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从宪政看美国大选（下）

作者：许成钢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认证2020总统大选各州提交的选举人票，决定是否接受各州的选举结果。FT中文网在昨天和今天分别刊发许成钢教授《从宪政看美国大选》的上篇和下篇，帮助读者从大选的争议中，认清美国两百多年来赖以生存，并成长为伟大国家的宪政，是如何运作的，以及面对的挑战。

作为近现代的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面对每次大选中两党的竞争，为了保证选举的正常，联邦制的美国有世界上最成熟的、自下而上、高度自治、层层互相监督的机制。每一个基层的竞争的两党都有极强的动力互相监督。基层两党成员都有极高的动力监视对方是否有违反选举规则的行为。如果不能现场解决，他们自身都有很强的动力，收集证据，诉诸法律。起诉方一定尽全力收集和报告证据，应诉方一定尽全力辩护。而法院的独立性保证其判断的公正。因此，当双方有严重争辩时，法院的判断是维系制度的关键环节。

但是，如果人们普遍怀疑法院，就动摇了宪政的基础。在所谓2020年“美国大选的乱象”中，最耸人听闻的是声称存在一个控制全国大选的阴谋机构操控了此次大选。阴谋中包括整个华盛顿，即立法和司法。实际上，阴谋论在美国从来就有，可以追朔到18世纪甚至更早。当人们普遍对宪政制度充满信心时，阴谋论的流行范围极小，几乎不为人知。但在这次大选的后期，尤其是大选计票之后，阴谋论广为传播，情况极为令人担忧。

系统性大选舞弊的问题

最强有力推动所谓“阴谋论”的人物之一是鲍威尔律师。从11月初起她就声称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全国大选被操纵，证明存在严重的大选舞弊，并声称将立即披露。其中具体提到多米尼恩投票系统被用来系统性地操纵、作弊、窜改(甚至还有个退役将军说，美国特种部队在德国某处，火拼中央情报局，从他们那里夺得大选作弊的硬证据)。民主党方面反驳这些说法为不实之词，甚至为谣言。对于她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发起的多个诉讼，所有法院都以缺少证据或违反法律原则为由，不予立案。在她的数次起诉被法院驳回之后，特朗普总统的首席律师朱利安尼宣布鲍威尔不代表总统。曾经在弹劾案为特朗普总统成功辩护的明星律师，哈佛大学著名宪法教授德肖维茨，早就提醒鲍威尔律师，也提醒大众，如果鲍威尔律师确实掌握证据，就必须将证据尽快递交法院立案，不得晚于12月15日。否则，按照宪法，在那天全国所有各州分别正式确认其选举结果后，法院就没有权力改变选举结果。但是，至今法院也没有从她那里收到可以立案的证据。另一方面，多米尼恩投票系统公司则发布正式声明，称关于其公司的谣言严重损坏公司声誉，要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维护公司利益。

事实上，如上篇所述，在美国的联邦制中，选举和计票都是以州为单位独立进行的。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选举和计票系统。每个基层的运作和监督都是独立的，非常局部的、地区性的操作。任何外来力量，甚至联邦政府，都不能直接介入地方选举。在如此的地方自治，两党高度动员互相监督的制度里，不要说操纵全国，操纵州的大选的都难以想象。以下是一个实例。共和党乔治亚州的州务卿拉芬斯帕格在1月初曝光。在12月中的正式计票前，总统曾经打电话给他施压，要求他提供该州大选舞弊的证据，找回该州计票中丢掉的票数，推翻媒体报道的该州的计票结果。但州务卿辩驳，称总统关于该州大选舞弊的说法，违反他们了解的事实，称总统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您的数据不真实”，说“真相最终会水落石出”。总统认为他是背叛。法律界普遍认为总统给州务卿施压试图影响计票结果是违法行为。特朗普总统及各州声称舞弊作假的共和党议员们，在各州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发起了将近60起诉讼。这些起诉多选择在有深厚共和党基础的地区，审理案件的法官是共和党提名的，持共和党立场的。但是，所有的诉讼全部都被法院驳回。驳回的理由包括起诉缺少可以立案的证据;或者起诉方提出的要挑战的内容，违反宪政原则。

所有这将近60个法院的法官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都只关心证据，只依从法律，而不持党派立场。以最高法院为例，虽然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是共和党提名的，其中三人是特朗普总统提名任命的，但是他们投票判决的结果没有政党倾向。由此看到，美国的司法体系能够按照宪政的原则正常运作，而不是党派之争的工具。一旦法庭变成了党的工具，那么宪政就结束了。

选举是否存在舞弊，是否存在从根本上颠覆大选结果的舞弊，这既关系到事实真相，也关系到宪政的命运。不幸的是，任何一个由亿万人参与的社会活动，肯定会有纰漏。这从来是民主制度内在的困难之一。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种纰漏的性质是什么：是无法避免的随机事件?是分散的局部事件?还是大规模有组织的系统性舞弊?

为了讨论方便，让我们看一下金融市场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这些性质的问题，对金融市场也至关重要。选举是按年计的事件，而金融市场每时每刻都在运作，是按分按秒计算的事件。因此，金融市场积累的关于欺诈和舞弊的证据和经验更丰富。虽然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大效率最高的(这本身取决于美国的民主宪政制度)，但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一样，它也不能彻底排除所有的欺诈舞弊。从来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场。但是它对产权的保护最可靠，最能维持基本秩序，最能保持整体上的可信。

同理，完美的民主制度从来不存在。在选举中发现个别舞弊的证据几乎不可避免，选举中出现技术失误更不可避免。关键是，出现的问题是系统性的还是随机性的?如果是随机性的，那么，极左极右倾向的个人或极端分子，都有可能寻找机会做各种各样的坏事。在高度自治的联邦制下，在宪政制度下，这些问题能够控制到水平很低，数量很少，而且往往会极左极右互相抵消，无法影响选举的全局。但是，如果是系统性的舞弊和改变选举结果，就是另外性质的问题。而这最终取决于证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个别错误或舞弊现象，夸大为系统性舞弊，既不是事实，本身也违反法治原则。

在系统性的证据方面，在2020年大选第一次计票之后，有几个关键州，因为两党获得的票数非常相近，而且共和党方面怀疑存在计票问题，于是进行了全部手工计票。也有的地区有人怀疑投票的签字有作假，于是进行了手工验证签字。所有手工验票和手工计票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改变选举的最终结果(有些手工计票的结果反而增加了民主党得票数字)。面对证据，在12月15日，所有各州的民主共和两党，共同以法律形式正式宣布各州的大选结果。

当然，有人对存在破坏美国选举的阴谋操纵确信不疑，问题只是证据。如果的确如此，是否意味着接受2020大选结果就意味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崩塌了?意味着从此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再?让我再用金融市场来比喻。在金融市场上，即便证监会甚至议会多数确信某上市大公司犯法，只要没有证据，就不能对这个公司做任何事。否则，就等同于鼓励某些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仅损坏当事公司(或当事人和政党)的利益，而且全面破坏金融市场(或大选)的长治久安所依赖的法治的秩序。

但这不意味着任何公司能在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无论那个公司多么重要，一旦犯法的证据确凿，这个公司必定被法治制裁。在政治领域，法治的道理相同。在宪政制度，在两党竞争下，在三权分立下，在司法独立下，蒙受损失一方的切身利益决定了，一定能找到任何确实存在的阴谋，任何确实存在的系统性舞弊。确凿的证据一定会水落石出，靠舞弊当选者肯定会被制度惩罚。总统会被弹劾，其他人会因犯罪坐牢。当然，靠谣言虚构的阴谋论，如果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一定会被遗忘。如果造成重大损失，也一定会在证据面前最终受到惩罚。

言论自由与媒体

前文讨论到任何人或机构试图直接操纵美国全国大选，技术上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因此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否存在媒体系统性扭曲事实，导致大选不公?以下从言论自由和媒体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密不可分。一方面，民主制度以宪政保障言论自由。行政、立法、司法权力都不得干涉言论自由。其中最突出限制的是掌握警察和军队的行政首长。宪政保证总统无权调动执法机构压制言论。否则，被压制方就可以起诉。司法独立的制度则保障任何人的起诉得到公正的处理。由此，保证了言论自由。另一方面，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运作的基本前提。民选参议员、民选众议员、民选总统，靠的是竞选者自由发表言论，靠的是支持者自由发表言论。靠的是选民获得准确的信息，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判断。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自从建立近现代宪政以来，媒体就是绝大多数选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传统上，所有稳定的宪政制度中的媒体，绝大多数都遵循客观中立的自律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媒体客观中立与司法独立一样，对宪政的运作至关重要。但是，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令人担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革命对社会冲击的一部分，是革命性新技术“创造性破坏”的一部分。本文后面再就这点稍做讨论。

在理想状态下，媒体应该与法院和政府机构一样，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以此保证客观性。在法院和政府机构，这些是依法规定强制执行的。但在美国，所有的媒体都是私有的(法律禁止美国政府的VOA在国内运行。许多其他民主国家存在国内运行的国有媒体，例如英国的BBC，日本的NHK。但法律规定，政党和政府一律不得干预国有媒体的独立运行，不得为政党服务)，自负盈亏的，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在私有制和竞争下，单纯从经济或商业角度，媒体不可能自律保持客观中立。

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但没有限制媒体立场的规定。作为个体，每个记者、每个媒体人，每个媒体机构，都有言论自由。报道出错属于言论自由，是个体的基本权力，无可厚非。但是，媒体从来不仅仅是经济现象。任何长期运营的著名媒体，依赖的都是其长期积累的客观公正的信誉。媒体的竞争，在短时间是抢先报道突发新闻。但长期，归根结底是信誉的竞争。为此，必须要核查信息来源，努力保证不报道虚假信息。没有任何的媒体能保证不在报道中犯错，但关心声誉的媒体，绝对不能有意犯错，损坏自己的长期声誉。同样道理，作为记者和编辑，从职业的角度，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他们需要谨守职业道德，像法官一样没有政治立场而只是记录事实。违反职业道德就是自我毁坏声誉。

这个持续了两百年的传统，使一些长期保持客观中立的媒体，靠着积累的声誉，逐渐集体形成所谓的“主流”，其中包括所有民主国家的所有知名的媒体。这个所谓主流，是市场的认可，是大众的认可，而不是任何人封的，更与政府和政党无关。主流媒体之间是互相激烈竞争的。竞争的核心是声誉。而媒体的声誉来自于对事实的客观中立的报导。因此，所有具有声誉的媒体都有共同的底线：即不会报道荒唐、耸人听闻的谣言，虚构的阴谋论。但是，由于媒体机构以及媒体人自己的立场以及要关注自身的受众群体的兴趣以及政治偏好，竞争并不能完全保证媒体的中立性。在这些主流媒体上，总能看到一些偏颇的讨论，总会看到忽略重要问题。但是由于宪政制度保障了言论自由，媒体是多元的。因此，任何追求全面了解信息的人，对待重大信息，对任何一个媒体的报道都必须持谨慎态度，从多个不同来源，多方核对。这是在宪政制度下，所有独立思考者共同的特点。

如前述，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变化。原本基本中立客观的媒体，一些逐渐显露政党立场。个别的甚至表达很强的政党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都是一面倒的，并不意味着没有言论自由。而是在媒体中产生了两极分化。有的媒体变成了亲共和党，甚至强烈亲共和党，如福克斯新闻。有的变成了亲民主党，甚至强烈亲民主党，如CNN。

但基本事实是，这些变化并不是政党控制所导致的。所有的媒体，都既不是共和党拥有或控制的，也不是民主党拥有或控制的。一些(并不是所有)媒体演变成具有党派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技术对社会的冲击。互联网、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产生和爆炸性发展，如同中世纪发明的印刷机，从基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所有的传统媒体都遇到读者大幅度减少，市场萎缩的巨大压力。

与传统媒体竞争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几乎不面对传统媒体关心的声誉问题。大多数完全无需在立场和客观性方面自律。大量商业性社交媒体追逐利润，而利润与点击率挂钩。为了增加点击率，社交媒体有意向读者推送他们喜爱的内容，而无视内容真伪或者性质。同时，由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提供的信息量巨大。大量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快速广泛传播，分辨信息的真伪变得更困难。另外，新兴产业革命在产生巨大量财富的同时，对传统行业带来巨大破坏(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扩大不平等，而且产生新的不平等。大量在新兴产业革命中蒙受损失的人，会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这些人的多数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自我选择更依赖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来源。而且，新兴产业革命最发达的地区与受新兴产业革命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间不平等差距加大，导致区域政治倾向两极化发展。人群的两极化，社交媒体的两极化，使得更多读者更关心支持自己立场的说法，而不关心事实，不关心中立客观的信息。如此的环境对传统媒体造成前所未有的商业压力。为了吸引读者，很多传统媒体逐步偏离了客观中立的传统。

此外，在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媒体依据事实批评政府政策和国家行政首长是常态，反过来则为反常。这是保护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之一。遵循宪政传统，所有民主国家的行政首脑和媒体之间是相互尊重的关系。即便行政首脑在面对尖锐批评，甚至不公允的批评时，仍然如此。但是，从2016年开始，美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总统与媒体之间强烈的冲突。这不仅在美国历史上非常不寻常，在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都不寻常(例如，英国国有媒体BBC一向以尖锐批评本国执政党为传统。但不仅宪政制度不允许执政党用任何方式报复“国企”BBC，而且从不发生首相公开表达不尊重BBC的言论)。在总统和主流媒体之间形成战斗状态时，一些媒体丧失了中立的理性，不但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有的甚至赋予自身政治使命。

这种偏离，不仅对这些媒体非常不幸，也对社会提出了了一个大问题，媒体是不是可信的。有人说民主党控制了所有的主流媒体，甚至把“主流媒体”等同于极权制下的宣传工具。但这从基本上违反事实。事实上，在言论自由的宪政规则下，美国的所有媒体都与政党无关，完全享受言论自由。至于一个媒体而是否属于“主流”，则取决于其读者和观者的众多。如同学术期刊是否“主流”，取决于学者的共识。一所大学，是否顶尖，取决于自己吸引教授和学生的能力。如果有的媒体表现出偏离客观中立的原则，表现政党倾向，那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倾向带来的。部分丧失中立客观性的媒体仍然有很多受众，那反映了社会两极化的现实。也反映了一些受众更关心立场，较少关心事实真相。人群的两极分化和很多媒体的丧失客观中立原则，互相催化，会导致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破坏民主宪政的基础。极为令人担忧。

在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任何希望保持中立客观的读者，都可以选择同时去看不同倾向的媒体，用这个方式来确定哪些内容是可靠的，排除立场对事实的干扰。事实上，这与学术界邀请辩论双方的常规相似。另外，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长期建立的声誉源于其报道的可靠性。因此，同时两边都看的方式排除党派立场，在言论自由的制度下，即便媒体偏离了中立的立场，人们仍然有能力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但是，当很多受众关心立场超过关心事实时，就从基本上挑战了民主宪政的运作。

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言论自由与谣言

在2020年大选即将全面展开的前夕，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法里德教授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警告，2020年全国大选会面对严重的制造假消息和散布阴谋论的威胁。他说，“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已经被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即其他国家政府)作为武器，以在美国挑起民间动乱，干扰民主选举。”他向国会建议，“我们应该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但我们不应该允许社交媒体以压制选民、传播和放大谎言、阴谋、仇恨和恐惧的形式，成为反对我们社会和民主的武器。”

如今看，很不幸，他的“预言”被证实了。从上次大选开始，就已经发生了大量令人警惕的事件。其中最著名，而且证据确凿的，是2016年大选中，剑桥分析公司利用从Facebook获取的几千万用户的数据，利用人工智能方法分析用户的政治倾向和其他偏好，通过社交媒体有针对性地向选民投放信息，影响他们的在大选中的行为。相关丑闻曝光最终导致剑桥分析公司破产，Facebook被多个政府机构罚款。联邦交易委员会的罚款是最大的一笔，50亿美元。

随着技术变化突飞猛进，2020的情况比四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人工智能的造谣技术和造谣机器已经成熟。伴随社交媒体的超高速传播，对宪政提出从未经历过的挑战。称为深度造假(deep fake)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写作造假文字，更可以从实际音频、照片和视频获取信息，制造假音频，假图片，甚至假视频等。大选前夕，2019年秋，美国国会曾举办听证会，两党议员共同目睹人工智能专家播放的，用深度造假技术伪造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演说视频。

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谎言如果重复1000遍又不许戳穿，就会变成真理。如何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基础上，戳穿谎言，保护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两党议员共同的利益所在。普通人无法从视频本身判断深度造假视频的真伪，言论自由又意味着不能简单禁止发布伪造的消息。但人工智能专家有很多技术手段证明真假。因此，在多次听证之后，两党议员共同决定，要求运营社交媒体的公司尽其能力自我监管，帮助戳穿谎言，阻止谎言的传播。这才有了Facebook、推特及YouTube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推出的自我监管制度。其中包括标注其平台出现的不实信息，关闭数十万的假账户(即专门用来传播假新闻的机器人账户，或者人工智能操纵的无人账户)，删除某些违法内容。但是，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商业性的。其商业模式靠点击率盈利。大规模自我监管会降低点击率。而且他们也惧怕自我监管引发政治上的攻击，从而影响盈利。其结果是，一些人群认为他们的监管极其软弱无力;另一些人群认为他们是独裁者，违反言论自由。而且在这些“主流”社交媒体之外，新的社交媒体，甚至专门用来造假新闻的媒体，源源不断产生。如何在充分保护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应对这个挑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涉及科学、技术、法律、道德诸方面内容。斯坦福大学跨院系的“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HAI”，是第一个全面应对相关挑战的顶尖大学的研究机构。

用人工智能造谣固然是新的挑战，但是造谣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现象。如果谣言是人造的，不是机器造的，言论自由是否应该得到保护?有人说，言论自由社会一定不能避免谣言蔓延。这是大错特错，违反历史事实。如果言论自由的社会必定充满了谣言，那么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发展。因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就是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充分抑制谣言的制度。的确，宪政的原则是保护言论自由，因此法律不能立即禁止任何人造谣。但是法律的原则里还有一条：不能以任何方式损坏他人的利益。应对造谣的相关法律有两大类：刑法和民法。以金融市场为例，任何人在市场上造谣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受损者可以按照法律收集证据起诉。如果证据表明是有意造谣，按照刑法造谣者犯了欺诈罪，要坐牢。如果证据表明误导的消息是说话不准确，无意传播虚假信息给他人带来损失，则需要按照侵权法，赔偿受害损失的三倍。在金融市场范围大规模解决欺诈问题，首先靠的是独立司法。然后靠的是在1929-1931年金融危机后的重大立法，引入了金融监管。在充分保护言论自由，保护人权的前提下，帮助及时收集欺诈的证据，加强执法的震慑效应，避免重大灾难。

谎言与民主宪政完全不相容。如果社会充满了谣言，如果多数人相信谣言，民主宪政不可能建立，已经建立的民主宪政则受到极大的威胁。而专制制度必须靠谎言欺骗统治。在司法独立，人权和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恶意造谣的机构面临被惩罚的风险，因而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谣言的滋生泛滥。相反，在没有言论自由，司法不独立的制度下，信息来源被权力垄断，人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信息，只能依赖各种小道消息才更会谣言四起。不幸的是，在2020大选过程，有空前大量的谎言和谣言流行，对宪政形成空前的挑战。没人知道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决相关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为了保护民主宪政制度，美国的全社会，立法机构，法院，大学、媒体、社交媒体等等，一定会在宪政基础上，设法解决大规模造谣传谣的问题。如同1929-31金融市场崩盘后，立法司法和金融界合力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左派”、“右派”与宪政

民主宪政能够运作的社会，必须是以互相宽容的多元群体为主体的。自从有了美国，包括北美殖民地时期，美国就是高度多元化，局部高度自治，包括社区自治的地方。从来就存在非常不同的宗教、政治、社会群体。绝大多数群体是温和的，宽容的，但极端和暴力的群体始终存在。多元化是建立宪政的基础，也受宪政保护。当这些极端人群规模不大时，民主宪政制度能够承受其冲击。例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活跃的极右翼的三K党以及越战时期活跃的极左翼的暴力反战革命团体。

但在最近的几年里，美国社会加速两极化。极左和极右力量大发展，互相丑化对方，互相煽动敌视对方，互相制造阴谋论和谣言。这极其令人担忧。在这个背景下，有一种误导的断言，说整个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整体变左，连右派都变得比以前也更左。类似的描述，把社会上的恶都归于左。也有反过来的误导描述，把不同理念的人群都诅咒为法西斯，诅咒为殖民主义，把社会上的恶都归于右。极左和极右的共同特点是，同时从不同角度煽动仇恨，动摇对宪政制度的信任，破坏宪政的基础。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任其发展，最终会破坏宪政，导致暴政，甚至通往极权主义。

在政治学里，所谓的左和右，是对人群政治倾向的高度简化的描述，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压缩到狭窄的一维范围内的简化描述。在讨论选举时，如此归类人群在分析上有一些帮助。但把一维的简化概念推广到讨论社会整体，讨论社会长期发展上，可以严重误导。例如，人类历史上存在一个重大问题是平等。如果把平等作为唯一的度量，人们把鼓吹绝对财富平等看作是极左;把有意制造极少数个人垄断财富看成是极右。但历史上，极左的力量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丧失权力;极右也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丧失权力。推到极致导致极权主义。极左和极右在导致专制方面殊途同归，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的。

总而言之，民主宪政最终是为了保护人的多样性、多元化。人原本有不同的想法(包括所谓的左和右)。宪政环境使得不同想法的人能够在一起合作，互相宽容，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只有所有个人的不同的想法都能充分发展，社会才有发展。伟大的制度之所以伟大，靠的是系统性制度性地削弱社会中最大的权力，从而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保障公民在相互妥协和宽容中，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想象力，充分合作。所谓的左和右，只是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描述人们之间的不同。这些分歧可以相当微小。民主宪政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和谐共存，竞争发展。但极端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不宽容，甚至暴力，包括语言暴力、肢体暴力甚至更严重后果。两极化的广泛蔓延和激烈化，必定破坏宪政的基础。

最后，对所有关心宪政的朋友们，我想提请各位在面对这次美国大选出现的诸多问题时关注宪政制度的核心。与其讨论严重误导的左和右，不如讨论有益宪政还是破坏宪政。只有在民主宪政下，人们才享受自由。自由的人们，从来是不同的，可以被描述为倾向左或右，但是他们可以是朋友。

美国建立宪政两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因为有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有了尊重产权人权的宪政基础，有了宽容妥协的公民社会，这个制度有充分的能力自我修复。美国的制度之所以伟大，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历次产业革命里拉开的距离如此的巨大，是制度带来的，不是某一个人带来的。具体的制度之一，就是保证和平稳定权力交接的宪政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正常运作，就不存在某一次选举决定美国的命运。伟大的制度既不是某个领袖缔造的，也不依赖某个领袖发展。

(注：许成钢，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1/1/9   发布时间：2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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