人种优越、男人比女人优越、异性恋者比同性恋者优越等观念，推动了美国的文明进步。“政治正确”旨在消除因种族、性别以及性别取向等因素导致的对公民身份的歧视或排斥，并树立了追求平等、权利的公民身份，逐渐为美国社会接受。在语言方面，政治正确禁止在语言上歧视黑人、女性和同性恋，出现了早期的一批禁忌词，比如黑人(Negro)的词汇成为禁忌，逐渐被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所替代。在政策上，在性别、种族等领域通过了一批法律和政策，比如，废除种族隔离、实行“肯定性行动”。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政治正确”初步建构了观念、语言和政策层面的三重向度。

多元与保守之间的“政治正确”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伴随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政治正确”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早在民权运动时期，“政治正确”就已经出现在美国高校中。民权运动期间，美国大学生是主力军，他们以“政治正确”批判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和结构。这一传统被继续发扬，推动了“政治正确”的深入。多元文化主义是民权运动中身份政治观念的延续，可以看作是更广泛的“政治正确”运动的一个特定方面，“政治正确”本身就是美国动态的、集体的和重复的身份建构的产物。

1980年代后期，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涉及如何处理教学和研究中的种族、宗教、性别、性别取向等敏感议题，围绕着高校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展开。“从最近开始对大学课程进行讨论以来，西方文明固有的，对少数族群、妇女和同性恋者的不公平观点一直是校园内思考‘政治正确’的核心。”在此期间，许多高校将少数群体的专题研究纳入课程体系，例如黑人研究、妇女研究、拉丁裔研究、美国原住民研究、LGBT群体研究等。同时，“政治正确”也成为科学研究中一条不可逾越的“学术原则”(Academic Principles)，违背学术原则的科学研究不仅不会得到认可，还会在严格的道德和伦理审查中被否决。

“1990年左右，‘政治正确’开始活跃，1991年至1995年间这个词语的使用率达到顶峰。”1991年，《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施坦(Richard Bernstein)的报道使“政治正确”讨论从校园走向社会，伯恩施坦报道了得克萨斯大学写作课程的要求，学生写作中如果涉及少数群体，则必须以“肯定性行动”和民权的案例或文章为文献来源，然而，该校教师阿兰·格里本(Alan Gribben)表达了对这种“政治正确”的强烈反对：“你们不能要求我在课堂上必须根据学生在‘政治正确’方面的思考来给分。”伯恩施坦的报道发表后不久，学校停止了此项要求，但这项举措引起了社会对高校“政治正确”的广泛关注，以伯恩施坦的新闻报道为标志性事件，美国高校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政治正确”开始被广泛报道和争论。

1991年之后，新闻报道、书籍和电视节目开始集中关注“政治正确”，围绕着多元文化主义对“政治正确”进行广泛探讨，同时开始反思“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政治正确”进一步在社会中流行开来。美国的一部分电视节目也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概念。例如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比尔·希克斯(Bill Hicks)以及比尔·马赫(Bill Maher)等喜剧演员在脱口秀中，多次涉及“政治正确”议题。1993年，比尔·马赫“在电视台主持一个名为‘政治不正确’的脱口秀节目，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对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进行批评”。

保守派以讽刺和贬义的口吻使用“政治正确”，反对美国高校中的激进教学方式以及自由派媒体的刻意宣传，批评“政治正确”侵害个性与价值中立，认为“政治正确”摧毁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正在“从‘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那里拯救西方文明的智识成就，而这些人正试图用劣等的文化形式取代稳固的规范”。在保守主义的猛烈攻击之下，“政治正确”在社会中越来越具有负面形象，最典型的例证是199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政治正确’概念在全国引发争议，尽管它源于值得称赞的愿望：清除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但它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它宣布某些话题被禁止，某些表达被禁止，甚至某些手势也被禁止。”此外，1998年出版的《非自由教育：校园里的种族和性别政治》一书详细介绍了美国诸多高校受到“政治正确”的冲击，全面引发社会公众质疑“政治正确”的动机和社会影响。从在美国最初的表现开始，“政治正确”就是自由与约束的结合，“政治”方面涉及开拓新的文化视野，“正确”导致接受新议题的一致性、限制言论自由的新形式以及普遍回避某些有争议的话题。最终，“政治正确”成了一场文化战争(Culture War)，“政治正确”的话语策略成了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心。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势力频繁使用“政治正确”这一概念，刻意建构了这一概念的负面效应。霍兰德·保尔(Hollander Paul)认为：“‘政治正确’是极端右翼势力发明的一个概念，旨在捍卫自己的种族主义权利、以侮辱的方式对待妇女以及加害同性恋者的权利，将那些持严格态度对待生活的人贴上‘政治正确’的标签，目的是以此攻击他们。”因此，“政治正确”是想象中的暴政(Imagined Tyranny)，“政治正确是政治光谱中的右翼势力所发明的一种嵌合体或虚构的怪物，用于抹黑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右翼势力刻画、宣传“政治正确”的负面效应，旨在压制不同意见，将左翼边缘化、使异议人士保持沉默。“‘政治正确’的言论绝大多数来自右翼保守派，目的是使那些持异议的政治观点保持沉默。”

在“政治正确”争论从高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政治正确”概念的使用领域、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展，从种族、性别、教育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概念，它在当代论争之前就已存在，是一个复杂的、不连续的和千变万化的现象，即使在过去的20年中，它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这段时间里，它已从最初的关注教育和课程扩展到许多议题：改革以及和种族、文化、性别、残疾、环境和动物权利有关的问题。”

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保护是“政治正确”拓展的新领域。在环境保护领域，“政治正确”保持了批判性的内涵，批判污染、破坏环境的观念。20世纪的生态主义思潮和绿色和平运动使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话语中，例如，吉斯·格里芬(Keith Griffin)的《绿色革命》一书就集中体现了1970年代的环境保护观念。在语言上，环境保护领域的一些关键词，例如污染(Pollution)、臭氧层(Ozone)、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环境友好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等通过新闻报道逐渐获得关注。1970年代，德国的“绿色未来运动”游说组织第一次在环境保护的意义上使用了绿色(Green)一词，承载了当代“政治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念。而具有政治不正确色彩的“非绿色”(Ungreen)一词则出现在1980年代晚期的新闻报道中。

“政治正确”甚至延伸至动物权利领域。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动物因不具有理性能力，被视为从属于人类的非道德主体。在观念上，“政治正确”将批判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物种偏见”(“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普遍歧视”)，保护动物权利的观念不断增强。例如，1975年，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动物解放》以及理查德·莱德(Richard Ryder)的《科学的受害者：在研究中使用动物》两本著作的诞生，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物种偏见”，基于保护动物权利的观念，批评用各种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动物，将保护动物权利纳入政治话语体系。在语言向度上，“动物伴侣”(Animal Companion)一词产生和广泛使用，修正了“宠物”(Pet)一词。在政策向度上，自1966年美国颁布《动物福利法》以来，保护动物的法案与政策层出不穷，从保护动物权利发展为保护动物福利。

除了环境保护和动物权利领域，“政治正确”在观念、语言向度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运用，拓展到年龄、身材、疾病、贫富、职业等领域。在观念上禁止歧视这些少数群体，在语言上禁止使用歧视性的词汇，并对已有的可能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做了修正，比如，将Old People、the Elderly(老人)改为Senior Citizen(资深市民)，将Fat(胖)改为Heavyset(丰满)，将Poor(穷人)改为Financially Impaired(财政障碍者)，将Bootblack(擦皮鞋的)改为Foot Wear Maintenance Engineer(鞋靴保养师)等。

可以发现，作为美国文化中最具争议的一种观念，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之一，“政治正确”是衡量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近年来“政治正确”的争论激化，本质上反映了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自由主义霸权地位的衰落，多元文化主义的式微，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保守主义的强势复兴，同时，两党制和选举政治对社会产生的分化效应，推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极化。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的同时抬头，特别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提出的种族主义、歧视女性、反移民、逆全球化等一系列言论与政策，进一步激化了“ 政治正确”的争论。

多元与保守，构成了“政治正确”争论的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当代美国。左翼阵营沿用了一致性指向，试图将“政治正确”确立为教育、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生活的一条基本准则。右翼势力却沿用了传统语境下的讽刺指向，讽刺多元文化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在多元与保守的话语争论中，“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也不断发展。在观念向度上，反对任何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包括年龄歧视、身材歧视、职业歧视、物种歧视等。在语言向度上，冒犯和歧视弱势群体的词汇都被视为不正确，进而被改造成中性词汇及委婉称呼。在政策向度上，“肯定性行动”成为社会的一项基本政策，同时，主张对那些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实行当代补偿和矫正。正如丹·莫勒(Dan Moller)所说：“‘政治正确’是建立言论规范或行为规范的尝试，这些规范旨在：通过塑造公众话语来发挥作用，通过抑制语言或其他形式的社交信号来保护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群体、历史上受害的群体，同时应避免侮辱、暴行、损害自尊心，或以其他形式冒犯这些团体或其同盟群体。”

“政治正确”语义流变的三重向度

我们看到，“政治正确”在20世纪的左翼文化思潮与政治思潮中形成了批判性、一致性的语义指向，形成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民权运动中，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潮继承了“政治正确”的批判指向，结合特定的社会议题，批判白人至上主义、歧视性语言和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使“政治正确”的概念初步形成观念、语言和政策的三重向度。在多元文化主义与保守派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中，“政治正确”概念的三重向度越来越清晰，并扩展至社会的各个方面。纵观美国“政治正确”语义变迁的历史，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当下的“政治正确”在观念向度上主张保护和尊重弱势;在语言向度上，反对和改造各种针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仇恨的言论;在政策向度上，以“肯定性行动”为基础，强调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与矫正。

“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及其动态平衡，使“政治正确”更强调观念与文化层面的表现。在实践层面，“政治正确”参与了特定文化习俗的修正、重构与刻写。无论是通过法律、强制或是说服力来塑造话语、行为的尝试，还是更广泛地指公众对这种做法的态度展现，“政治正确”都是差异性、自我反省性公共意识的关键重复，因此，“政治正确”是文化表现的标志。

第一，观念向度是“政治正确”概念的核心。从“政治正确”概念产生实际影响的那一天起，它就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色彩，观念是“政治正确”概念的核心。但在不同时期，“政治正确”的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早期左翼语境下的“政治正确”既有文化内涵，也有政治内涵。但是，随着“政治正确”进入当代公众视野，广泛涉及社会议题时，“政治正确”的政治内涵逐渐淡化，文化内涵越来越清晰，尤其是在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治正确”的文化内涵越来越突出。关于“政治正确”的辩论，越来越被视为“一项修辞战略”，不仅包括各种与之相关的文化运动，也涉及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议程。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的观念是观念禁忌，“政治正确”在不同领域创造了一些新的禁忌，贬低妇女、同性恋、外国人、少数民族以及身体、智力障碍人士都成为一个文明人的禁忌。那些政治不正确包括：男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随着“政治正确”与特定的社会运动议题结合，产生了新的“正统观念”，包括平等主义、反种族主义、女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等。

第二，在观念向度的基础上，“政治正确”生成了语言向度，是显示度最高的向度。“政治正确”主张改造带有歧视性的语言，引入中性词汇、委婉语来清除观念层面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正确”旨在改变基于集体偏见、民俗和无知而产生的攻击性、陈腐定型的观念、根深蒂固的态度和语言。“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旨在抑制、清除因身份、文化差异导致的话语偏见或仇恨言论(Hate speech)。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将负面用词改造成中性词或委婉语，从而避免冒犯少数群体，引发争议。更具体地说，“政治正确”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礼貌公共话语，以取代各种形式的个人或通用的偏见性、贬低性用词。“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本质上反映了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观念。“政治正确”的语言向度的典型例证有：将Nigger、Negro(黑人)改造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将Indian(印第安人)改造为Native American(美国土著居民)，将带有歧视女性之含义的Manpower 改为Workforce，将带有宗教歧视性的Merry Christmas 改为Happy Holiday 等。

第三，在观念的基础上，“政治正确”形成了以平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向度，旨在保障和促进少数群体合法权益，最直接的体现是“肯定性”行动和矫正政策，通过积极的手段来纠正当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对历史上受到歧视、不公正待遇的群体进行当代补偿，给予这些群体“优惠待遇”(Preferential Treatment)。在社会政策向度上，“政治正确”形成了共同的、商定的政策标准，自10925号行政命令以来，美国的“肯定性行动”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演进，已经被广泛采纳，成为基本的社会政策。

“政治正确”的观念、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三重向度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循环影响的关系。简言之，观念变革推动了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修正，而语言和社会政策的修正则会使社会观念做出回应，进一步调整。具体而言，“政治正确”形成了反歧视、平等主义的观念向度，语言和社会政策向度则会做出调整，适应新的观念。同时，语言和社会政策的变化与扩展，会引发新的观念诉求，观念向度亦会做出相应的回应。“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在不断调试、互相适应的过程中，达致动态平衡。总体而言，“政治正确”在其语义流变中形成了越来越清晰、稳定的三重语义指向。同时，“政治正确”的三重向度也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形成多元化的议题，不断地在三重向度的基础上延展、丰富。

来源时间：2021/1/13   发布时间：2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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