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与文化层面来理解美国民众对于口罩的抵触

作者：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截止至2020年8月份，全世界近13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颁布了全国范围的口罩令，强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时必须佩戴口罩。尤其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围绕佩戴口罩对于防止病毒的有效性，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做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在期刊《健康事务》(Health Affairs)的一项研究对比了全美15个州在下达口罩令前后新冠疫情的增长率，并发现在下达口罩令两周后疫情增长率就下降了2%。华盛顿大学的健康评估中心(IHME)预计如果95%的民众在公共场合坚持佩戴口罩，美国可以在10月1日前避免三万的新冠死亡。对于大部分美国民众来说，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已经成为习惯：7月份的盖洛普民调显示72%的美国成年人在公共场合总是或经常佩戴口罩。尽管大部分民众和政府对于口罩的有效性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下达口罩令仍是全美争论的焦点。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下达口罩令的23个州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反对戴口罩抗议。本文将从围绕口罩令的争议出发，讨论两党的政治分歧以及口罩蕴含的文化符号，以试图理解美国民众和政府对于强制口罩令的抵触。

　　强烈的反口罩情绪有其历史根源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 在四月中起正式建议所有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部分地区政府响应了CDC的建议，并下达了口罩令，强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自此之后，拒绝佩戴口罩的民众和执行规定的商铺职员冲突的影像每日充斥在社交平台上。密歇根州，一位一元店保安在提醒顾客戴口罩后被枪击致死;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所大型连锁超市内，拒绝佩戴口罩的男子用视频记录了店员执行口罩令的过程，并声称自己拒绝佩戴的原因是他“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华盛顿州的反口罩抗议者

　　有组织性的反口罩令抗议在全美各地爆发。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华盛顿、佛罗里达州等颁布口罩令的州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反口罩令抗议。抗议者们的主要论点是口罩令违反了他们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y)，以此证明政府无权规定公民该做和不该做什么。部分抗议者对于口罩的有效性也表示怀疑。一名住在俄亥俄州的女性说道：“口罩令侵犯了我的自由，而且它们也没有用。” 甚至不少反口罩抗议者还窃取了女性堕胎权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和“我无法呼吸”等抗议口号。抗议者运用这些口号的本意是为了指出支持口罩令的自由主义者的表里不一，以此可见抗议者们认为佩戴口罩是和公共健康无关的政治议题。而部分抗议者就是阴谋论的支持者。他们相信新冠疫情是政府的骗局，并相信网络上例如“比尔盖茨制造了新冠病毒”“5G信号引起新冠病毒”等荒谬理论。

一名反口罩抗议者举着“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和特朗普2020等标语

　　这样的反口罩游行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中出现。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时，反口罩联盟(Anti-mask League)就已经组织过反口罩游行示威活动。为了应对西班牙流感，美国7座城市颁布了口罩令，公共场合不佩戴口罩的人会被罚款甚至逮捕入狱。仅1918年11月9日一天，旧金山就有多达1000多人因拒绝佩戴口罩而被捕入狱。反口罩联盟和如今的反口罩抗议者有着相似的反对理由：口罩无效，而且政府不应侵犯公民自由。

反口罩联盟的在旧金山的一则会议公告

　　在1918年，反口罩者甚至采用了法律手段来挑战口罩令在宪法层面的合理性。在实行口罩令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反口罩者在法院起诉该市的口罩令。法官判决图森市的口罩令违宪——因为该口罩令不要求学生佩戴口罩，从而违反了宪法中一视同仁的原则。尽管该裁决标志着反口罩者在图森市的胜利，但是法院判决的依据却不是反口罩者所呼吁的公民自由权。1918年的反口罩抗议体现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悠久的历史根源。

　　口罩令下的美国两党政治分歧

　　在当今美国社会，是否选择佩戴口罩已然成为了最直接地表达个人政治立场的方式。政治科学家在民调中发现民众是否佩戴口罩和他们的政治党派有着很大关系：75%民主党选民表示他们在公共场合总是佩戴口罩，而只有53%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有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必要性。民主党人视不戴口罩的人为愚蠢、自私、不相信科学的共和党人，而不戴口罩的共和党人则认为戴口罩标志着对于政府暴政的顺从。

　　围绕佩戴口罩与否问题所呈现的党派分歧很大程度上来源自共和党政客对于口罩嗤之以鼻的态度。例如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就曾公开质疑口罩的有效性，在他本人感染新冠肺炎并康复后，他自信自己不会再度感染并坚持在参议院不佩戴口罩。特朗普总统对于口罩的不屑更加显然，他甚至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人们佩戴口罩就是为了表达对他的反对。而直至7月12日，特朗普才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曾解释过他们之所以不戴口罩，是因为他们本人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进行核酸检测，所以并不会感染新冠肺炎。特朗普政府的发言表明了他们认为口罩的作用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从而完全忽略了口罩防止社区传播以及保护他人的重要作用，以及作为领袖的示范性作用。

　　两党政客在政府是否有权执行口罩令一题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民主党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在纽约下达了全州的口罩令，在他一系列严格措施下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他认为政府有责任保证公共健康，以及公民有责任服从政府规定：“人们怎么能不戴口罩?我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无理!他们不戴口罩将会使多少人陷入危险?”另一方面，尽管俄克拉荷马州长凯文·斯帝特(Kevin Stitt)是第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州长，但他依旧强烈反对下达全州口罩令：“我不能挑选给民众什么自由，又不给什么自由。”斯帝特将佩戴口罩视为个人选择，而政府无权干涉民众这方面的公民自由权。特朗普也曾持有相同态度。在宣布CDC正式建议民众佩戴口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一再强调佩戴口罩的选择是完全自愿的，并表明他本人将不会戴口罩。

　　共和党乔治亚州长布莱恩·坎普(Brian Kemp)甚至决定起诉下达全市口罩令的民主党亚特兰大市长。坎普表示他不会容忍亚特兰大市长颁布“会影响我们公民生活和生计的灾难性政策。”尽管他承认了口罩的有效性，但他表示“乔治亚市民不需要政府禁令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坎普的言论不仅让人费解并且自相矛盾。既然他已经承认了佩戴口罩是公民“正确的选择，”那么口罩令为何会对民众的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此可见，关于口罩的全国争论已经早已超过了对于公共健康和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从而演变成了纯粹的政治争锋。

迈克·彭斯在明尼苏达的一所医院探望新冠肺炎患者时没有佩戴口罩

　　两党在是否颁布口罩令上的态度两极化反映了两党一项显著的意识形态差别——政府职责的范围。民主党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权益，因此应当介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约束企业的消费者法律以及保护雇员的反歧视政策等。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党支持“小政府”，代表政府有着有限的权利范围和职责，因此他们通常呼吁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政府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

　　纵观美国历史，从1918年西班牙流感开始，党派政治就经常妨碍公共健康政策。2009年H1N1 流感时，民众对于疫苗的接受程度也与政治党派密切关联。此次新冠疫情出现在美国两党两极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民主党在1月刚刚弹劾特朗普失败，以及今年又是总统选举年。因此即使是在前所未有的公共健康危机下，两党之间的深远的沟壑打消了两党合作的可能，从而使联邦和地区政府无法及时颁布有效的公共健康政策。在两党高度政治两极化的背景下，基于原本的政治理念分歧，关于口罩令的讨论成为了在总统选举年的又一个政治角逐的战场。

　　口罩所代表的文化符号

　　民众对于口罩的抵触不单单是出于口罩政治，更是因为口罩长久以来都处于美国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英文中，口罩、面具、面罩等遮挡面部的事物都是以“mask”一词来表示。所以提起口罩时，人们想到的不只是医用口罩，更是隐藏真实身份的面罩。在美国历史中，面罩(即和口罩同名的mask一词)和威胁、恐怖主义、反政府组织都有着紧密联系。

　　禁蒙面法在美国有超过150年的历史。早在1845年，纽约州颁布法律禁止两人以上在公共场合佩戴掩盖身份的面具，此法律是在佃农匿名袭击警察后颁布的。亚拉巴马州从1949年后就施行禁蒙面法，此举是为了限制白人至上组织3K党的公共集会——3K党的标志性装束就是白色尖顶头罩。

　　面罩同样在抗议游行中广泛使用，其作用不只是隐藏自己的身份，更是运用这个最为明显的符号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诉求，并作用为抗议者们之间的身份识别的链接。2011年抗议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抗议者们就戴着漫画《V字仇杀队》主角V所佩戴的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面具，此人物象征着对于政府暴权的反抗。为了镇压此类抗议活动，州政府纷纷下达禁蒙面法。

　　同样在欧洲，许多国家明确禁止一切遮挡脸部的遮盖物，包括医用口罩以及穆斯林女性佩戴的布尔卡和尼卡布。在近年激增的穆斯林移民和极端组织恐怖袭击的背景下，面罩不仅代表了对于国族身份的威胁，更是成为了恐怖主义的象征。因此欧洲国家在疫情爆发初期对口罩有着文化上的抵触。法国政府公然反对民众戴口罩，并表示口罩并不能免除个人感染新冠的可能。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Sebastian Kurz)更是直接地指出“口罩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

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佩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

　　即使忽略“mask”所指的面罩的含义，而只讨论口罩的话，这个词语在美国文化中也有着政府暴权、限制言论自由等负面潜含义。医用口罩的负面引申义直接来源于东亚民众佩戴它的事实。在西方社会，除去医护工作人员外，没有人会在公共场合佩戴医用口罩，而在日常生活中佩戴口罩是独属于东亚三国的习惯。日本人佩戴口罩的历史可以追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后，关东大地震又紧接爆发。流感和地震带来的烟雾让口罩成为了必需品，所以口罩在频繁使用后也融入了日本文化。2003年后，受到非典严重影响的东亚民众保留下了日常佩戴口罩的习惯，并且中国人也习惯于在空气质量不好时佩戴口罩出行。所以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东亚三国民众大多自愿地戴上了口罩。

　　然而，大量东亚民众自愿佩戴口罩的画面在西方媒体偏见性的报道下成为了政府压迫公民自由的证据。在西方媒体笔下，口罩被描绘为了言论不自由和政府遮掩真相的具象化表现。在英文中，“揭露”(unmask)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掀开面罩。对于2003非典的报道中，西方媒体频繁使用“揭露”一词来谴责中国政府的信息不透明以及对于言论的压制。为了自身安全和公关健康而佩戴口罩的中国人也被描绘为了被政府洗脑、顺从指示的民众。

佩戴口罩的日本民众

　　西方社会在疫情爆发初期对于口罩的抵触，更是出于与口罩所紧密相连的亚洲人、以及压迫性政府形象的抵触。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口罩直接和威权政府对于自由的压迫画上等号。自由主义深刻烙印在西方国家的根基中。美国建国文献《独立宣言》中写到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保护公民自由：“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受到美国独立战争影响的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同样强调了政府不得侵犯公民自由。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上的目的都是为了反抗封建君主政体对于民众的压迫。从这个角度理解，政府下达口罩令其实是触及了西方社会上的最深的恐惧—政府对于个人自由的入侵。尽管不少民众从公共健康的角度理解并配合口罩令，政府强制民众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让人不安。

　　结语

　　尽管口罩已被证明可以显著减缓新冠肺炎的传播，但是美国社会因为口罩所代表的政治和文化符号，以及政府是否应该下达口罩令一直争论不休。在已经下达口罩令的地区，反口罩情绪普遍存在，甚至有时演变为大规模的反口罩游行。而反口罩游行早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时就曾发生，说明口罩限制公民自由这一观念早已存在于美国历史之中。

　　如今，是否佩戴口罩成为了表达政治观点的方式。民主党比共和党更经常戴口罩，民主党政客也更愿意颁布口罩令。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不少共和党议员对于口罩持嗤之以鼻的态度，并宣称是否佩戴为个人自由。在有些地区，此番争论已经超过了对疫情的讨论，演变成了又一项两党态度两极分化的议题。

　　对于口罩激烈的政治讨论也得益于口罩自古以来在西方社会的文化符号。口罩一词除了指代医用口罩，更是有着面罩、面具等含义。美国政府在历史上甚至有着禁面罩法律，所以面罩一词长期为混乱和恐慌的符号，医用口罩在美国文化中也甚至有着负面的符号意义。因为东亚国家佩戴口罩的习惯，西方媒体经常使用民众戴口罩的影像来批评和其意识形态不相符的政治系统。

　　总的来说，美国政府对于下达口罩令的犹豫是来自于对口罩所代表的政治及文化符号的顾虑。在美国，是否佩戴口罩早就不仅仅代表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护，更是人们政治理念最直接的展现。因此，口罩令无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从而阻止政府及时作出对于公共健康最有利的决定。

　　作者：高一可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0/9/11   发布时间：202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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