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東：如何建構世界主義的澳門文化與族群認同：澳门認同（上）

作者：郝志東  来源：澳門《訊報》

（原載於澳門《訊報》2020年7月31日第六版，原標題為“從世界主義角度談澳門文化與族群認同”。本文略有修改。）

因為疫情，郵路不暢，剛看到歐錦新議員關於是否需要建立澳門人的歸屬感和自豪感的文章（本報2020年5月1日）。他認為賭場、酒店、度假村、聲色犬馬、政府廉潔度、經濟體制、民生設施、城市規劃等等都不足以讓澳門人有歸屬感和認同感，或者讓澳門人感到有自己的獨特性。新政府雖然讓人耳目一新，但是對澳門人的認同建構問題卻沒有什麼戰略構想。本人對此也深有同感。

我今年剛剛出版了《澳門歷史與社會》書的第二版（英文）。在結尾一章，我也談到了澳門人的認同問題。我分了三個部分，即文化/族群認同、政治認同和經濟認同。我想用三篇文章來和讀者分享自己的心得。今天這篇文章討論文化認同。

澳門政府最近推出了澳門人遊澳門的計劃，包括了一些歷史和文化的內容。這是個很好的開端，但是還不足以幫助澳門人建立自己的文化/族群認同。那麼，如何才能建構一個澳門人獨特的文化/族群認同呢？即一個既可以讓澳門人自豪，又對大中國地區的文化與族群認同有所啟發的澳門認同呢？

充分認識中西先人留給澳門的文化和歷史遺產

首先，人們需要對460多年來中國人、葡國人/土生葡人以及其他西方人所創造並共享的文化和歷史遺產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對世界主義精神的認識。在這幾百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澳門既是中西貿易的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中心。澳門幫助培養了最早的一批漢學家，包括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1543-1607）和利瑪竇（1552-1610）、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1623-1693）和南懷仁（1623-1688）、德意志籍耶穌會士魏繼晉（1706-1771）和湯若望（1591-1666）、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徐日昇（1645-1708），以及英國籍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等等一大批傳教士。他們翻譯、創作了一大批書籍，或者直接在朝廷服務，將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同時將中國文化介紹到西方，包括哲學、宗教、文學和科學。

他們都曾經在澳門學習、進修或者工作，很多人都是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畢業生。明清之際在中國的傳教士有400多位，其中200多位是作為東亞第一所西式大學的聖保祿學院所培養的。這所學院還培養了40多位中國籍的傳教士，比如有名的詩人和畫家吳歷（1632-1718）。中國第一所西式小學也是在澳門建立的，並培養出了容閎（1828-1912）以及黃寬（1829-1878）這樣的第一批中國留美、留英的學生。容閎後來在幼童留美問題上又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所有這些都是在葡萄牙人統治或者中葡共治的時候發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參與與合作，這也是不可能的。正如下面這張旅居澳門的畫家英國籍錢納利的畫作所顯示的，如果沒有這兩位中國人的幫助，馬禮遜也不可能將全本聖經翻譯成中文。所以說這種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共同的事業，也是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個值得驕傲的內容。

澳門作為一個文化交流的中心，也見證了各種宗教和文化的並存與融合，比如道教、佛教、基督宗教等等宗教。儘管各種宗教之間的互動並不太多，但是我們有時也能見到多種文化並存的情況。比如大三巴牌坊上就有各種文化符號:一方面有瑪利亞和聖徒的雕像、伊甸園、天使和魔鬼、葡萄牙帆船的雕像；另一方面也有中國龍（儘管和大家平常看到的龍不盡相同）、日本的菊花，以及用中文雕刻的訓誡話語。聖保祿教堂本來就是西方的建築師和東方建築師包括日本人和中國人合作的成果。土生葡人的存在，就是中西文化/族群融合最好的見證。

所以，雖然說在澳門歷史上還是有一些文化和政治的衝突，比如1966年的12-3事件，但是在大部分時間裡，大家還是相安無事，不同的文化之間還有一些互動，並且從長遠來看在增加東西方的互相了解方面創造了不朽的功勳。這是一種世界主義的精神，是一種超越了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精神。這是曾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中西先人為我們留下來的寶貴遺產。

發揚光大這個世界主義的文化精神

第二，那麼今天這個世界主義的精神如何發揚光大呢？澳門有很多社團。華人方面有政治力量龐大、人數眾多的商會、工會、街坊會、婦聯、青年協會、各種專業人士協會、新聞工作者協會、教育協會等等。葡人或者土生葡人方面社團人數較少、力量有限，但是也有各種組織，比如有根在澳門、澳門土生國際聯誼會、土生葡人協會、土生葡人劇團、慈善堂、崗頂澳門俱樂部、母親會、退休警員工會、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澳門葡英傳媒協會、土生葡人美食聯誼會等。當然各個宗教也都有自己的組織，甚至教育方面的組織，比如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誠然，以華人為主的社團也或有土生葡人加入，反之亦然。比如高天賜主導的澳門公職人員協會，就不光是土生葡人，也有華人加入，甚至主體是華人。不過大部分華人與土生葡人多參加自己族群的組織，不同族群的組織之間恐怕很少有來往、交流與互動。就和澳門社會的總體情況一樣，多少年來猶如吳國昌當年和Kathryn Clayton所說的，你過你的生活，我過我的生活，互不干擾。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儘管這樣做，對於保護自己族群的文化傳統與其他利益來說，可能還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不免和澳門傳統上也曾有過的世界主義精神有所背離。

當然這種背離，或許和政治有關。我們可以想像，澳門葡英傳媒協會可能和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理念不盡相同，共同探討新聞自由的問題就有些困難。他們和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組織理念有更多相同之處，討論起來會更容易一些。不過據業內人士講，這些討論也是比較非正式的，還沒有深入的研討與集體行動，所以還有改進的空間。其實即使是政治理念不同的組織，至少應該有一些專業理念方面的交流。澳門傳媒工作者組織福利會囊括了五家傳媒組織，定期在一起討論福利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其他組織也是這樣。其實只有理念不同的組織在各種問題上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共同進步，澳門傳統上的世界主義精神才能夠發揚光大。比如穆欣欣創作、後來頻繁上演的《鏡海魂》，有沒有徵求或者參考澳門土生語話劇團在內容和表達上的建議或者意見？澳門中華教育會有沒有和天主教學校聯會共同探討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等等問題？這是世界主義是否能夠發揚光大的問題。

需要文化企業家們來推動這個世界主義的澳門文化與族群認同

於是，第三，澳門需要有更多的、來自不同族群和社團的文化企業家來推動這樣的不同組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這裡的文化企業家不是說辦一個文化企業的意思，而是推動不同或者相同理念的組織來共同研究、探討提升自己業務範圍內的工作。無論是傳媒組織，還是工會、婦聯、青年、教育等等組織，均應如此。

這些文化企業家需要對澳門深厚的文化傳統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同時需要有一定的文化交流創造性與技巧。他（她）們需要發揚光大以及創造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文化認同，即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

這些文化企業家，可以是各個組織的領袖人物，也可以是澳門各個大學裡的專家、教授。他們有沒有可能像我們在上面所講的中西先賢們那樣承擔中西文化交流、提升澳門文化認同的責任呢？抑或是完全拋棄澳門中西合璧的傳統，走向所謂的中華大一統，“獨尊儒術”，搞文化“大陸化”呢？

看來發揚光大澳門傳統上的世界主義精神，發展一種多元的中國邊陲文化、不同族群之間充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文化並非易事。當前在與港台交流都有諸多限制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不過如果能夠建成，這會是一種澳門人可以引以為傲的文化，一種新的澳門文化，一種獨特性，一種對大中國文化都會有很大啟發的文化。這應該也是歐錦新先生所希望的文化與族群認同吧。

来源时间：2020/8/9   发布时间：20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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