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哲：“敌对伙伴”：中国对美战略的演进与挑战

作者：孙哲  来源：中美印象

前两个月在纽约，一位在中美交流领域非常有名的朋友跟我说：他现在处于半隐居状态，天天关注美国和中国国内新闻，但是感到非常郁闷，他可以批评美国，但是不愿意多说中国好话，怕给自己惹上麻烦；他更不愿意得罪中国朋友，担心失去继续跟中国交往的机会。回到北京后，同样也是一位做美国研究的大家跟我抱怨，自己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敢点评美国政治，不愿多谈中国内政，因为他的微信号已经被封了两次了。中美两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变革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深度动荡，如何从复杂中国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对美战略的演进与未来挑战？拜登时代中美关系是否可以“重启”或转圜，还是逐渐形成一种实质性的“敌对伙伴”关系？

分析中国对美战略必须从三个角度考虑问题：一是中国是否有一个连贯、明晰和准确的对美战略目标？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对美国的判断是否正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中国是否有全局性的或者说是“顶层设计”的对美战略规划和战略方针，确定不同时期对美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工作方向，不争一时之长短，在运用或协调政治、经济、心理、军事力量方面发挥出最大效力。三是“底线思维”，为避免对美战略出现大的失误而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评估战略效应，调整或修正战略目标及手段，确保中国对美战略赢得最广泛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一、中国对美战略目标及战略模式

中国的总体战略目标是明确而清晰的，即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成就和经验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如国内两党分立甚至某些政治领袖独断专行、防疫不利、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等，对中国的强硬打压，却让中国甚至世界感到相当困惑，过去那种“以美为鉴、谋中国富强之路”的判断已被摒弃。

对比美国对华接触、防范、遏制等战略选择或不同战略组合，我们同样可以梳理与美建交之后（这个时间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重叠）对美战略的几种模式，大致包括：

1）政治主导与“塑造”型战略，旨在构建中美“合作范式”，营造气氛，深化两国健康关系内涵。例如，中国分别提出过“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希望中美作为两个伟大的国家，用全局性的战略眼光审视和处理两国关系，站在历史的高度共同担负起对世界前途的重任。中国一直强调要加强相互了解、深入交往和彼此借鉴的动力，通过平等对话来求同存异，逐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

2）经济吸引战略：中国希望通过自身的改革，在市场开放及准入、保护外资利益等方面做出承诺，为美国实现相应经济利益提供便利条件，促进中美经济的深度融合。从改革开放初期麦当劳、波音公司进入中国开始，到今天美国迪士尼乐园、通用汽车、特斯拉在上海的落户成功与快速发展，中美之间不乏较为成功的经济合作案例。当然，在中美经贸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两国经贸摩擦甚至冲突时有发生，持续了两年多的贸易战基本终结了这种吸引战略的功能效应，两国正在剧烈的经贸较量中不断调整着利益边界。

3）文化攻心与地方交往战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深厚根基和强大动力。中国非常重视与美国各地民间组织的交往，2013年后更是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美公共与人文外交，希望“让中美友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多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国家形象公关活动和中美教育与人文交流对话，同时也构建了其他诸多平台，如学术界与智库、非政府及公益组织之间的交流、友好城市对话，等等。媒体外交、网络外交甚至孔子学院都被看成是对美公共交流的重要渠道。

4）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战术安抚与灵活让步战略：中国在很多危机时刻为了稳定中美关系，或是改变美国的对华消极认识，都采取了一些配合性的积极行动，维护了美国关注的一些领域的安全及经济利益。近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经历多轮复杂谈判之后，中美之间在2020年年初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在新冠疫情冲击及美国大选反华声音加大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相向而行，最大限度地执行了协议的内容，落实了数批大规模的购买，同时修改了自己的相关法律，对外资进行了更大程度的开放。中国在“六方会谈”及后来朝美对话中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维和、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毒品走私等诸多领域的表现都体现了较强的担当感，相关政策也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大致肯定。

5）均衡反制与强力对抗战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呈现，使得中国在自己认知的国家利益方面设定了一些底线和红线，在很多时候，中国为了阻挠美国的行动，也采取了反制甚至对抗型战略，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形成准对抗性同盟牵制美国力量、在国际组织中否决有利于美国的提议、经济或贸易反制裁等等。相关例子很多，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期间的反复较量，到今年中国针锋相对关闭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对涉港问题上表现积极的美国国会议员及机构负责人进行制裁、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决定对美国境内武器装备的制造商进行制裁、通过军演在南海和台海周边对美国发出警告，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与综合性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对美国战略的变化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判断做出的，有“斗智斗勇”方面的考虑，也有针锋相对“斗气”的成分。不同的战略组合既试图融合中国哲学中刚柔奇正、虚实转化等朴素辩证的思想因素，也体现出在与美交往多年后总结出来的必须在“斗争中求团结”的工作思路。例如，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阶段，中国交叉使用了经济吸引和经济制裁、对抗战略，一方面加大谈判力度，通过修改外资法和其他法律法规来进一步保护知识产权，吸引美资；另一方面，也针锋相对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试图打破美国对华贸易禁运、设置投资及贸易壁垒,经过几轮艰巨对话和谈判，最终签订了初步合作协议。其他例子还有很多，20世纪90年代美国放弃将中国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1999年“炸馆事件”和2001年“EP3事件”的危机处理，都说明这一旨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混合型战略在中国化解经济压力及中美相关政治矛盾方面效果显著。

二、新形势下对美基本判断及外交思路

近两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前景更加微妙而充满不确定性。从美国政要近期一系列表态特别是2020年6月份以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以及国务卿迈克·彭佩奥等人发表的5份关于中国政策、中国意识形态、中国间谍、南海问题等方面的代表性讲话，基本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有转向的倾向，名义上的竞合关系被系列危机甚至冲突阴影笼罩，在意识形态、经济、网络、工业间谍、舆论等方面，美国开始直接批评中国，形成抗华共识。这种情况可能在拜登执政后还会持续下去，甚至还可能扩展到涉及中国内政、人权的其他方面。

相比起美国的战略转向，中国对美外交基本上还在延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从近来中国外交高官的一系列讲话、专访和文章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高层对管控中美关系的基本思路，这主要体现在中方提出了新阶段改善中美关系的路线图，具体包括下面一些内容：1）要继续加强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3）要避免战略误判，管控分歧；4）要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5）要维护中美关系的民意基础。在这些呼吁和建议中，中方特别强调基于平等开放态度的坦诚有效的对话。中美原有上百个对话交流机制，涵盖了政治、经贸、外交、科技、军事、文教等众多领域。其中，较为重要的对话交流机制有首脑热线、军事热线、议会交流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S&ED）等等，针对这些机制，中方希望“原有的沟通对话机制不能弃之不用”，同时“还要创造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能合作的尽量合作，一时不能合作的也要尽量管控，建立各种预警、应急、磋商机制，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

当然，中国明确提出下一步的中美工作重点首先应该是抗疫合作，“面对百年大灾疫，人们最需要N95口罩而不是F-35战斗机”；其次，双方的智库应该共同努力找出管控中美关系的“三个清单”，即：1）合作清单，确定在双边领域及全球事务中需要而且能够合作的事项；2）对话清单，把双方尽管存在分歧但有望通过对话寻求解决的问题列出，纳入现存的对话机制和平台；3）管控清单，把少数难以达成一致的难题找出来，搁置难题，尽可能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冲击和破坏。

对上述政策主张做梳理和分析，中国对美工作的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即便是面临可能发生的巨变，中方仍然坚持继续对美宣传喊话，希望能够通过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美国改变现行政策。拜登当选后，中方期待双边关系能够转圜或者重启，因为中方一直认为，中美脱钩不得人心，美方应及早迷途知返，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把双边关系拖入新冷战。针对美国选后的新形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继续呼吁美国要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上来。

在已经发表的中国外交制定者的这些谈话中，中国还态度明确地特别反对美国一些人刻意把中国执政党与人民脱钩的言论和做法，指出制度和道路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人民来决定，“任何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任何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当然，中国虽然指出美国少数政客“世界观和时代观出了问题，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但是为了避免冲突，仍然保持相对克制，媒体和外交发言人都没有直接批评川普总统本人。中方也再三重申，中国不会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将会保持定力，以冷静和理智来面对美方的冲动和焦躁。

第二，在涉台、涉疆、涉藏、涉港及南海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对抗升级行动，重新给美国划定了不得插手中国内政的红线。中国再三声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践行，挑起了地区紧张局势。两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达到了新的高度，中方奉劝美方放弃注定失败的干涉主义，不要煽动对抗制造事端。

第三，中方也进行了实质性的迎战动员，提出了新的对美工作规划和斗争方针。例如，针对中美贸易形势的恶化，中国推出经济内循环的概念，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来塑造新的发展格局。中方非常重视危机转型，希望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的对美综合国力优势。在军事上，中国也加强了相关的对台、对美准备工作。中国认为“以武止戈”是最好的防范危机的途径，只要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就能慑止中美军事冲突的最终爆发。

第四，为化解美国压力的总体外交努力。按照中方的观点，“中美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公平正义与霸权强权之争、天下为公与美国优先之争。” “在21世纪任何谋求霸权的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将始终站在国际道义的一边，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一边。”中国判断，即便是拜登上台后强调要加强美国与同盟国的关系，美国也难以形成新的后疫情时代的对华统一战线，中国有可能借东南亚RECP及与欧洲合作，寻求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合作平台，更有效地发挥中国市场和资本的制衡作用。中国外交人员近期通过一系列视频会议和对欧洲、东南亚的出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希望能够重塑中国形象，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直接或间接抑制、平衡、反制美国。

第五，在战略安抚或者灵活让步方面，中国也采取了实质性的行动，包括相对坚定地执行着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没有报复美国在华企业，在南海问题上声明“南海是共同家园”，同时对孔子学院领导及协调机构进行了及时的改组等等。

三、当前对美战略的内在矛盾与困境

中国“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但是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判断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者的认知大相径庭，因此相关诉求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效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方积极喊话美方却变本加厉围堵中国的状况？抛开美国选举因素不谈，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面对美国新政府需要作出怎样的表态，以往的对美战略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矛盾，如对战略目标期待过高、被“受害者心态”困扰、战略框架与不同政策选择之间的不同步甚至相互冲突等等。更严格一点审视，所谓中美关系“最忌因短视和浅见导致战略误判”这样的提醒对中方也适用。例如，现在中国国内流行并被官方接受的几种流行观点都有很多争议的部分，对此需要特别厘清。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观点。按照中方的逻辑，“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搞‘武大郎开店’——不允许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美国有些人可能相信而且偏执于“中国之所得，必是美国之所失”的迷思，但是中方不能由此单向推论得出“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甚至中国比美国更优秀的结论。

因为看问题角度不同，中国习惯于把美国看成是引发中美关系巨变的始作俑者，对于中国作为一个自变量的检讨还不够深刻。学者萧功秦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在美国甚至其他一些国家的认知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基本都被外界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对外扩张。

可以假设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遵守规则、和平善意的大国的崛起会引发美国不同的反应吗？中国的善意是否会被美国误解，从而进一步压制中国、希望借此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模式？假设中国集中于内部经济建设，在国际社会上推行善意外交，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也会构成“制度挑战”或者“模式威胁”吗？中国的“有所作为”在国际关系领域应当如何展现才能获得西方的信任？美国和盟国愿意让渡多大的发展空间给一个制度有自信、治理有特色的中国？

可以想象，国际政治本身残酷竞争的现实只能延缓中国与世界的冲突，但是无法避免低烈度的全方位碰撞和矛盾。

其次，中国内政的变化引发的国际反应在中国国内也一直没有成为讨论话题，美国人看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如宣传教育的强化、涉疆涉藏、涉及国家治理中的法治、科技监控、言论监管加强的一些问题，在中国无法展开实质性讨论，因此很难成为两国对话的议题。的确，美国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没有考虑到中国减少贫困、改善公民生活水平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基本事实。在处理疫情问题上，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的相对成功，稀释了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间接打破了美式治理的神话。然而，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应对疫情、处理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透明度方面的“制度疑虑”和实质抵制是真实而强大的。强政府、“全民动员”式的中国的经验也很难成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的样板。

再次，中国民族主义泛滥问题也是一个禁忌话题。盖洛普（gallop）和皮尤（pew）等美国民意测验中对中国的普遍不信任感在近期不断上升，美国大选之前对中国的负面值甚至比1989年后还要高；但是，如果做一个类似的调查，我们在中国也能得出差不多相同的对美国反感和不信任的结论。低估中国，会让美国难以真正理解全球政治多元化的现实，失去拜登所言的要重新“领导世界”的机会；同样，低估美国、认为美国的重要性下降了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对美国的客观判断，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华盛顿对“中国渗透”的恐惧的真实性。美国对中国政治走向其实充满无奈感，美国国内不断有人提出：为什么中国要以信息安全的名义封杀那么多的国际互联网网站？中国可以在美国办那么多所孔子学院，而美国在中国却不能办林肯中心做文化传播？中国为什么修改法律不让美国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习近平主席说过，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对这些美方反复提出的中国信息、媒体和文化市场开放的要求和指责，中方是不是要表明立场，或者一直坚持不予理睬、冷处理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再说？

最后，必须承认，出于多方面内政安全的考虑，中国并没有倡导资本和信息自由流动这两个全球化原则，因此中国对国际秩序的遵守是有选择性的。在这几年的外交实践上，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美国不断强化其传统的双边联盟、寻找新的盟友，如印度、越南、中亚有关国家，实施对华战略反制；另一方面，中国在“与谁为伍”的立场方面也或多或少出现了以美划线的政策倾向，希望借“一带一路”输出“中国主张”、以“中国智慧”推销“中国方案”。中国一直对与美关系紧张的俄罗斯、伊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保持商务合作关系，甚至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进行了大力的经济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在遵从国际关系准则方面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严重伤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相比直线，中国的选择合理性在哪里？这些做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四、中国对美战略演进：从“超限竞逐”到“敌对伙伴”关系？

费正清认为，当美国面对中国时，便“感到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欣赏这样的心情”，而且美国人“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这种历史自信、优越感和使命感使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高高在上，喜欢这种中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费正清的观察是真实而准确的，但是中国有权随着国家的成长与发展寻求一种更平等的双边关系。

以近期中美互动为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十八大后其实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话语重点的偏向和政策的明显转向。2017年之后，新时代中美关系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和贸易战的逐渐展开一直处于紧张阶段，新冠疫情加速了中美关系的加速下滑，使其成为“垂直落体”。即便如此，中国“不忘初心”的努力在中美关系演进中也显示出更大的主动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和道路自信上，还体现在中国希望能够“逆向而行”、勇于担当起对整个世界的重大责任上。

中国的对美战略发生的大转变，其实在于中国改变了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理解，越来越倾向于针锋相对迎接挑战，这就是“伟大斗争”在外交上的指导含义所在。可以确定，中美关系已基本脱离既有阶段，高投入、高烈度、多领域、多形态战略的长期战略博弈将成为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便拜登改变美国一些原有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开始强调中美合作，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方面有可能加大批评的做法和中国维护自身发展权的信心和努力，会使中美关系难以真正回归正轨，中国对美斗争主题有可能会越来越成为外交主旋律。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面临未来中美竞争加剧，中国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的“脱钩论”而加速战略转型，希望改变对美不对称依赖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试图构建全新的对外开放布局，希望能取得未来创新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坚守经贸底线的同时，也在其他很多领域对美采取了全面推回战略。中国认为，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整体高效的体制优势，才能支配更多的战略资源，同时通过整体统筹和调动，将战略资源高效地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和能力。

如果把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总结为限制性竞争战略的话，那么两国近期互动表明，新时代中美关系很有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敌对伙伴”关系。美国很可能继续通过限制、施压来来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至少削弱和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也会做出更加全面、强硬的反应，“斗争型”战略组合的运用会超过“团结型”战略组合的运用，致使中美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既斗争又不能完全脱钩的敌对伙伴关系（adversary-partnership）。这个概念以前也曾经提出过，二三十年以前叫“亦敌亦友”（Frienemy）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美之间敌对与合作的周期可能会有多长？双方在哪些具体领域可以合作，在哪些领域有可能冲突不断？中美是否都在低估对方的抗争力？中美如果继续脱钩特别是科技脱钩的话，中国能不能不跟美国打交道还能变得更富裕？美国是不是能够排除中国干扰，完成自己的国家整合与发展目标？

五、思考与建议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这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历史上，中美曾经几度交手甚至兵戎相见，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直接和间接较量之外，建交后经历的几次重大危机，包括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炸馆事件以及撞机事件等，都对两国交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当下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中美对抗性在加强，管控危机仍是目前及未来想当长一段时间内中美难解之结。

我们都明白在事关中国国家利益方面“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求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两国关系进入新时期内还能做到斗而双赢却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中美两国不仅要避免因战略变化而产生冲突碰撞的陷阱，更应该避免希腊神话中的不被听信的卡珊德拉女神（Cassandera）的悲剧：即便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但是还是会眼睁睁看着城邦倾覆而无力阻止。

基辛格博士一直强调大国之间要建立多层次的、有效率的合作。中国应当学会在下一阶段“如何与一个分裂的美国打交道”，同时也不可忽视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对华共识。当务之急，中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领域探讨与美国讨论、磋商未来合作的可行性问题。这些领域是：（1）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调查；（2）后疫情时代的全球贸易和经济政策宏观调控协商；（3）国内经济更为开放透明、平衡和对等的改革措施，特别是要针对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运营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4）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方面的深度合作。

其他可以合作的领域还有很多，包括（1）朝鲜半岛无核化及之后的和平与发展；（2）核武器的能力和使用的战略稳定；（3）打击毒品的国际生产和贩运；（4）和平重建阿富汗、促进重启伊核谈判和中东和平进程；（5）寻找和归还美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官兵的遗体，等等。

除军控谈判已被中国“有条件拒绝”之外（在英法也加入美俄谈判情况下考虑参与），在其他这些领域里中美完全可以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开始“重启”关系或者探讨深化已有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格局放大一些，其实还有一些既与双方利益有关但更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也需要中美两国携手，如全球生物安全、大数据应用与网络安全、中美共同反恐等等。

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对华战略决定着美国的未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从中方角度来看，面对中美关系诸多困难和挑战，抓住机遇“逆风而行”的关键，在于采取更为积极的“攻心”上策，使用更多的“主动塑造”、经济吸引、地方交流、灵活让步战略来促成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转圜。当然，我们都明白，中国作为一个外部因素，无法决定美国的国内政治走向，中国的理性选择是最大限度地选择化解中美关系危机的最佳战略：在大变局中，中国应该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构建更新的发展格局，以对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带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创新，这才是中国理性和智慧的真正展现，才是中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来源时间：2020/11/27   发布时间：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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