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另类右翼的重组时刻：从忠于体制，到议会外法西斯

作者：Jarrod Shanahan 译/杜云飞  来源：澎湃新闻

【编按】

美国另类右翼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事件，在西方各主流媒体的解读中，都指向系统性种族歧视的警察对白人示威者的纵容。然而鲜被提及的是，与警察的公开冲突从来不是这些右翼分子视野的一部分。事实上，自特朗普上台以来，支持他的集会经常是打着爱国者与“撑警”的旗号走上街头。他们以国家的名义要求将Antifa(反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恐怖分子来打击;当黑命攸关运动走上街头时，另类右翼则打出“蓝命攸关”(Blue Lives Matter，又译作“警察的命也是命”)的标语，以警察同盟的身份与前者冲撞。

本文指出，另类右翼的主要优势在于特朗普运动在主流保守派运动与法西斯运动之间创造出的模糊区域，这使得另类右翼分子能够在更广泛的保守派圈子中运作，并将所谓的正常人拉向他们逐渐显现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优势也是这场运动的弱点，因为另类右翼本身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从来没有充分、清晰地阐述究竟是忠于体制的(system-loyal)还是反对体制。

然而，对国会大厦的围攻很可能标志着美国极右翼新篇章的开始，是其完美的重组时刻。冲击国会事件以及之后他们可能将遭遇的来自体制的打压，将会以一种持久的方式将忠于体制和反对体制的右翼分子分割开来，这也许勾勒出了“后特朗普时代”运动的轮廓。他们从混沌的体制捍卫者，走向议会外的法西斯主义。而这对于未来的政治图景而言，很可能是最危险的。

本文原载于左翼网站Hard Crackers，原文标题为：The Big Takeover。

1月6日，一群来自美国各地的暴徒袭击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掀翻了路障，冲破了美国国会大厦的防线——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参众两院开会期间。在国会大厦内，叛乱分子与警察和联邦特工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亢奋地在人员已被疏散的国会和参议院大厅内穿梭，并闯入了高层政治人物的办公室，而这些高层精英在几分钟内就在安保人员的陪护下逃脱了与暴徒的正面冲突。国会大厦的这一幕不是孤例，而是全美各地的缩影，在华盛顿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大量人群都以同样的方式威胁着州政府大楼，不过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无法与美国首都上演的壮观场面相比。

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评论此事时恰当地引用了超现实主义者的格言: “任何能够给出任何理性解释的想法或形象都不会被接受。”事实上，许多来自国会大厦的图片甚至使“超现实主义”这个词都显得平庸苍白了。“彭斯在哪里? ”一个半裸着只戴了维京角装饰的皮草帽的男人站在美国参议院的会场里高喊，“赶紧出来! ” 在其他地方，一个咧嘴大笑的男人把脚搁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办公室的桌子上，其他人则在直播洗劫众多议员办公室的过程。另一个男人穿着皮草和防弹背心，手持从警察手里抢来的防暴盾和一根木制手杖，坐在一张华丽的皮椅上，表情看上去十分呆滞且不知所措。在国会大厦的大厅里，反叛分子竟也保持着敬意，只在法警设置的天鹅绒隔离栏杆划出的通道里行走，其中一个人大笑着对镜头挥手，怀里抱着抢来的众议院演讲台。

然而，戴维斯声称叛乱者“对此毫无计划”的结论为时过早。在每一个荒谬或者可笑的形象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另一个有鲜明目的和军事策略的形象。一名身着军装和战术装备的示威者拿着一捆塑料手铐全副武装地冲进了国会，表明他们有意劫持人质，甚至有意复制像去年底绑架密歇根州州长的阴谋。攻占国会大厦需要在多个地点进行激烈的战斗，参与者明显装备齐全，有能力在街头冲突中获胜，而且许多人似乎都持有武器。在国会大厦的某处，一小群人试图冲破路障，第一个越入国会山的人被射杀了。她叫阿什利·巴比特(Ashli Babbitt)，35岁，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无休止战争的老兵，也是特朗普和“匿名者Q”(QAnon，极右翼阴谋论，认为美国存在反对特朗普的深层政府)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巴比特从圣地亚哥远道而来，参与了直接的暴力行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前一天她在推特上写道，“ …… 他们可以尝试、尝试、尝试，但是暴风雨就在这里，它将在不到24小时内降临华盛顿……从黑暗到光明! ”

巴比特来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与这次围攻国会山的行动。这次行动是在总统亲自推动的一场大型支持特朗普集会的同时策划的，时间长达数周。特朗普在12月中旬就发推文称“1月6日华盛顿发生大规模抗议。……在那里，要狂野! ” 为了响应1776年发生的另一场革命的号召(推特上的话题#1776rebel)，武装右翼分子从美国各地赶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对拜登选举胜利的认证。特朗普本人在白宫外发起了一场大规模集会，鼓动他的支持者在国会大厦举行游行，他宣称自己将亲自领导游行但是又消失在了白宫内，对亲自领导政变根本不感兴趣。但事实证明，人群并不需要他就能找到通往国会大厦的路。特朗普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在他的阴影下运作的这场运动已经在街头开启了。

暴力革命是当天活动的主题。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火焰电视台(Blaze TV)的一名记者在一条被删除的推文中吹嘘自己参与了“当前的革命”，称“我和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一起冲进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办公室。”特朗普对于武装政变可能并不是认真的——据说他早就放弃了保留权力，只是简单地让自己的阵营充满活力，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闻里。但是他的很多追随者都是非常较真的人。甚至在游行队伍到达国会大厦之前，“冲进国会大厦”和“1776”的口号就在大街小巷上回荡。暴力示威者在国会大厦外竖起了一个带绞刑套索的处刑装置，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办公室外安置了管状炸弹。

尽管拜登的胜利最终在一连串伤感的陈词滥调中得到了证实，但对美国国会大厦的围攻仍然是极右翼分子的一次巨大胜利，类似于去年夏天对明尼阿波利斯第三区的围攻，那次围攻促成了乔治·弗洛伊德起义军(George Floyd Rebellion)激进的反警察基调的形成。在特朗普运动赋予美国极右翼以新生命以来的五年里，围攻的战斗状态是美国极右翼变化的典型象征。这次围攻还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一个急需的自我阐述的机会，这场运动将在未来几周乃至几个月内在美国右翼的乌合之众中展开，这些右翼分子已经搭上了特朗普这颗即将陨落之星的顺风车。最重要的是，戴维斯正确地警告我们，尽管我们可能会陷入“水晶球”式的思维，但当这一时期的历史被书写出来时，对国会大厦的围攻很可能标志着美国极右翼新篇章的开始。

早在2015年的太平日子里，另类右翼就已经在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支持下崛起，利用媒体为自己在全国话语中开辟了一个重要角色，特朗普的集会和相关的街头斗争把各种各样的年轻反动派从互联网上带到了街头。另类右翼的主要优势在于特朗普运动在主流保守派运动与法西斯运动之间创造出的模糊区域，这使得另类右翼分子能够在更广泛的保守派圈子中运作，并将所谓的正常人拉向他们逐渐显现的法西斯主义。然而，这种优势也是这场运动的弱点，因为另类右翼本身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从来没有充分、清晰地阐述究竟是忠于体制的(system-loyal)还是反对体制(system-oppositional)的(“忠于体制”与“反对体制”是“三向斗争”Three-way Fight网站提出的概念)。在奉行激进的改良主义战略的另类右翼领导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的领导下，寻求在公民社会之中将主流的白人民族主义观点作为改造公民社会的手段。撇开他们对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可怕观点不谈，除了说服白人支持和竞选公职之外，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毫无头绪。

在大多数情况下，另类右翼政治是折衷主义的，由相互持有的敌意而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分析或愿景。这是该运动与众不同之处，但其产生的内部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即使“骄傲男孩”组织(Proud Boys)寻求与Antifa(反法西斯分子)发生暴力冲突并经常遭到逮捕，他们仍宣誓效忠美国警方，并将反法西斯主义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认为必须以其所热爱的国家的名义与对方战斗。2017年初，我看到昔日“骄傲男孩”的领袖西波拉(Sal Cipolla) 因袭击一名记者而被纽约警察局带走。“骄傲男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反抗或者与警察对抗，西波拉滔滔不绝地对逮捕他们的警官说他有多么支持他们。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The Right Stuff的旗舰节目The Daily Shoah(另类右翼最流行的一个播客)的其中一位主持人在录节目的时候恶作剧式的打电话给他的同事，问他们：“如果美国是由犹太人控制的，你们为什么支持它?”主持人们完全被难住了!在尴尬的沉默之后，节目说明这只是个笑话，在充满紧张的笑声中，节目继续进行，再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另类右翼没有多少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事件的公共关系灾难本来是为了“团结右派”，确保另类右翼能够进入主流保守主义，但结果却变成了一些法西斯分子所说的“另类右翼的阿尔塔蒙特”(Altamont，指1969年12月爆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的音乐节。该音乐节本意图成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盛会，却成为了六十年代崇尚“爱与和平”的嬉皮时代终结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公众的嘲笑、内讧和一场严重的诉讼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灭亡，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它无法在被人尊重的守法公民运动和政治暴力运动之间做出选择——换句话说，它仍然处于体制忠诚和体制反对之间的十字路口。由于不清楚自身的定位，他们在压力下屈服了。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唯一一个看到希望的组织是“骄傲男孩”，这并非巧合，他们对政治暴力的追求是和平的，有足够明晰的活动纲领，能够坚持走出夏洛茨维尔，同时由于著名的非白人成员而逃脱了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指责。

“骄傲男孩”式的街头暴力在夏洛茨维尔幸存下来，并与新法西斯主义“爱国祈祷者”(Patriot Prayer)等类似组织以及“百分之三”(Three Percenters)等长达数十年的美国民兵运动结合在一起。这些团体在伯克利、波特兰和其他城市形成了一种狂欢式斗争的文化，在右翼分子和边缘怪人中培育了一种街头斗争的氛围，特别致力于令肾上腺素激增的政治暴力。对抗反法西斯主义者成了一种(右翼的)极限运动，正如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左翼所采取的峰会旅行(Summit-hop，指频繁在不同地方旅行参加政治集会的行为)一样。记者肖恩·鲍尔(Shane Bauer)写道: “今天(在国会大厦)发生的事情是2017年以来伯克利右翼街头行动轨迹的一部分。”“一群同样的人。同样愚蠢的服装。同样的世界观。”

然而，与警察的公开冲突从来不是这些右翼分子视野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些集会经常表现出与打着“蓝命攸关”(Blue Lives Matter，“警察的命也是命”，主张杀害执法人员者应依照仇恨犯罪判刑)旗号的警察组织有相当多的重叠，尤其是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基诺沙(Kenosha，威斯康星州城市)杀手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右翼势力的著名产物，他在枪击案发生前受到警方的鼓励，随后被允许离开。同样的环境也引发了针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的“反封锁”抗议，这些措施反过来又与亲特朗普的集会、车队、游行以及最终针对所谓的选举舞弊行为的“停止偷窃”集会相吻合。所有这些集会都有相当一部分表明了对美国警方的支持，而在美国的所有工会中，只有警察行业的工会绝大多数都是支持特朗普的。

然而，在包围国会大厦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骄傲男孩”在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百万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大游行”中与警察对抗，这是之前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骚乱，他们要求通过一条警戒线，与一支规模小得多的反法西斯集会分开。一大群右翼分子随后攻击黑命攸关的象征，包括焚烧从一座历史悠久的黑人教堂偷来的横幅。12月下旬，“爱国祈祷者”和“骄傲男孩”组织的右翼分子袭击了俄勒冈州塞勒姆的州议会大厦，并在此过程中与警察发生冲突，包括向警察喷洒化学刺激物。一月初，这一幕在塞勒姆的街道上重演，一些右翼分子大肆践踏一面蓝条旗(Thin Blue Line flag，代表着警察系统，象征正义、自由、勇气、团结)。在1月6日集会的前一天晚上，右翼集会者为了控制华盛顿特区的街道而与警察公开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建立之初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支持美国警察打击黑名攸关运动和Antifa(反法西斯运动)，却开始策划并非针对Antifa或者民主派，而是针对警察的武装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挥舞着蓝条旗的叛乱分子冲击了华盛顿特区的警察防线，这充分体现了另类右翼运动目标的模糊性。

这并不是说一直以来都没有革命右翼分子，比如在民兵运动或在互联网上聚集的右翼。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只存在于独狼式的攻击中。相比之下，华盛顿特区的混乱表明，相当一部分美国右翼分子开始毫不含糊地接受反对体制的框架。在此过程中，特朗普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们。在过去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抨击政府是不合法的，因此政府的法律不应得到尊重。另外，正如左派阵营中通过具体实践参与以超越改良主义方能走向政治成熟一样，他们也通过斗争部分解决了自己理论和实践中的矛盾，走向了议会外的法西斯主义(extra-parliamentary fascism)。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离开给美国法西斯主义者带来的鼓动力量自他上台以来前所未有。不再有一个在任者可以支持，他们退回到作为被废黜的反对派的纯粹欢乐之中。不过，在民主党人即将成为总统的前夕，即使是主流共和党人也认为选举结果不合法，这对于未来几年的右翼组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恩惠。“三方斗争”的同志们正确地指出了，未来几个月美国官方对这些右派的反应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下这种反警察的共识是否会成为惯例。通过围攻国会大厦的镜头，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场行动会以一种持久的方式将忠于体制和反对体制的右翼分子分割开来，这也许勾勒出了“后特朗普时代”运动的轮廓。分歧的主要问题是警察的角色：朋友还是敌人?

到目前为止的大多数评论仅限于重复的陈述——即显而易见的右翼白人男性更不易被警察刁难，这种论述实际上相当于请求警察对每个人按比例使用国家暴力。虽然右翼阴谋论者已经开始声称叛乱分子是伪装的反法西斯分子，但普通的左翼分析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段视频显示，一些警察未经战斗就放弃了右翼示威者设置的路障，这段视频与一些令人困惑的警察在国会大厦内与叛乱分子自拍的片段一起流传，以支持国会警察故意让这种情况发生的阴谋论。拍摄前一段视频的记者声称这段视频被描绘得完全错误，但这对于公众而言也许并不重要。看来，对于那些决心依靠这种分析的人来说，再多的警察和右派之间激烈冲突的镜头，包括连许多左派都不愿模仿的需要勇气的行为都无关紧要。这并非表明个人层面甚至是群体层面，右派和警察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可能;也并非表明，如果集会是左派的话，国会大厦对于冲击的应对措施会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那些声称存在阴谋的人来说，举证责任(目前几乎不存在)必须成倍增加。

更广泛地说，人们更希望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论叙事，而非直面真实情况——一种明显具有革命倾向的右翼很可能正在享受一个重组的完美时刻，不惜发动暴力甚至付出死亡的代价，他们应该被视为强大的敌人，他们与反对美国国家的左翼人士一样有能力，或者更糟糕的是，像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右翼倾向被视为唯一可见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选择。现在，随着特朗普迅速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看到，一些新事物正在诞生，我们将在未来几年里与之斗争，这些新事物的定义取决于国会大厦被围困的经历，以及它将暴露和吸引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路线。此外，阴谋叙事允许人们回避面临的挑战，即一旦它放下恐惧、不再顾虑上流社会或不同群体的领袖，一个相对较小、集中化的群体可以做许多可怕的事情。

在一个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公民都不去投票的国家，猖獗的人际暴力、毒瘾、频繁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和自杀式的对流行病的应对方式，都展现了一种深刻的绝望，即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善日常生活。“匿名者Q”无意义的逻辑证明理论无法说明他们的追随者的愚蠢，也没有说明人们对共同归属感的绝望，他们找到了一个理论来解释他们生活中的绝望和痛苦，然后自己采取行动、协调行动。像围攻国会大厦这样的集体行动，无论多么短暂，都会在数百万人的脑海中留下这样的印象：普通人可以采取激进的措施。专业人士或社交媒体名人可能会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和财政紧缩计划都是在“神圣的殿堂”里孕育出来的，他们还可能会为神圣殿堂的尊严被侵犯而流下泪水。我们可以忘记这一切有多么可笑和可怖了。看到不速之客愤怒地冲进参议院，要求迈克·彭斯(Mike Pence)现身，一个身穿无产阶级服装、双脚搭在亿万富翁、政治掮客南希·佩洛西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男人，以及他们中大多数人似乎有悖常理的乐趣，这些强有力的政治图像说明了人们对美国生活的普遍厌恶，而这几乎是每个人唯一认同的事情。

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原文链接：https://hardcrackers.com/the-big-takeover/

来源时间：2021/1/12   发布时间：2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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