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沙利文：美国应抓紧机会窗口期，重返世界领导者角色

作者：杰克·沙利文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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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3-05/world-after-trump

杰克·沙利文 | 美国应抓紧机会窗口期，重返世界领导者角色

作者：杰克·沙利文

译者：熊宜安

法意导言

在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格局在现在备受挑战：区域强权逐步恢复实力，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各国民粹主义纷纷抬头，美国也选出了特朗普就任总统。当下世界格局貌似已有坍塌的迹象。时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写《“川”后世界 – 国际社会将如何变迁》(The World After Trump – How the System Can Endure)一文,讨论美国应如何分析其与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全球秩序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已入十面埋伏，但秩序本身是充满韧性的，在清楚认知国内矛盾、国外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应抓紧机会窗口期，重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杰克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随着乔·拜登(Joe Biden)首批内阁名单的公开，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之一。本文写于特朗普任期中期，对于理解当今美国政治社会状况具有特殊的意义。

其实在特朗普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预警警报已然响起许久。在过去的十余年，外交政策专家们异口同声，多次指出当今的世界秩序已有坍塌的前兆：专制强权无视约定俗成的国际规则、失败的政府对外输出着威胁、各国经济尚未适应技术变革及全球化、政治被民粹主义带失了方向。而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领袖及护航者的美国，其相对力量与影响力与世界诸国相比，亦逐步收窄。

就在如此悲观的时刻，特朗普却登场了。对于这些声嘶力竭、奔走告警专家们，无疑是敲响了当今秩序的丧钟。在过去较能抵挡悲观主义侵蚀的人们，在此刻也变得垂头丧气。他们所看到的是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正逐步瓦解：在二战后的建立用于协调纷争、协同行动、协管世界的一系列规则、机构、合作组织将不复存在。在悲观的基调下，人们已无法判断迎来了什么秩序，抑或是陷入混乱的泥潭中。

尽管如此，当今的世界秩序其实较人们普遍认知更具有韧性。虽然特朗普可能会对美国民主和国际系统造成不少问题、虽然美国有可能陷入宪政危机、虽然世界依然笼罩在贸易战甚至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下，但是现有的世界秩序所受到的威胁还是被不恰当的放大了。当前的国际系统可抵御大多数政治、经济变革带来的分析，抵御特朗普的一届任期更不在话下。

这种更为乐观并不是要为人们带来虚妄的安全感，而旨在呼吁多方采取行动。当前的形势险恶，要求外交政策界积极思考如何维持、巩固国际秩序，并下定决心、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哀叹特朗普带来的破坏，放任当前秩序走向土崩瓦解的结局。虽然无人确切清楚未来的走向，但就此认命、束手就擒的话，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只有维护秩序的人们站出来，秩序才能得以存活，并且需要同步推进变革，以反映当前世界格局、面对新的挑战。在放任自流和盲目自大的两个极端之间，正确的态度应是居安思危。当前秩序的拥护者必须马上行动，保护秩序的关键要素，明确革新方向，重获国内外的支持，并趁早为推进变革而创造机会。

韧性秩序

在一个趋向混乱的世界里，应由那些认为当前秩序可持续的人们，站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其实，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世界早已展现出了适应权力性质变化、权力平衡调整的能力。有三个基本因素可以解释当今秩序的韧性，并证明现在重点应放在对当前秩序的保护和革新上，而不应过多考虑秩序毁灭后所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

首先，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仍支持当前秩序的核心部分，并期待美国继续作为秩序的领导者。同时，美国主导地位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美国领导地位的终结。也就是说，美国或许无法继续凭借优势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来引导结果走向，但仍可牵头应对共同挑战、引导共识，从而定义关键国际规则。在未来，或许华盛顿将不再是各国寻求资本、资源或影响力的唯一目的地，但肯定还是最重要的议程制定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当前的世界秩序诞生了。彼时，欧亚强权已分崩离析，而美国通过在国外的主导地位和国内的繁荣经济，得以成为新秩序的建筑师和护航者，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国际秩序。当时的美国，不仅拥有塑造规则和推动结果的资源和力量，也是多国效仿的对象。美国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一种利己利他的秩序，给国内外的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正如知名国际关系学者G·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本刊所述，由此产生的体系“难以颠覆且易于加入”。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垮台，更是巩固、扩大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但这种格局并没有持续性，其他大国终究会崛起，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总有一天会被翻出来重新审视。现在看似这个时刻已经来临，而美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其他国家是想对当前秩序推翻重来，还是仅仅是做出调整?2016年，兰德公司(The Rand Cooperation)做出的全面分析报告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大国愿意拆散当前国际秩序，或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特朗普的当选迫使部分国家准备在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前行，但考虑到美国曾有类似的行为，仍有许多人认为当前局面仅是反常现象，而非美国的新常态。

收起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也认为其核心利益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前秩序。在特朗普就职前后，某些激动人心的报道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开放国际经济和气候变化的言论，曲解为中国计划以某种方式取代美国。纵使中国利用特朗普留下的权利真空，试图获得更多的影响力，但中国领导人真正发出的信息，是中国并不希望全球体系在短期内有根本性变革。同时，即便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建立自己的平行机构，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但迄今为止，这些机构基本上是对现有秩序的有效补充，而非取而代之。

其他新兴大国可能对当前秩序的某些机制感到不公正，也部分国家可能寻求如在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等重要机构中的一席。然而，这些国家和中国一样，核心的关注点是现有秩序的改革，而并不是取而代之;而通过关注它们的行动，更可以明确得出这个结论。

例如，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下，主要新兴大国的领导人热切地接受了邀请，出席2010年的首届核安全峰会;与此同时，它们虽略微不情愿，但还是自愿加入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全球制裁机制。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的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和丹尼尔·克里曼(Daniel Kliman)援引一名巴西官员的话称：“巴西希望扩大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而不是拆散当前世界”。的确，巴西在维护当今秩序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推动互联网治理中的多利益相关者体系。新兴大国寻求在地区和全球机构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并不是对秩序的否定，反而证明它们认为深入参与当前秩序比另辟蹊跷更可取。

从“主导”转变为“领导”

当前秩序存有韧性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从主导地位到领导地位的转变比大多数人认为的更有效。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的外交努力，让管理跨国问题的方法，从正式的、法律性的、自上而下的形式，蜕变成更为实际的、功能性的、区域性的机制。而形成的非正式合作机制，实质上就是某种“意愿联盟”(当然，这里的联盟是字面意义上的，而非对伊拉克战争的反讽)。因为这种转变扩大了共同解决问题的前景，并使基于规则的秩序不再那么僵硬，所以使当前秩序更易延续。

举气候变化的例子来说明，如《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等正式的、法律性的框架，已经让位给相对非正式的框架，如《巴黎气候协议》(The Paris Agreement)等。《京都议定书》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拒绝参与条约内容，且新兴国家获得了条约的豁免权。而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巴黎协定》之所以能吸引各国广泛参与，是因为其实质性承诺是自愿性的，而参与方国家在履行各自承诺时，具有自主灵活性。即便美国暂不参与，《巴黎协定》也可持续生效，因为各国已将各自的目标植入本国能源计划中。同时，美国本身也可在没有华盛顿协助的情况下完成，甚至超越自己定的目标(前奥巴马气候顾问布莱·迪斯(Brian Deese)在本刊中如是说)。

再举抑制核扩散的例子说明，在正式的核不扩散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框架下，审议会议未能推动形成新的法律常态。相比之下，在最终促成了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期间，P5+1(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联合完成了一项基于规则的方案的制定，以解决全球的核扩散问题。而最终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获得了谈判各方的实际承诺，同时也纳入了关键性的国际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和安理会——进行监督和执行工作。尽管特朗普声称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并声称最终会退出该协议，但协议本身取得了的广泛参与和认同，且有实证说明协议正按照预期发挥，或多或少也抑制了特朗普采取行动。

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全球规则制定的工作陷入了停滞，但各种“诸边”【译者注：诸边协议意味着成员国有权在自愿的基础上同意新的规则，而多边协定中的所有成员国都是协定缔约方】及区域倡议激增，如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及拉丁美洲的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美国或许不直接参与建设平台，但也通过技术和外交支援，推动了这些平台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鼓励的“可变几何”【译者注：“可变几何”指各项政策设立时，不需各国同时参与，但某些特定国家可以更紧密地相互合作】。在此，美国政府犯了错误，拒绝了加入亚投行，但理应协助亚投行规定标准。在全球卫生方面，世界卫生组织(WHO)已认识到应对重大卫生危机需要更灵活的安排，包括引入公私合作模式，形成了如全球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等重要机构。与此同时，各种新出现的区域和次区域的组织。在解决地方性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还可以继续举证说明，但核心点是：在美国的推动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总体趋向于务实和灵活，导致秩序本身更具有韧性。一方面，务实和灵活的方式，更适合应对当今跨国挑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而另一方面，即使美国退出当前秩序，世界其他国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新结构的设计旨在包容扩展，从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参与者处，吸纳更多的参与、获取更多的贡献——即便最重要的参与者暂时放弃了其领导角色。

人们担心，这种转变趋势是否会削弱规则?但至今的记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尽管特朗普政府去年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ernship)，但目前持续谈判的11个国家，即使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会达成该贸易协定。纵使美国不再主导贸易谈判，导致落地的协定中，劳工或环境相关的条款相比美国主导时期较弱，但这些规定仍将是对现有规则的改进，也是衡量未来规则的新基准。同时，这种广泛的转变趋势与联合国系统的行动也不相斥。非正式合作机制的兴起，并没有影响在如民用航空等问题上，制定基本的全球标准。从实质上来看，非正式和正式机制是可以是相辅相成的。而在联合国系统之外，以区域性、次区域性等较小规模的合作机制，更是有助于促进宏观的全球合作。

制约特朗普

尽管特朗普对全球领导力制造了暂时性的真空，并不断有人质疑他的执政能力，但他至今尚未像他在竞选过程中所威胁的，对美国的外交事务造成系统性损害。这是因为他受到一次又一次来自国会、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团队以及现实情况的制约。

以美国领导的秩序的核心特征——美国的同盟体系为例。尽管特朗普继续嘲笑美国的盟友是“吃白食的”，但是华盛顿对其欧亚盟友的政策更多是连续性的，并未进行不可预见的调整。总体而言，是特朗普的顾问们、外部宣传和国会监督合力确保了美国盟友政策的连续性。除此之外，尽管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心存疑虑，但他们一直在寻求通过与美国合作来维持联盟。比如说，俄罗斯因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性，而受到美国政府基于规则的压力;虽然本届政府希望减去部分对俄的制裁，但国会却以压倒性的多数批准了新的制裁，束缚了特朗普的手脚。随后，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某些高级成员，推动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更是令多数观察人士大跌眼镜。

重点是，无论特朗普有多么蔑视基于规则的秩序，他也明确的认识到这种秩序不可或缺。观察美国政界的历史，特朗普也并非特例。他与部分政客相似，因为美国的行动自由被秩序所限制而感到愤怒，但却最终认识到秩序保护并促进了美国的利益。比如说，美国与朝鲜的对抗中，特朗普既需要强大的亚洲联盟，也需要与北京建立合作关系，这与特朗普在竞选口号是完全相反的。再如，为了打败伊斯兰国(ISIS)，特朗普需要奥巴马时期组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这个联盟将伊斯兰国赶出了摩苏尔和拉卡。因此，特朗普并未完全摒弃秩序，甚至迫接受了某些关键部分。

特朗普漫无目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国际关系专家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曾说：“自二战以来，每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是由其总统的性格和观点来定义的”，这点在特朗普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纵使特朗普的冲动性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与过往的总统不同，特朗普并无兴趣将一时间的冲动，转化为一系列的政策。这可能会让他身边的团队，及民间的声音，发挥比以往更强大的约束作用。

国内矛盾

秩序的韧性不应成为当前努力的结果，而是成为巩固和更新国际秩序、解决对人类生存的长期威胁的起点。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人们对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已不再抱有信心。虽然本土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助长了这种幻灭感，但其根植于许多人的生活经历，因为当前秩序所承诺的利益并没有流向他们。

美国秩序的基石由三个基本命题组成：经济开放和一体化，将带来更大、更广泛的共同繁荣;政治开放、民主化并保护人权，将培育更强大、更公正的社会、更有效的国际合作;还有，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这三个命题现在均受到全方位的质疑。

正如政治学家杰夫·科尔根(Jeff Colga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本刊中所论述的那样，全球化与共享繁荣之间的联系已不再清晰。他们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体系被“操纵”了，需要一套新的规则为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谋利。同时，西方世界也日渐将全球一体化，视为对国家认同感和经济活力的威胁。

纵使开放的政治模型有诸多优点，但民主体制当前正现在处于守势。从内部来看，威胁包括了内部纷争乱及民粹主义的抬头;从外部来看，部分国家正使用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所谓“尖锐力量”【译者注：“尖锐力量”代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使用信息审查制度，或使用信息操纵手段来削弱独立机构的声誉】的混合策略，对政治多元化和开放选举体系进行破坏。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大选的干预，可能帮助特朗普赢得了大选。而在未来几年，俄罗斯的“积极措施”和中国的影响行动将继续趁虚而入，破坏民主制度的稳定。

当触及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相互作用时，中国一直在努力证明——包括向各发展中国家证明——经济开放与集中的政治体系是完全兼容的。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效仿苏联，但中国模式却视为一种较有吸引力的选项。习主席也称中国模式是“其他国家的新选择”，而在非洲、亚洲、甚至在欧洲的部分国家，都在关注中国的发展。

这些趋势远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出现了，而现在民主面临的新威胁又加剧了这些趋势，甚至试图改写真理。但趋势并非不可逆转的。1989年【译者注：即东欧剧变】并没有把民主变为历史终结点;而2016年【译者注：即特朗普当选】亦不会开启民主的毁灭之路。

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自由主义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不完善的。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当前的秩序实际上是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译者注：即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和一种更自由的变体的混合物。这种变体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时期，并在20世纪的美国领导下巩固。但这种混合体总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及不干涉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及多边主义”两个极端之间，艰难的维持着平衡。而当秩序的重心转向前者，并不意味着整个秩序的终结。

此外，过去两年的事态发展——即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外国对民主政治的干预等一系列事件——都敲响了警钟。这是西方民主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急需讨论出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压力、国内的社会与经济的脱节、还有全球化及自动化带来的分配不均的后果。后续的举措是否会带来自由民主力量的真正复苏，仍有待观察。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如特朗普的过分行为，引发了多方的激烈反应。在欧洲，事实证明了欧盟比预期更有凝聚力，经济基础也更强大。虽然民粹主义运动仍在推进，但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如法国极右翼候选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的政治主张并未被大多数法国国民所接纳。民主国家还尚有余力，可以对威权民粹主义的进行管理。并缓解其所带来的的压力。如果西方能够成功恢复民主模式的吸引力，那么威权模式的弱点和矛盾将重新成为人们审视的焦点，毕竟威权模式依赖于对人类基本自由的系统性压制，且通常伴随着深陷泥潭般的腐败。在这方面，北京对外展现的自信与国内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之间很能说明问题。

外部威胁

除了西方内部的弱点，当前秩序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挑战，首当其冲就是新一轮的大国竞争。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地将竞争，而非秩序，作为一种组织理念。他认为前几届政府视其他大国为“友好的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并假设“竞争将让位给和平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但特朗普团队却错误地将这一问题框定为非黑即白的命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放弃战后的秩序对于守成大国来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让步，因为秩序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主要的竞争优势。保护秩序，并调动秩序中的资源，是美国与中俄竞争的必要条件。同时，大国竞争也并不一定在短期内导致世界秩序的颠覆。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两个主要的大国竞争对手。

在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确实想破坏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华盛顿民主盟友的凝聚力。但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克里姆林宫更多仅仅是搅局者，而并不构成生存危机。没错，普京的确悍然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他遭到了大西洋两岸的共同回应，阻止了他将基辅拉回莫斯科的轨道;而北约(NATO)最新的前沿部署，也阻止了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行为。还有，虽然普京对叙利亚的干预，间接帮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并让俄罗斯在当地扮演了平衡者的角色，但俄罗斯的角色也并没有提升至如地区的安全管理者等更高的层面，而且根据当前趋势，未来可能也永远不会。在全球治理的层面上，俄罗斯既没有能力大幅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进程，也没有能力破坏对如气候变化等挑战的多边努力。同时，考虑到俄罗斯脆弱的经济和不利的人口趋势，未来这种情况将越来越明显。美国既要避免落入低估普京的陷阱，也要回避高估他的诱惑。

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它虽然有更大的能力来改造全球秩序，但是在短期内会未必会进行尝试。参考中国领导人的表述，中国并不指望取代美国成为新秩序的核心。而正如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指出的，北京仍然是一个“部分大国”。借用前美国官员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理解，中国的基本全球战略是成为“有选择性的利益相关者”，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来挑选和选择要承担的责任。执行这种战略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将继续对所有事务兜底。

中国当然将在国际秩序的运作和演变中，寻求更大的影响力。其他新兴国家也不例外。但是，这需要美国和各新兴大国同步进行调整，而不是对现有秩序推倒重来。

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区域性竞争态势，是否会转化为更根本的全球挑战(尤其是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建立势力范围之后)?中国在亚洲的战略旨在削弱美国并增强自己，从而改变力量均衡。中国具体的行动包括了军队建设、在南海的一系列活动、经济外交、及一带一路倡议(BRI)等，逐步扩大其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由于特朗普政府忽视亚洲的安全和经济框架，反倒是协助了中国提前完成其目标。

但美国及其伙伴还有很多办法。美国的主要盟友，要求美国在亚洲长期存在，而这可能会打消北京执行亚洲版“门罗主义”的念头。即使在如南海等中国已经取得优势的方面，美国及其伙伴仍有能力保护区域特权和全球规则，如航行自由和畅通的合法贸易。最终，华盛顿可以依靠历史盟友和当代的伙伴，在回归至有效的亚洲战略后，继续维持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并在促进与北京进行全球合作的同时管理区域性的竞争。

最后，从北非到南亚这条不稳定弧线上，爆发出种种的暴力事件，使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东的混乱，可能将威胁到全球秩序。但中东的不稳定一直是该区域的特性，而非短期产生的问题。自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末退出历史舞台后，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段内(即197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年)，该地区战乱难平，出现了赎罪日战争、黎巴嫩内战、伊朗革命、现代恐怖主义的抬头、麦加的陷落、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两次巴勒斯坦起义、波斯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也门内战等。

如今，脆弱的国家结构、暴力的意识形态、伊朗与沙特之间的竞争，确实将局部冲突转变成了地区性的危机。除了令人震惊的人员伤亡数，地区危机还产生了外溢效应，导致难民大量涌入欧洲，并在整个西方世界引发圣战袭击。与此同时，美国既不情愿，也无法像过往一样维持对地区的干涉行为。从供需的角度去看，美方投资资源、特别是投放军队的意愿降低，而地区对美国干涉的热情也同步降低。不管如何，波涛汹涌的中东并没有拖垮整个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已打退了伊斯兰国，消灭了恐怖主义国家在中东心脏地带的存在，击退了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同时，欧洲也在学习如何应对难民危机。至于德黑兰，或许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上风，但该地区的权力平衡最终趋向于在伊朗及其代理人和沙特领导的逊尼派集团之间，形成一种不安的、甚至是混乱的平衡。当然，从长远来看，只有各国进行有效的治理，才能有助于管理、减少、和遏制地区的不稳定。

机会窗口

不管如何，上述分析并不是让人们感到自满而停止努力。在华盛顿，遏制特朗普的破坏性本能还需不断努力。随着他更为频繁地在全球舞台上寻求加分，遏制只会变得更加困难。对特朗普的约束力，往往归结到少数的内部成员身上，但他们却很容易被其他不负责任的声音所取代。从国际上看，挑战也正日益增加，而不是逐步减弱，其中甚至包括某些由技术驱动的，对国家权利本身的挑战。而秩序的韧性，仅能为当前的纠错工作提供短短的机会窗口期。

许多关键的步骤，将都基于是否可以美国完善国内治理，这也将为后续建立国家安全的共识创造更充分的先决性条件。但两党外交政策领导人也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加强并调整战后的国际秩序，使其反映现实情况、满足当前需求，但也需同时确保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核心角色。这将需要提出创新的想法和有效的主张，以确保全球化带来更广泛的共同繁荣;也将需要有效地管理美国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保护美国的特权，但不陷入全面的竞争或直接的冲突中;最后，美国还需要说服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民，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与本届总统意见相左，仍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通过共同行动和规则来确保共同利益。

当前的国际秩序或许可以接受美国暂时性的缺席，但若美国永久退出国际事务，则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从长远来看，即使是在国际合作最发达的领域，国际秩序仍然需要明确的领导者。比如说，《巴黎协议》在2023年进行下一轮承诺时，会有谁站出来确保各国增加减排?再如，谁又能把全球各大国联合起来，执行伊朗核协议的后续协议?至于在规则尚未明确，或过往方案不再奏效的领域，美国的领导作用更为关键。在全球调整贸易和投资走向之后，会如何影响计划经济的持久性、工作性质的变化、以及收入平等性?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国家的脆弱而导致的移民、难民潮?还有，应该采取什么规范，对网络空间和人工智能进行管理?

世界不能指望无方向的集体行动，也不能指望中国牵头。在预见的未来内，中国既没有本能，也没有意愿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决心的国家，而且在历史上就拥有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影响的意愿。美国以独特的方式接受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角色。但在这种秩序中，各国的关系却与修昔底德著名的“米洛斯对话”(Melian Dialogue)中的格言完全相反：强者行其所能为,弱智忍其所必受。

所有上述的机会，都强调了美国的机会窗口期。要想最大化利用这一机会，就必须挺过当前的总统任期，且不能让特朗普连任。特朗普一届任期和两届任期所造成的区别，可能并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性的。比如，奥巴马需要两届任期来实现他在2008年竞选时的理念;而特朗普也遵循这个规律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个任期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连任将证实特朗普主义已成为是美国的新常态，而非简单的反常现象。这将促使各国家采取更果断的步骤，重新调整各自的关系和承诺，这将对美国和同盟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发表言论，阐述德国在没有美国领导下的发展方式，未来或许将有更多美国的朋友往这个方向考虑。另一方面，2020年的总统的选举也可能传递完全不同的信息，并协助美国尽快恢复其领导角色。

美国外交政策界应该为特朗普之后的世界做好准备。虽然，从当前的情况或许很容易得出万念俱灰的结论，但是悲观结论不仅是徒劳的，也是错误的。从科技到军事、从发展到外交、从经济活力到人力资本，美国在各个方面的优势仍是显著的。在机会成熟的时候，美国可以对旧秩序进行改革，重现欣欣向荣的生命力。

翻译文章：

Jake Sullivan, The World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7, No.2, March / April 2018

译者介绍

熊宜安，宾夕法尼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毕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0/12/18   发布时间：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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