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江：怀念我的博士导师傅高义教授

作者：胡小江  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12月21日）早上陆续收到朋友发来的消息，得知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导师Ezra F. Vogel（傅高义教授）去世了。这个消息本不应该让人意外，毕竟他已年近九旬，这个时刻终究会到来。但熟悉他的人都感到突然。我不能说别人的感受，但起码在我的潜意识里，以他那般的精神头，他会永远生机勃勃地活下去。于是我们觉得九十岁的他，还是走得太突然。

哈佛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从来不叫他“傅高义教授”。中国新生刚入校时，大概会尊师重道地叫一声Professor Vogel，但很快，所有学生，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一律称他Ezra。所以听到人提起“傅高义教授”，我们这些学生的脑子还要反应一下，“哦，是Ezra。”那些称他为“傅高义教授”的人多是哈佛大学的中国访问学者、政府官员、媒体人等等，他们的目光会集中于“傅高义教授“事业中的宏大层面。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写写我认识了二十多年的那个Ezra的一些片段。

哈佛大学社会学中国学生在傅高义家中聚会（2003）

（一）

Erza在1990年代后期从政府部门重返学术界并回到哈佛校园的时候，已经功成名就了。他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亚洲政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踩在学界与政界的重合之处。然而二者之间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却并无定论。其内在张力永远存在，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作为社会学系出身的博士及社会学系的教授，Ezra却对美国主流社会学界流行的种种理论范式（包括基于中国或日本社会实践总结出的理论）不关心，不在意。他的名声在外（学术圈之外），也引起了美国社会学中一些学者对他的不认同，认为他没有理论建树。他的演讲也是类似风格，引用很多材料，令人佩服他的功夫和记忆力，就像最近经常被提到的钱锺书先生一样，但他并不进行理论的总结或者抽象。对于不熟悉或不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会感觉不太适应。

但Ezra并不在乎这些质疑。他在职业生涯中晚期去政府部门工作了两年，切身感受到不同“世界”的巨大差异，也主动地融会贯通。他给本科生上大课时，专门讲到他在政府工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学会如何把一个学术观点或者研究发现，用仅仅一页纸写出来，类似于他在政府工作时给上级部门写的briefing（简报）。所以他给学生留的作业大多是这种一页纸的东西。看起来很短很容易，但对于动辄下笔千言的哈佛学子来说，却很不好写。但可以想见，能够写好这种briefing的学生，日后在学术圈以外会更加得心应手。

Ezra在中国和日本政界有很多联系，认识很多要人。中国官员去哈佛大学“朝圣”的一个固定动作，就是拜访一下大名鼎鼎的傅高义教授。Ezra知道“他山之石”的价值和“外来和尚”的作用，也很乐意发挥这样的作用。我记得某个部委的人来拜访，我去帮忙翻译。他们向Ezra请教中国如何更好地做慈善和公益方面的事情。Ezra于是介绍说，美国有一种现象叫“非政府组织”，很有效，云云。我听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已经使NGO登上了中国的舞台，但NGO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很是无奈。没想到那次访问之后，很快看到原来附属于政府的一些单位改制成为了NGO或者GNGO，然后这两个词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从新闻中可以看出，从上至下推动这个举措的就是上次访问Ezra的部门的人，他们在新闻中引用着傅高义教授的话。我则无意中成为这个节点的历史见证人。回想此事，我看到当关键性人物能够起到桥梁作用，那么在某国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有可能在他国激发出全新的改变。

这岂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对于社会的relevance（相关性）？

（二）

Ezra出身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犹太人这个身份对于亚洲国家的学生来说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但说中国人是西方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是西方的中国人，则在暗指两者之间有着文化上的相似之处。Ezra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会连带介绍此人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做什么的，家族里有哪些名人等等。这个做法在美国的大学里并不常见，甚至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不是那么理所当然。年轻的学子都在拼命设法在家庭身份之外，证明自己的独立的存在，建立基于个人成就的价值。我曾经不太习惯他这个做法，觉得这个方式对来自于普通或贫寒家庭的学生并不友好。后来看多了历史，看到在中国历代科举考卷上，每个考生都必须写出本人的列祖列宗三亲四戚，看到阿拉伯民族的姓名是由一连串祖先名字所构成，慢慢对他的这个习惯有了同情的理解。

Ezra的书都是用多年积累的材料写成的，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算正式开始，什么时候会完成。他紧锣密鼓地为《邓小平时代》做准备的时候，我正在哈佛。作为一个受益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留学生，我当然很愿意为他的研究做点事。具体做了什么也记不清了，也不外乎找资料、做翻译、梳理背景、讲讲我的想法之类。在我学成回国后若干年之后的2011年，得知这本书出版了，后来被译为中文。间或有认识我的人读了此书，来告诉我说我的名字出现在书中的访谈人物名单上。我对Ezra这个的举动非常意外。我当年帮他做的事很小，小到连自己都记不清，绝对谈不上重要。可能是当年我真心真意地希望帮他把此事做成，他多年之后还记得我的心意。回忆起来，这确实是他的风格。记得2000年在他退休庆祝会上，他发言时重点感谢了三个人，一个当然是相濡以沫的夫人，一个是谁我记不得了，还有一个是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的行政助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非常能干的女士。在国人看来，帮中心老领导组织退休庆祝会，本来就是行政人员的分内之事。那位女士可能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退休仪式的主角郑重其事地感谢。后来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对自己的同事、学生、单位的行政和辅助人员，以及对每一个出于善意帮助过我的人，我心里都怀着真诚的感谢。

（三）

Ezra人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中文。他阅读资料是可以的，但如果想用中文说出复杂的意思就比较困难。没想到，为了做好中国的研究，Ezra年纪一大把了突然执着地要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最开始他是请中国学生给他上中文课。我因为有一些经验，也去教过他。我找了一些文学刊物，如《收获》《当代》《小说月报》之类，让他朗读其中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小说。他逐字逐句地读，遇到不认识的字、发音不对的字、不理解的词、或者一语双关，话里有话的情况，我就给他纠正和解释。一篇一篇读下来，进步很大。记得有一篇关于中国县乡官场文化的小说特别有意思，里面各种“说话听音儿”、话里有话、指桑骂槐、一字千言，只有对中国社会有透彻了解的人才能读出其中的妙趣。我虽然不能肯定Ezra是否读懂了，但他起码没有对小说的情节表示疑惑不解。我特别记得那次为了解释文中“嗲”字的发音、含义和适用情境，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我教他中文，虽自认为要求很严格，但潜意识里仍然觉得Ezra作为一个外国人，中文学到这份上已经足够了。再说他六七十了，也不会去考汉语水平考试，真没必要给他鸡蛋里挑骨头。后来我去做田野调查不能继续教他，他居然聘了一个专业的“对外汉语”老师，大幅度地增加了学习中文的时间。那个老师是个很敬业很严格的女孩，对于不准确不规范的中文毫不留情。有一次她跟我谈起Ezra学中文时常见的错误。比如110作为数字（而不是号码）时，规范的汉语普通话读法是“一百一十”，但母语是英语的人往往会读成“一百十”。小老师几次三番给Ezra纠正，但老头不长记性，就是改不过来。有一次他又说成“一百十”，小老师生无可恋地一声长叹，表示认输，老头这次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重新读出“一百一十”。我因为很少听他用中文讲话，不知这个问题是否最终纠正过来了，但心里忍不住想，如果他在110岁时，把自己年龄说成“一百十”，小老师会被气死吧！

（四）

Ezra退休以后，并没有“告老还乡”。聚会时大家夸他：“你看起来很棒！”（You look great!）他则开玩笑地回应：“如果人家都在跟你说‘你看起来很棒！’就说明你已经很老了。”话虽是这么说，但他真的不觉得自己老。他好像没有颐养天年的计划。他每天很早起床，去查尔斯河跑步或骑车，冬夏无阻。每月一次的社会学系中国学生学者在他家的聚餐一直雷打不动地延续了二十年。他的书一本本出来，还有几个研究是“正在进行时”。很多著名政治家在退休之后靠讲座挣钱，并借以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我猜想他也是其中之一（应该的！）。每逢国际大事发生，就会看到中国媒体对他的采访。几年前他在媒体上提醒中国要以日本为戒，警惕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作为日本研究专家，他深刻地知道不加控制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将国家引入何等的灾难深渊。这是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和善意的老人的肺腑之言。而最新的采访则是关于新冠疫情的。

他家住在哈佛校园旁边，经常有哈佛的学生社团请他去讲座。对于来自学生社团的邀请，他几乎有求必应。虽然以他的阅历和积累，这样的演讲不用做很多预先的准备，但还是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有的社团有一些活动经费，会主动提出给讲者一些讲课酬金（honorarium），以示谢意。对此Ezra从来都是拒绝的，并且他想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都跟他一样是拒绝的。他有一次很惊讶、很不解、很生气地对我说：“听说有的教授给学生做讲座还收钱？怎么能收学生的钱呢？学生社团能有什么钱呢？！”他虽然在校外活动的报酬很高，但服务于学生对他则完完全全是一个教授的分内之事。他始终保留了对于校园净土的虔敬之心。

胡晓江在博士论文通过庆祝会上与傅高义合影，摄于萧庆伦教授家中（2004）

（五）

我最后一次去哈佛是十年前。有一天晚上下大雪，我路过Ezra的家，想顺便拐进去看他一眼。我没有提前打招呼，他家里也黑着灯没有人。下大雪的晚上，80岁的他会去哪里呢？估计又被哪个学生社团请去讲座了吧。我站在房子外面，看到他的自行车依然停在房檐下那个熟悉的位置，还是那辆旧的公路自行车，细细的轮子和高高的车架上沾着不多不少的泥点，但是车把和车座上并没有任何灰尘，显然是一辆经常在路上的自行车。于是我知道Ezra一切都好。我安心地转身离去，想当然认为他就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哪天一不小心就活到了“一百十岁”。（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

来源时间：2020/12/23   发布时间：202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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