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兩岸關係運作方式中的謬誤與迷思：從李登輝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談起

作者：郝志東  来源：《中國評論》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本文原載於《中國評論》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作者授权本站转载。原編者按：中評社香港11月21日電/ 回顧與檢視兩岸對於“國統綱領”與“九二共識”的種種爭議及後來的現實政治塑造，對於兩岸關係的現實和未來發展有著借鏡的作用。）

2020年7月30日，原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病逝於台灣。兩岸媒體即刻開始了對李登輝的“蓋棺論定”。大陸官方對李登輝評價一律負面。《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說他“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遺臭萬年”。央視新聞評論說他是民族罪人。國台辦發言人說台獨是絕路，國家要統一。台灣政黨對他的評價不一。民進黨政府讚譽李登輝開創了台灣民主與自由之路，是“民主先生”，國民黨則對李登輝毀譽參半：一方面承認他對台灣民主的貢獻，另一方面認為他分裂了國民黨、引入了黑金政治。

本人更關心的是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這樣勢不兩立，毫無迴旋餘地，李登輝到底有多大責任。抑或對今天的發展，大陸方面也難辭其咎。換句話說，關係不好，一定是雙方都有責任。古典社會學理論的三個範式之一是社會互動理論（另外兩個是結構功能和社會衝突理論），講的主要就是人和人之間是如何互動的。其實一個政治實體和另外一個政治實體、國家和國家的互動也在遵循同樣的規律。

本文將先介紹社會互動的理論。然後我們分別來看兩岸在李登輝時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上是如何攻防的，他們相互如何闡釋、定義這些概念，並根據自己的闡釋來決定自己的行動。最後我們來看互動雙方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可以做哪些改進。我的主要觀點是任何發展都是互動的結果，所以互動的雙方都要檢討並克服自己在互動過程中的謬誤與迷思，從而把兩岸關係拉出目前的低谷。

社會互動的理論

社會互動的理論是以韋伯(Max Weber)、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魯默(Herbert Blumer)等為代表的闡釋性社會學，或者說符號互動論或者象徵互動論。如果說結構功能主義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在雙邊關係中文化、意識形態、政治結構的功能，社會衝突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在雙邊關係中國家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及其實力的作用，那麼社會互動理論則可以幫助我們解釋在雙邊關係中人和人的互動、政府和政府的互動如何促使雙邊關係變得和諧或者緊張。

具體來說，第一是人和人或者政府與政府之間有互動。比如大陸的學者和台灣的學者、大陸的國台辦和台灣的陸委會、前者的海協會和後者的海基會、雙方的媒體等等。第二是他們通過互動來定義自己面臨的形勢並給它賦予一定的意義。第三是這個互動的過程使他們建構起來一個社會現實，或者說這是一個“對現實的社會建構”。

對“現實”的闡釋不同，所構建起來的“現實”也就不同，比如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就是這樣。中共、國民黨、民進黨所構建的現實相互之間都有差別。之後這個現實對他們來說就是真實的，他們的行為便是建立在這個社會建構出來的現實之上，由此便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果，無論是積極的後果還是消極的後果，喜劇性的還是悲劇性的後果。

那麼，如何闡釋現實、構建現實、呈現現實，幾乎和結構功能主義和衝突理論所處理的問題同等重要。下面我們來看兩岸在《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問題上是如何解釋、建構並呈現現實的。

兩岸在《國統綱領》問題上的攻防戰

在這個攻防戰中，我們看到了雙方如何解讀當時的政治局面，如何回應對方的訴求。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回應的方式如果不同，效果就會很不相同，一些機會或許就不會在“一念之間”喪失掉。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對台政策從毛時代的“一定要【武力】解放台灣”轉到1980年代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上來。這個方針既針對香港和澳門，也針對台灣。而中華民國政府則提出“一國良制”的方針對付“一國兩制”：即“民主、自由和均富”的“良制”。

這個“一國良制”的方針繼而在1991年形成了一個具體的《國家統一綱領》，我們簡稱《國統綱領》。其目標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其四大原則是1）大陸與台灣都是中國的領土，所有的中國人都應力促國家的統一；2）中國統一以全民福祉為依規，而非黨派之爭；3）中國統一以發揚中華文化、維護人性尊嚴、保障基本人權、實踐民主法治為宗旨；4）中國統一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權益，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下分階段達成。

《國統綱領》提出了國家統一的三個階段。近程是互惠交流階段：1）化解敵意，良性互動，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2）建立中介機構，放寬各項限制；3）大陸推動經濟改革，逐步開放輿論，實行民主法治，台灣則加速憲政改革，推動國家建設；4）和平解決一切爭端，在國際上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中程是互信合作階段：1）建立兩岸官方溝通管道；2）直接通郵、通航、通商；3）協力互助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4）推動高層互訪，創造協商統一的條件。遠程是協商統一階段，即成立協商機構，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軍隊國家化的原則下，研訂憲政體制，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即使在近30年之後的今天看來，這個《國統綱領》仍然是非常不錯的兩岸前途的選項。但是大陸方面當時對此是如何回應的呢？

大陸有關方面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贊成該文件一個中國應該統一以及通郵、通航、通商等主張，但是仍然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換句話說，一個是中央，一個是地方，兩者不能平等。顯然大陸方面無法承諾在在兩岸實行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措施，恐怕危及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正如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的蘇貞昌2006年在終止《國統綱領》時所說，“據當時兼任陸委會主委之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所作「中共對我《國家統一綱領》之反應」報告說明，中國對《國統綱領》之反應，除「共建統一的中國」一詞給予肯定外，對所揭示之目標、原則及進程，均極盡詆譭之能事，毫無採納、商榷誠意”。於是《國統綱領》就被終止了。

時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邱进益後來對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說當時李登輝制訂《國統綱領》的確是“真心地想推進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但是李登輝在回答徐靜波的問題時卻說制訂《國統綱領》目的不是為了與中國統一，而是為了安撫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

或許大陸方面當時不認為李登輝真心想國家統一，或許李登輝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也只是見步行步，如他給徐靜波的書籤上對自己的描述，“我是不是我的我”。是《國統綱領》不是他呢，還是“台獨”不是他呢？

與李登輝同齡的台獨大佬彭明敏在一篇紀念李登輝的文章中說：“我常說，有兩個互相矛盾的身分在李登輝的身上結合在一起。一是作為臺灣人的李登輝，另一是作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前者要保護和伸張臺灣人的政治權利即民主化，後者則為了「統一」中國，一些基本人權必須犧牲，他在此兩種立場上掙扎，天人交戰”。顯然他也認為李登輝有統一或者台獨的糾結。

或許李登輝的這種糾結，也影響了大陸對他的解讀，從而直接影響了兩岸關係逐漸惡化的走向。

但是無論李登輝當時如何想，如果大陸從正面解讀李登輝，把這個《國統綱領》的球接過來，然後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都先互動起來，並承諾在這些方面的漸進改革，或許就不會有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時的武力威脅台灣，以及李登輝全面走向台獨的情況發生。

台灣方面對大陸的反應的反應，也即終止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運作，繼續去中國化，包括政府機構以及國營公司的改名、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繼續往台獨的方向走去，從而坐實了大陸對民進黨是台獨黨的指控。於是在《國統綱領》這個問題上，由於各自的意識形態和敵對解讀，兩岸失去了一次共建和平的機會。

在“九二共識”上的攻防戰

“九二共識”的失敗，也是各方在解讀、闡釋、現實構建上出了問題的原因。“九二共識”是1992年大陸的海協會和台灣的海基會代表各自的政府在香港會談的結果，即雙方都認為兩岸都是中國的一個部分，但是他們在中國的政治內涵上無法達成一致。即大陸方面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方面則認為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由於雙方無法在這個問題上達成文字協議，於是他們決定各自作一個口頭表述。台灣方面的表述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這其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所以國民黨政府一直堅持“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一中各表。

而大陸方面的表述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換句話說，大陸方面知道雙方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不同，就乾脆不談這個問題，直奔兩岸具體事務的談判，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就好。

但是大陸對一中各表的曖昧與迴避，使民進黨及其政府得以整個否定“九二共識”，說兩岸根本就沒有共識。大陸各方後來也一再解釋說“九二共識”就是求同存異，但是在官方文件中從來不說這個“異”是什麼。

的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在2005年3月31日會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時，提到“你們中華民國和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講起來都是‘一塊招牌，兩個班底’，大家有共同的基礎，沒必要搞成對立”。中共中央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也在一些場合指出，“九二共識”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台研會副會長許世銓也指出，“九二共識”就是求大同、存小異。大同是一個中國，小異是對一個中國內涵的解釋。

但是這些都不足以抗衡中共方面在官方文件中不提中華民國、不承認一中各表的事實，是可以被解讀為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於是民進黨說九二無共識，國民黨也百口莫辯。其實當然是有的地方有共識，比如一個中國；有地地方沒有共識，即這個中國長什麼樣。由於互不相讓，就和《國統綱領》一樣，一盤好棋就這樣被下輸了。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又重新定義了“九二共識”。他說九二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謀求國家統一。統一的方式是“一國兩制”。這就直接否定了賈慶林、孫亞夫、許世銓上面的辯解，明確宣示說台灣是一個地方政府，要像香港和澳門那樣被統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來。

這個宣言使得國民黨徹底失去了在兩岸問題上已經岌岌可危的“一中各表”的道德高地，連國民黨內的很多人都覺得“九二共識”不能再用來論述兩岸關係了，只能另闢蹊徑。但是如果沒有大陸方面的合作，談何容易。韓國瑜在2020年競選中華民國總統時一敗塗地，和失去“九二共識”有非常大的關係。台灣人在獨立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遠了。

兩岸在《國統綱領》與“九二共識”問題上的社會互動模式對今後兩岸關係的啟發

如前所述，影響兩岸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但是，從社會互動理論的角度看，在基本維護自己政治和經濟利益以及意識形態的情況下，他們如何可以改善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從而仍然可以達致和平發展的目的呢？

第一，打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社會互動理論認為對人和事的闡釋決定了他們對現實的認定以及如何處理政治和經濟問題。在《國統綱領》問題上，大陸政府本來可以把它解釋為一個友好的表示加以接受，並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發展兩岸關係。況且中共在原則上也並沒有反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民進黨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九二共識”對一個中國的認定，接受在一中各表問題上的模糊狀態，並在此基礎上和大陸交往，並不會失去台灣的主體性。但是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他們都沒有這樣做，於是兩岸問題便越來越無解。

打破非此即彼的邏輯錯誤也是因為人和世界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不是非黑即白。如上所述，李登輝說自己是“不是我的我”，他在台獨和統一的問題上最初並不是黑白那麼分明。即使現在民進黨執政，蔡英文在總統宣誓的時候，不是也面對孫中山的畫像，向中華民國的憲法宣誓嗎？大陸方面可以把這個解釋為台獨“借殼上市”，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釋為台灣和大陸同是一個中國的宣示。一念之差會決定自己對現實的認知並直接影響自己的決策，並導致兩岸的戰爭（冷戰或者熱戰）或者和平。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經訪談過一些台獨人士，也曾經當面問過李登輝、蔡英文、許惠佑、施明德等人關于文化的、歷史的中國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即台灣也是文化中國和歷史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上，他們的反對情緒幷不是那麽强烈。陳水扁當年承認香港會談的模式，也是間接承認“一中各表”。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也提出過“憲法一中”、“重疊共識”等主張。顯然，在一個中國的內涵上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

泛綠和泛藍陣營也完全可以拿出自己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幷在此基礎上和大陸談判未來兩岸的政治安排。眾多政治人物和學者都曾經提到過歐盟模式，比如宋楚瑜的“一中屋頂”、台大教授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等等，都是可以考慮的安排。

中共在如何統一問題上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歷了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從“老三句”向“新三句”的轉變。2000年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005年又說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在新三句裏，大陸和台灣就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了，而且“中國”取代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還一再强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麽都可以談”，包括中國的國名、國旗、臺灣在聯合國中的地位等。厦門大學台研院劉國深的“國家球體”（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爲一體的兩面）、和黃嘉樹（至少是曾經）認同的“一國兩府”的觀點都是兩岸和解的積極思維。當然習近平時代的態度又趨強硬。但是這一切都說明大陸的態度也是在變化的。

台灣方面在和大陸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模糊對自己不利的政策，以使兩岸關係向良性的方向發展。這也是一念之差的問題。

非此即彼作為一個謬誤也表現在關於兩岸談判的條件上面。大陸政府說台灣必須先承認一個中國；民進黨說談判不能有任何先決條件；馬英九政府說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這些都是非此即彼的政治操作。如果都如此缺乏誠意，不視對方為自己人，不願意妥協，那麼兩岸便永遠面臨兵戎相見的危險。

第二，打破政治現實主義的迷思。大陸政府對台灣的強硬態度，其實是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即認為反正我大你小，只要我全面打壓你，你就得向我屈服。於是最近幾年來，強迫國際商業航空公司必須在自己涉及台灣的標示中改為“中國台灣”、大力限制大陸、港澳和台灣的交往等等。好像只要將名字改過來，台灣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了。在大陸和港澳，在一般媒體上，不能提“中華民國”、“總統”、“行政院”等等字眼，實在要提，得加上引號。好像只要不提這些字眼，這些機構就不存在了。這些鴕鳥政策帶來兩岸和平了嗎？當然是自欺欺人，結果是兩岸漸行漸遠。

民進黨政府現在將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想靠美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也是非常靠不住的選項。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乾。只有靠自己，未雨綢繆，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找出來一個和大陸和平共處之道，才能夠真地保護住自己的現實利益。

總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40多年來兩岸關係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其中有些比較好的發展勢頭，比如李登輝時期的《國統綱領》和“九二共識”。但是這些發展，都因為雙方（尤其是中共和民進黨）沒有能夠充分理解對方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從而使得這些發展都沒有能夠持續，並導致了今天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漢賊不兩立”的局面。

但是只要雙方能夠克服這些邏輯上的謬誤和思維上的迷思，不要把對方視為敵人，從積極方面闡釋兩岸論述，或許兩岸關係能夠在雙方基本利益都不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柳暗花明。大家或許就能回歸到《國統綱領》、“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上面來，合作共建一個世界主義的、歐盟式的中華聯邦，也即我說的“邦聯式的聯邦”與綠營人士李筱峰所說的“中華聯盟”，也說不定。（作者为澳門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

来源时间：2020/11/23   发布时间：2020/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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