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黎：美国不缺管控中美关系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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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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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黎来源：中美印象

6月17日，中美两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官员——杨洁篪和蓬皮奥——在夏威夷举行了重要会谈。之后，双边之间的论战似乎有所缓和。7月9日，中国外长王毅再次表示，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也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由于中国执政党与政府最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以及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中国对美政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即在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共同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平等关系。然而，尽管如此，美国国务卿蓬皮奥仍然没有停止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对执政党的诋毁。虽然有人赞赏蓬皮奥的奇侠风格及其外交团队的勇为，甚至透露他的团队中有来自东土大唐的高人指点，但是对那些恪守经典外交原则与礼仪的人们来说，蓬皮奥的言行常常令其咂舌。今年4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评论文章，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差国务卿之一”。

（图片说明：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

其实，美国知名学者、包括“建制派”成员常常批评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短视与盲目性。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Stephen M. Walt）撰文指出，虽然美国仍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没有必要也无能力在全球进行过度干预，包括无端指责其他国家政府推行的治国理念与政策。面对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领导人必须优先确保本国的核心利益，同时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沃尔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国际稳定构成的所谓威胁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从国际格局演变来看，强大而负责任的中国比美国坚持单边主义政策更可靠。因此，当年提出的“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是针对中国崛起最可取的战略。其一，中国并不具有谋求全球霸权的能力甚至意图，尽管常常听到中国媒体和学者讨论“天下”或命运共同体的声音。就历史和地缘安全而言，中国所寻求的只是在亚洲地区重新获得历史上它曾经拥有的荣誉感与相应“合理”的势力范围，中国对地缘安全的追求相对于美国当年在西半球的立场。其二，沃尔特等美国学者极力反对夸大中国的真实力量，即不应该把今天的对华政策建立在20-30年后可能变化的双边势力均衡上。相反，未来的美国政要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应该努力把美中关系恢复到此前的正常轨道，切忌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骂战”，甚至企望以对待当年苏联那种“不战而胜”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否则，美中关系不仅会陷入“向下触底”的竞争，而且将殃及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

毋庸置疑，持有与沃尔特观点或立场相似的美国学者、政府官员以及“中国通”的数量不少。例如，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他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的核心团队所瞄准的是一个“二十年前的旧中国”。鉴于美国政府的贸易和经济政策的断裂性和盲目性，它将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所有潜在严重后果。而乔治敦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麦艾文（Evan Medeiros）则强调，由于中美两国关系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竞争涵盖了地缘安全、经济利益、技术掌控和国际秩序的治理四个核心方面。此外，加州大学的政治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美国政府在保持与中国经贸、民间社会往来的基础上进行“巧竞争”，而非全面与中国对抗。此外，那些从全球战略视角评析中美两国关系的著名人物——基辛格、奈、艾利森等，同样提出了让人深思的战略思考。鉴于此，任何担心美国缺少国际关系人才显然是一厢情愿。至于近日网上流传的关于蓬皮奥已经屈尊到邀请大唐高人面授机宜的报道不仅是笑话，更是对美国知识精英所受的博雅教育和专业训练的某种侮辱。

（图片说明：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奇）

那么，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其高等学府又是如何培养服务于联邦政府或各类企业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呢？

众所周知，美国的高等院校开始参与到国家安全与情报收集以及为美国政府或私人企业培养地区研究的专门人才始于二战末期。在政府大量资金的支持下，这些汇集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强大脑的高校及研究所，不仅研发最先进的武器系统而且培养出一批批研究具体国别或地区的专门人才。从此，美国大学的国际问题领域的师资队伍也是世界上最具实际工作经验的群体。上述的几位学者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历甚至担任过相关部门的主管。美国国际关系教育系统具有的这一特点是毋庸置疑的，其实际效果更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美国人也是一个常常自我反省的群体。那就是，他们在迷信“天赋命运”的同时，也时常自问美国失败的原因何在。20世界70年代，当美国退出“越南战争”后，一些知识精英开始反思美国失败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越南历史、文化和人民缺乏必要的了解。为此，著名的乔治敦大学率先建立起“外交研究所”，该所的主要创建者斯密斯﹒辛普森(Smith Simpson) 面对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传统安全问题以及正在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他四处奔走呼吁提升广大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兴趣。

（图片说明：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的创建者斯密斯﹒辛普森）

鉴于美国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以及更庞大的财力支撑，美国不少院校建立了专门的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学院，例如，美国东部有六大国际关系重镇——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外交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和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此外，其他大学也有诸多的国际关系/事务专业。同样，西部也有五大国际问题研究重镇——华盛顿大学的杰克逊国际事务学院、斯坦福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项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国际事务与太平洋事务学院、克莱蒙大学（区）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及南加州大学的相关专业或方向。此外，美国的中西部大学中也同样不乏国际事务研究重镇。比如，美国学术和政府研究和管控对华政策的精英很多来自密西根大学。

（图片说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因最近“我喘不了气”大示威，该学院已经改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威尔逊是一个奉行种族歧视和相信白人至上的美国总统。）

那么，美国的高等院校是如何进行国际关系（含外交问题）教育与专业培养的呢？首先，美国高等院校一般都有系统的教学安排和程序。鉴于历史上美国深受欧洲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影响，欧洲外交史与国际体系的演变是学生的必选课。同样，美国的教育根植于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相交叉的传统，他们强调本专业的学生必须经过必要的理论与哲学思辨的训练。第二，在美国知名大学中讲授国际关系的不少老师具有一定的外交工作经历。因此学生接受的实际案例较多，其国际视野或思维能力也相应较宽。此外，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阶段在接受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同时，从不忽视基础核心课程的要求。即那些来自非国际关系背景的学生最终也得到相应的训练。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应该在主科方向（major）之外再选两个相应的副科（minor），例如，一个主修美国外交的学生，应该选修相关的经济、法律和历史等课程；或者一个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应该再选修两国的历史或政治、经济以及东亚问题研究。这样，在数年的系统训练下培养出来的专业人员在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时所显现出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每个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有其特点或传统。美国高等院校的管理理念与模式也未必具有普世的角色。不过，美国的教育特点的确能够为那些想要了解全球化的国际体系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视角或某种思考。尤其是鉴于中美两国关系在今后的30-50年间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基石，中美两国之间非常有必要增加相互了解和理解对方战略意图的途径。接触与对话无疑是最基本的外交方式。与此同时，为了尽量避免相互的误解与误判，双方有必要在一个总的框架下进行高层次的接触、互谅互让、保持灵活性。如果说，中美两国能够在冷战期间就建立大使级谈判机制，而在1972年后始终保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对话的话，那么今天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就没有理由允许双边“脱钩”或另起炉灶。毕竟，当今的中国仍然需要一个正面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以及不断地改善国民的利益。

面对此时与未来的国际趋势，谢淑丽提出的“巧竞争”不失为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框架。那就是两国恪守公平的全球规则，在经济上竞争，在科技上竞争以及在体育和外交上竞争。但是，两国在世界范围进行竞争的同时，时刻保持在全球流行疾病、气候变化、核扩散等议题上的必要合作。从长远来看，中美两国需要一种稳定的关系，即便这种关系更具竞争性。说到底，作为守成大国，美国需要一个更有效的战略，因为一味反击中国不是个好战略。同样，作为崛起大国，如果中国不希望别国视其崛起为威胁，因此它应该时刻保持必要的克制与包容，而这些“必须的要求”只能来自大学的专业教育。美国自然不缺管控中美关系的专业人才，但美国的文化也因对欧洲文明的本能蔑视、建国之后的开发新边疆和极端崇尚个人自由等因素一直弥漫着一种反智情绪。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就是反智情绪的崛起形成对政治环境的挤压。美国抗疫一而再、再而三的失利也与这种反智情绪有关。如果白宫在明年换了主人，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专业人才又会“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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