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2021年中国如何与美国竞争

作者：王黎  来源：中美印象

鉴于特朗普政府多年来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人们有必要开始反思并探讨这些遗留问题及其危害。近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表示，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将尽之际，未来新政府不仅要面临美国国内民众分裂的局面和新冠疫情的冲击，而且不得不审慎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

什么是特朗普的“外交遗产”？

11月12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邀请了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资深外交官对现任美国外交政策予以点评。前澳大利亚外长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认为，以拜登为首的美国新政府应尽快回归传统的外交路线，并且为了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需要放弃大国“零和游戏”的思维。德国前任驻美大使彼得·威特格（Peter Wittig）期待，“只有美国政府与欧洲盟友之间重启文明对话，友好精神才能再现辉煌。”此外，前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坦诚道：“过去四年让多数欧盟国家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执政的话，欧洲盟友一向珍惜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恐怕难以维持。为此，我们期待早日摆脱这一困境。”面对当前世界最关注的中美关系，美国前驻北约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寄语拜登领导的团队不负众望，努力处理好包括紧张的中美关系在内的诸多国际问题。可以肯定的说，美国新政府很难在短时期内找到彻底扭转中美关系的政策或共识。尽管美国国内问题甚多而国际挑战十分严峻和复杂，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已经十分迫切。

毋庸置疑，大多美国外交困境的根源并非全由特朗普政府所致，有些问题存在久远。例如，一个强势而更具国际竞争经验的俄罗斯渴望再展大国雄风；伊朗与北朝鲜的核问题同样如此。不仅这些传统安全问题困扰美国，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如此：严峻的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脆弱而低效的政府治理以及尚未彻底解决的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等。这些国际问题不会随着特朗普的离去而淡化。况且，中美两国在地缘安全、科技安全和体制安全方面存在激烈竞争，故双方都有长期“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心理准备和实力支撑。

鉴于此，美国新任领导人必将尽其所能巩固其战略优势。一方面，拜登政府会主动修复与跨大西洋盟友和伙伴的传统关系，这是因为欧洲能够为美国应对全球挑战提供充裕的战略资源和外交支持，从而形成对外政策中的结构性优势。另一方面，由于四年来特朗普的“颠覆性”言行，导致欧盟成员国纷纷对其丧失信心。对此，新一届政府需要向这些国家展示重返传统外交的决心。首先是拜登政府表明协商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其次是回归多边主义并重返一些国际协议和国际机构；甚至为了与俄罗斯解决有关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分歧而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样，美国与欧盟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会出现相应好转。

那么，未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会有哪些相应的调整？10月23日，《外交》季刊登出“论对华鹰派的过激反应”一文。它是由八名美国著名学者和前外交官联名建议“美国决策层不应对中国的合理诉求与核心利益的追求做出过激的反应。一个可行的对华政策应该是承认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带给美国的巨大利益，以及鼓励中美两国继续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包括科技方面。”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明确在制定新政策的过程中与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密切磋商。另一方面，美国需要向北京传递举行重要战略对话的意愿，以确定可能合作的领域（例如，朝核问题和气候变化）。然而，中美两国已经不再可能回到曾经有过的友好但混沌的关系。首先，中国已不是曾经的“世界工厂”，而是决心成为世界大国。其次，中国手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储和美债，就是人们称为的“经济核武”。鉴于此，即使美国与中国难以完全脱钩，今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只是象征性的。

在这“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中国应该立足于本身优势，但同时更要积极打造新局面。11月15日，东盟十国与周边五国正式签署的“地区全面经济协定”（RCEP）不仅是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而且象征着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中国的参与必将促进地区的发展与繁荣，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由于中国的宏伟目标是成为世界科技大国，仅有亚太地区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就科技引进而言，欧洲才是中国未来高科技发展与创新的关键来源。

当前，每当人们谈及中欧发展前景时，他们多少被欧盟白皮书中对中国的定位而困扰。欧盟把中国视为经济上的合作者，高技术领域的竞争者以及社会制度上的潜在对手。但是，对于欧盟的这一定位，笔者则有不同的解读。经济上的合作者在此不予赘述，因为任何理性的国家或国际行为体都不会放弃13亿人口的超级市场。至于技术上的竞争者，它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并非贬义。坦言之，技术创新必须来自公平合理的竞争，否则，它又如何推动科技乃至社会的进步。实际上，中欧双方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合作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合作与创新发展的理念显然来自相互学习与交流。至于那些迷信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会导致对抗的群体，他们或是忽视了欧洲历史，或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一知半解。如果简单回顾一下1950-80年间中国对外进行的四次军事行动，除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与典型的霸权国直接对抗外，其余三次武装冲突均是在中国与其他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相似和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的。

此外，无论是从其历史还是治国理念上分析，中国都会从战略发展上考虑与欧盟各国，尤其是科技大国（德、法、意、荷、瑞典）的正常关系。不久前，笔者曾撰写《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势在必行》一文。文中指出，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洲国家在技术开放和研制上较为慷慨。此外，对中国巨大的制造力的要求以及对中国市场出口巨量的高中档消费品，欧盟已经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再则，中国民用高科技和海外投资将更多的来自欧盟而非北美或日本。因此，中欧双方应尽快达成双边投资协议。最后，中国和欧盟均提倡多边主义并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为幸运的是，中欧领导人都有提升双边合作的意愿和实际能力。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在2020年底前，中欧双方加快谈判以便达成此前双方设定的投资协议的目标。随后，欧盟领导人回应说，欧盟非常认真地对待进入中国市场和拆除壁垒的问题，以期创建一种互惠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外交事务上，中国务必耐心地赢得欧盟的支持以及必要的相互谅解。欧盟多数国家此时正在期待跨大西洋关系重返正轨，同时也希望与中国扩大贸易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其中包括中欧积极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的意向。由此，中欧之间的互信和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才能有保障。在具体谈话艺术上，中国在与欧盟成员国打交道时，需要尊重欧盟存在的这一现实，为此，应该逐步接受并尊重欧盟每个成员国的言行。其中包括对其任何成员国不应使用威胁性语言。针对欧盟志在成为新世纪的“文明行为体”，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和坚持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新型国际关系，寻找与欧盟更多的合作路径。历史上，美国对欧洲国家极为重要而且又有根深蒂固的血缘联系。但是，21世纪的欧盟明确呼吁多极世界。因此，它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单边主义和霸权行为。这正是中欧达成共识的基础或者对话平台。或曰，中国在与欧盟打交道的同时，对美国与欧盟的关系需要耐心应对而非冲动反应。

中美两国是否进入了新冷战，纠结这种概念意义不大。在11月12日的欧盟、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对话中，欧洲国家认为，21世纪的世界应该彻底摒除任何形式的“冷战”。这也是中国的声音和期待。忆当年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危机管控积累了许多经验乃至教训。尽管如此，今天的中国已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紧密拥抱，任何国家妄图与中国或迫使中国完全脱钩也是难以办到的。但是，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考虑，部分脱钩是必然的。因此，中国需要具有更大的智慧和努力开拓海外友好空间。鉴于此，中国需要智慧、实力和勇气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大国关系而非计较眼前的得失。毕竟，对于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真正较量不仅在国际竞技场而且是国内的各条战线上。

来源时间：2020/11/19   发布时间：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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