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特朗普的竞选优势依然强悍
作者:王英良 来源:FT中文网
特朗普在经历疫情感染以及“神速”出院后,拜登发表了“葛底斯堡演讲”。为了进行有效的政治营销,争取更多的信任和选民选票,两党候选人竞选态势日趋白热化。目前,美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拜登保持12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拜登获得了53%的登记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得到了41%选民的支持。根据Real Clear Politics的调查,在10月6日完成的四次民意调查中,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在5至12个百分点之间。其他美国传媒民调亦反映,拜登支持度领先特朗普至少10个百分点。但在如摇摆州、性别、族群、教育背景、防疫等具体参照物上,两人的统计值差异还是相当明显。
特朗普尽管处于统计意义上的劣势,但他依然存在较大且明显的竞选优势。代表“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拜登历经仕宦生涯,其背后势力是民主党高层以及相应财团的支持,这里有往届总统的站台,在政治献金上包含了著名的佩妮•普利兹克、乔治•索罗斯、托马斯•斯泰尔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作为民主党精英的公敌,特朗普在对阵希拉里和共和党党内对手前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过程中,其政治手腕使得民主党、共和党高层刮目相看。在数次的交锋中,拜登及民主党精英更深刻地明白特朗普所具有的优势。
特朗普个人财富优势
由于选情焦灼、选民分裂以及政党忠诚度的下降,此次竞选所耗费的资金必然再次突破记录。美国总统选举的特点是竞选费用急剧攀升,以及由此导致的选举和投票的透明度不断造成争论。序幕总该有导演,总统竞选涉及诸多的选举动员,这些都需要自发的以及有组织的“群众演员”,还需要各种的设备“造势”以获取“仪式感”,当然也包含数不清的浪费,这种开销是一般政治人物所承担不了的。
美国实行“胜者全得”以及“单一代表选区”的规则,总统必须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才能最终获胜。由于疫情可能导致邮寄选票,在势均力敌的竞选中,投票后选票的计算方式往往是两党最关心的。在选票计算前,两党甚至都需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律师观察员进行实地监督,以便在必要时候提出异议。选举过程以及议程的改变都需要极大的美元支出。201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中英文版《特朗普财产评估报告》指出,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前的家产在25亿美元到42亿美元之间。尽管特朗普不是富可敌国,但财富依然是支撑特朗普竞选的重要资本。虽然没有拜登个人财富的公开资料,但“屡败屡战”的拜登深刻明白金钱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重要性,这里的金钱包括但不局限于自身的财富和筹款能力,还包含与大商人/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对特定选区的政治领袖、民众进行利益输送和许诺,对特定的州进行利益许诺和承兑的能力。尽管拜登的筹款总额比特朗普高,但其开销需要经过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严格批准,而特朗普本身被成功地塑造为“造富神话”,在资金综合实力上依然存在优势。《财富》杂志在8月进行的民调显示,拜登更擅长处理社会动荡,但特朗普的经济治理能力更受认可。由于传统的红蓝州投票结果基本可以预料,“摇摆州”通俗来讲是需要特定利益和政策许诺的州,在这里,这些州的领导人其政党身份和政治忠诚随时可能因为利益交易而变更,选民更倾向于获取自身的短期福利而投票给善于“画饼”的政治人物。在这一点上,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更加深谙其道,财富与政治优势的转化及其操作之道有利于特朗普。
特朗普是执政者,拜登是挑战者
总统的权力一直在扩大,作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有诸多特权。特朗普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政治资源,包括情报、司法、武装力量在内的核心资源。拜登尽管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但依然存在“后来者劣势”。除了宣扬自身的竞选纲领和强调美式传统价值观外,很难有实际领域的突破。特朗普有实操经验以及迎合特定选民的政治营销战术,以及制造“政绩”的有利途径;拜登要获胜只能依靠其政党支持、意识形态的宣讲、竞选策略的设计和对选民的许诺。总统可以主导议程设置和国家安全政策,特朗普可以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强化美国的应对,主打“国家安全”牌。拜登可以从“疫情治理”和“经济治理”两个方面着手,实际是对特朗普治理不足的一种建设性提议。尽管在经济治理和新冠疫情上特朗普有失分,但特朗普依靠特定的政策就较为轻松地获得了部分黑人、警察同业会(Fraternal Order of Police)、步枪协会、部分亚裔和拉丁裔的支持。此外,不能排除特朗普利用战争甚至关键地区的外交突破来获取选民的新支持,即使败选,也可以作为政治遗产给共和党“政绩”增色。从这一点看,拜登只能靠嘴“说”,或者只“说”而不能“做”,特朗普是既可以“说”也可以“做”。
特朗普的政治语言艺术胜过拜登。从政治语言学角度看,拜登的讲话十拿九稳,官僚“老成”气息十分浓厚。而特朗普的语言犀利、直白、一针见血容易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其对政治对手取外号,如针对拜登的“瞌睡乔”(Sleepy Joe)、针对希拉里的“骗子希拉里”(Crooked Hillary)。美国语言学家威玲(Elisabeth Wehling)认为这一切语言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威玲指出,特朗普利用推特转移人们对其政策的视线,又将一些画面输入人们的大脑。这些画面直接、不经任何过滤地被传入到其读者那里。此外,从特朗普一系列的演讲中所表现出的进攻性语言、狡辩、强词夺理都反映出,他是一个明显“好斗性格”的总统,不是一个会轻易认输的政治人物。特朗普依赖自己的推特来发出权威的信息,而任何一条推特信息都是即时“新闻”。在竞选中,注意力资源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拜登显得跟不上时代。
最高法院的态度
由于涉及到“政治事务”,无论是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巡回上诉法院都难以承接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政治事务(political question)的裁决往往只能依靠立法机关进行,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在2000年,最高法院介入了小布什与戈尔在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之争,结果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让小布什登上了总统的位置。如果拜登与特朗普在特定州的选票统计上存在争议,那最高法院将不得不出面进行裁断。但是,特朗普坚持在大选前任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是为大选后可能的司法争端做准备。民主党担心特朗普会否认选举结果,而这一担忧的最终裁决又取决于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
特朗普式“实用主义”。此前,为了夯实自身的政治支持力量,特朗普可以引导中国高达837亿美元的投资前往贫穷的能源大州西弗吉尼亚州。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原本是民主党籍的该州州长贾斯提斯(Jim Justice)突然改变阵营转投共和党,这使得特朗普较为轻易地获得了该州的选举人票。在这里,政治交易被特朗普操作得犹如自己家的生意一样,尽管在后期该州有议员觉得受到特朗普欺骗,但于事无补,因为美国的政治交易很多时候就是一次性的。2019年,特朗普更是将郭台铭的富士康引至美国威斯康星州,投资高达100亿美元开设工厂,计划将增加1.3万个蓝领就业岗位,特朗普更是把威斯康星州的投资吹成“世界第八大奇迹”。而实施这一切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深刻地知道,迎来外部直接投资是改变地产业、解决就业、换取地方实力派政治忠诚和选票的最便捷最快见效的途径。
掌控并动用国家安全机关
美国安全机关业已深度卷入总统竞选中。民主党此前筹划以“第25条修正案”来罢免特朗普的准备,因为特朗普神奇的“治愈”甚至公开不带口罩与选民互动中即兴跳舞而显得没意义。对民主党高层如希拉里、拜登以及奥巴马,特朗普正在向公众释放筹划已久的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的调查报告。10月6日,特朗普授权解密“通俄门”事件以及希拉里“电邮门”调查的所有相关文件。上次大选前,民主党为了削弱特朗普当选的可能性,动用了国家安全力量介入对特朗普的调查,力图转移公众注意力,而特朗普当选后同样使用安全力量介入对民主党过往“政治秘密行动”的调查。可以预见,为了扭转目前的颓势,特朗普完全可以使用相应的调查击倒拜登,甚至签署对民主党高层的犯罪司法调查命令。打击拜登的核心支持者显然有助于瓦解拜登的优势,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塑造民主党“非法”形象,以瓦解拜登优势。
目前,美国众多的主流媒体甚至跨国巨头开始将赌注下在拜登身上。比如,高盛策略师Zach Pandl认为,“风险向美元走软一边倾斜,我们认为特朗普胜选和疫苗久难出炉等多数有利于美元的结果出现的几率相对较低,现在是做空美元的时候”。早在9月,美国博彩公司Betfair给出的最新胜率是:特朗普43%,而拜登则为55%。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回想到2016年特朗普对阵希拉里的时候,尽管舆论一边倒地为希拉里站台。作为商业盈利老手的特朗普始终在不重要的领域“示弱”、“卖萌”,但善于在关键领域预做关键的预设和准备,并在关键的时机上突袭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特朗普代表的是反“建制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势力。这种社会性的“反抗”其实在奥巴马时期的“茶党”运动中就显示出端倪。只要美国的社会收入不平等以及族群冲突加剧,经济泡沫导致的民主“挫败”循环往复,美国富人的资本与穷人的选票之间的冲突较量就不会淡化。而如果选票计算公正的话,那富人的资本是难以同穷人的选票对抗的。特朗普不完全代表“穷人”,但他却实际地化身为社会“怨恨者”、“反抗者”的代言人。
美国两党制的划分天然地使美国政治版图呈现出“红蓝分立”。一般来讲,西部沿海、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选民投票倾向较支持民主党;而中部农业州和工业州则偏好支持共和党。特朗普要面对的摇摆州包括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艾奥瓦州、缅因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内华达州、新罕布什尔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各州的参众议员、选民在总统大选之际不得不深度地卷入党派政策、党派利益、族群矛盾、意识形态的纷争,甚至不同党派及其民众拥趸会因为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总统选举原本是政治的一种自我更新和淘汰机制,总统代表的是国家的团结一致及权威性,总统必须是国家的象征,承担起鼓舞士气的职责。然而美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多元主义、自由主义往往带来利益的冲突和难以协调。疫情加速了美国政治的极化,打断了经济的繁荣,经济利益的调适带来人际、社会关系的剧变。无论愤怒、沮丧、失望、支持还是欺骗、背叛,都将在未来20多天里淋漓尽致地上演,并在选举揭晓一刻大爆发。
在极化的政治下,美国更需要的是懂得安抚人心,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保障社会安全,弥补体系漏洞,遏制泡沫,正视美国民主制度面临的挫折,继续画好“美国梦”并将棘手问题推托给下一任的艺术型领导人。但难以预料的是,特朗普的“优势”是否会再次契合这一角色?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20/10/16 发布时间: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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