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美中当前需要的是反思，不是脱离接触

作者：黄严忠/文；陈怡/翻译  来源：中美印象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就尼克松在近五十年前开启的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发表了声明。他说：“我们绝不能延续这一政策，也绝不能重回这个政策。”

这一声明并不令人意外。早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上任之前，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就遭到了质疑。自2010年以来，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间或还发表一些带有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色彩的政策言论。这些因素助长了一种新的叙事，即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具有威胁性的对手。早在2015年年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就指出，中美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些“对中美关系的关键基础性支持”正遭到侵蚀。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瓦解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对美国主导地位构成核心挑战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或“合作伙伴关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自由主义者对接触政策几十年来未能按照美国模式塑造中国感到沮丧，他们也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改写。数十年的接触政策没有带来美国所期望的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变化。相反，现在的中国似乎变得不仅更富裕和强大，而且更富有压制性和侵略性。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强化了人们对与中国“脱离接触”的支持。美国国内舆论认为中国是疫情发源地，其在疫情的最初爆发阶段应对不当，再加上疫情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的中断让政客和专家都倾向于利用这次疫情要求与中国“硬脱钩”（hard decoupling）。中美对立曾经主要局限于经济和技术层面，但现在已经蔓延到公共卫生和个人交流等领域。与此同时，中方对香港、台湾、新疆和南海问题的举措或言辞，以及美国做出的反应都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说在疫情爆发之前，特朗普政府关于与中国“脱离接触”的呼吁主要是得到了政策界的响应，那么现在它似乎获得了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支持。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自2017年以来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

尽管不少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对中国强大力量的恐惧犯了一些关键性错误。它将中国的崛起视作理所当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韧性，也忽视了对华接触给美国带来的重大收益。

谬误1：把中国的崛起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必然趋势。中国国内的挑战是巨大的，而且仍在继续加深。我即将出版的新书《有毒政治》(Toxic Politics)探讨了环境健康危机是如何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最大障碍之一。2013年，仅空气污染就可能导致中国损失了约18%的国内生产总值。环境健康问题也阻碍了中国招募和留住对建设全球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人才——即便向硅谷的精英人才提供巨额支持，他们也宁愿住在加州也不愿住在北京。随之而来的经济放缓增加了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是中国最需要去解决的：无论是从中国人民、政府还是对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而言。”

环境健康危机的严重程度凸显了北京在调动所需资源以实现其全球雄心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内挑战。2012年，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热门帖子开玩笑说，中国在以下领域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污染、腐败、有毒食品、辍学学生、维持稳定的开支、政府官员数量、上访者数量和移民。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动力引擎已经被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所侵蚀，其特征是极低的生育率水平、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不断萎缩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严重的男性过剩。

由于国内问题，中国在追求重获国际大国地位的梦想上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质量管控问题阻碍了中国向其他国家运送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的“口罩外交”，也削弱了中国重塑其作为抗击新冠肺炎领导者形象所付出的努力。同样，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倡议)作为外包污染方式的担忧，再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可能导致人们对“中国式互联互通”失去信心。

事实上，当蓬佩奥谈到中国对自由世界构成的威胁时，他可能忘记了自198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都很担心中国本身会成为“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的目标——在美国唆使下的政权更迭。中国政府对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视解释了为什么自2010年以来，其在治安和监控等国内安全方面的支出一直超过军费支出。一个越来越将稳定维系于对一个人的忠诚的政治体系极易受到决策失误、动荡和各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

谬误2：低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韧性

蓬佩奥国务卿将中国共产党政权认定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并将其与他所谓的“充满活力、热爱自由”的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他1989年的经历，当时东欧执政的共产党的确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但他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社会得到的极强支持。事实上,即使考虑到人民出于害怕政府的报复而掩藏真实感受的可能性, 各种民意调查都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支持。 比如2014年皮尤机构的全球调查发现92%的中国受访者对习近平有着充足的信心。

“脱离论”也无意中把前苏联与中国进行了类比。诚然，中国共产党正在如蓬佩奥所言“重复某些苏联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但中国威权主义国家的韧性远非前苏联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时间已超过了前苏联。经济历史学家提醒我们，即使在其巅峰时期，苏联的经济产出也远不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然而，到201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二，且两国之间的差距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继续缩小。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3.2%。

此外，中国并没有丧失有效动员资源和官僚体系以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持久韧性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疫情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让这场危机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而是将传统治理方法与高科技手段(如大数据和二维码)相结合，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病毒的传播。

到4月初,习显然已成抗疫赢家。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的一系列全国范围在线调查显示，此次疫情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在1到10的评分中，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信任度从2019年6月的8.23上升到2020年5月的8.87。与其他受访者相比，更喜欢生活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的受访者比例也从2019年6月的70%上升到2020年5月的83%。

正如蓬佩奥所说，习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指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但中国共产党如今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作为其合法性的支柱。美国未能有效应对疫情及其霸凌做派，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将美国描绘成一个日益衰落、充满敌意的大国的评论和帖子。

社会不公、政治两极分化和政策瘫痪正在削弱美国作为中国民主灯塔的影响。根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一项研究，今年5月中国公众对美国的看法明显比2019年6月要负面。如今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公众，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甚至鄙视美国。中国国内也不存在反对中共的天然社会支持力量。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国的制度，如同前苏联的，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并且充满了固有矛盾。但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提醒我们的那样，这个体系只是在戈尔巴乔夫消除了它赖以生存的恐惧和恐怖之后才开始崩溃。然而，习不是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权会在短期内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同中国保持和平和可控的竞争关系。“脱离接触”政策不仅可能引发新的冷战，而且还增加了两国军队因擦枪走火引发实际战争的可能性。美国也许仍可能赢得未来与中国的冷战(甚至是热战)，但代价太高，不能将其视为可行的政策选择。

谬误3：忽略了五十年接触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美国对华接触在塑造中国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收获，要比主张脱离政策的人愿意承认的更多。在《有毒政治》一书中，我解释了美国是如何通过其在中国的外交使团，在将PM2.5排放控制提上政策议程、间接向中国政府施压，让其采取果断行动以改善空气质量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随之而来的中国对污染控制的承诺，让其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更加合作的方式。

对华接触对于扩大美中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两国共同关心的卫生问题要求两国共同努力解决一系列广泛的全球卫生问题，包括艾滋病、大流行性流感和与卫生有关的发展援助。H7N9爆发期间，两国疾控机构密切合作，共享流行病学数据信息，并携手开展病毒联合研究。2014年西非埃博拉爆发期间，两国也首次合作应对第三国疫情。

中美两国之间的积极接触还促使中国政府签署了此前不愿签署的多边协议——1992年的《核不扩散条约》；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8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响应美国的呼吁，采取大规模、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措施。

同样重要的是，美中接触在中国政府和社会曾形成了一种亲美心态，这种心态直到最近才被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所取代。以前，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谴责美国的价值观或制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送孩子去美国上大学。对美国教育的青睐，解释了为何直到2019年，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脱离接触”政策可能会疏远思想开放的中国精英，而他们原本可能成为美国与中国竞争时的重要潜在盟友。更糟糕的是，“脱离政策”非但不会诱发美国所想要的变革，反而会促使14亿中国人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而这种局面恰恰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所希望避免的。 

另一种思路:灵活和全面的接触

此文的目的不是呼吁回归奥巴马时代的接触政策，因为这既不可行(因为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必要(因为政策本身的漏洞)。相反，它主张“重启”该政策以迎接其始作俑者从未设想过的新挑战。相较于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零和策略，一个更加平衡和灵活的选择是“随机应变式的全面接触”战略。

这种战略承认美国强迫中国作出改变的力量有限，但它不会让美中两国之间的争议妨碍双方在利益趋同或责任重叠的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事实上，即使是在两国利益存在分歧的前沿科学领域，如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两国在协调和防止技术滥用方面仍有“近乎完全一致”的利益。美国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接触并不会阻止美国改变政策以应对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挑战，但将会展示当前美国提议所缺乏的诚意和承诺，并使中国继续有兴趣维系双边关系，从而让政策改变更加有效。

为了在竞争与合作间保持平衡，美国当然应该在知识产权或南海等国家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问题上做出坚定果断的回应。但在这样做的时候，美国应该避免屈从于任何模仿中国的非民主方式的诱惑，或者对中国的影响反应过度——因为这样做其实是在削弱美国的真正优势。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著名的“X”文章（注：1947年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的《苏联行为探源》）中强调了在应对苏联威胁时保持美国独特优势的必要性。根据他的说法, 一个有效的反苏战略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塑造一个这样的国家形象——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成功地解决国内问题并担负起作为世界强国的责任，以及具有一种精神活力，能够在当时各种意识形态思潮中保持定力。与其追求“全社会努力”来对抗中国的举国体制——这让人想起1950年代的红色恐慌——美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重建其病态的民主和基础设施。

在“抨击中国论”甚嚣尘上之际，谈论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似乎不合时宜。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非但没有为日益严峻的“新红色恐慌”气氛提供解药，反而助长了“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使美国政体在面临中国挑战时过度生产反华免疫细胞。为避免华盛顿被自以为是和自我满足的危险空气所陶醉，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同理心、谦卑的态度以及开放和平衡的对华思维。

【黄严忠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 本文英文版首发于Foreign Policy,作者授权中美印象发表中文版。 转发请注明《中美印象》首发。2020年9月21日发布。】

来源时间：2020/9/21   发布时间：2020/9/20

旧文章ID：23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