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 ：中国是竞争者还是秩序颠覆者？

作者：吴心伯  来源：华盛顿季刊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外交部第四届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华盛顿季刊》编委。本文为吴教授《The China Challenge: Competitor or Order Transformer?》一文的译文。原文于2020年9月15日发表在《华盛顿季刊》第43卷第3期。点击这里下载英文原文。本文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0级博士生邹琪翻译，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博士生汤杰校对。】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的突然爆发给美国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并且使中美关系走上了一条不健康的甚至是危险的加剧对抗之路。然而，中美两国在新冠肺炎问题上的摩擦，可能掩盖了一些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在疫情过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影响中美双边关系，甚至是国际大趋势。目前，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产生的讨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疫情如何影响战略竞争、中美两国潜在的权力转移，甚至是总体的国际秩序。因此，清醒、系统地评估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和势头，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以及新冠肺炎危机期间和之后，都有重要意义。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报告断言，中国不仅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繁荣，而且挑战到战后美国主导创建的现行国际秩序。[i]自该报告发布，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反复强调，美国应该与日渐强大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展开竞争。这些精英成员表示，与冷战期间的苏联不同，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苏联和日本组合式的威胁，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最具活力、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等等。[ii]特朗普政府表示将与中国开展长期的战略竞争，政府内部和外部均有人在呼吁开展新冷战，[iii]行政部门、国会、媒体和智囊团的行动和言论类似于冷战初期的社会动员。[iv]

中国的崛起无疑给美国带来了复杂而独特的挑战。中国是世界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与美国保持着活跃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如果应对方法不恰当，美国不仅难以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还可能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最终造成的问题将多于能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可能是任何长期的战略实践的特征，美国的对华战略必须在深刻理解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明智的政策方向，目前特朗普政府这两点均缺乏。

当前对中国挑战的分析大多过于简单化或是夸大其词，甚至扭曲事实，这只会误导美国形成合理的对华战略。事实上，要想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采取适当的策略，就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进行准确评估：竞争、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的转变。

一种新型战略竞争

大国对抗在历史上时有发生，但其特点随时间而变化。过去的大国竞争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军事色彩，通常包括军备竞赛、地缘政治竞争，在冷战中还包括意识形态对抗。在某些方面，中美竞争与过去的大国竞争有相似性，但也受到21世纪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环境影响而独具特色。在近两年中美两国的互动中，中美竞争的领域很广泛，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然而，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中美之间的关键竞争更可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而不是军事方面的。”[v]事实上，当代竞争的关键在于经济和技术创新以及国内治理，因为这些领域涉及到国家发展的必要来源和条件。

中美竞争的限制因素

有三个关键因素制约着中美战略竞争。一是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核武库比美国小得多，但它的威慑能力是可信的，而且在未来将会更加具有威慑力。

二是两国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中形成的经济高度依存关系。经济的深度融合造就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往往会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产生摩擦和冲突，但它也有助于界定竞争的边界。

三是广泛的国际规范，两国作为这些规则的缔约国，就必须受这些制度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与美国和苏联在两个独立的国际体系中运行的冷战时代不同，今天中国和美国在同一个国际架构中运行。这很大程度上为美中竞争设定了边界：不会爆发直接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会完全切断经济联系，也无法瓦解当前的国际体系。

中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其目标将对中美竞争的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首先，中国加强经济和军事的建设必然会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中国的目标更多的是降低自身的脆弱性，而不是获得优势。换句话说，中国并不寻求全面上赶超过美国，而是改善自己的相对地位。[vi]本质上说，这是一种防御姿态，而非进攻姿态。

其次，中美角逐的手段主要是经济和技术，政治、军事手段则居于次要地位。中国无意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投入大量资源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军备竞赛或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就其本身而言，中美之间的竞争远不及美苏之间的对抗。

第三，中国不寻求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确实试图为自己的发展模式赢得外界的掌声，但无意将这种模式强加于他人。因此，中美争夺国际政治影响力，不应视为核心价值观或基本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国的战略目标——专注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同时缩小中国的军事劣势，但不寻求任何意识形态的转变——这些都不会对美国构成现实威胁。

随着特朗普政府加剧与中国的对抗，中国方面承认，两国将永远存在竞争和分歧。同时，中国倡导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竞争应该是公平的、有规则的，双方应该是双赢的，而非零和的，竞争不应该排除必要的合作。北京坚称，一场积极的、建设性的竞争应该是提升自己，而不是削弱或摧毁对手。[vii]

美国的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不应急于否定这一描述，将其当做口头宣传。21世纪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的密集网络，大国尤其是核大国相互厌恶战争，迫切需要应对共同挑战，并且对多边机构的依耐性强。在这种环境下，选择恶性竞争，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应当如何开展战略竞争

华盛顿应该如何对待与北京展开的战略竞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明智地指出，中美竞争的实质在于各自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进一步阐述了这点，他认为，在国家间的竞争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经济是国家权力的构成部分；管理能力，实现国家目标需要有能动配置资源的能力；三是民族精神，这是维持国家的基础。[viii]考虑到这些，美国的策略应当从其国内出发，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升级、研发高新技术、改善基础教育、缓解国内政治极化和政治对立、优化社会结构、整治枪支暴力和毒品泛滥。

第二，竞争并不等于也不一定导致对抗。特朗普政府内外的一些人似乎渴望将竞争转向结构性对抗，甚至与中国爆发新的冷战。这种情况必须避免，因为这一选择将给美国带来沉重代价，加速其头号地位的下降，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同时也难以阻止中国的崛起。

第三，华盛顿应与北京合作，制定一套竞争的规则。[ix]即使在冷战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也在危机管理和军备控制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帮助两国渡过了最危险的难关。中美两国共同制定和遵守的游戏规则，将有助于管理两国互动，并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中美竞争不会演变成两只大象之间的破坏性斗争。

最后，竞争不应缩小合作的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传统和中国产生的新影响力，需要两国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应对挑战。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到稳定国际金融，从减少碳排放到控制流行病，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北京、华盛顿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解决。最近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彰显了国际合作的紧迫性，而中美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合作，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应该是一个被长久铭记的教训。

正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曾经指出的那样，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也不会陷入冲突。[x]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双方应牢记比赛的性质，划定竞争的边界，采用适当的方法，建立健全的规则，将竞争限制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善治等领域。如果北京和华盛顿以这种方式进行竞争，最终两国不仅会借助一个强大的对手来提高自己，而且还将为全球治理的质量和国际体系的升级做出贡献。

有限权力转移

除了界定中美之间的竞争条件外，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似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权力是否从美国转移到中国的评估。广义地说，中美权力转移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中国几乎在所有主要领域超越美国，取代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二是中国在某些重要方面超过美国，但在其他方面会落后；三是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或像日本一样陷入停滞，在美国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终结其崛起。考虑到下文阐述的各种因素，第二种情况似乎比另外两种更有可能发生。

动态变化

根据一些新冠疫情爆发前后的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以GDP为衡量指标) 。[xi]与此同时，中国还将在一些重要技术上超越美国，如5G通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在军事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可能会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获得一些局部优势，并在核能力、外太空和网络空间构成可靠的威慑，这种优势将限制华盛顿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的军事介入。[xii]

在国际层面，中国将在亚洲获得更大的影响力，[xiii]推进一些经济和安全措施，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或“一带一路”倡议（BRI），推动多边机构朝着偏向中国的利益和偏好的方向调整和改革，最后，美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的议程时不时受阻，而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以及经济发展和治理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另一方面，美国将在许多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美国经济仍将处于最先进和最具竞争力的行列，在重要领域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仍将是唯一最重要的金融参与者，而美元将是外汇储备和交易量最大的国际货币。军事上，美国将继续拥有全球最强的军事实力，拥有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和全球力量投射能力，以及从欧洲到中东、东亚到拉丁美洲的安全联盟体系。

在国际上，华盛顿仍将在许多多边机构中发挥重大影响力，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拥有否决权。并且美国还可以在盟友和伙伴的支持下，在国际体制外推动自己的议程。此外，二战结束以来，华盛顿在主动采取行动、制定议程和团队建设方面的专长，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最宝贵资产。此外，美国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政治和文化亲缘关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美国式生活方式及文化极具魅力，这将使美国继续保持独特的影响力。

在中美动态变化的权力关系中，崛起的中国不仅与美国竞争，还在重要方面对后者构成补充。比如，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美国农业、制造业、能源、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美国企业参与中国迅速扩大的市场，也会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空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促进美国经济和就业，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则有助于稳定美国金融市场。尽管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经贸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继续从未切断的贸易、投资、技术和金融方面的经济联系中获益。因此，中美两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两国的权力关系并非纯粹的零和博弈。相反，这种关系为双赢构造了一个重要基础，因为美苏在冷战时期没有经济层面的交织。随着中国能力的增长和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权力分享已经成为中美两国权力动态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获得了更多投票权和话语权。北京成功地全面启动亚投行，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而美国领导的世界银行或日本领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未能满足巨大的需求，华盛顿不得不勉强与北京分享金融权力。未来，世界需要在网络空间、数字经济、外空等领域制定规则和规范，华盛顿将无法垄断这些领域，需要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分担责任。

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争夺权力的思维方式来获取权力，将会造成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带来国际体系动荡的风险。相反，分享权力将促进各国承担责任并进行合作，从而构建一个稳定的世界。

新型权力结构

一种不同于二战后秩序的新型权力结构无疑正在形成。中国的实力将继续提升，但中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也不会成为美国的全面对手。美国的优势将相对下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绝对实力仍将保持上升趋势。事实上，美国实力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后，近70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暂时逆转，但在21世纪初又恢复了。新的权力结构以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为主要参与者的不对称多极化为特征。美国将保持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即使中国在某些方面缩小了与美国的权力差距。权力转移不仅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在欧盟、日本、中国和印度之间。

简单地说，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一个有限的、但不完全的权力转移，进入了权力分享的进程，而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管理这一问题。维持单极化和阻挠权力调整的方式是无效的，难以阻止中国崛起。多极化和权力共享则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权力中心，其主导地位将被分享，华盛顿应该顺应这一现实。[xiv]

与此同时，华盛顿可以放心，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可以取代美国，它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明智的战略不是抵制这种趋势，而是适应这种趋势。在保持技术、金融和军事实力等方面传统优势的同时，华盛顿应该开发新型工业和商业模式。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建立更牢固的经济联系，而非脱钩，这将增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事务方面，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分担责任，这将有助于降低美国的资源消耗。避免全面的海外军事介入，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节省出的大量资源用于社会和经济项目，将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

国际秩序的转变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主要担忧是，中国将推翻现存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由美国在二战后制定，自此运作至今。崛起中的大国寻求重塑国际秩序，从而更好地为本国利益服务，这无可厚非，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但也有不满和保留意见。中国政府抱怨称，现行体制提供的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公共产品效率低下，规范和制度缺乏包容性，限制了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利益的获取。

更有能力和更加自信的中国，在努力改革现状。2015年，习近平主席呼吁建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的新机制和规则，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和不恰当的安排”。[xv]国际秩序由三部分组成——秩序、机制和权力——研究中国如何重塑这三个维度非常必要。

秩序维度

从规范上讲，现行秩序并未完全放弃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如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平等，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同时，经过演变，国际秩序也拥抱诸如全球治理、国际经济合作、多边主义、经济开放、自由贸易等自由主义思想。中国一直是威斯特伐利亚准则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北京在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涉内政的问题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而在反对美国霸权和等级结构方面则显得进步，等级结构违背了民族国家的平等原则。

另一方面，北京对自由主义规范的践行程度不同。例如，中国的经济体制具有较强的监管成分，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平竞争的挑战。随着中国努力为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设定国际规则，中国的某些偏好（例如外层空间武器化）是渐进的，而另一些偏好（例如网络主权）则是保守的。总体而言，北京既保守又进步，但它不是当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者。

机制维度

在机制方面，中国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政府在这些机制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且有意愿做出更大贡献，如成为联合国年度预算的第二大出资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大量资金和人力，为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资源以增强其借贷能力。

同时，中国还推动一些现有机构的改革，以提高其效率和代表性，过程中也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例如，鉴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紧密联系，提高其政治和经济地位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北京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额和投票权；在世界银行中赋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更大的代表权和发言权，改变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必须由美国人和欧洲人中担任的传统。此外，中国成功创建了新机制来补充现有机构，有时新旧机制之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军事方面，2001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旨在打击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建立中亚地区安全新秩序，促进成员国在经济、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也是该组织的宗旨。经济方面，中国于2013年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旨在为供需严重不平衡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此外，2014年，中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金砖国家)共同成立了新开发银行(NDB)，为这些国家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这些机制在不同维度上反映了中国偏好的价值观和规范。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强调会员国主权平等，基于共识的决策以及对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适应，而亚投行则主张更精简的治理结构（提高效率），没有否决权，没有轮值主席国垄断决策(主张平等)。

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投行运作良好。上海合作组织显著加强了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并通过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填补了现有安全秩序中的空白。这些机制还产生了溢出效应，扩大了成员国间的合作范围。有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正式成员国的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将在亚洲动态变化的安全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亚投行与多边金融机构合作，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欧洲开发银行等，为亚洲的许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联合贷款。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认为，亚投行的成功实践将推动世界银行和亚开行对代表性和投票权分配不合理、回应成员国需求效率低下等固有缺陷进行重大改革。如果这些变化发生，将有助于完善现有的金融治理体系。

实力维度

在实力维度上，中国的崛起促进了国际力量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变，有利于世界的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以两极格局为主，而“单极格局”是冷战结束后才出现的，并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消退。正在形成的多极结构是一种非对称的结构——美国仍然是一个综合的全球巨人，而其他“极”则是重要的全球参与者：中国是经济和(较小程度上)政治大国；欧盟既是经济大国，也是政治大国；俄罗斯是军事大国；日本是经济大国；印度是新兴经济体和政治大国。所有大国都在一个动态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合作和竞争。从对国际秩序的影响来看，多极化比单极化更具有可持续性，分裂性和对抗性则比两极格局程度更低。但是，多极化可能比单一极化和两极化更加难以预测。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很可能与其他国家一同，对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重大挑战，但这些挑战既不具备颠覆性，也不具有破坏性。中国是保守和进步的，但不是革命的。在国际机制上，中国同时扮演着支持者、改革者和竞争者的多重角色，但不太可能削弱或破坏主要的国际机构。在力量对比方面，中国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但中国不会成为新霸主，也不会使世界格局回到两极化时代。北京不太可能推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它很可能继续推动一个合理开放的经济秩序，一个更平等的政治结构，以及一个相对合作的安全安排。[xvi]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快速推动国际秩序的演变，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秩序。

走向后霸权世界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领导者，先是受到苏联的挑战，后又受到日本的挑战。现在主要的挑战者是中国。然而，中国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甚至不是苏联和日本的某种结合，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苏联不同，中国没有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但它确实会削弱美国的霸权，分享其全球领导者角色，并提出发展和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得到了两党支持，但人们普遍认为其战略考虑欠周。[xvii]它更具对抗性，而非竞争性，忽视了必要的合作。贸易战伤害了美国消费者、农民和制造业。随着美国对华出口减少、收入下降，未来能提供给研发的资金就会下降，科技战对美国高科技行业也造成了损害。同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xviii]

事实上，对美国国际地位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中国，实际上主要来自美国本身。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代价高昂，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主张“美国优先”，却无视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多边主义和联盟对美国的消耗要比崛起的中国要多得多。美国似乎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变革，发展动力下降，政治和社会分裂加剧以及国内治理机构失灵正在削弱美国的能力和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战略上，更恰当、更紧迫的做法是管理好内部发展，而不是与中国进行一场不当的、没有止境的竞争。

美国对崛起中的中国采取的任何战略要想成功，就必须与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度保持一致。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欢迎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机遇，不仅包括其庞大且不断扩大的市场，还有投资和技术。例如，美国的许多盟友对华为的5G开发敞开了大门，因为华为的服务更具成本效益，并且相关的安全风险也在可控范围内。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但不一定会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事实上，中国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有意愿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如发展和援助、减少贫困、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等，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因此，中国承诺通过改善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来推动全球治理。中国肯定会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对许多国家来说，只要北京遵守当前国际秩序(如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准则，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否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是否有助于当前国际体系的巩固，而不是它是否威胁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果华盛顿将其对华战略建立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基础上，那么它就不应将其他国家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包括其盟友。[xix]

美国对华的战略长期来看，不应该被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束缚，而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历史角度和战略思维。从广阔的历史视野看，21世纪的大趋势是：当前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更少霸权、更多体现经济安全关切、更少体现政治安全关切的秩序转变；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允许区域组织在区域治理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从而适应多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无论中国继续以更快或更慢的速度增长，甚至没有增长，这一趋势都将持续下去。美国应该适应这些变化和挑战，而不是逆势而行。

支撑当前秩序的主要规则和规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二战后引入的，但不会随着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消失，因为它们已经嵌入主要机构并为成员国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

美国目前的优势地位有利于其塑造新的大国关系和新兴的国际领导结构，同时也加强了主要国际机构的可持续性和弹性。然而，华盛顿是否真正吸取了历史教训，是否完全、彻底地把握了未来趋势，这一点还很不清楚。这里有两个教训特别值得铭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未能阻止世界陷入数十年漫长、危险和彻底的冷战；冷战结束后，美国致力于追求一个虚幻的单极世界。现在看来，华盛顿本可以在这两件事上做得更好。这一次，美国的所作所为仍将对后霸权世界和美国在其中的地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历史上有很多霸权兴衰的案例，但霸权转型成功的例子很少。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不仅试图挑战当前的国际秩序，而且还与美国进行霸权竞争。然而，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北京既不想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也不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相反，中国主动推动全球规则和规范的演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积极应对影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挑战。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是否会继续拒绝分享权力，或者是否会帮助管理过渡到竞争与中国(和其他大国)在某些领域合作的同时，面对其他，尤其是跨国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挑战最大化多极化全球和平与繁荣，为21世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是否会继续拒绝权力共享，或者是否会在与中国（及其他主要大国）竞争时在某些领域展开合作，尤其是跨国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从而在基于规则的多极国际秩序中，最大化实现全球和平与繁荣。

来源时间：2020/9/23   发布时间：2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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