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建国：中美如何在价值观上求同？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将中美从冲突的阴影中拉出来，不仅决定两国人民的命运，也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人类的战争归根到底是源于生存性困境，尤其是生存资源的争夺。人类的文明则是为摆脱生存性困境，尤其是开发和守护生存资源而形成的群体性关系，特别是观念层面的关系。相较于动物群体，人类群体对资源和权力的争夺在性质上没有大的变化，但因为观念的不同而发生冲突和战争则是人类应对生存性困境而发生的重大变异。冲突群体均认为对“人之为人”拥有更“正确”的看法，从而视自己在为某种“尊严”而战。

不过，人类文明的交流和演化也在不断化解观念之异，不断增加观念之同和观念之依。人类在智人阶段通过大迁徙散落于世界各地，相对封闭地发展出一些文明。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在交流时不仅惊宅于对方的“异”，也惊诧于双方的“同”。譬如说不同文明的人都喝酒，这就是足够惊诧的“同”，其实这反映了人类个体共同面临的生存性焦虑，“借酒浇愁”，浇的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分离而产生的孤独感。这种“分离”是所谓“自由”的根源。也许可以说，只要是喝酒的文明都发展出了“自由”观念。它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某种文明的专利。

西方文明往前发展，之所以最终集合于“自由”的名下，主要是个体与环境（人与物，人与人〉的“分离”过度发展，导致难以克服的“分裂”，马克思借用“异化”一词来描述，是比较准确的。基督教用“separation is sin （分离即是罪）”来描述也体现了其神学的深遂。这句话可以换成另一句现代西方人看来很不正确的话：“freedom is sin（自由即是罪）”，其实其含义同源同理。

现代西方文明通过高扬“自由”来应对“分离”困境，越是高扬，困境越大，正是因为其目的和效果不是在克服“分离”，而是在加速和夸大“分离”。故而，西方文明在不断地悔“罪（sin）”，又不断地犯“罪（sin）”，这也构成了一对矛盾的均衡。一些西方人和思想家在这种矛盾中不可自拔，或陷入“痛苦的虚无”之中，与东方“快乐的空悟”形成鲜明对照。更多的西方人仍在“自由”的旗帜下，带领着众多的非西方人，或高歌猛进，或歇斯底里，在“天人之裂”、“人人之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种文明，在形成类似终极的体验之前，必有一些不同层次的环节需要展开。

中国文明并不比其他文明神秘，或者说是较早在“理性”层次上“去神秘化”的一种大规模文明。这种说法很多学者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表达。中国先祖如其他文明人一样，感知到天人之分（裂）、人人之分（裂）。老子以“道一”而致天人之合，孔子以“仁义”而致“人人之和”。“失道而后仁”，潜在的含义是“仁生于道”，以应对生生之分。

人类从娘胎里走出来，既有向处“任性”的冲动，也有向内“归根（胎）”的念想。前者生出“自由”，后者生出“仁义”，二者均为人类普世之道，只是不同文明所执力度，所开结构，所历进程不同而已。聪明的思想家努力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率性之谓道”，说明自由之中生仁义。“为仁由己”说明仁义之中显自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说明惟有仁义才能成就自由人格。

西方思想家也在进行类似的调和。康德说自由与道德律是一体两面的事，这种德国式的思辨并没能成为西方自由思想的主流，尽管康德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很高。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传统，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社会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分裂（尤其是阶级分裂）性特征。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原始社会在更高层次的回归，或者说是“自由”在各个层面上充分展开后，人类回归更高层次的“仁义”。“自由人联合体”不是一种松散的堆状体，而是基于“仁义+自由”的紧密的有机体。社会主义之“社会”如果没有将一个个普通而又平等之人用“仁义之网”联结起来，以附着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政治结构之上，那怎么可能是马克思所向往的理想社会？“自由”本身无论如何展开，都无法织就这么一张“仁义之网”，但“自由”倘若不展开，“仁义之网”又有可能退化为“压迫之网”，这也是中国过去的历史所昭示的。

如是，中西文明交流，从根子上说，是为应对各自的生存性困境而进行的“仁义”和“自由”的对话，为未来新文明计，不宜夸大二者之间的冲突，而应于异中求同求依，求“仁义”之同，求“自由”之同，求“仁义”与“自由”的互依互存。

马克思是西方自由之道的传承者，也是西方现实自由社会的批判者，他近乎本能地认识到中国文明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但毕竟有文明理解的隔阂，他这方面的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成功地进行了革命和改革，在革故鼎新中又推陈出新，吸纳了西方的“自由”文明，复兴了中国的“仁义”文明，更通过当代中国人的实践创造着新的文明要素。

因此之故，当代中国人要转变对“马克思”之文明功能的认识，要更多地把他当作中西文明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当作中西文明冲突的“武器”。

同样，当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也要转变认识，不要一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想搞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

相较而言，在这种转变上，当代美国人比当代中国人更难。中国人可以“仁义”通“自由”，美国人难以“自由”通“仁义”。疫情危机暴露出美国众多精英和民众“反仁”、“反智”到了难以复加的地步。

中国人从“天下关怀”中退缩后，更多了些“族国自保”意识，在外引内化，创生新文明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狭隘观念，有意无意地从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中西文明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之间，某种“冲突”观念同构式发展，将文明引导至一悲观的方向。中国人在扭转方向上有必要先行一步，以刚性行动防止近期危险的同时，更要以柔性态度准备长期的文明交流。中国在没有通过侵略扩张，而主要通过外学内创的方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文明成就。之所说是“文明成就”而不只是“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醒人们认识其背后融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基础，除了前述“仁义通自由”的关系外，还要补充一个“发展开太平”，马克思的“大历史发展观”对于重塑中国的“太平盛世”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不展开论述。

在美国当前焦虑、狂躁的舆论氛围中，与其精英和大众讲这些道理都很困难。中国人暂时没必要强推自己的道理，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为文明长久之计，无论美国人如何骂中国，中国人都应该欢迎他们来中国多看看，多走走，多谈谈。不管是哪种文明，只要是人，只要条件俱备，做到互通情理都是可能的。

崔天凯大使最近讲到中美关系四条原则：“和平共处，共同演化，管控分歧，扩大合作”。其中，“共同演化”是个比较新的说法，应该从文明演化的角度去理解，当前的关键就是从价值观方面去寻找共处、互依的基点。双方对此都要有信心。就中国来说，要有更强的自信扩大改革开放，就美国来说，要有更强的自信迎接新的文明。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时间：2020/8/27   发布时间：20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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