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名晖:中国的崛起会不会走德意志统一的老路?

【编者按:汤名晖是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中国财产规划与管理研究会秘书长,台湾丝路文化协会副秘书长。他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战国际关系和战略文化。他在这篇文章里把中国眼下崛起的走势与德意志1870年统一的轨迹做了细心的比较,并提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观点:中国今天的扶摇直上与150年前德国的杀出重围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然而,因为前车之鉴,因为自身文化与文明的独特性,因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提出,中国的崛起完全可以避免德意志民族崛起后的悲剧,为21世纪大国外交和国际竞争闯出一条新路。作者说,“19世纪的德意志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以三场战争完成民族统一,随后更积极向外扩展,但是却为下一代人埋下一次大战的种子”;“当前虽然似乎弥漫着大国竞逐的烟硝,且已在其他非军事场域上逐次发生,但是中国未必要循着西方霸权崛起的经验,在自身文化与文明的独特性上铨释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有利于中国的场域中取得非军事或超军事的成就,方能在西方霸权崛起的经验和代价上归结出更有利于全人类的的发展轨迹”。文章原标题:以史为鉴中国会循着德意志统一的轨迹吗?本文2020年5月19日首发于改版前的《中美印象》。】

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自21世纪初期延续至今的美国反中意见逐渐汇聚成型,在「美国优先」为前提的大旗之下提出各种意见。几种主流的意见对中美关系也提出忧虑的看法:第一种,从权力转移角度来看而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但也出现调适版本「宋辽模式的竞争性伙伴关系」;第二种是基督教文明与儒教之间的文化与文明的对抗,承袭杭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以来的观点,第三种是价值与制度之争,像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原先提出的命题「历史的终结」与其后调适的版本「从历史的终结到民主的崩坏」;第四种是地缘政治之争,中美两国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竞逐,以及亚非拉地区的经营;第五种则是美国是否还要邀请中国加入国际秩序,或是中国谋求新的国际秩序与价值,进而取代现有西方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以上五种观点的讨论似乎呈现中美之间似乎只有零和之争一途,人类历史上最庞大且具文化代表性的两大集合体似乎走向不可逆的对抗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甚至促使美国民众相信,中国不只对对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更直接危害到人民本身的利益。历史何其巧合且不幸,看似又与1870年德意志统一前夕的轨迹有着相同之处,人文科学虽然没有可以万用的公式和范例可供后人抄作业,但是有些相似的征兆或许可做人们的警惕,以理性与科学的力量找寻跳脱命定的可能性。

1、国家现代化追赶有成

19世纪德意志统一最大的课题是工业化程度不如西欧国家。法国有着地近英国之便,得以较早发展工业革命,法国也较德意志地区早完成民族国家进程,有助集中国内与海外殖民地的资本与资源投入工业革命。法国的具体优势是德意志民族尚未统一,且海外殖民地较少的普鲁士所无。然而,普鲁士却在威廉一世任内成功安抚容克(Junk)阶层加入资本主义的行列,解决阶级与土地问题,一时之间工业大盛,并成为欧陆铁路铺设最快的国家之一,在工业化的进程上后发先至,甚至超越较早发展的法国。各个行业都出现顶尖企业,克鲁伯和蔡司等知名企业也是在此时发迹,德意志的民族工业于此时成功的在欧陆上能和法国一较高下。

中国在近代工业化的脚步上远远落后西方国家,然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转向发展民生轻工业,成功的带领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向发展,经过近30年的努力也出现华为和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而华为的5G就像光学行业的蔡司一样的地位,且以更短的速度在部分领域上追赶西方国家。西方工业国家走了两百年的路,中国以30年就达到部分领域和指标的进程,这更让素来掌握全球行业规范与标准的美国更为忌惮。

2、科技突破带动军事革新

普鲁士自威廉一世登基以来整军经武,任命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和知名军事家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进行改革,从军事制度到武器的革新(如:率先使用后膛枪),战技战法和观念都超越法国。现今的中国虽无铁血宰相,但是习近平主席有着强烈的意志和使命感,中国这几年在尖端领域的成就已有部份是西方所不及:划时代革命的量子通讯卫星,以及已完成35颗卫星配置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以及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科技的突破和应用。这些科技上的成就也正向带动军事事务革新的发展,然而既有霸权国却表现出过度的不安。


       (图片说明:德意志统一的主要领导人“铁血宰相”俾斯麦)

3、民族统一的必然性

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氛围下强化了中国对民族统一的必然性,「两岸统一与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亦被视为中国历代领导人不变的政治铁则。德意志统一过程中的普鲁士也是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下统一奥地利以外的地区,甚至还包括收复亚尔萨斯和洛林,这两的在17世纪前仍为的日耳曼传统地区。民族情绪还成为普法战争的关键工具,最终在「埃姆斯密电」(Emser Depesche)的催化下成功的激怒法国,法国因此败于准备周全的普鲁士,战后顺势统一德意志。

民族主义和民粹政治在特朗普任内迅速发展,催化美国国内「反中」的声浪,甚至提出对中国究责的不理智行为。延续之前「中美贸易战」被鼓动的美国中下阶层,随着总统大选将至,两党候选人更加大对中国的批评,更缺乏理性探讨中美关系政策的平衡空间。若要能期待美国民众比政经菁英更快反转的可能性又更低,即使有纽约时报等媒体尝试平衡报导,仍不能阻止美国国会尝试对通过中国不当的法案。

4、对手犯错有隙可趁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不但没有积极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者的角色,甚至进一步强化自利的举措,小处有扣押外国防疫物资的案例,大处则放弃以往维护秩序的角色。有别于2008年经济崩溃以及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危机期间,美国承担起全球应对措施协调者的角色,如今却是连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国家也对美国失望。

普法战争前的法国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成功的与英国共同沾染胜利的风采,但是在墨西哥内战中让奥匈帝国大公马克西米利安身陷危境而死,失去在地缘上能够制衡普鲁士发展的重要助力。面对波兰人的起义活动给了口惠实不会的承诺,不只是再次失去道德的高度和东欧国家的支持,更触怒了能从东方牵制普鲁士的俄国。法国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支持萨丁尼亚王国却又阻止其进军罗马,矛盾且不负责任的作为同时激怒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人民,使得在普法战争前的法国缺乏地缘政治上可能的盟友,普奥战争的不作为又让莱茵河的德意志诸邦和巴伐利亚王国认为法国不可靠,这种自利且矛盾的作为使法国失去有利形势。美国自冷战以来所塑造的国际秩序是否能延续,端看美国如何对当前的境遇重新诠释自身的角色。

(图片说明:普鲁士军队攻占巴黎后在凯旋门)

5、内部矛盾需要转化

美国内部除了疫情问题,还有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各种矛盾,而最大的种族矛盾还是被特朗普亲自挑起,操作美国内部的反中议题,指责华裔可能是中国间谍,彷佛麦卡锡主义再现,并且设计名单指责中国学者如何窃取美国的高科技,这个现象如同普法战争后在法国发生反犹的「屈理佛斯事件」(Affaire Dreyfus)。法国军方设计了一套名单指责犹太裔军官对国家不利,试图泄漏法国陆军和炮兵给德国,但这只是普法战争前保皇党、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之间造成的失衡所激化。

6、同样面对「邻国困境」

中国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在地缘战略最大的困境便是邻国众多,而且最大的威胁者同为俄国。德意志面对俄罗斯的漫长东线使得其无法专注面对法国,中国面对俄国长达3605公里的国境线是极大的心理压力。自清朝末年以来俄罗斯对中国邻土的吞并为列强之最,二次大战期间又扶持外蒙独立,对近代中国造成的领土损失不亚于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的满州国。1960年代起到1989年的中苏交恶期间更是中国最大的实质忧患,在近代的集体记忆是难以抹灭的。

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往东发展最大的挫败-楚德湖战役(Schlacht auf dem Peipussee),便是被俄罗斯的前身诺夫哥罗德(Новгород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所击败,直到二次大战的东线德军都以条顿骑士团的旧事为鉴。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和普鲁士造成的影响同样深远。当代的中国前有美国「印太战略」后方又得面对俄罗斯在「一带一路」的作用,造成得中国在地缘政治的双重压力,必需同时兼顾海权和陆权不能有失。换言之,只有中俄关系无虞或是满足俄国某些条件的前提下,中国才能专心面对中美与同一结构下的台湾问题。当时的俄罗斯由于忙于处理克里米亚战败后的内部改革和农奴问题暂时无法兼顾欧陆事务,这是当时普鲁士得以对法国速战速决的重要条件,若俄国有这样的天时,对中国而言更需要注意。

经由上述的讨论,中国似乎在循着德意志统一的轨迹前进,但是从主体的本真层面来看仍有差异,这决定了中国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方式响应当前的境遇,使得中美关系的挑战和发展仍会出现其他的变量,略论如下。


       (图片说明:德意志1870年统一后的版图)

7、文化与文明的歧异更大

德意志和法国虽然有着新教和天主教的不同,但仍是同一西方文化圈的一员,更是同为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有着相近的历史文化与习俗传统。中美两国则是歧异性更大的文明体,从宗教、语言、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着根本性的相异,更需要漫长的视域推进过程才能在同一议题上消弥认知的歧异,沟通行动上的复杂度和积极度远超过具备相近前理解的欧美各国。而当时的欧洲王室和名门之间多半有亲缘关系,这样的软性接口是中美所无,也是当时非欧洲传统王室的拿破仑三世所缺乏的优势。

8、中国不只具备硬实力

在文化与文明歧异的前提下,中国所能展现的权力手段不只是西方传统的政经军层面。台湾学者林中斌教授指称为超军事手段:以文化、社会或经济等非军事为前导,军事实力为后盾的组合式手段;或是解放军将领乔良所称的「超限战」,这种没有规则和手段的限制,跳脱传统的军事或外交场域。乔良更进一步指出战争的「泛化」是未来必然的结局,网络战、资源战、媒体战、金融战、文化战,这些领域都将是未来激烈白热的战场,中国必须将所有的领域都军事化看待。西方观点中较接近这种「超限战」思维的描述方式称之为「锐实力」(Shape Power),其其论述偏重于手段与途径,而忽略不同文化之间对于权力本质的认知和操作的理解。

9、巨大水体是难越天险

有别于德意志和法国同样位于欧洲大陆上,中美两国之间隔阂着太平洋此一庞大水体。从二次大战的经验得知,日本仅靠一场珍珠港战役都无法遏止美国的反攻,若要在军事上彻底打败美国将得耗费更为庞大的资源。在太平洋上使用军事手段的成本极为昂贵,超军事手段或超限战将更为便宜实用。这种自然条件一定的制约中国的行动自由,在兼顾各种内外条件的前提下更不能轻易使用军事手段,即使速战速决的成本和风险也相当高,要跳出这样的矛盾循环就只能仰赖前述的超限战。另一方面,巨大水体的优势是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称之为「离岸平衡」的基础条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新型大国关系」提到「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或许有类似的考虑。

(图片说明:哈佛大学教授埃利森的著作《必有一战》封面)

10、最佳时机拐点未至

决定德意志统一的普法战争爆发前夕,普鲁士在钢铁生产和经济成长的表现都优于法国,今日的中国虽然在整体的经济规模和外汇储备等指针上堪称第一,但是在人均所得的比较上只是开发中国家的水平。这种在均质性条件的劣势使得中国短时间内需要多做考虑。而且美国还具备破坏式创新的成就和关键技术与规范的话语权,在资通讯和航天科技等重要的底层标准仍是以美国为主。国际结汇也是以美元为主要货币,使得美国能轻易发动「油元战」,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等国的案例就在眼前,更值得我们深思需要储备何种能力和挑选何种时机。

11、信息科技的双面刃

现今信息科技的发达和垃圾讯息的泛滥程度也是19世纪所远不能想象,便利的信息科技带来讯息交换的便利,也使得各种错误或偏颇的讯息于不同的社群快速传播。信息创造的能力不对称和同温层之间的错误讯息传播成为双面刃,民主国家内部的开放性容易被错误讯息穿透或影响,助长民粹的力量,更使得极端意见之间的对立难解。中国虽然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但是官方仍要响应网络上的民意,以及运用社群和新媒体平台调适治理问题。因此,信息和舆论场域上更容易成为中美之间低成本但可持续进行议题交锋的管道。

12、全球化议题需要对话

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等有利于全球化的机制,但是全球暖化或新冠肺炎等新型传染病都不是一个国家能独立面对,至少在药品和疫苗的研发上仍需要最低限度的交流。中美两国即使现在因为疫情而高度对立,但未来不代表没机会在同时面对危害两国的议题,至少朝鲜半岛无核化就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虽然没有共同的时程表,但是中美两国皆不容朝鲜半岛的情势失控。

13、大战略布局迂回霸权后院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之一是普鲁士的亲王有可能入继西班牙王位,倘若成真,将使得法国面对腹背受敌的局面,因此法国极为反弹。今日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亚非拉大团结」的基础下深入多数开发中国家,在拉丁美洲亦打下相当基础。以阿根廷为例,中国在阿根廷设有卫星工作站,同时也计划为阿根廷发射90颗卫星,这座工作站是中国在南半球做重要的工作中心,也弥补中国在全球卫星测控的缺口。

相对于特朗普对拉丁美洲的轻视,中国近十余年对拉丁美洲可谓深厚经营。华府智库「美洲国家对话组织」(Inter-American Dialogue)指出,中国自2005年以来,透过国家银行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提供超过1,410亿美元贷款,接受贷款的主要国家以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和阿根廷,援助贷款项目以石油能源、交通运输和水电开发等基础设施等,成功造福当地人民与促进社会的发展。

14、中国将走上德意志统一的轨迹?

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海啸后,美国设法透过持续删减国防与非国防可支配支出来降低预算赤字。在那之后的几年,美国国防部所吸收删减的支出高达5,000亿美元。去年两会时中国单方面公布的数字约为1774.9亿美元,虽然有部分预算隐而不现,但整体数字尚不及美国,更不似普法战争前两国的陆军规模已成反转局面,但是中国每年保持约10%的军费成长,扩张的速度远超美国,实不能忽视此一未来超前美国的轨迹。

对中国而言,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比,两岸统一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的本质还是回归到长远的中美关系如何发展,美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如何变动。在美国逐渐回避国际责任之际,中国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传统的军事手段更不需要作为第一选择,但是在各种超军事手段或超限战的操作将更为灵活。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国将会有着更多的工具和灵活的手段,例如:当前中国推动的数字货币也有可能是未来应对货币战的储备工具,至少使得离岸人民币有其他的避险管道。

19世纪的德意志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以三场战争完成民族统一,随后更积极向外扩展,但是却为下一代人埋下一次大战的种子。「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若循着类似的轨迹,是不是能为下一代人创造更好的机遇?

当前虽然似乎弥漫着大国竞逐的烟硝,且已在其他非军事场域上逐次发生,但是中国未必要循着西方霸权崛起的经验,在自身文化与文明的独特性上铨释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有利于中国的场域中取得非军事或超军事的成就,方能在西方霸权崛起的经验和代价上归结出更有利于全人类的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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